思考题
古典发展经济学
1.根据马歇尔的观点，杨格（1928）所描述的与分工相关的技术进步是引入新的机器设备、生产过程被分解成专业化操作的一个发展过程。在对耐特（Knight，1921）文章的评论中，杨格明白地说：“我认为你误解了马歇尔的‘外部经济学’。它们是深化专业化和分工的经济效果（总的来说）（Blitch，1983，p.362）。”我们还可以参见布利奇（1995）对杨格有关外部经济学观点的详述。请将杨格对马歇尔的这个辩护同他对马歇尔外部规模经济的批评相比较，讨论分工经济与规模经济的联系和区别。
2.运用以下的例子来评论唯技术决定论和唯储蓄及投资决定论。中国的电信市场被国有电信公司垄断，因此，尽管中国有比许多发达国家还要先进的技术和设备，但电信服务的价格是美国的几倍。虽然巨大的人口规模能给中国软件提供巨大的市场，但由于对知识产权的保护很弱，许多中国软件公司仍很难生存。
3.有些经济学家把专业化和分工视为经济学的分支领域。根据霍撒克（Houthakker，1956，p.182）的主张，“几乎所有经济学分支都可通过深入分析专业化问题而得益”。分析这种观点，并用一些例子来讨论。
4.斯密和杜阁用分工和经济发展的一般均衡观点来批判重商主义者关于贸易和发展关系的局部均衡观点。根据重商主义者的观点，大量的贸易顺差将有助于一个国家走向富强。因此，政府应该用关税和其他贸易政策来操纵贸易条件。根据斯密的一般均衡观点，当一个国家的国内分工或国家之间的分工程度提升时，财富也会增加。因为需求和供给是分工的两个侧面，只要交易成本不超过分工和贸易的好处，担心贸易赤字和贸易盈余就是毫无根据的。基于这种发展观点的政策意图是减少贸易障碍和交易成本，让“看不见的手”起协调分工的作用。用这个例子来讨论为什么分工是一个一般均衡的概念，以及为什么杨格（Young，1928）认为与选择专业化水平的决策分析相脱离的关于需求和供给的边际分析是一种局部均衡的观点。
新经济历史学派
5.将英国在17～19世纪的成功发展经验同下列的事实相比较。在某些不太发达的国家，政府的行为具有掠夺性和剥夺性。政府官员使用他们的权力来“偷窃”公民的财产。一个典型的例子就是海地的杜瓦利尔（Duvalier）政府在20世纪50～60年代的行为。根据世界银行的资料（World Bank，1997，p.149），海地政府的经济政策是剥夺、敲诈勒索、通货膨胀和腐败。在20世纪60年代上半叶，30%的政府花费被用来保护杜瓦利尔本人的利益。农业品，特别是咖啡，被征以重税。一些知情者估计，杜瓦利尔为了个人目的，每年把超过700万美元的资产转移到国外。在一些政治运动下，蒙着“自愿”捐助面纱的勒索已成为惯常行为。根据萨莫斯（Summers，1992）的研究，一些撒哈拉沙漠附近的非洲国家，政府在发放贸易许可证上实施偏袒。官员们为了亲属从商业贸易中得到好处，有目的地扭曲交易比率和价格。在很长时期里，中国政府运用对银行部门、销售系统、城市房地产部门和其他重要部门的垄断来追求有形和无形的租金。政府通过对私人成立公司实行审批制度，对建立外贸公司设立严格的许可制度和垄断的工作分配制度来限制私人企业。那种强迫农民把农产品廉价卖给政府代理人的采购制度、限制农民流动的户口管理制度，都是以牺牲农民利益为代价来追求城市居民利益的（Yang，Wang，and Wills，1992）。在这一过程中，工业化和经济发展就成为限制和剥夺农民的借口。
6.诺斯（North，1968，1981）说：“至少从1600年开始，当始航波罗的海，随后又航行于其他航道的‘荷兰长笛’（一艘专业化的商业货船）进行营运时，由于专业化降低了交易成本，从而也带来了生产率的提高。（至少）在工业革命前150年，由于海盗行为的减少，船队规模增大，贸易量增多，周转时间减少，导致交易成本下降，从而使得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它们比科技进步更能带来生产率的提高。”把这种技术进步的观点同那种声称研究和开发是经济发展的驱动力的技术和投资决定论相比较。
7.评论兰德斯（Landes，1998，p.31）关于经济发展的制度条件的论点：“有人建议说，财产权是欧洲走向增长和发展之路的原因。其他人争论说，避免受侵略只是经济增长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条件。增长和发展要求大力兴办企业，而办企业不能想当然。此外，中世纪的欧洲也存在对这种积极性的障碍……与希腊民主和东方专制之间的对立相联系的是私人拥有和统治者所有之间的折中。的确，专制的显著特征就是，统治者被视为神或具有神性，并因此而高高凌驾于他的臣民之上，任意摆布臣民的生命和财产。臣民的生命和财产只有在他的恩准下才能拥有。统治者认为是对的东西，他的仆从就必须认为是对的。军事贵族通常对武器具有垄断控制权，普通老百姓必须小心不冒犯他们，甚至不能引起他们的注意以引起他们的贪心；正视他们是一种会招致最严厉惩处的冒犯行为。”
