钱锺书先生的闲谈风度
从1960年到1978年，我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古代文学组工作，又具体分在唐宋段，即受钱先生的亲切指导。在编写《中国文学史》和《唐诗选》的两项集体工作中，更多次获得耳提面命的机会。编写《唐诗选》时，有个“疑难杂症”的“会诊”会，由我先把大家在注释中遇到的一些难点，整理印发，大约每两周讨论一次，这时钱先生谈辩锋出，纵横无碍。也在这个时期，我在他的干面胡同寓所有过多次长谈。他喜欢在房间里边走边高声谈话：有时为自己的善譬妙喻爽朗大笑；有时逼近我的面前，提个问题考考，如果我偶尔能答上一二，他就不无揶揄地夸说几句；有时取出他的读书笔记本说上一番。他的读书笔记本也颇与众不同，满页密密麻麻，不留天地，一无空隙，但他一翻即能找到所需之处。每次谈话，总是整整一个下午，直到不能不告辞的时候。这些讨论和谈话，我在当时都有记录或事后的追记，还查核过他在谈话中提及的典籍，可惜在浩劫中被我自己销毁了，具体内容尚待追索。但可以说，从他的这些日常谈话中，我才稍稍窥探到中国学术文化深邃浩瀚的境界，才领悟到一些真切的艺术底蕴。
一、别样的考题：“用不着什么准备，准备也没有用”
钱先生谈艺衡文，活而不空，融而不玄，听者常能得到一般课堂教学中所得不到的启迪。他对文学作品的“鉴赏和评判”，着重于对艺术审美的真正把握。20世纪60年代初，他第一次招收研究生，我的一位北大同学打算报考，托我问他应该阅读哪些参考书。他回答说：“用不着什么准备，准备也没有用。”后来我们在帮他评卷时，才发现这样一些试题：试卷上抄录了若干首无主名的诗作，要求辨认出它们是学习唐宋哪些大家的风格；抄录了白居易的一首代表作，要求指出其中有否败笔，为什么是败笔，等等。这些题目的难度或许偏高，却是对考生艺术分析能力的真正测验。答卷中居然有人大谈白居易那首诗的思想特点一二三、艺术成就甲乙丙的，很可能紧张之中没有看清题目，就按流行的试题套式作答了。
钱先生的随意闲聊更充满这种耐人寻味揣摩的东西。比如我曾研究过韦庄《秦妇吟》，他就说：此诗长达1666字，为现存唐诗之最，结尾仅说“愿君举棹东复东，咏此长歌献相公”，是不是缺乏与全诗相称的艺术力量？中国长篇叙事诗的结尾似乎好的不多。崔颢的名作《黄鹤楼》，既说“晴川历历”，又说“烟波江上”，如何理解？韩愈的《原道》与明清的八股文之间有否暗脉相通之处，又是为什么，等等。这些篇章，常习不察，突被点醒，够我好好思索钻研一番的了。
二、从闲谈中感受才情横溢、妙语连珠的快意
从钱锺书先生的闲聊中，似乎可以捉摸出一些他的艺术思维的路数和特点，再来读他的著作，对其中开启心扉、点拨心灵之处有时会获得冥契神会的乐趣。
《宋诗选注》与《管锥编》《谈艺录》等著作，虽有白话和文言之别，但都具有点到即止、高度浓缩、“蕴而不发、发而不尽”的特点，需要我们寻找多方面的参照系来加深领会和理解。钱先生的日常谈话实在是不可多得的启发比照资料。我于1984年至1986年间在日本东京大学任教，有次应爱知大学之邀去作学术报告。替我翻译的荒川清秀先生对我说：“1980年秋钱先生曾在我校作了一次即兴式的讲演，还留下手稿。”我知道钱先生访美时，不喜作有事先准备的讲演，而是用一口标准的“牛津英语”当场答难解疑，举座惊服。他精通数国语言，唯独不谙日语，这次只好写稿供翻译之用。我就请荒川先生复印一份给我，并说：“如果我早知道钱先生来演讲过，我就不敢来献丑了。”手稿一共有五页，三页用的是东京新大谷饭店的笺纸，另两页则是名古屋饭店的。在异国他乡，读着熟悉的挥洒飞舞的手迹，如亲謦欬，我不仅想象到他旅途倥偬、振笔直遂的情景，更感受到他日常谈话时那种才情横溢、妙语连珠的快意。