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与日本的密切往来
日本与渤海国隔海相望，是渤海国的重要近邻。武王仁安二年（日本养老四年，720），元正天皇派遣“渡岛津轻津司从七位上诸君鞍男等六人于靺鞨国（应当为渤海国），观其风俗”[26]，从此拉开了双方密切往来的序幕。渤海仁安九年（727），大武艺首次派遣高仁义等24人出访日本。此后，双方使节往来不断。据统计，自仁安九年至大諲譔十三年（727—919），渤海国访日活动共进行了34次，其中大武艺时期1次；大钦茂时期11次；大嵩璘、大元瑜及大彝震时期各2次；大言义和大明忠时期各1次；大仁秀时期5次；大虔晃、大玄锡和大諲譔时期各3次。而从仁安二年至大元瑜永德三年（720—811），日本使节访问渤海国共有14次。[27]
渤海国与日本之间的密切往来大致可分为三个阶段。
仁安九年至大兴二十七年（727—763）为第一阶段，相当于大武艺中期至大钦茂前期，渤海国遣使访日6次。大武艺遣使访日只有1次。此时正值渤海国与唐朝关系恶化之际，唐朝通过扶持黑水靺鞨、新罗等势力而形成了对渤海国的三面围攻态势，以此来遏制渤海国。所以大武艺才通过遣使访日要求与日方“亲仁结援”[28]，也就是在军事上寻求日本的支持，从而在渤海国与唐朝、新罗及黑水靺鞨的对抗中争取到一个可靠的盟友。但是，后来大武艺的愿望并未能实现。大钦茂在其执政的前期遣使访日达5次，明显多于其父大武艺。此时，渤海国与唐朝的关系已得到恢复和发展。但是，随着“安史之乱”的爆发，渤海国又受到了唐朝地方割据势力的潜在威胁。所以大钦茂遣使访日亦含有一旦遭受安禄山割据势力的攻击时，寻求日本军事上的支持的意图。从日本方面来看，这一阶段日本与新罗的关系恶化，不断发生摩擦。而“安史之乱”的爆发使得唐朝已无力顾及保护新罗。日本遂在淳仁天皇天平宝字二年至五年（758—761）间连续4次遣使访问渤海国，以求得渤海国从新罗北面出兵，与日本形成南北夹击新罗的态势，并把征讨新罗的时间定在天平宝字六年（渤海国大兴二十六年，762）。然而，随着“安史之乱”被平息，渤海国及时地表明其忠于唐王朝的立场。这样一来，日本原来做出的联合渤海国共同征讨新罗的计划也就被迫取消了。尽管渤海国与日本双方上述两次军事合作的计划都因各种原因而未能如愿实施，但双方还是通过这几次往来确立了政治上的睦邻友好关系。
大兴二十八年至大玄锡元年（764—871）为第二阶段，相当于大钦茂中后期至大虔晃时期，渤海国遣使访日达22次之多。在这一阶段中，尽管渤海国的政局曾因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斗争而一度动荡，经历了一个由振兴到中衰再到中兴的曲折发展历程，但其政局总体上是稳定的，社会经济也从整体上得到了恢复和发展，并逐步繁荣起来，成为盛极一时的“海东盛国”。另外，由于历代渤海王都恭谨事唐，而且渤海国在与新罗及黑水靺鞨的对抗中占据了主动，因此，来自各方面的对渤海国的威胁已基本消除。在这种情况下，渤海国遣使访日便从以军事、政治为主要目的转到了以经贸活动为中心上来。据统计，在这一阶段的22次访日活动中，渤海国得到日本回赐的各类纺织品的数量仅有明确记载的就达505匹（端）和3865絇（屯），约占日本回赐渤海使节纺织品总数（分别达到1100匹或端；16 165絇或屯）的49.9%和23.9%。[29]这还仅是所谓“宫廷贸易”的情况，至于渤海人与日本民间的贸易量就更可观了。在这一阶段的后期，渤海国与日本的文化交流也得到了加强。
这一阶段大致又可分为前后两个时期。大兴二十八年至大元瑜永德二年（764—810）为前期。这一时期渤海国遣使访日的主要目的是展开贸易活动。渤海国时期34次访日活动中人数最多的两次，即大兴三十五年（771）和宝历六年（779）都出现在这一时期，人数分别达到325人和359人。渤海国使团中，大使、副使等官员只占了很小的比例，大部分随团成员去日本的目的应是从事贸易活动。而且，这些人一般都要在日方的安置地居住半年以上，日方还“用常陆调
、相模庸绵、陆奥税布，充渤海、铁利等禄”[30]，在此期间，他们是有可能与当地的日本人进行贸易活动的。大元瑜永德二年至大玄锡元年（811—871）为后期。这一时期，渤海国在继续与日本展开贸易活动的同时，也加强了与日本的文化交流。在这一时期中，双方的文化交流活动不断，曾先后发生了渤海朱雀三年（814）王孝廉大使、释仁贞录事等访问日本时，与日本诗人唱和；渤海建兴五年（822）王文矩大使在日本参加马球比赛；建兴五年（822）和建兴八年（825）渤海僧人释贞素往返于日本和唐朝之间，传递日本高僧灵仙大师和日本天皇之间的书信及信物；大虔晃三年（859）乌孝慎大使将唐朝的《长庆宣明历》传入日本，周元伯副使与日本文人唱和；大虔晃五年（861）李居正大使传《尊胜咒》于日本等重要的文化交流活动。