8.用下面所提供的有关中国和欧洲差异的史料解释它们在17～19世纪的发展差异。兰德斯（Landes，1998，pp.34-36）说：“财产权的概念可以追溯到圣经时代，并由基督教流传和改造。希伯来人对专制制度，甚至是他们自己的专制制度的敌意，是在埃及和沙漠里形成的”，“专制主义制度在欧洲也很盛行，但是它们被法律、领土分割所缓和，在国家内部，又被中央（国王）和地方封建领主的权力划分所缓和。分裂造成竞争，而竞争有助于善待臣民。如果对待臣民不好，臣民就会迁居到其他地方去。世界范围的帝国不害怕逃离，特别是中国，他们把自己定位为宇宙的中心、文明的家园，认为中国以外只是未开化的黑暗，没有其他地方可去”。费正清（Fairbank，1992）说：“东方社会由集权的、铁板一块的政府管理，官僚政治几乎主宰所有的方面——行政的、军事的、宗教的及经济的——因此没有建立任何保护私人企业的制度……”“帝国政府实施限制商业、鼓励农业的产业政策。商人作为官方的盟友由官方控制，商业活动被当成压榨的手段以获得国家利益或官员们的个人利益。”正如布莱兹（Balazs）指出的：“商业交易总受制于官员的监督和税收。在古代，政府垄断盐和铁之类的大宗商品。在近代，政府垄断茶叶、丝绸、烟草、盐和火柴之类商品。这表明国家对经济具有压倒一切的特权。任何商业阶层都不允许独立地上升，侵犯官方特权。官方不尊重私人财产的行为导致这一结果。这意味着官方的庇护和支持对保护任何一种商业事业都是必要的。这样做的结果是形成了一个官商勾结的社会……简而言之，资本主义未能在中国繁荣，是因为商业从未能独立于地主阶层和他们在官僚政治中的代理人的控制。在封建欧洲，商人阶层在城市里得以发展，是因为拥有土地的统治阶层居住在他们土地上的采邑里，欧洲的城市能在封建制度以外成长而不是和它融为一体。”
9.根据以下历史资料，分析推动资本主义制度演化的驱动力。韦伯（Weber，1968，pp.1212-1264）说：现代资本主义源于贸易和城市。城市先于国王。西方城市有以下独有的特征：城市出现在国家之前，它们有防御工事、市场，有自己的法庭和部分自治法、社团结构、部分自治（特权、社团权利）。在亚洲，城市是诸侯的堡垒；在西方，城市土地财产权总是可以自由转让、可继承的，不承担封建义务或仅承担固定的租金……在古代的亚洲，类似的土地制度就无法建立起来。西方城市没有不可思议的特权阶级。城市制度化的社团和“领地自治机关”保护财产不受国王的侵犯，它为受压迫者、宗教小团体和新思想提供了自由。麦克尼尔（McNeill，1974）认为，在封建制度下，没有凌驾于一切之上的统治者导致了平等契约关系的产生。在城市地位上升以后，英国和法国（当然也包括德国）巩固了强有力的君主制度。有限制的政府的地位提升意味着君主没有能力扼杀异议，反对和抵制压力。因此，国家的巩固总的来说扩大了国内市场。作为一条普遍规律，对外贸易的扩展往往先于国内市场的统一。不断扩张的国内市场支撑了农业的商品化（农业内部的专业化）。霍夫曼和诺伯格（Hoffman and Norberg，1994）说：“总的来说，所有早期现代欧洲的君主都不得不面临强有力的制约，国王不可能未经协商和咨询，或者是不向人民行贿就得到财政收入。”“尽管有各种借口，专制主义政权也无法任意地借款或征税。只有设置了强有力的代表机构的政府才能够征收巨额税收和大量借贷。税收和专制政治最终是不相容的。”“最终，自由是产生具有财富和力量的强大国家的前提条件。”
