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一

2016年，我在清华经管学院给中信集团中青年干部培训班学员做了一次讲座，题目即为《青年管理者》。原本只是完成例行任务，没承想还收获了积极效果和反馈，不少没能到现场听讲的同事纷纷找到我，索要课件材料。此后，又多次接到集团的讲课任务，本想换个题目，但同事们还点名要我重讲《青年管理者》。尽管平素不甚喜欢“炒现饭”，然而盛情难却，我也只能在旧作的基础上，每回做一些不同的取舍或扩充，重新讲授了几次。再后来，就有朋友鼓动我，把这课件写成书吧，就算是为同行和青年朋友做了一次公益，或许能积点功德呢。中信出版的策划编辑许志老师，经手过我前两本书的出版，对这件事尤为上心。她无疑是促成我最终下这个决心的关键人物。

在经历了长时间的积淀后，熬到了我们这个年纪，就整理学问而言，确实进入了创造力鼎盛的黄金时期。话虽这么说，但像我们这样的职业，每天都过得忙乱不堪，极易淹没在各种满满当当的日程和杂务之中；即便分割出少许的碎片时光，也会有这样那样的不速之请和意外事情。公退回到宿舍，等着的也是永续不断的邮件和堆砌成堆的材料。有人说：“智慧的人绝不会劳碌，太劳碌的人也绝不会成为智慧的人。”如此看来，内心的那份念想真的是遥不可及了。经年累月下来，也难免会有“心里长草”的浮躁，心情极易芜杂。想要在这种支离破碎的忙乱生活中寻得一段静心著述的窗口期，委实不容易。

2020年春突如其来的新冠疫情，打乱了原本密不透风的生活节奏，并在诸多方面深刻重塑了这个世界。春节后返回京城，面临的即是一个漫长的隔离期。寓居的京城大厦，到了夜晚更是空空荡荡，几无生人气。块然独坐，神与物游，环堵萧然。翻着古书，面对窗外的大雪纷飞，心情是格外地孤寂。想要不至于颓废，我便拣起了书架上已然蒙尘的那套讲稿，心中的诸多构思，在这段特殊的时空背景下逐渐酝酿、生发。我决计要完成这部《青年管理者》的书稿写作了。或许，这才是自己在这段孤寂岁月中最值得做的事情。

接下来的日子便不会那样孤寂了。等我清理出素材准备动笔时，江南已迎来春风桃李花开日了。再等我踌躇于书稿的框架结构而愁眉不展时，老家桐城的园外田亩和沼泽里，已经布满了新插的秧、少壮的麦，成荫的柳树也氤氲在一片清新的蒸气里。春夏之交，疫情时缓时急，几有反复，然而职业生活却在逐步恢复正常。各种预料的或不曾预料的变化，该来的也都来了，世事也永远是螺旋。好在几乎没有出差任务，每周也总能谋得几小块的整段时间，勉强使自己保持在连续创作的静心状态中。俯仰之间，大半年时间就这样过去了，天气日渐炽热，仲夏转眼即至。我想象京城的紫竹院公园，嘉木繁阴，高树上已满是蝉鸣，是一番“荷风送香气”的幽闲意象，我也终于完成了书稿主体部分的写作。我感到自己生命中的些许部分，和着这部书稿的进展在无声地燃烧。

与出版社商讨出版事宜，并着手各种细碎的收尾工程，这样又过了两月有余。当然，较之于前期的艰苦，这个过程已算是相当的轻松惬意了。这个时候，我又想起了三峡的连山绝壑。三峡有满具诗画的好风景啊，石体坚凝，杂木丰茂，烟林清旷，这个季节大约已有白露横江的气象了吧；那般“山红涧碧纷烂漫”的斑斓画卷，想必也不太遥远了。了却了这桩大心愿，真有一种由内而外的愉悦和放松。

二

我有幸在中国石化和中信集团这两家大型央企度过了近30年的职业生涯。走上管理岗位，探索着做一名称职的管理者，也已有20多年的光阴了。做管理不容易，做一名不让人生厌的管理者也很不易；如果更进一层，管理者能以自身的学问、修养和贡献，赢得员工发自内心的认同和追随，开拓一番“上下同欲者胜”的和合局面，那更是上了一个境界。