大玄锡二年至大諲譔十三年（872—919）为第三阶段，相当于从大玄锡时期到末王大諲譔时期，渤海国遣使访日有6次。在这一阶段中，渤海国与日本贸易往来仍然不断，但是文化交流已成为双方往来的主要内容。在这一阶段双方的文化交流中，裴颋和裴璆父子发挥了重要作用。上面提到的6次访日活动中，除大玄锡六年（876）由杨中远出任大使、大玄锡十二年（882）由王龟谋出任大使外，其余4次使团均由裴氏父子担任大使。裴颋在日本期间，与许多日本诗人赋诗唱和，由于裴颋才思敏捷，出口成章，所以日本诗人把他誉为像三国时期的曹植那样的“七步之才”[31]。在与日本诗人进行文化交流的过程中，裴颋与日本著名诗人菅原道真结下了特别深厚的情谊，二人都非常敬佩对方的才华，菅原道真还把裴颋与日本诗人在赋诗唱和中即兴创作的诗篇编辑成《菅家文草》一书，此书一直流传至今。特别令人感动的是，大諲譔二年（908）裴颋之子裴璆出使日本时，菅原道真之子菅原淳茂是主陪官员。裴璆与菅原淳茂年龄相同，又都是才华横溢，二人见面后谈及父辈之事时倍感亲切。裴璆于大諲譔十三年（919）再度出使日本。在日本期间，他也像其父一样，与日本诗人赋诗唱和，给日本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得到了“名父之子”“忠节传家，英华累世”“光仪可爱，遗在人心”等赞誉[32]。上述史实表明，这一时期由裴氏父子与日本友人进行的赋诗唱和已经掀起了中日文化交流史上的一个高潮。
在渤海国访日活动中，一般都由渤海王和日本天皇互致国书。据统计，现存于日本史籍中的双方国书约有40篇。双方的国书不但遣词造句颇为讲究，而且充满了发展睦邻友好关系的强烈愿望。从双方的国书中，我们还能了解到双方交往的具体任务以及互赠礼物的情况。
除了国书之外，双方的行政机构还有牒文往来。据统计，现存于日本史籍中的渤海国中台省和日本太政官互致对方的牒文共有13篇，其中渤海第十一代王大彝震咸和十一年中台省致日本太政官牒文的原件一直在日本保存至今。在与日本的交往中，渤海国使团的结构已形成了较为固定的模式，如使团由四部分人组成，即中央官员（包括使头、嗣使、判官、录事）、事务官员（包括译语、史生、天文生）、地方官员（即大首领）和船员（即艄公），总人数限定为105人，访日年限为一纪（即12年）一次等。
日本方面在如何接待渤海使节上也形成了一定之规。例如，每当有渤海使节到达时，先由地方官向日本天皇报告并呈上渤海国王的国书及中台省牒，经天皇审查后决定是否予以接待以及哪些使团成员可以进入日本京城。与此同时，日方又组成陪同团具体负责接待事宜。
在渤海国与日本交往的过程中，双方也产生过矛盾和争论。由于日本方面总想以天朝大国的身份自居，处心积虑地要把渤海国降到低于日本的藩属国地位，所以他们有时对渤海使节态度十分傲慢，经常指责渤海国书“违例”“失礼”，并于渤海大兴三十五年（771）、大兴三十七年（773）、大兴四十三年（779）、建兴八年（825）、建兴十年（827）以及大玄锡六年（876）先后多次拒绝渤海国使节进入日本京城。日本方面还对渤海国遣使访日的期限一改再改。日本延历十七年（渤海正历五年，798），桓武天皇规定，渤海国使节每满六年才能访问日本一次，日本天长元年（渤海国建兴七年，824），淳和天皇即位后，又单方面决定把渤海使节访问日本的年限由原来的六年延长到一纪，也就是十二年一次。上述规定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渤海国与日本的正常交往。对于渤海国访日使团的人数，日方也做了限定，即最多不超过105人，渤海使团中，能得到日本天皇允许而进入京城者则一般都在20人左右，最多不超过40人。日本方面还对渤海国使团中的其他成员严加限制，不许他们在安置地同当地的日本人进行贸易活动，否则就要受到“殊处重科”[33]的处罚。面对日本方面的种种限制措施，渤海人一般都从渤海国与日本关系发展的大局出发，委曲求全，做出了一定的让步。
尽管渤海国与日本产生过一些矛盾和争论，但从总体上看，睦邻友好，和平共处及互惠互利却仍是渤海国与日本关系的主流。渤海国与日本之间长期的密切往来，不但稳定了东北亚地区的政治局势，而且还促进了双方的经贸发展和文化交流，从而在中日关系发展史上谱写出新的篇章。
[1] （北齐）魏收撰：《魏书》卷100《契丹传》，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2223页。
[2] （元）脱脱等撰：《辽史》卷32《营卫志中》，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377—381页。
[3] （唐）李延寿撰：《北史》卷94《勿吉传》，中华书局1974年标点本，第3125页。
[4]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219《北狄·渤海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6182页。
[5] （五代）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4上《突厥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5172页。
[6] （五代）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4上《北狄·渤海靺鞨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5360—5361页。