10.用以下有关英国和法国差异的文献讨论经济发展的制度条件。伏尔泰（Voltaire）（他于1726～1729年逃亡英国）寄自英国的信件已经揭示了英国和法国之间的差异。他写道：“关于政府。任何人都不能仅仅因为他是一名贵族或一名牧师而免交某些税。所有的税都由下院决定，而下院虽然在级别上居第二位（次于上院），但在威望上是居第一位的。贵族和主教可以否决下院的税收议案，但他们不可以改变议案中的任何内容；他们必须要么通过，要么否决。如果议案被上院认可又被国王批准，那么每个人都必须纳税。每个人纳税不是根据他的级别（如果根据他的级别，则是荒谬的）而是根据他的收入。没有任何任意的税收或人头税，但对地产要征税。”他还写道：“有关商业。在法国，侯爵傲慢地鄙视商人，而商人经常听到人们轻视地谈论他们的职业以致有时他们会愚蠢地脸红。然而，我想知道到底谁对一个国家更有用处，是一个准确地知道国王几点钟起床，几点钟就寝，带着了不起的神情出入某个部长接待室的有权势的贵族，还是一位给他的国家增加了财富，从他的办公室向开罗的苏拉特（Surat）发布命令，有助于增加世界福利的商人。”墨克（1990，pp.234-250）认为，在对待发明的态度上，英国的专利法和法国的奖赏制度，以及人民制定习惯法和政府制定民事法之间的差异，可以用来解释英国和法国在18世纪发展成就的差异。兰德斯（Landes，1998）也提到，17世纪，法国对土地私人所有权比英国有更多的限制。
11.诺斯和温格斯蒂（North and Weingast）对过去3个世纪北美洲和拉丁美洲的经济增长进行比较后认为，拉丁美洲的国家机会主义（掠夺性和剥夺性的税收和独裁专制制度）解释了北美洲和拉丁美洲发展成就的巨大区别。试评论他们的观点。
12.使用兰德斯（Landes，1998，p.222）的以下论述与杨格有关技术进步、市场容量及分工相互关系的观点，来评估经济发展的技术和储蓄决定论。“高消费对技术进步的贡献给同时代的人以深刻的印象，当英国进一步发展时，更多的人得到这种印象。尽管没有学过凯恩斯经济学，但法国的商人明白商业化能带来高工资，高工资又能带来对产品更大的需求，而有效的需求能导向更大的繁荣。因此，根据这种好像自相矛盾的系统的运行，英国人通过消费变富了（Daniel Defoe，1728）。这的确是自相矛盾的：这样的鼓励节俭和节制的习惯和老信条，与法国农民遵循的近乎着迷的习惯背道而驰。一个结果就是以大的国内和国际市场为目标的制造业的出现，它们着重生产中等价格的标准化产品——那种适合于机器生产的产品。‘英国人’查尔斯·德·贝考特侯爵写道：‘他们不仅有为富人，而且有为人民生产的智慧。’这为它们的生产提供了大量而稳定的顾客。”
13.诺斯和温格斯蒂（North and Weingast，1989）认为，从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开始实行的君主立宪和议会民主，提供了政府对宪政秩序的可信承诺。这大大减少了政府掠夺性行为和国家机会主义。因此，由寻租行为和机会主义导致的内生交易成本减少了，并能确保长期的政治稳定。诺斯（North，1981，pp.158-168）说：“汤恩比（Toynbee）写道：‘产业革命的本质是以竞争代替了以前中世纪用以控制生产和财富分配的规章。’”工匠法、贫困法、财产授与法、高利贷法、航海法（限制谷物进口的谷物法）等的废除和改革只是减少重商主义限制的一部分。对商品和服务所有权更好的界定和保护对发展更高效率的市场尤其重要，并且在许多场合不仅包括取消对资本和劳动力流动的限制——这些改变是非常重要的。减少重商主义限制也包括私人和国会在农业上的圈地运动，建立专利法，以及进一步加强和详细说明合同的习惯法的巨大发展。墨克（Mokyr，1993：47）说：“许多阻碍进步的过时的法律和规章（如详细地规定具体的技术措施的法律和规章）被废除了。在1809年，国会废除了一项16世纪的禁止在羊毛加工行业使用刺果起绒机的法律，五年以后，又废除了一项重要规章，即工匠和学徒法。”他（Mokyr，1990，p.268；1993）描述道：确保公司拥有剩余回报的权利，减少了在建立公司过程中的交易成本，鼓励专业化的企业家活动，确保了知识产权，直接改善了技术的交易条件并鼓励新的专业技术的发明。当专利法不足以保护企业家的想法和发明权时，企业制度通过公司的剩余权利和贸易秘密来保护知识产权。一个稳定的非掠夺性的税收制度和政府自由放任的政策鼓励了商业活动和分工的发展。就政府而言，解放国内社会以及国王资产与英国银行的分离丰富了社会的创造性，限制了寻租行为。衡平法以公平的原则制定出用新的案例代替过时的案例的程序，使得习惯法非常适宜于经济和社会条件的变化。自由结社，即不需要政府的许可和执照即可建立私人企业，改善了企业制度发展的交易条件。因此，内生和外生交易成本大大减小，在发明和其他活动中的分工水平提高了，新的中间物品和相关的新技术出现了。英国在17～18世纪的发展经验是否同目前发展中国家相关呢？为什么新古典发展经济学家在20世纪50年代没有注意到这种成功的发展经验？
新古典发展经济学