以我的理解，管理的真义，在于对常识的尊重、敬畏与坚守，更在于对人性的认识、理解和运用。管理本身就是一种高度情境化的活动，必须要因时因地制宜。任正非推崇灰度管理，集成了中国“执两用中”的中庸智慧，也承载着管理的精髓和实践性特质。灰度即是理解人性，重视的是情和理的结合以及以理节情的平衡，它介于黑色和白色之间，既有黑又有白，在不同的灰色谱系中找到一个合适的度。相比之下，管理不足和管理过度，都是滋生低效的沼泽地。德鲁克说过一句极精辟的话：“好的管理，有预见，静悄悄，平淡淡，不出英雄。”对比我们现实的场景，真是深值玩味。管理者的眼界和胸襟，决定了公司的想象力以及相容于环境的自适应能力。有句话说得很不错：“命运不是机会的问题，而是选择的问题；不是去等待的东西，而是去争取的东西。”公司的命运，在很大程度上确实取决于关键的管理者。与有思想的管理者一样，有文化的公司同样是一种稀缺品。有文化的公司才更有底线、更有韧性、更有追求。现实生活中，我、我们和我们生存的公司，与这些理念相对照，都有着不小的差距，这恰恰也是激发我们奋斗和持续改善的内在动力。这些理念和原则，是这本书的灵魂，统驭性地散布并体现于各篇章的始终。

一本书的原创价值无疑在于它的框架结构，这是进一步整合知识的坚实基础。这本书框架结构的灵感源自何处，又是如何建构的呢？这首先要回归真实的企业管理场景。现实生活中的管理活动，总是表现得纷繁芜杂、包罗万象。但究竟哪些才是最为核心、最为本质的管理活动呢？德鲁克的论断给了我很大启发。德鲁克将最基本的管理活动归结为设定目标、建立组织结构、激励员工、明确绩效标准以及培养人才这5项，并认为正是这5项基本活动，共同将相关资源通过“人”的工作整合成具有生机和成长潜力的组织。在建构这本书的框架结构时，我将这5项基本活动进一步提炼，并最终整合为战略、组织和文化这3个更为根本的管理范畴及其一体化框架。战略显然是管理的首要问题。战略需要管理，战略活动是管理者一项永不间断的责任。现实中，很多管理者甚至包括一些CEO，正在迅速失去战略思考能力，退化成一个事务主义者，满足于做一个指挥改善运营细节的角色，或者热衷于做一些过度交易，这是一个很危险的信号。在“战略”问题之后，管理者最应解决好的便是“组织”问题了。结构由战略决定，而组织又源于结构。对于管理者来说，“组织”命题涉及组织结构、组织能力以及与“人”相关的人力资源管理等一系列命题，这些都是关乎企业能力建设的核心问题。“文化”对人的行为存在内在的驱动机制，决定着管理者的行为方式，深刻地塑造并影响着员工的行为习惯和行为模式。管理者要真正做到让文化在企业的运行体系逐步生根化育，其关键点在于价值观和行为习惯。核心价值观本身就是最长远的战略；只有当员工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与公司的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时，文化的生根和化育才能算是取得了成功。

在这本书的谋篇布局上，我又是如何延展这个框架结构的呢？从目录和各部分导读中，大家可以得做一番轮廓性的概览。全书以“管理和管理者”为出发点，继而用较浓缩的篇幅介绍了中国管理思想的人文传统和近现代史背景以及西方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的“百年丛林”，并有重点地介绍了3位“有温度的”管理大师及其理论，接下来依次延展的便是“战略”、“组织”和“文化”这3个核心主题，探讨管理者涉及这3个核心领域的管理理论和实践历练，最终再回到管理者自身，探讨管理者的“学问和修养”并以此作为全书的终结。管理应聚焦于“人”和人性，注重企业的人性面。基于这一理念，全书的出发点和落脚点都是管理者，管理者无疑是全书的主角。尽管书名是《青年管理者》，但这本书其实是写给有志于管理的新时代青年和永葆“青年”状态的管理者的，因而适用于各年龄段的管理者。我深刻体会到：青年只是一个相对的人生阶段，这个阶段止于年龄而不会止于积极的心态；人只要有学习的欲望，发展就永无止境。“青年”这个词在这里的寓意，远远不止于年轻人，我们宁愿把它理解为一种蓬勃的进取心、一种持续的学习能力和一种无限的发展潜力，这跟年龄并无直接关联。

