第二节 基于银行风险承担的信贷渠道相关文献
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的最主要原因是危机前美国长期实行超宽松的低利率政策，导致银行等金融机构主动承担过多的风险，并由此推动了房地产价格和以房地产为基础的信贷以及衍生金融资产价格的过度上涨，最终破坏了金融系统的稳定。简言之，是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改变了金融机构的风险偏好，使它们愿意主动承担更多风险，向信用等级更低的借款人发放更多的贷款，造成整个金融系统过度的风险积累。
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是对信贷渠道放松金融中介风险中性假设而得到的一种新的传导渠道，本质上属于信贷渠道。该渠道由Borio和Zhu（2008）首次明确提出，他们认为货币政策的变动不仅通过影响无风险利率，以及影响企业和金融机构的资产负债表状况来影响信贷供给数量，还会通过影响金融机构的风险感知与风险容忍度、风险识别与风险偏好来影响投资组合的风险水平、资产定价以及资金的价格与非价格条款（徐明东和陈学彬，2012；张雪兰和何德旭，2012），并最终影响金融稳定和产出变动（金鹏辉等，2014）。
一、关于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性研究
通过假设银行风险非中立，国内外学者基本肯定风险承担渠道的存在性。Altunbas等（2009）研究发现，长期维持较低利率确实会增加银行的风险承担。Delis和Kouretas（2011）以欧元区银行为样本研究发现，宽松的货币政策环境更容易使银行增加高风险资产的配置。Maddaloni和Peydro（2011）研究表明，在银行间隔夜拆借利率降低的时候，银行通常会降低信贷标准。Ioannidou等（2014）发现，隔夜拆借利率的降低会促使银行放松信贷标准，抵押品的要求也会下降，从而使银行风险承担上升。Paligorova和Santos（2013）发现，在货币政策宽松时期，银行会放松贷款标准以吸引风险客户。Montes和Peixoto（2014）的研究结果表明，存款准备金率的降低也会提高银行对风险的容忍度。
在国内，陈玉婵和钱利珍（2012）通过使用16家上市银行的数据，发现货币政策立场与银行风险承担水平负相关，从而证实中国也存在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张雪兰和何德旭（2012）的研究发现，在政策利率低于均衡利率时，银行风险资产占比提高，风险承担水平上升。张强等（2013）通过使用14家商业银行2002—2012年的数据，实证发现中国存在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牛晓健和裘翔（2013）在以EDF计算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基础之上，实证发现低利率确实会增加银行风险。金鹏辉等（2014）利用股票市场月度数据，发现中国确实存在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但相对于其他货币政策传导机制的作用要小。张迎春等（2019）认为，宽松的货币政策导致银行管理者过度自信的心理偏差，而管理者心理偏差将显著影响银行的风险承担，即“管理者心理偏差效应渠道”。
二、关于风险承担渠道的作用机制研究
对于货币政策改变银行风险承担的机制，学术界众说纷纭，但归纳起来主要有四种作用机制：
1. 估值效应
低利率提高了借款人资产与抵押品的价值，从而使银行对贷款风险度量及对贷款损失的预期都会下降（Adrian和Shin，2009；Altunbas，2010；Borio和Zhu，2012）。估值效应具有显著的顺周期性，这种效应也常被称为金融加速器的影响机制。江曙霞和陈玉婵（2012）研究发现，低利率政策会通过提高资产或抵押品价值途径，降低银行对违约风险和损失的估计，使银行产生乐观情绪，认为经济繁荣会持续下去，从而提高风险偏好。另外，宽松货币政策也会优化借款人的资产负债表，使那些原本不符合贷款标准的群体成为银行的客户，从而提高了银行的风险承担。
2. 逐利效应