14.一些发展经济学家认为，关于研究市场功能的主流经济学不适于发展中国家，因为在不发达国家许多市场都不存在。刘孟奇（Lio，1998，chapter 9）表明，如果用超边际分析来将古典发展经济学数学化，则均衡的市场个数和市场化的程度可以由均衡的分工程度内生地决定。用这个例子来讨论古典发展经济学和新古典发展经济学的关系。
15.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建议使用直接的福利指标来评估一个国家的发展成就。参考下面的讨论，使用科学的方法来评价这种方法。印度过去的人均国民收入比中国人均国民收入高，但是中国的人均寿命比印度的人均寿命高。哪个国家人民的效用更高？这个问题没有唯一的答案。根据一个关于生活水平的指标，即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住房的提供、污染、交通堵塞、犯罪率和其他影响福利的变量的加权平均数，日本的福利居世界之首，而美国位于澳大利亚等国之后，居第七位。但是，许多曾经在日本居住的美国人都不同意这种排名。换句话说，在每对发展指数中，有许多可能的替代（对不能同时兼顾的因素的权衡）的因素。只有一个了解自己效用最大化问题的个体，才能有效地在这些指数中用一个因素代替其他因素。这样的效用最大化问题对政府决策者来说是不可捉摸的。个体的效用和其他人的效用之间的权衡更加复杂，使制订政府计划的人不仅难以领会，而且即使领会到了，也不可能以一种仁慈的方式加以平衡。
16.新古典发展经济学中对幼稚工业的讨论者声称，因为规模经济、边学边做和产业关联的网络效应，保护关税对不发达国家的工业化至关重要。其他经济学家认为，有关幼稚经济的讨论可归结为有关不完善的资本市场的讨论。在缺乏发达的资本市场的情况下，保护关税对工业化是至关重要的。参考休谟（Hume，1748，pp.34-35）以下有关投资的古典观点，并对这些观点进行评价：“在这个世界发展的过程中存在一种和谐的力量，该力量能平衡贸易和财富的增长，使它们不仅限于一个民族。当一个国家在贸易上相对另一国有有利条件时，因为前者有优越的工业和技术条件，它的商人会拥有更多的存货，这使他们能够以更小的利润进行贸易，而后者此时会很难与之竞争。但是，这些优势会以某种方式得到补偿。在每一个没有广泛贸易的国家，劳动力的价格都很低廉，并且它们的金银也不丰富。制造业因此慢慢地转移了它们的位置，离开了它们已经使之富裕的国家和省份，飞往其他地方，不管到哪里，它们都以同样的过程被吸引和流出。”
17.多德兹和万姆万克迪斯（Dodzin and Vamvakidis，1999）发现了在农业经济的发展过程中，工业化程度和开放程度呈正相关的经验证据。使用这个证据来评估幼稚工业的理论，即保护关税对一个农业社会的工业化是至关重要的。
18.最近的关于储蓄和信用的均衡模型（见第15章）表明，储蓄、投资和人际借贷的基本原理是基于跨时商品贸易收益的。如果交易成本（道德风险、逆选择和其他类型的交易成本）超出了跨时贸易收益，则储蓄和投资就不能发生。使用这种一般均衡的观点分析发展中国家投资短缺的焦虑和次发达国家的资本逃逸。
19.20世纪50年代盛行的发展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依赖国有企业实现工业化，但是这种政策最后失败了。这种政策失败是由于忽略了企业剩余权的功能，第7章和第9章有关企业和交易成本的新的理论探究了这种功能。一个基于哈罗德-多马（Harrod-Doma）模型的投资决定论和投入-产出分析的综合性政府投资计划是对市场协调分工功能的忽略，第3章、第6章、第7章对此进行了分析探讨。以牺牲农村居民的福利为代价来提高工业化的歧视性发展政策是国家机会主义行为的表现，它以经济发展为借口，通过牺牲弱者的利益来追求精英的利益。参考克鲁格（Krueger，1995，1997）对寻租的相关分析，分析这种新古典发展经济学的政策描述的政治经济机制。
20.克鲁格（Krueger，1995，p.2511）指出，许多新古典发展经济学家在贸易对经济发展的贡献上的悲观主义是基于对弹性的讨论。这意味着，欠发达国家对初级商品的需求占收入比重的减少是由于收入弹性小于1。克鲁格认为，基于这种悲观主义的保护关税是一种自我满足的预言。第3章的模型表明，不考虑对任意商品需求的收入弹性，当被交易商品的交易成本系数增大时，一般均衡会从贸易和高总合生产力的结构跳到自给自足的低总合生产力。用这个结果分析为什么对弹性的讨论不是一个发展的一般均衡的观点，以及它为什么可能是误导人的。