[7] （宋）李昉：《文苑英华》卷471《翰林制诏·渤海书》，中华书局1966年影印本，第2405页。
[8] （唐）魏徴等撰：《隋书》卷84《北狄·契丹传附室韦传》，中华书局1973年标点本，第1882页。
[9] 谭其骧主编：《中国历史地图集·释文汇编东北卷》，中央民族学院出版社1988年版，第80—83页。
[10] 上述数字根据王承礼《中国东北的渤海国与东北亚》（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一书中《拂涅、越喜、铁利、虞娄、黑水靺鞨朝唐表》统计（见该书第80—88页）。
[11]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219《北狄·渤海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6181页。
[12] （宋）欧阳修等撰：《新唐书》卷219《北狄·黑水靺鞨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6179页。
[13] 据王钦若等撰：《册府元龟》卷972《外臣部·朝贡五》（中华书局1960年影印本）记载，自元和十年（815）黑水靺鞨最后一次单独朝唐后，一直到后唐同光二年（924），它才又单独向中原王朝朝贡，可是这时的中原内地已归后唐政权了，见该书第11420页。
[14] [高丽]金富轼著，孙文范校勘：《三国史记》卷1《新罗本纪一》，祗摩尼师今十四年春正月条，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15页。
[15] [高丽]金富轼著，孙文范校勘：《三国史记》卷6《新罗本纪六》，文武王十年夏四月条，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版，第88页。
[16] 孙玉良编著：《渤海史料全编》，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399页。
[17] （五代）刘昫等撰：《旧唐书》卷199下《北狄·渤海靺鞨传》，中华书局1975年标点本，第5361页。
[18] [高丽]金富轼著，孙文范校勘：《三国史记》卷8《新罗本纪八》，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校勘本，第114页。
[19] [高丽]金富轼著，孙文范校勘：《三国史记》卷10《新罗本纪十》，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校勘本，第135页。
[20] [高丽]金富轼著，孙文范校勘：《三国史记》卷10《新罗本纪十》，宪德王四年秋九月条，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校勘本，第140页。
[21] [高丽]金富轼著，孙文范校勘：《三国史记》卷10《新罗本纪十》，宪德王十八年秋七月条，吉林文史出版社2003年校勘本，第144页。
[22] （宋）叶隆礼撰：《契丹国志》卷1《太祖大圣皇帝》，中华书局2014年点校本，第8页。
[23] [朝]安鼎福：《东史纲目》第五下，转引自[日]滨田耕策《唐代渤海与新罗的争长事件》，《龙江史苑》1985年第2期，第55页。
[24] [新罗]崔致远：《谢不许北国居上表》，《东文选》卷33《表笺》，日本·东洋文化研究所本。
[25] [朝]郑麟趾：《高丽史》卷92《崔彦撝传》，日本图书刊行会1909年版，第3册，第57页。
[26] [日]藤原继绳等：《续日本纪》卷8，国史大系本。
[27] 根据王承礼《中国东北的渤海国与东北亚》第四章第二节提供的数字进行统计（详见该书，吉林文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201—219页）。
[28] [日]藤原继绳等：《续日本纪》卷10，国史大系本。
[29] 以上数字是根据孙玉良《渤海史料全编》一书中转载的《续日本记》《类聚国史》《日本后纪》《日本纪略》《续日本后纪》《日本三代实录》《满洲发达史》《扶桑略纪》等日本古籍和著述提供的数字统计和计算出来的（见该书，吉林文史出版社1992年版，第240—306页）。
[30] [日]藤原继绳等：《续日本纪》卷35，国史大系本。
[31] 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18《文征》，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2年翻印本，第590页。
[32] 金毓黻：《渤海国志长编》卷18《文征》，社会科学战线杂志社1982年翻印本，第593页。
[33] [日]藤原冬嗣等：《类聚三代格》卷18《夷俘并外蕃人事》，国史大系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