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目的与学术意义

一 研究目的

近代以来，强寇入关，国门洞开，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的深层危机，陷入春秋战国以来第二次大变局。这场数千年一遇的民族大劫难在思想学术界激发了巨大的反响与回应，以“救世”和“启蒙”为主题的探索活动持续了整整一个世纪，先后请来了西方的“德先生（Democracy）”“赛先生（Science）”以及马克思列宁主义。以此为导向，经过旷日持久的英勇斗争，终于赶走了列强，收回了利权，实现了民族独立，并全方位地开始现代化建设。然而，直到今天，我们依然没有走出历史的大变局，中华民族的复兴大业尚未彻底完成，综合国力、人口素质、生活水平、社会保障等都有待提高，同时，周边关系日趋紧张，东海、南海等争端持续高热，维护国家安全，保障海洋权益，任重而道远。如何走出大变局，跳出“一治一乱”的历史周期律，仍然是一个值得深入研究的重大时代课题。

更加令人忧惧的是，随着科技的高度发展和经济的空前繁荣，享受着现代文明的人们，精神世界却在一天天变得空虚颓废，物欲横流，道德沦丧，世风日下，乱象纷呈：“腐败变质的食品，也敢卖；还没咽气的病人，也敢埋；自己喝得五迷三道，那车也敢开；明明里面住着人，那房也敢拆”^[63]；更有甚者，一个有着数千年敬老爱幼传统的礼仪之邦，如今居然要全民讨论老人摔倒了要不要扶、什么情况下可以扶以及怎么扶可以将风险降到最低等问题。人们不禁要问：这个社会到底怎么了？世态如此悲凉，人情如此冷漠，我们的民族还有未来吗？我们的未来还有希望吗？

《管子·形势》云：“疑今者察之古，不知来者视之往。”传统乃是一个民族的根和魂，为了救世和启蒙，我们曾弃之如敝屣；如今，整个民族已经开始品尝丧失根和魂的苦果了。严峻的现实似乎也在提醒我们：是时候静下心来认真反思我们对待传统的态度了！

作为一名70后，笔者对传统文化知之甚少。事实上，在那个极端漠视甚至仇视传统的特殊年代，孩子们正常的求知欲是很难得到满足的。国学功底浅薄，是我们这一代人身上难以抹去的时代烙印。选择明儒丘濬及其《大学衍义补》作为基础的研究文献，一方面是出于笔者对传统文化的热爱和对古人智慧的倾慕，另一方面也是基于前述的问题意识，困惑于中华法系畅行数千年而最终走向崩解的根源，希望通过系统地学习和探索以化解自己心中的一些谜团。因此，于我而言，这一次学术探研活动，不啻为一次难得的向古人学习的机会。希望通过这次系统的学习达成以下目的：第一，溯本求源，探究中华文明绵延不绝的根本原因，并深入思考古人选择“以道德代替法制”作为社会治理模式的内在理据；第二，追根问底，揭示中华法系大失败命运的深层原因，进一步考察思想界对这种“以道德代替法制”的巨大隐患是否有所察觉，以及为什么未能及时修正，几至酿成两千多年后的亡国灭种之祸；第三，深挖细查，厘清丘濬法思想的内在理路和基本框架，进而从内圣外王的角度发掘出丘濬法思想的结构体系，从而揭示西学东渐之前，中国古代法律思想的原貌和全貌。

二 学术意义

尽管对研究对象的选定最终是基于研究者个人的兴趣或需要，不可避免地带有浓厚的主观主义色彩，但客观地讲，任何一项学术探索，都必然有其相应的理论或现实意义，只是探索的深浅与意义的大小不同而已。《大学衍义补》是丘濬晚年倾注十年心血凝结而成的鸿篇巨制，洋洋洒洒164卷（包括正文160卷、目录3卷以及补真氏前书1卷），约150万字，该书以儒家内圣学为理论指导和立论根基，全面系统地阐释了儒家外王学的治国理念和经世主张，丘濬本人的法律思想也蕴含其中。因此，从法理学的视角观之，丘濬的《大学衍义补》有着极其重要的研究价值。

首先，从理论上讲，丘濬的法律思想值得进一步深挖细琢。丘濬作为一代博学鸿儒，其思想博大精深，蕴含丰富，但目前国内外学人对其思想的研究重点集中在经济、教育和文化领域，法律方面的探索非常有限，且系统性研究明显不足，属于目前理论研究中的一个薄弱环节，应该引起高度关注和重视。其一，丘濬生前以“尤熟国家典故”著称于世，对明清两代和当时的东亚都具有不凡的社会影响力，其法律方面的见识和造诣必定非同寻常，可圈可点，值得后人为此付出努力，深入细致地加以发掘和梳理。其二，丘濬的代表作《大学衍义补》中有长达十数万字的“慎刑宪”一目，专门对法律问题进行了系统的论述，不仅在中明以后影响深远，而且远播海外，对中华法系的其他成员国尤其是日本产生了重大影响。该目集中体现了丘濬的法律思想，无疑是法学研究的重中之重。其三，中国古人崇尚“天人合一”理念，注重“融和合一”精神，因而做学问也以综合性研究为正朔，“不曾把文学、史学、宗教、哲学各别分类独立起来”^[64]。法学研究亦然。丘濬的《大学衍义补》本着儒家“德主刑辅”的观念和逻辑专门研究“治国平天下”问题，德礼和政刑始终是两条并行不悖、横贯全书的主线，尽管有本末主次之别，但二者始终共生共存，缺一不可。因此，丘濬的法律思想必然遍及全书而非仅限于《慎刑宪》一目。其四，综观目前学界对丘濬法律思想的研究成果，基本上沿袭“以西释中”或“以今释古”的分析框架，即使不是现代人自说自话，也很难真正走进古人的内心世界和思想领域。相形之下，以“包举中国学术之全部”的“内圣外王”学说作为理论基础和立论框架，则更为契合古人的思维习惯和价值追求。有鉴于此，对丘濬《大学衍义补》中法律思想的研究还有更大的空间和更好的方法以待来者，本书的探索只是引玉之砖，希望更多的研究者投入其中，将这一课题持续深入推进。

其次，就现实来看，研究丘濬的法律思想也有补当前的法治建设。尽管中华法系早已崩解，秦汉以来历朝历代的法律也都随着时代的变迁而辉煌不再效力尽失，法律思想却不同，它凝聚着古圣先贤治国理政的理想与智慧，也承载着一个民族兴旺更替的艰难历程，无论是精华还是糟粕，对今天的法治建设都有值得借鉴和反思之处。正如孔子所言：“择其善者而从之，其不善者而改之。”（《论语·述而》），丘濬的《大学衍义补》采用“引言+按语”的形式撰写而成，在广泛征引“六经、诸史、百氏之言”的基础上，附以自己的见解（即“臣按”）。“臣所纂辑者，非臣之私意杜撰，无一非古先圣贤经书史传之前言往事也，参以本朝之制，附以一得之愚。”^[65]因此，该书不仅是丘濬个人智慧的结晶，也是历代古圣先贤思想菁华的凝聚，为中明以后历代帝王治国理政的必读教材，堪称传统儒家内圣外王之道的经典著述。古人云：以史为镜，可以知兴替。懂得承继传统，才能开创未来。因此，以“内圣外王”作为分析框架，去探究和分析丘濬的法律思想乃至一览西学东渐以前中国传统法律思想的全景，无疑是一次有益的尝试，对当前我国的法治建设亦有一定的现实指导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