21.为什么新古典发展经济学不注意18世纪英国成功的发展经验和法国相对来说不成功的经验的区别（Mokyr，1990，pp.234，250；1993）？许多由新古典发展经济学提出的政策和重商主义相似，而重商主义则早已被英国18世纪成功的发展经验和以斯密为代表的古典发展经济学抛弃。但是，为什么在20世纪很多国家重复了重商主义的错误呢？
22. 20世纪50年代，许多发展经济学家担心发展中国家获取外汇和投资的能力。如果这个发展中国家是个大国（如印度或中国），他们还会担心国际市场无法吸收这个国家出口的商品。为什么从一般均衡的观点来看这些担忧都是没有根据的？
23.20世纪50年代，苏联、中国和印度政府制定了许多专门的发展目标，比如增加人均收入，提高人均寿命、文化程度、医疗辅助水平、公共效用水平、钢铁产量、机床产量、粮食和布的人均消费量、教育水平、住房水平、投资水平、营养水平，降低婴儿死亡率（Behrman and Srinivasan，1995）。早期的发展经济学一般遵循通过集中计划管理来发展经济的主张。一些测量经济发展的指数，比如收入分配不平等指数、文盲指数、婴儿死亡率指数、寿命指数，正是由于这个主张而发展来的。这种经济发展的想法是否与经济发展的科学分析相一致？为什么基于这种想法的经济发展分析是误导人的？
24.一些新古典发展经济学家声称，欠发达国家由于缺乏许多市场，故其扭曲就比发达国家多。但是，根据第10章中的产权经济学和内生的外部效应，分工经济和交易成本之间的两难折中意味着，在拥有更好交易条件的发达国家里会有更多的交易，但同时也会产生更集中的扭曲。用这个例子讨论为什么我们需要用一般均衡分工网络的超边际分析来探究经济发展机制。
25.一些发展经济学家声称西欧18～19世纪资本主义经济发展的经验还称不上成功的经济发展经验。他们提到的埃及、印度、印度尼西亚和拉丁美洲都是不成功的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例子。用这些国家和英国在制度上的差别来评价这种论点。例如，埃及统治集团长期的政治垄断导致了国家机会主义，印度国家计划的工业化鼓励了寻租和其他机会主义的产生。
发展经济学在发达国家的适用性
26.根据布坎南（Buchanan，1991）所说，国家机会主义不仅是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障碍，而且是发达国家经济发展的负担。他认为，以追求长期社会福利的集体决策为基础的立宪主义者在特定的民主章程下，同追求个别集团的短期利益的寻租者之间的竞争，支配着决定政策制定的宪政规则的演化。一个个体可以同时扮演立宪主义者和寻租者两个角色。用一个民主发达国家（如美国或英国）的贸易政策、教育制度或保健医疗制度的例子分析这种“超级对策”对这个国家宪政规则的形成和经济发展政策制定的影响。
27.奈斯比特（Naisbitt，1990）预测了几种大趋势，如在21世纪的美国，特许连锁将成为主要的商业形式，咨询和心理服务的收入将会增加。此外，个人会逐渐非专业化一些。用新发展经济学来预测在发达国家出现这种大趋势和现代化现象的可能性。
28.比尔·盖茨“数字化革命下的十二条规则”中的一条是读所有收到的电子邮件（《时代周刊》，1999，p.72）。因为信息获取和为获取信息而付出的资源成本之间必须权衡，所以这当然不是一个最优经济决策。本书中的几个斯密模型预测，当信息技术发展、网络扩展，以及分工和信息交流的负网络效应比正网络效应增大得更快时，信息成本的比重会增大。这意味着更多的资源被用于筛选和去除无用的信息。更重要的是，随着社会处理和吸收信息能力的增强，社会每个成员所拥有的信息量占社会总信息量的比例在减少。因此，一个简单的“信息时代”的口号可能会误导人们以为知道的信息越多越好。所以，美国在21世纪的新发展特点是，人们很难在信息交流的正网络效应和负网络效应之间进行有效权衡。请结合计算机病毒对现代经济生活产生负网络效应来评论这个观点。
29.刘孟奇（Lio，1996）用模型证明，发达国家的一个显著现象是闲暇时间和为市场工作的时间同时增加，而自给自足的工作时间则减少了。这种现象意味着个人职业工作上更加专业化，原先自给自足的许多服务现在要从市场购买。这种趋势是和不断增加的闲暇时间和来自市场的收入相联系的。根据1999年《特许连锁年刊》（The Franchise Annual）的说法，这将使得为双收入家庭提供节省时间的服务的部门在今后30年里成为发展速度最快的部门。为什么刘孟奇模型能预见分工网络扩展后能同时产生这两种现象？