由于银行通常会向投资者承诺一定的收益率来获取资金来源，在扩张的货币政策环境下，整个市场的利率较低，银行的负债成本难以覆盖，银行必须通过承担更高的风险获取高收益来兑现当初对投资者的收益承诺。因此，低利率环境会促使银行主动承担更大的风险（Rajan，2005；Altunbas，2010）。对高收益的追求还有另外一个原因是银行高管的薪酬通常与银行收益的高低相挂钩，使管理层有动力提高那些高收益（也是高风险）资产项目的持有比重，从而提高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
实际上，逐利效应不仅仅体现在银行资产端，还体现在负债端，紧缩货币政策带来的负债成本上升必然向资产端传递，造成资产端风险承担水平上升。赵成珍和宋锦玲（2017）通过构建理论模型，提出货币政策带来的风险承担变化是银行资产组合配置效应与风险转嫁效应的共同结果。从组合配置效应来看，当实施紧缩货币政策、利率提高时，银行将更有动力去监督贷款资金的安全，银行贷款安全性提高，违约率下降，银行风险承担水平下降；从风险转嫁效应来看，当实施紧缩货币政策，银行负债端的利率也会上升，为了覆盖负债端成本的增加，银行将不得不增加高收益、高风险资产的配置，从而引起银行风险承担水平的上升。由于组合配置效应与风险转嫁效应对银行风险承担的影响在方向上正好相反，因此，货币政策对银行风险承担的最终影响取决于二者效应孰大孰小。
3. 预期效应
在宽松货币政策环境下，市场经济一片繁荣，银行会认为繁荣将持续下去，因而会降低风险厌恶程度（Campbell和Cochrane，1999；Altunbas，2010；Angeloni，2011）。央行的货币政策变动会向市场参与者传递相关信息，当货币政策宽松时，市场有理由认为央行的目的是为了促进经济增长，预期企业的盈利能力会得到改善，银行也会调低企业的违约风险，放松信贷标准，从而一部分原本风险较高的企业在预期效应下可能成为银行的借款人，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上升。
4. 保险效应
银行预期在经济面临下行压力时，央行会降低利率以提振经济，这为银行风险承担行为提供了保险与激励（Borio和Zhu，2008；Altunbas，2010）。Farhi和Tirole（2009）认为，央行在经济下行阶段采取一系列宽松救市政策会鼓励银行承担更多的风险。江曙霞和陈玉婵（2012）认为，“格林斯潘卖权”实际上是央行对金融机构提供的一种隐性保险。在银行对央行的救市预期下，银行承担风险的收益与承担风险担负的成本之间存在着不对称性问题，因而，银行更有动力去承担更多的风险。
三、关于风险承担渠道的影响因素研究
目前，国内外学者主要围绕银行微观特征、公司治理结构以及宏观环境三个方面研究风险承担渠道的影响因素。
1. 银行微观特征的影响
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传导效果还会受到银行微观特征的影响。银行微观特征主要包括规模、流动性、所有制、资本水平及盈利能力等方面。在银行规模的影响上，由于不同规模的银行在资产分散化、风险管理能力等方面存在差异，使得货币政策风险渠道因规模差异而出现非对称。Altunbas（2010）认为，银行规模越大，其分散化投资以降低风险的能力就越强，因此，银行规模的影响会抵消由于利率下降而引起的银行风险增加。Delis等（2012）认为，由于规模大的银行具有较强的风险管理能力，更加容易转移风险与抵御风险，所以更可能从事高风险活动。Delis和Kouretas（2011）认为，非传统业务收入的增加会使银行承担更大风险。Lopez等（2012）认为，资本充足率越高，银行越会增加风险承担水平。
在国内，徐明东和陈学彬（2012）也认为，银行的规模越大，其风险承担水平对货币政策的敏感性越低。张丞和韩旺红（2013）研究表明，银行流动性对贷款类的银行风险承担有显著正向影响。刘晓欣和王飞（2013）认为，银行盈利能力较强会使其在下一期投入更多的资金进行风险活动。蒋海和黄敏（2017）认为，非存款负债占比的增加会显著降低银行的风险承担。
2. 公司治理结构的影响
Laeven和Levine（2009）研究发现，商业银行的公司治理结构对银行的风险承担具有巨大的影响力，银行大股东占比越大，银行的风险承担意愿越大。Fortin等（2014）认为，对银行管理层的激励方式也会影响银行的风险承担，以高薪酬方式进行的激励会降低管理层的风险承担，而股权激励则会使管理层增加风险承担意愿。Mnasri和Abaoub（2012）认为，银行管理层持股对银行风险承担具有重要影响，管理层持股会提高银行的风险承担，但管理层持股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他们的研究还发现，所有权结构对银行风险承担并没有显著的影响。