汪曾祺先生曾经这样说过：“我在构思一篇小说的时候，有点像我父亲画画那样，先有一团情致、一种意向，然后定间架、画‘花头’、立枝干、布叶、勾筋……”“写字、作诗、作画，完成以后，不会和构思时完全一样。‘暨乎篇成，半折心始’，说的就是这个道理。”这本书也经历了类似的创作过程。其间，我老是默念着幼年读过的王安石名篇——《游褒禅山记》。先生这样说：“入之愈深，其进愈难，而其见愈奇。”“夫夷以近，则游者众；险以远，则至者少。而世之奇伟、瑰怪，非常之观，常在于险远，而人之所罕至焉，故非有志者不能至也。有志矣，不随以止也，然力不足者，亦不能至也。有志与力，而又不随以怠，至于幽暗昏惑而无物以相之，亦不能至也。然力足以至焉，于人为可讥，而在己为有悔；尽吾志也而不能至也，可以无悔也。”“此所以学者不可以不深思而慎取之也。”先生在写山水之乐所引发的思考，实际上于学问、于人生而言，又何尝不是这个道理？人之有志于学问，在多年治学的过程中，积累形成了与自身学问水平相适应的“学力”；有“志”与“力”还不够，还得不能懈怠，不能“无物以相之”，这些都是出成果的必要条件。管理学本身就是一门涉及领域极其宽泛的学问，在框架结构、谋篇布局并整合知识的过程中，也一定得量力而行，得“深思而慎取之”。我的体会是，志愿愈大，希望愈高，可以致力之处就愈少，可以自解之处就愈多。确定的选题和题材，以及构建相应的框架结构，只有自己能够驾驭的，才是适合自己的。

三

接下来，我用了3 000余字的篇幅，极扼要地阐述一下本书的核心内容和独到观点。

在现代商业社会，管理者是承担管理职能的人，是聚合经济资源真正创造价值的特殊资本，更是源源不断地赋予企业活力、使此企业迥异于彼企业的关键要素。如果有幸走上管理岗位，成为一名青年管理者，我们就会慢慢体会到：认真工作给自己带来的，不只是充盈感和自我实现，还有心性修行的作用。公司场景是管理者磨炼灵魂最恰当的地方，管理工作本身就是一种修行。遇到一家好公司，在健康向上的氛围下，青年管理者通过长时间的不懈努力，成就了事业，磨砺了心性，逐渐养成一种厚重的人格，在生活中沉稳而不摇摆，就会慢慢赢得成功的职业、平和的心性和幸福的生活。