30.《经济学家》（Economist，1998，pp.4-7）通过一项调查证明了发达国家一个有趣的发展现象。这项调查发现，交通基础设施越完善的美国城市越容易发生交通堵塞。诺斯（North，1958，1986）也找到了类似的经验证据，即当交易条件改善时，交易成本在收入中的比重增大。这意味着，当通信技术改善和计算机部门的生产率提高时，在计算机和通信系统上的开销-收入比是上升而不是下降的，即更多的时间和资源将被用来处理无用的电子邮件及搜索和筛选。用分工网络效应分析这种现代发展现象。
31.奈斯比特（Naisbitt，1990）提到一种发展现象，即美国和其他发达经济体中特许连锁网快速发展。他声称：“特许连锁店已经成为古往今来一个最成功的市场概念。”根据国际特许连锁店协会（The International Franchise Association，1997）所说：“在美国各地有超过550000个特许连锁网，销售额超过8000亿美元，在美国的每个营业日里，每隔8分钟就有一家新的特许连锁店开业。”在产品连锁、商标名称连锁、商业形式连锁三种连锁经营形式中，最后一种发展得比前两种快得多。1999年，美国有4177个商业形式特许连锁网列在《特许连锁年刊》上，它们中绝大多数是在1960年以后形成的，每个网络具有20～2000个加盟店。古典发展经济学好像能很好地解释这种现象。绝大多数商业特许连锁网（麦当劳和肯德基是快餐食品连锁网中的两个）包括有形服务和无形知识的分工。连锁店的总部专门提供技术（无形知识产权，通常附有具体的操作手册和训练项目）。分店专门提供有形的商品或服务，从总店那里购买无形知识产权。有些时候，一个特许连锁网包括提供迂回生产设备的部门和提供最终服务的部门之间的细密劳动分工。例如，由麦当劳总店提供的技术（麦当劳“圣经”）包括购买非常专业化的烹调设备。这可以通过在迂回部门和最终部门之间的高度分工来提高生产率。此外，由“精细验车”（the precision turn）总店提供技术，包括购买非常专业化的调试和安装汽车发动机的设备。如果斯密把他的理论用于分析特许连锁，他也许会得出以下的结论：连锁经营中的高度分工一方面带来高生产率，另一方面带来有形和无形产权的高交易成本。由于特许服务中存在一种常见的机会主义，即分店一旦得到了必要的技术，就不再愿意继续支付特许费，所以特许经营合同运用“人质机制”来限制这种机会主义。典型的特许经营合同有一项特殊的条款，即如果分店不付约占连锁销售收入9%的特许费，总店可单方面终止合同。在终止合同的某一特定时间内，不允许分店在特定的地区和活动中与总店竞争。这种“人质机制”大大减少了由于侵犯总店的知识产权而导致的交易成本，因此，从更大的分工网上获取生产率提高带来的好处就更可能超过交易成本。从这种观点看，发达国家特许经营的繁荣是知识产权生产和有形服务生产之间分工的进一步发展。这种新的发展现象同斯密的制针工厂具有同样的经济机制。这种特许经营的繁荣也与最近流行的商业实践，即降低规模，分拆、购买而不是自己生产中间产品，外包或强调核心竞争力相关。这些现象与新古典规模经济概念不一致。本书的第7章将用斯密模型解释生产率和分工的增长同公司平均规模下降同时出现的现象。
[1] 这一判断，可以从诸多经济学文献中得到佐证，如刘易斯（Lewis，1988）称，“经济发展理论是在1650～1776年亚当·斯密发表《国富论》期间的大约一个半世纪在英国发展起来的”。黑根（Hagen，1980，p.72）也称，“亚当·斯密是一位关注经济增长的理论家”。森（Sen，1988，p.10）指出，“配第被公正地认为是现代经济学的奠基者和数量经济学的先驱之一，他当然也是一位发展经济学的奠基者。的确，在早期的经济学文献中，很难将发展经济学同经济学的其他分支分开，因为实际上经济学的大部分注意力都放在经济发展问题上。这种情况不仅在配第的作品中得到了反映，而且在其他一些现代经济学先驱，包括格雷戈里·金（Gregory King）、弗朗科斯·魁奈（Francois Quesnay）、安托尼·拉瓦锡（Antoine Lavoisier）、约瑟夫·路易斯·拉格朗日（Joseph Louis Lagrange）的作品中，甚至在亚当·斯密的作品中，情况也是如此。实际上，《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就是对发展经济学基本问题的研究”。
