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十一节 盟书的源流

盟书，又称载书，是参加盟誓人员所形成的盟约，属令书之一种。^[193]如《侯马盟书·宗盟类二》^[194]载：“趠敢不其腹心以事其宗而敢不尽从嘉之明定宫、平之命，而敢或改助及不守二宫者，而敢又志复赵尼及其孙、兟直之孙、兟直及其孙、之孙、史及其孙于晋邦之地者及群虖明者，君其明亟之，非是。”^[195]即是晋国大夫宣誓自己效忠宗主与仇敌划清界限，如违背誓言愿受神灵惩罚的一份盟书，具有命令和强制的口吻。陈梦家先生认为载书是“天子与诸侯、诸侯之间和诸侯与大夫之间的约束文书，亦即条约”^[196]，刘海年先生亦说盟书“是有强制约束力的，其中不少就是定罪的根据，所以它是一种法律形式”^[197]，李力先生在研究春秋战国盟书时说：“东周盟誓是一种特殊的法律形式。……具有一般法律形式的规范性，具有强制约束力。”^[198]强制约束力显然是强制约束参盟人员的，如有人胆敢违犯盟约必受惩罚，而“这种惩罚是基于人们对神权的崇拜”^[199]，另外“盟书的强制约束力还表现在，盟辞一经写定，不得随意改动”^[200]，随意改动盟约内容也要受到惩罚。这篇盟书虽然不是天子与诸侯、诸侯之间和诸侯与大夫之间的盟书，而是约束自己所做的盟约，但究其命令性、强制性与其他盟誓令书相同。^[201]

盟书虽产生自盟誓活动，但两者的起源并不相同。刘勰云：“盟者，明也。骍毛白马，珠盘玉敦，陈辞乎方明之下，祝告于神明者也。”^[202]也就是说诸方结盟之时，要举行一定的仪式并向神明立誓，故“盟”有时也称“誓”，^[203]或称“盟誓”。盟誓活动的起源要更早一些，或可追溯到原始时期人们在神前的约信行为；^[204]盟书则是进入有国家、文字的文明社会之后，才开始在结盟仪式当中出现的，因此其至早产生于夏代。

传世文献中所能见到最早且可信的盟书原文是西周初期周成王赐给周公与太公由太师记录并保存于盟府之中的盟书，即《左传·僖公二十六年》载：“昔周公、大公股肱周室，夹辅成王。成王劳之，而赐之盟曰：‘世世子孙无相害也！’载在盟府，大师识之。”^[205]其中“世世子孙无相害也”即是盟书的原文内容。西周时所制作的盟书数量不多，且多集中在王室内部成员之间。进入春秋时期之后，盟书的制作数量开始增多，开始深入各个层级，如诸侯与戎人之间^[206]、诸侯与诸侯之间^[207]、诸侯与大夫之间^[208]、大夫与大夫之间^[209]、大夫与国人之间^[210]等。虽然由于史料保存问题，在传世文献中未能找到可信的战国时期所做盟书的原文，^[211]但《战国策·赵策二》中有“苏秦所拟盟书”^[212]，《燕策一》中有“苏代所拟盟书”^[213]，等等。此处以《战国策》所记苏代所拟盟书为例，昔时齐国攻打宋国，苏代给燕昭王上书说，如果您想转祸为福，不如厚尊齐国，派使臣与它结盟于周室，焚烧掉诸侯与秦国建立外交的符节，盟约“夫上计破秦，其次长宾之秦”^[214]。这件事情，在《史记》《战国纵横家书》中都有记载，^[215]只是文字略有差异。又《战国策》中有秦武王与甘茂“盟于息壤”^[216]的记载，足证战国时期仍存在盟书制作活动。

由此可知，盟誓活动贯穿了整个周代。李模先生根据其发展趋势将其归纳为三个时期，即形成期（西周）、兴盛期（春秋）、衰落期（战国），并指出各个时期分别呈现王室化、世俗化、蜕变化的时代特点。^[217]盟书作为盟誓活动的副产品，在各个时期具体内容发生了一些变化，不过其文体种类并未发生分化或异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