管理思想源于管理活动所积累的经验，管理理论则是管理思想的提炼、概括和升华。管理者需要具备一定的理论基础，这样能极大地增强管理实践的自觉和有效性。我们在研究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时，首先要认识并理解中国的人文精神和传统管理思想。中国的人文精神同样闪耀着管理思想的火花，蕴含着丰富的管理元素，对现代商业精神和基本价值观有着润物无声的深远影响。我们还需要看到这一层：我国现代管理思想并不是自然承袭传统管理思想而来的，也不是简单移植西方管理思想而来的，它的渊源及形成过程较为复杂，跟我国较为复杂的近现代史特别是新“四史”有着直接关联。在经历了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以后，西方社会更早接受科学理性思想，在构建结构化的管理理论体系上，也因此超越东方逾百年。在西方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不断演进的百年长河中，诞生了诸如泰勒、法约尔、韦伯、马斯洛、麦格雷戈、斯隆、德鲁克、波特、钱德勒、大内、卡普兰、钱皮、普拉哈拉德、哈默尔、明茨伯格等一众泰斗级人物。这些天才的顶尖人物，在奠定哲学基础、构建结构体系和提炼方法论等方面，为管理思想和管理理论的发展做出了突出贡献。管理在向人性化转向，管理者眼中的“人”，不应再是古典经济学用隔离法抽象出来的“经济人”，而是“生活在社会中世俗的人”。企业组织及其管理现象，在本质上是人的主体精神的外化。因而，我们应该把“人”视为管理工作的中心和管理学研究的聚焦点。麦格雷戈Y理论、德鲁克管理思想和明茨伯格管理理论，透出浓厚的人文色彩和人文关怀，它们是“有温度的管理理论”。在万物互联的数字经济时代，中国传统优秀文化的思想与认知模式，正好契合了后工业文明时期、数字化与智能文明时代的思想理念和文化逻辑。近年来，我国也涌现出一批为世人瞩目的领先企业和思想深邃的超级管理者。这些都是我们进一步发展和丰富管理理论、贡献原创性管理思想的文化前提和实践基础。在进入新一轮本土化的创新发展阶段后，管理学的中国化之路更要立足于进一步丰富并突出“中国特色”的内涵，适度展现中国传统文化的真味和中华民族的自信心。

战略的本质是“势”。“非一旦一夕之故，其渐久矣”“其渐积而势使之然也”“其为政也，善因祸而为福，转败而为功”“贵轻重，慎权衡”，这些都是值得管理者揣摩玩味的重要战略理念。战略需要管理。对战略问题的思考、再认识和分析判断，要内化为管理者内心一种持续的、永不间断的责任，这大约便是战略活动的真义。企业如何建立并保持可持续的竞争优势，择其力之可能者行焉，这是战略管理理论的核心命题。战略管理理论的演进发展，大致可以划分为古典战略理论阶段、竞争战略理论阶段（波特阶段）和核心能力理论阶段。战略管理理论的演变过程，实质上就是不断解构企业与环境这两个最主要变量之间的关系，以此寻找并确定企业竞争优势的真正源泉。古典战略理论和竞争战略理论持“竞争优势外生论”观点，认为竞争优势源于企业外部；而核心能力理论则持“竞争优势内生论”观点，认为竞争优势源于企业内部，企业之间竞争的实质就是它们适应环境能力的竞争。如今，一种综合的观点逐步占据了主流地位：竞争的成败关键取决于企业适应环境的能力，有利的行业结构定位等环境因素则构成企业赢得竞争的重要补充。我们用极精简的篇幅，系统介绍了波特的竞争战略理论、普拉哈拉德和哈默尔的核心能力理论及其实践运用；此外，还从“战略驱动组织变革”的角度，介绍了近年来兴起的平台组织和平台战略理论。

与“战略”问题高度相关的便是“组织”问题了。组织源于结构，结构是由战略决定的。对于管理者来说，“组织”命题涉及组织结构、组织能力以及与“人”相关的人力资源管理等一系列领域，这些都是关乎企业能力建设的核心问题，直接影响到企业战略执行和价值创造的质量和效果。迄今为止，最有生命力的组织形式仍是以直线职能制为核心特征的科层制组织。企业内部各种力场的较力，形成了包括横向的、纵向的和斜向的等各种依存关系，或拔而起之，或挤而止之，构成了管理者在企业组织中生存适应以及开展各种管理活动所依赖的人际关系环境，就像空气一样须臾不可分离。企业的组织能力，是基于所处的环境和既定的战略，建立并持续改善自身资源组织方式以及相应激励机制的能力。组织能力是企业战略执行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组织能力最终还是归结于“人”的工作，要把企业的“人”组织起来，整合其意志，提升其能力，开发其潜力，提高其效率，以实现组织的战略目标。