[2] 配第（Petty，1671，pp.260-261）说明了专业化对提高制衣技术的作用，并指出荷兰商品运输之所以便宜，正是因为其将每只商船专门用于运输一种商品。此外，配第还举了手表制造过程中分工的例子。杜阁（Turgot，1751，pp.242-243）将分工的发展与收入分配的不平等，以及社会最底层群体生活水平的提高的现象联系在一起。
[3] 诺斯（North，1981，pp.158-168）和格勒内维根（Groenewegen，1977）的研究表明，英国国内的自由主义政策体制和法国杜阁倡导下的自由主义改革，比斯密“看不见的手”的观点还要早。在斯密这一观点问世后，英国进一步实行了自由的国际贸易制度。
[4] 经济学家同意他们关于经济史理论的不同看法。因此，本章评述的关于发展史的理论只是众多理论中的一小部分。
[5] 根据La Porta，Lopez-de-Silanes，Shleifer，Vishny（forthcoming）的观点，对经济发展的作用而言，从案例中自发产生而不是政府制定产生的普通法比政府制定的大陆法往往更有作用。但是，自从主要西欧国家从美国模仿了宪法司法（constitutional judiciary）、司法复查（judicial review），普通法系和大陆法系治下的宪政规则就一直在趋同。
[6] 诺斯关于下面反馈圈的推测类似于一些演化的对策论模型预测的结果（参见 Mailath，1998）：意识形态和信仰系统、社会准则和道德规范、政治和法律制度、商业组织和经济结构、发展绩效、意识形态和信仰系统。本书正式的模型集中在对第三、第四、第五层次的分析上，没有对整个发展过程的反馈圈进行模型化处理，但系统地研究了分工演进同企业制度、交易成本、结构变化和经济发展的密切关系。
[7] 参见Beasley（1995）关于明治时期经济、政治和社会改革的详细分析。
[8] 19世纪的自由贸易时代通常被认为始于1846年，当时英国通过撤销《谷物法》（Corn Laws）单方面实行了自由贸易。事实上，自由化应该开始得更早，即应自1842年废除出口关税和1842年及1845年降低进口关税算起。接下来的关键一步是1860年英法签订《科布顿-谢瓦利埃协定》，它使得英法贸易实现自由化。19世纪70年代早期创立的德意志帝国是建立在自由贸易原则和低关税基础上的。通常认为，该自由贸易时代随着保护主义的复兴浪潮而终止于1879年，当时俾斯麦接受了著名的面包和钢铁关税，这使得农业的进口关税提高。法国和意大利随之实行了更高的关税。事实上，尽管有这些关税的提高，但平均关税率到第一次世界大战时仍然很低，而且非关税壁垒（如配额和汇率控制）实质上不存在。根据科比（Capie，1983，p.8）收集的数据，平均关税收入占总进口的百分比在法国、德国和英国都低于10%，意大利则是介于10%与20%之间，美国则介于20%与30%之间，俄罗斯则介于20%与40%之间。
[9] 参见Eichengreen和Flandreau（1994，p.9）。1908年实行黄金或白银标准的国家如下所示。欧洲：英国、法国、比利时、瑞士、意大利、德国、荷兰、葡萄牙和罗马尼亚；北美洲：美国和加拿大；中美洲：墨西哥、尼加拉瓜、危地马拉、洪都拉斯、萨尔瓦多和哥斯达黎加；南美洲：秘鲁、智利、巴西、委内瑞拉和阿根廷；亚洲和中东：奥斯曼帝国、埃及和波斯。除了意大利、澳大利亚、西班牙、葡萄牙、尼加拉瓜、危地马拉、秘鲁、智利、巴西和委内瑞拉，其他国家和地区的货币在任何情形下都能转换成黄金。意大利和澳大利亚的货币虽然不能转换，却非常稳定。
[10] 参见Thorp（1984）的研究不同国家经验的论文。
[11] 就像巴克勒（Baechler，1976）思考17～19世纪主权国之间的竞争促进了资本主义制度的演进一样，克鲁格（Krueger，1995）认为，国际舞台上政府之间的竞争，正是20世纪重新回到自由主义改革的驱动力。
[12] 这反映在凯恩斯1933年在爱尔兰所做的“国家的自给自足”（National Self-sufficiency）的演讲中，当时世界正陷入大危机（Keynes，1933）。在演讲中，凯恩斯否定了对自由贸易的承诺以及制度的国际和谐论，声称19世纪后期的经历是一个很大的且显然不可避免的失败。在凯恩斯看来，通过强权之间的竞争，国际体系会导向战争，“一个国家对现有外国利益的保护、新市场的捕捉、经济帝国主义的发展——这些是导致资本在最大地理范围内扩散的计划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Keynes，1933，p.236）。
