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脾胃学说是中医整个学术体系的精华部分之一，经历了从《黄帝内经》（简称《内经》）提出基本理论，张仲景《伤寒论》形成其雏形，隋唐两宋推进了其发展，到李杲《脾胃论》形成其较完整的体系，直至叶天士的补充发挥，形成了完整的中医脾胃学说理论体系。中医从脾胃治疗多种病证思想渊源于《内经》，其蕴含的脾胃学术思想，对历代医家具有非常大的影响，脾胃被称为“后天之本”，从脾胃治疗多种病证的理论，对现代临床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内经》对脾胃的认识，不论是生理、病理，还是病变的原因、证候、诊断及治则等各个方面均有较为详细的论述，为后世脾胃学说的确立奠定了基础。《素问·玉机真脏论》：“脾脉者，土也，孤藏以灌四傍”，《素问·五藏别论》：“胃为水谷之海，六腑之大源”，指出生理上脾胃是气血生化之源，内而脏腑、外而四肢百骸无不依其营养。病理上若脾胃功能失常，会引起脾胃及其他脏腑、经络、皮肤、肌肉等各方面的多种病证。在《内经》基础上，《伤寒杂病论》提出“四季脾旺不受邪，即勿补之”和“见肝之病，知肝传脾，当先实脾”的观点，重视脾胃之气在防病治病中的重要作用。隋·巢元方撰《诸病源候论》专列“脾胃病诸候”。唐·孙思邈《千金方》分别论述脾胃虚实证治，提出“五脏不足，求于胃”的论点，强调调治脾胃可使“气得上下，五脏安定，血脉和利，精神乃治”。宋代医家不但重视方药，而且重视中医理论的研究，对促进脾胃学说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太平圣惠方》和《圣济总录》对脾胃病证专门论述。《太平惠民和剂局方》创制了许多脾胃病证著名方剂，如四君子汤、参苓白术散等为后世医家所宗，至今仍为临床治疗脾胃病证的常用基础方。《小儿药证直诀》尤其重视脾胃在发病学上的意义，提出“脾胃虚衰，诸邪遂生”。金元时期，李杲完善了脾胃的病因病机和治疗，创立了脾胃学说，提出“内伤脾胃，百病由生”，认为多种病证的形成，与脾胃受损、功能失常有关，形成了较系统的脾胃理论，对后世医家薛己、张景岳、李中梓、叶天士等人产生巨大的影响。清代叶天士注重胃阴，主张甘凉濡润，根据《内经》的理论，提出：“太阴阴土，得阳始运，阳明阳土，和阴自安，以脾喜刚燥，胃喜柔润也”，充实了李杲调理脾胃以安五脏之说，既继承《内经》，又充实、发展了李杲学说，李杲的升脾阳和叶天士的养胃阴有机结合起来，使脾胃学说形成了完整的理论体系。

藏象学说的整体观认为人体是有机的整体，以脏腑为中心，不仅脏与脏、脏与腑、腑与腑之间密切联系，而且通过经络与形体诸窍相互联系，与精气神、自然、社会环境等存在着有机的联系。藏象学说是历代医家在医疗实践的基础上，在阴阳五行学说的指导下，概括总结而成的，是中医辨证论治的理论基础。藏象辨证论治是对中医各种辨证方法进行有机地结合、统一的辨证论治体系。脾胃藏象辨证论治是藏象辨证论治的重要内容，是从脾胃治疗多种病证的主要理论依据，其规律特点是：根据藏象学说，脾胃具有受纳、腐熟、运化水谷，化生气血，升清降浊的功能，以及脾喜燥恶湿、胃喜润恶燥等生理特点，因而若出现上述功能及生理特点的病变，均可定位于脾胃，属脾胃本脏腑病证；从脏腑之间的关系考虑，则脾胃表里或与其他脏腑关系失常的病变，其病证定位除在脾胃外，还涉及其他脏腑，属脾胃与其他脏腑相兼病证。根据经络学说，凡临床症状表现在足太阴脾经、足阳明胃经的病证，均可定位于脾胃，属脾胃经络所系肢体、官窍病证；再根据风、寒、湿、热、燥、火及饮食之邪伤及脾胃的病因，阳虚、气虚、阴虚、血虚等病机定性；最后对临床出现的不同症状，以定位与定性合参，得出辨证结论，确定治疗法则，遣药制方，施行治疗。

历代医家以脾胃藏象辨证论治理论为基础，从脾胃治疗多种病证（如胃痛、痞满、呕吐、噎膈、呃逆、泄泻、便秘、咳嗽、水肿、消渴、中风、失眠、痿病、眩晕、血证、心悸、乳核、乳痈、崩漏、闭经、茧唇、唇风、口疳、舌菌等），不仅对目前临床从脾胃治疗消化系统疾病具有重要的指导作用（如急慢性胃炎、消化性溃疡、胃痉挛、胃下垂、胃黏膜脱垂症、十二指肠炎、功能性消化不良、食管炎、贲门痉挛、食管癌、贲门癌、急慢性肠炎、过敏性结肠炎、慢性胰腺炎、肠易激综合征等），而且对其他多系统疾病可开辟新的中医药治疗路径（如上呼吸道感染、支气管炎、支气管扩张、肺炎、急慢性肾小球肾炎、肾病综合征、糖尿病、脑血管病、神经官能症、更年期综合征、感染性多发性神经炎、运动神经元病、重症肌无力、肌营养不良、高血压、低血压、贫血、梅尼埃病、脑动脉硬化、多种急慢性疾病所引起的出血、心律失常、乳房结节、乳腺纤维腺瘤、唇炎、口腔溃疡、唇癌、舌癌等）。

本项目获得上海市卫生和计划生育委员会中医药科研专项课题“从脾胃治疗多种病证研究”（编号：2016JP002）的资助，特此表示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