“文化”是一个特定组织在处理外部适应和内部融合问题中所学习到的，由组织自身发明、创造并且发展起来的一些基本隐性假设。这些基本隐性假设能够发挥很好的作用，也由此被新的组织成员所认同。企业文化就好比一块绚丽的织锦，它的构成要素之间存在严谨的内在逻辑关系：企业的历史及实践促进了价值观的形成；价值观界定了员工行为的价值标准并重塑着员工的行为习惯；英雄人物是价值观的具体化身；礼仪与庆典增强了价值观的仪式感，并唤醒了员工的归属感和团队精神；通过故事的传播和英雄事迹的传颂，进一步强化了价值观，并继续提供正向激励的文化素材；除了公司的正式运营网络外，文化还多半在一张隐形的“非正式网络”上运行。在结构中注入文化，关键是要让文化在企业的管理和运行体系中逐步生根化育。价值观和行为习惯无疑是文化落地的两个关键领域。只有员工的思维模式和行为习惯与公司的核心价值观高度契合，才足以说明文化的生根和化育取得了实实在在的成效。

再回归到青年管理者自身，学问和修养极其重要。管理者要不断提升和完善自身的知识结构、理论功底、哲学素养，尤其要注重培养整合思维和系统思考能力。知识结构也即知识的内在结构，或者说知识在人们头脑中的结构化。如果没有一个清晰和相对完整的知识结构，人们在认知能力上就容易纠缠于细枝末节，从而失去方向感，也失去了整体性。理论思维不是先天就有的，而是在特定环境下长期训练的结果。学习是理论思维萌芽的起点，反思是理论思维培养的途径，研究则是理论思维创新的深化。管理者在管理实践中需要具有一定的哲学品位和哲学思维，要懂得运用哲学思维和多种哲学方法，在多变和纷繁复杂的事务中抓住问题的本质，迅速找到解决问题的合适方法。在开启职业生涯时，青年管理者就应立志成为一名坚定的效率主义者。一个人的才能，只有通过有条理、有系统的工作，才有可能产生效益和成果。行事高效并不是生而有之，更没有“天生的”高效管理者。高效管理者有一个共同特点，那就是他们从实践历练中得来的一些良好习惯和职业素养，使得他们的工作有条不紊，效率极高；长期累积下来，便是一种突出的成就。管理者如何能做到行事高效？德鲁克提出了善用时间、专注贡献、扬人所长、要事优先和有效决策这5条原则，在管理学界被称为“德鲁克的5条金律”。这些“金律”看似老生常谈，但要深刻理解并长期坚持，做到这些的人并不在多数。在开启职业生涯时，大多数管理者已经完成了系统的高等教育。然而，对于漫长的职业生涯而言，学校教育只是一个起点，后天的学问功夫最不可忽视。办事才能的训练，人情世务的练达，是一种学问；德行的修养，内心的开悟，更是一辈子的学问。青年人在踏入职场时，生活的画卷即将徐徐展开。这个时候，我们就要想明白自己究竟想要一个什么样的生活。既然无法控制外部的风险和不确定性，管理者也只能更多地转向内心和日常生活。适度的取舍和整合，与其有乐于身，孰若无忧于其心，这样才能使我们的生活保持更好的平衡；更进一步，才能使我们从容面对人生中的各种变故和挑战，避免在人生的高光时刻过于膨胀，而在人生的低谷时期过于沉郁，这都容易迷失自己。人生要往外拓展，也要向内寻求。向外的人生，是事功，是一种做加法的涂饰人生；向内的人生，是道德文章，是一种做减法的简化人生。超脱了外面的，才能向内寻求那个宁静自若的境界。

四

前面也说过，一本书的原创价值，主要体现在它的框架结构，这也是专著和论文的一个本质区别。有了一个新颖、谨严的框架结构，我们才能更为条分缕析地整合知识，知识也就显得更为结构化、条理化，这样更便利于他人的消化吸收。框架结构必须体现原创性，而作为素材的知识则未必，它们与框架结构的自适性和相容性则更为关键。事实上，究竟有多少知识属于原创性，也很难验证。在人类文明史上，除了极少数公认的智慧人物及其瞩目的原创性贡献以外，那些汗牛充栋的文献，如果也称其为“原创性知识”，则更可能是作者本人的主观主张，真正追根溯源，结果就未必令人信服。壮而好学，如日中之光。对于后学生时代的我而言，著述不仅是知识的梳理和整合，更是知识框架结构的一种再创新，我把它看成是一种极好的深度学习方式。