[13] Zaleski（1980）曾记录苏联的计划者充当模仿西方生产模式的角色的过程。列宁（Lenin，1939）的著作也显示他非常熟悉发达资本主义经济中的工业化特征。
[14] 萨克斯、温纳（Sachs and Warner，1995）记录了19世纪末的保护主义浪潮，在本书第3章中，我们用李嘉图模型来解释这一现象，超边际分析同时内生了贸易制度和均衡的市场一体化水平。
[15] 例如，Arndt（1989），Bliss（1989），Bhagwati（1984），Hischman（1981），Lewis（1984），Livingstone（1983），Meier and Seers（1948），Sen（1983），Stern（1989）都将发展经济学视为经济学在欠发达国家应用的一个领域。
[16] 20世纪50年代流行的通过国有企业进行工业化的发展政策，其失败之处在于它忽视私人企业剩余索取权的功能，这已被新企业理论和交易成本理论所证明。基于哈罗德-多马模型的投资决定论和投入-产出分析的综合投资计划，就是忽略市场协调分工职能的一个证据。以降低农村居民福利为代价的歧视性的促进工业化政策，是国家机会主义行为的结果，一些既得利益者将经济发展当成他们获取利益的“人质”。克鲁格（Krueger，1995，1997）关于寻租的分析，可以用来探讨新古典发展经济学政策处方的政治经济机制。
[17] 克鲁格（Krueger，1995，p.2511）指出，很多新古典发展经济学家之所以对贸易对经济发展的贡献持悲观态度，是因为基于对所谓弹性问题的争论。他们担心，由于收入弹性小于1，对欠发达国家初级产品需求所占的收入份额会下降。克鲁格称，基于这种悲观论调的保护性关税是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杨小凯的模型显示，不管一种食物的需求收入弹性如何，只要交易效率提高，一般均衡就会从自给自足的低总合生产力水平跳到高贸易依存度和高生产力的分工结构。这就说明，强调弹性的观点不是一个一般均衡的发展观，它可能会产生误导。20世纪50年代，很多发展经济学家担心发展中国家获得外汇和外资的能力，如果是大的发展中国家（如印度和中国），他们又担心世界市场的容量不能吸收来自这些国家的出口商品，但是斯密一般均衡的观点表明，这种担心是没有根据的，因为当一国国内的分工水平提高，或者国际分工水平提高时，财富就会增长。由于供给和需求是分工的两个不同侧面，所以只要分工和贸易带来的财富增长没有超过交易成本，担心贸易赤字和外汇短缺就是没有根据的。基于这种发展观的政策就是，排除贸易和交易成本的障碍，让“看不见的手”发挥协调分工的作用。
[18] 马歇尔假定效用函数具有凹性（边际效用递减），意味着准凹效用函数，但后者不一定意味着前者。
[19] 虽然新古典边际分析被很多经济学家用来批评由早期新古典发展经济学倡导的国家计划发展战略，但我们的教材将证明，超边际分析能为这种批评提供更有力的武器。
[20] 科斯（Coase，1946，p.173）指出：“一个消费者不仅要决定是否去消费一个额外单位的产品，而且要决定他消费这种产品是否比将钱花在其他方面更有价值。”他用超边际分析的方法，对边际成本定价法则（1946）以及庇古对外部性所做的边际分析（1960）进行了批评。超边际分析法在决策问题上的应用，可以在肯德里克（Kendrick，1978）、利特和莫里斯（Little and Mirrless，1980）、贝克尔（Becker，1981）和罗森（Rosen，1983）的文献中看到。在格罗斯曼和哈特（Grossman and Hart，1986）与哈特（Hart，1995）的文献中，则可以看到超边际分析法在不完全合约问题上的应用。迪克西特（Dixit，1987，1989）、杨小凯和威尔斯（Yang and Wills，1990）、杨小凯和博兰（Yang and Borland，1991）、杨小凯和史鹤凌（Yang and Shi，1992）、杨小凯和黄有光（1993）则将超边际分析的方法运用到了一般均衡模型上。杨小凯和刘淑香（1998）还对分工问题的超边际分析提供了一个最新的文献综述。
[21] 最近的发展经济学教材，例如，Ray（1998）和Meier（1995），包括了部分内生交易成本文献，如斯蒂格利茨的道德风险和租佃模型，但不包括内生外部性的文献、承诺博弈模型的文献、产权经济学和交易成本经济学的文献，以及新经济史学派的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