就连礼节性的开场白也不同一般：“……先生们出的题目是《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的文学情况》，这是一个好题目，好题目应当产生好文章；但是这篇好文章应当由日本学者来写。中国老话说‘旁观者清，当局者迷’，又说‘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西洋人说‘A spectator sees most of the game’，贵国一定也有相似的话。……我个人还有一个很大的不利条件。我对日本语文是瞎子、聋子兼哑巴，因此今天全靠我这位新朋友荒川清秀先生来做我的救苦救难的天使，而诸位先生都是精通中国语文的。所以我对中国文学现状的无知，诸位一目了然；而诸位对中国文学现状的熟悉，我两眼漆黑。用十九世纪英国大诗人兼批评家S.T.Coleridge（柯勒律治）的话来说，各位有knowledge of my ignorance，而我只是有ignorance of your knowledge，诸位对我的无所知有所知，而我对诸位的所知一无所知……”亦庄亦谐，而又有一股英迈凌厉之势。这篇《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的文学情况》经我整理，已收入《钱锺书集》之《人生边上的边上》，由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于2007年出版。在这之前不久，他曾在东京早稻田大学作过一次演讲《诗可以怨》（已收入《七缀集》，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7年），开头也有一段“客套话”，讲了不懂号码锁、又没有开撬工具去发现知识宝库的“穷光棍”，讲了自称发明了雨伞、孤陋寡闻的意大利“土包子”，妙趣横生，新颖生动。两次开场白皆表自谦之意，但用语和设譬竟毫不雷同。读到这种地方，我往往想起他的著作。例如《宋诗选注》讲苏轼用“博喻”之妙：“一连串把五花八门的形象来表达一件事物的一个方面或一种状态。这种描写和衬托的方法仿佛是采用了旧小说里讲的‘车轮战法’，连一接二地搞得那件事物应接不暇，本相毕现，降伏在诗人的笔下……”（《宋诗选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3年）或许可以说，只有像钱先生这样的才具，才能如此深刻地理解苏轼的“博喻”，并用生花妙笔加以精辟的表述。他的客套的“普通话”实不“普通”。他的日常谈吐实在也是一种艺术创造。我们在文学研究所时，平常如遇到可恨可恼或可喜可慰的事情，却又苦于无法表达时，同事间总会说：“如果钱先生在，一定又会有几句妙语来勾勒了！”
三、“世界上有那么多我所不要看的书”
钱先生平生不藏书。他的旧寓中只有一只书柜，几部外文工具书外，大都是他父亲钱基博先生遗留的珍贵典籍文献。但他却无书不读，从经史子集到稗官野史、小说笔记、佛藏道书、方志舆地，无不采择。他似不专攻古典小说，但在访美的一次座谈会上，有位研究生以论《平妖传》的毕业论文请教，他便与之讨论书中的几个人物形象的评价；他读《西游记》竟至十多遍。他读“破”过几部英文辞典；他读马克思、恩格斯以及黑格尔，用的是德文原著。“文化大革命”前，他常去文学所书库找书、借书，新分配来所的大学生如在书库中碰上他，往往能听到他的现场介绍，历历如数家珍。文学所藏书颇丰，他可能是书后借书卡上签名最多的一位。他读书速度之快，掌握要点之准，实为罕见。有次他对我说：“最近我花了两个星期，把十三经全部温了一遍，又发现好些好东西。”接着就滔滔不绝地讲他的“发现”。读得快正由于读得熟、读得精。
