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清代著名的诗学家沈德潜（1673—1769），字确士，长洲（今苏州）人。乾隆乙未（1739）进士，官至礼部侍郎，卒谥文慤。他以重振“温柔敦厚”的儒家诗教为己任，编订《唐诗别裁集》。该集在乾隆中期成为诗坛圭臬，体现了沈氏本人及官方的诗教精神与诗学思想，引领诗坛风会的主流方向。本书欲在明末至清中期这一深广的诗学背景下，从多角度、多层次探究沈德潜编选诗集的核心理念、操作方式、主要特征及选评得失，并由此透视其诗学观。

沈德潜《别裁》诸选在当时即被奉为金科玉律，俨然通行天下的教科书。从批评实践来看，沈氏不欲标榜“格调”一词，而是以“风格”作为核心术语。他意在兼综“性情”“格调”“神韵”“风骨”“性灵”诸论，集其大成而自成一家。但从其选本批评和创作来看，他并未能跳脱“格调”说之大范畴。

沈德潜以“别裁”名集，有两层含义：一是诗学意义的别裁伪体；二是从政治标准出发的分别去取。明末清初，钱谦益首倡“别裁伪体”以期剪除伪体，重新确立风雅正则。沈德潜受其影响，别裁编诗。但二人判别真伪的标准不一，编选诗集分歧较大。钱、沈“伪体”之辨亦是对明末清初，先后引领诗坛的诗学理论进行的批评总结。此外，乾隆认识到“诗教”对统治的重要作用，出于政治目的，亲自为诗坛树立风雅正则。他与沈德潜君臣际遇，两人论诗相契。乾隆栽培扶植沈氏成为诗坛宗主。然而，他们之间还存在着无法克服的分歧，最终导致君臣关系的破裂。

《唐诗别裁集》既有重振诗教的理想性，又具批纠诗坛不良风尚的现实针对性。从沈德潜当时所处的诗坛环境来看，他主要针对以下四个问题进行纠正：一是明七子株守盛唐，门径过狭；二是王士祯独标清远，尤欠雄浑；三是诗坛唐宋争鸣，淄渑并泛。四是二冯秾纤浮艳，去雅趋郑。这些内容对研究沈德潜编诗理念有着重要的意义。

探究外部的历史、政治、伦理、诗学环境，以及其他因素的影响，并不能取代诗集本体的剖析解构。《唐诗别裁集》作为诗歌选本，其批评价值通过编选和批注来实现。编选的层次与原则，决定了《别裁集》的主旋律。并通过体例溯源，较为客观地折射出选本赖以产生的诗学基础。而批注则是与选本实体文献紧密结合，散见于全书的字里行间，须加以归纳梳理。在廓清批注内容的基础上，探究沈德潜评点与诗话两种主要批评方式的类型特点，渊源背景。

沈德潜辨体为先，复古尊体。《唐诗别裁》以五古、七古、五律、七律、五排、五绝、七绝，分体选诗，取长遗短，树立范式。沈氏收录诗歌皆符合诗教“宗旨”，并以“风格”为主，兼备“神韵”，评价诗歌品第，衡量诗运升降，勾勒出各体裁诗歌的发展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