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恋对心理健康的影响

作为一种风格或习惯性互动策略，安全型依恋在系列研究中已经显示出与社会科学中涉及的几乎所有心理健康和总体幸福中的积极指标呈正相关（Mikulincer & Shaver, 2016）。

在个体层面，这些变量包括面对压力的心理韧性、乐观、高自尊、自信和好奇心、对人类差异的接纳度、归属感，以及自我披露和自信、对不确定性的接纳度、对困难情绪的调节、参与反思的元认知、对不同观点的理解等（Jurist & Meehan, 2009）。达成上述种种的必备要素包括为维持情绪稳定而采取的有效情绪调节的能力、将信息处理为连贯整体的能力，以及保持自信从而促进决定性行动的能力。即使面对创伤（例如9·11事件），安全型依恋似乎不仅可以减轻这种经历带来的影响，还可以促进创伤后的成长（Fraley et al., 2006）。

在人际关系层面，这些变量包括与他人互动时敏锐的调节能力、共情反应、同情心、对与自己不同的人保持开放的能力，以及利他行为的倾向。研究表明，当我们能够维持情绪稳定时，我们会更善于敏锐地觉察他人的暗示以及想要获得支持的需求，然后以一种他们愿意接受的关怀方式做出回应。当我们感到安全时，我们会提供给他人更多的关注和资源。相反，更焦虑的人往往会专注于处理自己的痛苦，或者他们提供的照顾不符合另一方的需求。回避者则会忽视自己和他人的需求，较少表达同情和提供相互支持，他们倾向于远离自身和他人的脆弱感。

当我们拥有一个与所爱之人共同建立的避风港和安全基地时，我们会更善于处理差异和冲突。安全的联结塑造了平衡的、可调节的个体，他们能与亲人和朋友建立更好的关系，从而促进持续的心理健康和情绪调节，以及更强的与他人交往的能力。

就本书而言，特别强调的是要关注安全型依恋对情绪调节、社会适应和心理健康的影响。这些都是鲍尔比的主要关注点。在心理健康方面，很显然，不安全型依恋增加了治疗中最常见的两个问题，即抑郁和焦虑的易感性。这个过程究竟是如何发生的，取决于来访者个体，但一般来说，它始于依恋专家的情绪调节过程。有安全感的人更能够感知并承受痛苦情绪，而不用担心失去控制或不知所措。他们不需要改变、阻止或否认这些情绪，因而可以自如地利用情绪来确定方向并朝着实现他们需求和目标的世界前行。他们也可以更快地从悲伤和愤怒等负面情绪中恢复（Sbarra, 2006）。我更愿意将有效的情绪调节视为一种跟随情绪的过程，而不是敏感或压抑地进行反应，进而能够应用这种情绪来指导个体的生活。

另一方面，很明显，不安全感是引发适应不良的一个重大风险因素。焦虑和恐惧的回避型依恋尤其与易患抑郁症和各种形式的压力及焦虑性障碍有关，包括创伤后应激障碍（post 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PTSD）、强迫性神经症（obsessive-compulsive disorder, OCD）和广泛性焦虑障碍（genaralized anxiety disorder, GAD）（Ein-Dor & Doron, 2015）。100多项研究显示，抑郁症状的严重程度与不安全型依恋有关。如果我们观察不同形式的抑郁就会看到，焦虑型依恋似乎与某种人际关系形式有关，其特点表现为更多的失落感、孤独感、遗弃感和无助感；而回避型依恋则与以成就为导向的各类抑郁有关，其特点是完美主义、自我批评和自我依赖（Mikulincer & Shaver, 2016）。不安全型依恋也与许多人格障碍有关——边缘型人格障碍（borderline personality disorder）尤其与极端焦虑型依恋相关，而精神分裂和回避型人格障碍（avoidant personality disorder）则与回避型依恋有关。不安全感也与外化问题有关，例如青少年的行为障碍、成人的反社会倾向和各种成瘾问题（Krueger & Markon, 2011; Landau-North et al., 2011）。

尤其使人印象深刻是与依恋过程和创伤后应激障碍相关的文献。心脏手术后患者（Parmigiani et al., 2013）、以色列退伍军人和战俘（Dekel et al., 2004; Mikulincer et al., 2011），以及儿童期遭受性虐待或身体虐待个体的PTSD症状严重程度与高水平的不安全型依恋相关（Ortigo et al., 2013）。最近的一项前瞻性研究显示，依恋过程与创伤后应激障碍的发展存在着显著的因果关系（Mikulincer et al., 2006）。2003年美伊战争后的创伤后应激障碍闪回和回避症状的严重程度被发现是由战争爆发前的依恋安全水平决定的。焦虑型依恋的个体表现出更多的闪回症状，而回避型依恋的个体则表现出更多与战争有关的回避症状。有证据表明，以依恋为导向的夫妻治疗方法可以帮助创伤幸存者，包括那些在儿童期被依恋对象虐待的幸存者，从而发展令人满意的关系（Dalton et al., 2013），并且使用这种方法似乎能减少创伤症状（Naaman, 2008; MacIntosh & Johnson, 2008）。携手共进与独自面对存在本质上的差异！

约翰·鲍尔比（Bowlby, 1969）和卡尔·罗杰斯（Rogers, 1961）都相信来访者天生渴望健康成长。从依恋理论中衍生出的对健康的认识与罗杰斯（他是心理治疗史和人本主义干预模式发展中的关键人物）提出的所谓的存在主义生活（Rogers, 1961）不谋而合，即以开放性的姿态随经验而调整和充分体验生活的每一刻。罗杰斯认为，一个功能健全的个体的核心特征是本能的信任，包括使自己的内在体验正常化和确认其有效，并将其作为行动指南；感受自由，包括能够积极选择不同的行动方案，并对这些选择负责；创造力，包括灵活和足够开放，以此拥抱新事物和促进成长。罗杰斯的结论是，一个“功能健全的人”在生活中经历了更广泛、更多样和更丰富的生活，这主要是因为“他们对自己有信心，并将其作为面对生活的可靠工具”。这种信心是个体与他人保持安全联结所带来的收获。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安全联结产生广泛的积极影响而逐渐断开联结引发内在的危险。

因此，当我看到亚当（我的家庭治疗来访者）的巨大转变时，我并不感到惊讶。就在三次咨询前，亚当似乎还是一个充满敌意、回避和消极怠工的青少年。但在他父亲史蒂夫公开向他伸出援手，并因儿子的失落感和挫败感而流泪之后，亚当告诉他：

“好吧，我一直很生气。我觉得自己很没用，是一个可怜的失败者，而且你似乎也这样看待我。所以做任何事都没有意义。我又何必费心呢？但是，当我们可以这样，甚至更接近时，我开始认为你想要我像个儿子一样。不知何故，这有助于我处理我的感受，而不是那么不知所措，总是那么生气。它改变了一切。对你来说，我好像很重要。我前几天告诉妈妈，也许现在我可以扭转局面。也许我可以学习并成为我想成为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