2003年“非典”时期，我以“CPA+CMA+CFA”“财务会计+管理会计+公司金融”“财务治理+价值管理+战略控制”的独特构思，完成了第二部《顶级财务总监》的创作。这个框架结构在当时确实令人耳目一新。后续出现多部跟风作品，也侧面验证了这部书稿的受认可程度。这种敝帚自珍，其实鲁迅先生也曾有过。他写过这样一段极俏皮的话：“我惭愧我的少年之作，却并不后悔，甚而至于还有些爱，这真好像是‘乳犊不怕虎’，乱攻一通，虽然无谋，但自有天真存在。现在是比较的精细了，然而我又别有其不满于自己之处。”

就像《顶级财务总监》一样，我对这部《青年管理者》框架结构的原创性，也是有自信心的。它源于那些管理学大师和先贤们的深邃思想，受其全方位的引导和启发，并经过了自己的独立思考。同时，这本书在素材选取上也非常用力和讲究。作为素材的这些知识，大多源于我本人几十年的长期阅读，少数源于书稿写作过程中针对性的搜集。素材得来后，不仅需要痛下剪裁功夫，更需要综合融化，以自己的理解和文字风格转述出来，然后方可斟酌使用。这本身就是一种极艰苦的创造活动。早期引进的管理学经典，大多存在文词艰涩生僻、拗口难懂的毛病，也就是韩愈“佶屈聱牙”的说法，改写起来颇费心力。那个阶段，我的脑海中会闪过南北朝时期西域高僧鸠摩罗什翻译佛经的历史镜像，心头便有灵光闪过，深受鼓舞和警策。在素材的运用技法上，我放弃了专业论文的写作要求，没有在正文部分一一注明出处，而是按自己的理解转述并尽可能列出原创者，再以参考文献方式集中汇总并附在书后。这样做的目的是行文晓畅，避免因各种脚注、引注造成文脉阻断不相连属而显得支离破碎。

从写作的角度看，管理学的专业著作不太容易驾驭。管理理论多是概念化、抽象化的，没有经验的人显然无法理解。照传统教科书的写法，可能会挟有较浓厚的搜索味儿、机械味儿，少了那番亲切有趣；全照着商学院案例的白描写法，又沦落成一幕幕互不连属的话剧剧本，少了深度、厚度和系统性。要想触动阅读者“内心最柔软的部分”，真正引起他们的共鸣，并唤起他们的经验知识和内在直觉，如果著述人没有沉潜多年的情境化经验，确实无力达到这个水准。联系到自身，当年主持重庆沿江高速公路工程建设项目以及此后负责中信集团司库体系工作，是两段重要的职业经历，从不同角度、不同层次收获了必要的情境化体验和感悟。埋藏在管理学作品中的，或多或少会显现出作者个人的主观意见和价值判断。在理论与情境、与物象的融合上，我确实尽力和经心，做了诸多努力。虽然渴望完美，然不如意处却十之八九。事实上，著述也像半杯水，很难有完美之时。这也正是需要读者包容的一面。

五

各人的学习方式自有不同。有些人在实干中学习，他们不善于学习理论，没有扎实的理论功底，却有着常人所不能及的悟性，总能从实践中悟出更深一层的道理。有些人则长于语言，他们描述的东西都非常准确，喜欢把自己的想法和理念传播给周围更多的人；他们形式上是讲给别人听，实际上则是通过听自己的讲话来尝试着学习，出众的语言能力展现了他们的发展潜力。还有些人则是通过做笔记来学习，哪怕那些摘录下来的材料日后未必真的会用。贝多芬是一个天才。他有留下随笔小抄的习惯，但据他自己说，他作曲时从不会翻阅这些小抄。别人就问他为何还要费那个劲，他这样回答：“如果我不立即写下来的话，那些灵感很快就会忘得一干二净；但如果我已经把它们写到小本子上，我就永远不会忘记了，所以也用不着再看它一眼。”