在国内，孔德兰和董金（2008）认为，若银行的公司治理机制完善，则有助于银行进行风险管理。大股东控制力、独立董事比例与银行风险显著正相关，董事会和监事会规模与银行风险显著负相关，而特许权价值、资产规模和财务杠杆与银行风险呈显著正相关。庄宇等（2013）以中国上市银行为样本进行研究，发现股权集中度对银行的风险承担具有显著影响。李晓庆和刘江慧（2016）认为，银行股权结构越集中，银行风险水平越高，股权制衡度与银行风险承担呈显著负相关；高管薪酬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呈显著倒U型关系；董事会规模和监事会规模都与银行风险承担呈显著负相关；资产规模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也呈显著负相关；年度内董事会会议次数和监事会会议次数对银行风险承担影响不显著。
3. 宏观环境的影响
在银行业竞争影响方面，Altunbas等（2012）认为，银行业的竞争会影响银行的风险承担，银行竞争程度越高，银行越会放松贷款标准以吸引客户，但银行业的竞争程度与其风险承担之间存在非线性关系（Jiménez等，2013）。徐明东和陈学彬（2012）认为，货币政策会改变银行间的竞争，从而影响银行的风险承担。当货币政策宽松时，银行的特许权价值会下降，银行间竞争加剧，为了在竞争中取胜，银行会降低放贷标准，增加高风险资产比重，从而风险承担提高。方意（2012）提出资产替代效应理论，认为低利率将迫使银行调整其资产结构，从而增加风险。这是由于政策利率下降致使无风险利率也随之下降，为了在竞争的环境中获取更高收益，银行通常会降低无风险资产比重，配置风险更高、收益更高的资产，从而提高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王新（2017）认为，银行间通过价格或非价格手段展开的存款竞争在增强银行流动性的同时，也会提高银行的信用风险，并促生更多的影子银行业务，导致银行风险承担上升。张文远和马宁（2019）认为，由于银行创新会分散银行的风险，而银行竞争会抑制银行的创新行为，因此，竞争加剧会提升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
在存款保险制度的影响方面，Anginer和Demirgüç-Kunt（2012）发现，存款保险制度虽然在危机期间有助于保持银行业的稳定性，但在非危机期间却提高了银行的风险承担。汪莉（2017）发现，隐性的存款保险制度会放大银行杠杆的顺周期性，而银行杠杆的顺周期性会提高银行在宽松货币政策环境下的风险承担。郭晔和赵静（2017）发现，自从存款保险制度正式实施以来，中国的非国有银行通过加杠杆和开展影子银行业务承担了更多的风险。虽然较多的存款可以保护银行免受经营风险，但存款的增加会使银行有动机过度放贷。这是因为存款具有较低的流动性风险，使银行有动机承担更多风险（Khan等，2017）。王晓博等（2018）研究发现，存款保险限额与银行风险承担之间存在U型关系，提高存款保险限额未必会增加银行的风险承担，存在一个能使银行的风险承担实现最小化的最优保险限额。
在宏观经济周期影响方面，Montes和Peixoto（2014）认为，在经济繁荣时期，银行会因乐观的态度而增加风险投资活动。李菁和梁俊（2015）认为，扩张性货币政策对银行业风险承担存在显著时变特征，并随宏观经济周期呈现结构性突变。刘生福等（2018）认为，随着利率市场化水平不断提高，宽松（紧缩）的货币政策会刺激（约束）商业银行风险承担行为。
在其他因素的影响方面，Bruno和Shin（2015）认为，跨国银行的风险承担水平因资本流入美国而降低。项后军等（2016）认为，利率市场化对货币政策风险承担渠道的影响在不同类型银行间存在差异，对外资银行的影响最明显，对大型商业银行的影响最小。胡利琴（2016）认为，长期内紧缩性的数量型调控政策和扩张性低利率政策更易引起影子银行的扩张行为，且两者的配合会强化影子银行的风险承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