文学所的年轻同志中间流行过一句话：何其芳同志的理论素养+钱先生的丰富知识=治学的最高目标。现在仔细想来，这话对两位都是一种误解。对钱先生的误解是双重的。他博览群书，却又看“透”资料，绝不迷信书籍。他给我的信中说：“学问有非资料详备不可者，亦有不必待资料详备而已可立说悟理，以后资料加添不过弟所谓‘有如除不尽的小数多添几位’者。”他在访问美国国会图书馆时，“馆中有司导观其藏书库，傲然有得色，同游诸公均啧啧惊叹，弟默不言，有司问弟，弟忍俊不禁，对曰：‘我亦充满惊奇，惊奇世界上有那么多我所不要看的书！’主者愕然，旋即大笑曰：‘这是钱教授的风趣了！’虽戏语，颇有理，告供一笑。”他实现了以我为主的对资料的真正“占有”。
四、“百种禽鸟鸣叫各自的音调”与新不废旧
更重要的，钱先生不屑于脱离具体的文学事实去建构庞大的理论“体系”，但他通过对具体文学事实的“鉴赏和评判”，已经多方面地揭示出实实在在的、牢确不移的艺术规律，理在事中，体大精深，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美学理论体系。有次陈子展先生对我说：老一辈学者中只有两位美学家，其一即是钱先生。在研究方法上，他也融会百家而自成一家。在上述爱知大学的演讲中，他就提倡文学研究的多样性和多元化。他在随口介绍德国、意大利、荷兰三种论述研究方法的著作（他们都重视马克思主义的研究方法）以后说：“我也希望，不久的将来，中国文学研究里也会出现这些派别，造成另一种百家争鸣的局面。百种禽鸟鸣叫各自的音调，而不是同种的一百头禽鸟比赛同一音调的嗓子谁高谁低。”
他还指出，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有一点不同：自然科学里，一种新学说的成立和流行，旧学说往往被取而代之，只保存历史上的价值；在人文科学里，至少在文学里，新理论新作品的产生，并不意味着旧理论旧作品的死亡和抛弃。有了杜甫，并不意味着屈原的过时；有了巴尔扎克，并不意味着塞万提斯的丧失价值；甚至有了反小说，并不表示过去的小说已经反掉。易卜生不是莎士比亚的替人，只是他的新伴侣，正像欧内斯库（按：法国荒诞派戏剧家）不是易卜生的篡夺者，而也是他的新伴侣，也就是莎士比亚的新伴侣。在文学研究方法上也是这样，法国的‘新批评派’并不能淘汰掉美国的“新批评派”，有了什克洛夫斯基（按：俄国形式主义文论家）并不意味着亚里士多德的消灭。正好像家里新生了一个可爱的小娃娃，他的诞生并不同时等于老爷爷老奶奶的寿终。（《粉碎“四人帮”以后中国的文学情况》）他认为各种有价值的流派，“完全可以同时共存，和平竞赛”。他还指出外国的“古老的时新货物”（这是迪斯瑞尔利小说中一家旧货铺子的招牌中的句子），在中国变成了“时新的古老货物”的现象，但又精辟地指出这种现象可能是一种“必然经过的阶段”。这些话是在1980年秋天说的，他的文学思考是与我们时代同步的，甚至是超前的。因此，尽管《宋诗选注》是部“普及性读本”，《谈艺录》《管锥编》更是采取我国传统“诗话”“札记”的著述体裁，文字典雅朴奥，却完全是现代人对整个学术文化，特别是文学艺术的理论思考。
一位熟悉钱先生的学者说过，钱先生可能会有一种特殊的“孤独感”，因为很少有人能与他处于同一水平、可以相互酣畅地对谈，很多场合下是单向的施受而不是双向的交流。杨绛先生也说过，她父亲和钱先生在诗文上有同好，有许多共同的语言，常用一种“精致典雅”的风格说些俏皮话，相与笑乐。我觉得这些观察都很深刻，颇堪玩索。当然，钱先生的日常谈话风格也是多样的，因人而异；但咳唾珠玉，都映射出钱先生整个学识、人格的光彩。功夫在“书”外，联系钱先生的学识、人格来读《宋诗选注》等著作，可能是最重要的一种“读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