我记不清在什么地方读过这样一句话：有丰饶天赋的笔杆子，基本上绝不是好学生。当时有些纳闷，然而细想一层，觉得还有其可信的一面：惯于写作的人一般不靠“听”来学习，而是靠“写”来学习，这种学习方式显然不相容于学校的传统要求。再联系到自己学生时代的经验，我更相信这种说法了。我幼年上课时老是走神，小学老师每学期发给家长看的通知单，总会写上一条“上课不认真听讲，开小差，喜欢做小动作”之类的评语；大概在高中以后，小动作自然是不会再做了，但对老师的水平仍然挑剔，听下来感觉不可心，便会找各种理由翘课，也不大做课堂笔记和做作业。但这不等于不在学习，我更愿意花精力在教材上圈点评阅，也会从有口碑的同学那儿借来笔记，了解老师在课堂上究竟讲了些啥。有了这些基础性工作，再以自己所习惯的文字，将这些讲授内容重新归纳，最终印在自己脑海里的，也就是原则性几条，甚至寥寥几个关键词。如此以我为主，不跟着老师的指挥棒走，应付考试也是游刃有余，从没有挂过科，总体成绩也还算优异。长年积累下来，学业的底子较大多数同学反而更为扎实和系统。

现在回想起来，在这个过程中，“写”的作用功不可没。写作既是一种“善于借助别人的语言”的训练，更是一种“善于说出别人说不出的话”的能力，它会让人变得更精确，更注重细节，更善于追根溯源，也更能真切地关注自然界万物和周边的人。幼年背诵鲁迅先生的名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我很惊讶于鲁迅先生丰富的生物学知识。先生笔下的植物和昆虫，我们也很熟识，只是做不到像他那样精确地写出它们的名字；我们或许也能用土话叫出几个，但断然无法写进文字里。写作过程中，讲求一番“浅之至而深，淡之至而浓”的笔墨情趣，“口头语，说出便佳；眼前景，指出便妙”，那总能带给人美好愉悦，能够丰裕阅读者的境界。写出来的材料，做出来的文章，不矜持作态，文字就最要知味，求雅洁、少雕饰，自然成文，如行云流水，愈简愈入深永，这便是上好的功力和境界。这种平淡最醇最可爱，也是最难的。平淡去肤浅无味只有毫厘之差，作者若是元气不足，学问素养不足以充实之，写出来的东西就味同嚼蜡。精神不佳，则笔不随心；元气不足，则文思枯竭。我虽然达不到这样的水准，却愿意以此作为自己的为文追求。

当年在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的学习经历，确有不同寻常的收获。在这所商学院，能够聆听吴敬琏、江平这样的当世“醇儒”的面授或讲座，还有诸如许小年、丁远、许定波、陈威如、张逸民、肖知兴、杨国安、李秀娟、黄明等一众名师的指点，真是一种人生幸运。他们将严谨的经济学与复杂的管理学熔为一炉，使我们对商业的观察视野豁然洞开，帮助我们完成了管理思维的启蒙。在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所得来的感受与收获则明显不同。这里的着力之处，更多体现为严谨的数学思维及学术训练。吴晓灵、廖理、康以同、赵岑等老师的育人情怀，还有田轩、余剑锋等天纵才俊所展现的学术活力和才华，还有周围那些极聪慧、极有灵性的“85后”和“90后”同班小同学，他们和顺积中而英华外发，以不同方式予自己以别样的熏陶和启示。早年在江西财经大学和上海财经大学的求学经历也很重要。木无根则槁，灯无膏则灭。如果没有那个阶段求得的学问作底，就好比石板上没有土壤，任何新知识的种子也都难以借此生根发芽。如此下来，各个阶段所吸收的知识，放到自己职业、生活和人生的具体场景，思考和感悟也就像那不曾间歇的泉流，这正是一个人学问和著述的根柢。人的学术门径，也是转极开阔，宜眼光开放，向多方面发展。万类攸归，“多”通于“一”。要说学问的师承，这大抵也算得上一种吧；说到底，还是那番“道之所存，师之所存也”的道理。

这些背景性文字，初无定质，常行于所当行，常止于不可不止。如此这般，时作时辍，综计前后，行将半年有余。爰为结。

张云亭
2020年5月26日 初稿于上海怡东花园
2020年9月2日 改定于北京中信大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