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书院的讲学方式

中国传统书院是有别于官学和一般私学的一种教育组织，其讲学有其独特的方式。书院特有的讲学方式直接影响了书院讲学类建筑的形制和特点，而书院的讲学方式又受其教学宗旨和教学内容的影响。书院的设立宗旨基本上可以用“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这八个词来概括，书院要求士人端正学习态度，注重个人修养，笃行礼仪道德，不以科举入世为个人追求的目标，因此书院以培养博学多才，有道德有学问，并且胸怀天下，能够有助于国家发展的实用型人才为最终目的。比如：宋代岳麓书院山长张栻就提倡“盖欲成就人才，以传道而济斯民也”；白鹿洞书院学规提倡“博学之，审问之，慎思之，明辨之，笃行之”，讲究“讲实理、育实才、求实用”，主张培养经国济世之才。书院的教学内容没有统一规定和固定模式，时代不同，地域不同，山长不同，课程就会有差别。书院一般把读经书、讲理性、习时艺、考策论等作为主要教学内容，从书院发展历史来看，书院的主持人多为名师宿儒，既热衷于从事培养人才的教育教学工作，又积极从事学术理论的研究与传播，承担着教学与学术研究的双重职责，使得教育教学与学术研究相结合，二者相得益彰。

广义上的书院讲学不局限于讲堂、斋舍之中，祭祀、展礼、游览山石林泉以及名山大川，考察历史名物，都可以看作是讲学方式。而在书院内的讲学一般采用个别讲授和集体讲学的方式来进行。个别讲授是指针对个别学生进行提问、交流和辩论，类似于今天的小班教学和小组讨论。对书院布局与建筑特点影响较大的是集体讲学方式，集体讲学的形式包括升堂讲学、会讲和讲会及从游等。在集体讲学过程中，升堂讲学以及会讲和讲会这两种组织形式具有较强的仪式性，特别是讲会，每个仪式过程都有严格的规定。而从游则相对轻松自在，师生可以在平等融洽的氛围中就任意问题进行探讨，并且发表自己的意见，畅所欲言。

一、升堂讲学

升堂讲学是书院中较为常见的一种讲学方式，一位老师在堂上讲，学生在下面听，属于书院的日常教学活动，类似于今天的常规的班级教学。书院的升堂讲学方式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孔子讲学，魏晋时期佛家升高座位的讲说对书院的这一讲学方式也有着深远的影响。

书院的升堂讲学既具有较强的仪式性，又具有相对的灵活性。其仪式性主要通过每次讲学前后的一系列具体的规矩来体现。如康熙年间，岳麓书院学规规定老师每天都要在讲堂讲解经书，在每次讲学开始之前，山长或者副讲等带领学生到大成殿向孔子行拜礼，对孔子的神位四拜之后，再回到讲堂，通过对先圣先贤的祭拜，渲染出学习的神圣性和庄严性。待所有人都回到讲堂之后，引赞高喊“登讲席”；山长、副讲同时登上讲席后，引赞又喊“三肃揖”；行礼后，学生向山长、副讲进茶；然后开始讲学，山长、副讲各讲儒家经典一章，并申饬规约，在讲授经书时，讲师应正襟危坐，严肃庄重，以表达对圣贤的敬意；讲课完毕之后，“复进茶，诸生谢教，引赞喊‘三肃揖’后，方才退教”。书院通过这种礼仪形式，营造出一种庄严肃穆的学习情境，使学生规范自己的行为，提升自己的境界。

升堂讲学的灵活性则体现在讲师的多元化和教学内容自由等方面。升堂讲学的讲师并不限于本院的主教，其他学派的学者也可以在此讲学。在教学内容方面，升堂讲学之前，讲师会给学生指定书目，让学生自学。在讲学当日，学生可以提问，讲师对学生的疑问进行解答，学生的问题可以是与所指定的书目有关的内容，也可以是其他内容。在这一过程中，更加强调的是师与生、生与生之间对于学术问题的思辨和探讨。

二、会讲和讲会

会讲和讲会则是有别于今天常规教学方式的、属于书院独具特色的讲学方式。升堂讲学只有一位老师在堂上讲授，而“会讲”则是有两位或两位以上的老师共同讲学，对学术问题进行探讨。会讲的主要目的在“会”，为的是学者们相互交流研究心得和探讨学术问题，类似于今天的学术沙龙和研讨会。由于参加会讲的老师学术观点不尽相同，他们经常会激烈地辩论。会讲将不同学派的大师聚在一起，不拘门户之见，共同探讨学术问题，在论辩中互相促进、求同存异，对于培养学生批判性思维有很大帮助。会讲和讲会都是聚会讲学，不同的是，会讲是不定期举行的、临时的聚会讲学，而讲会则是定期举行的，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讲会是在会讲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

历史上记载了两次著名的书院会讲：

一是首开会讲之先河的岳麓书院“朱张会讲”。南宋孝宗乾道三年（1167），朱熹从福建崇安来到湖南长沙，与岳麓书院山长张栻进行了长达两个多月的讲学论道，史称“朱张会讲”。朱熹和张栻都是当时颇有名望的理学大家，虽然两人皆是“二程”的四传弟子，但由于具体的学术师承不同，对一些问题产生了不同看法，于是张栻邀请了朱熹来岳麓书院讲学。由于朱熹、张栻二人都是有影响力的著名学者，此次会讲吸引了各地的学子，盛况空前，“学徒千余，舆马之众至饮池水立竭”，为湖湘学派赢得了“一时有潇湘洙泗之目焉”的美谈。此次会讲对二人的影响是双向的，在激烈的质疑、辩论和交流的过程中，他们不断完善自己的观点，逐渐构建了较为完备的学术理论；而且此次会讲的影响力，也绵延了几个世纪。“朱张会讲”之后，四方学子接踵而来，岳麓书院名扬天下。元代理学家吴澄在《重建岳麓书院记》中说：“自此之后……非前之岳麓矣。”更为重要的是，“朱张会讲”树立了自由讲学、互相讨论、求同存异的典范，体现了书院内各学派“百家争鸣”的特色，成为书院区别于官学的一个重要标志。这样的治学方式，到今天都值得推崇和借鉴。

二是比“朱张会讲”晚十四年的“朱陆会讲”。“朱”指的是朱熹，“陆”指的是陆九渊，两人分别是“道学”和“心学”的代表人物。早在淳熙二年（1175），在吕祖谦的组织和主持下，朱熹和陆氏九龄、九渊兄弟就“为学之方”的问题，于江西信州鹅湖寺进行过一场激烈的辩论，史称“鹅湖之会”。会上，在辩论的过程中，“元晦之意欲令人泛观博览而后归之约，二陆之意欲先发明人之本心而后使之博览；朱以陆之教人为太简，陆以朱之教人为支离”，谁也没有说服谁。六年后，淳熙八年（1181），朱熹邀请陆九渊到白鹿洞书院来讲学时，这场辩论还在继续，陆指朱为“邪意见，闲议论”，朱指陆为“作禅会，为禅学”。但是，朱熹并不因此而持有门户之见，作为东道主，待陆九渊为贵宾。陆九渊应邀以《论语》中“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一章为题，发表演讲，很受听众的欢迎。据记载，有些学生甚至被陆九渊精湛、透彻的讲说感动得潸然泪下。朱熹也很赞赏，并将陆九渊演讲稿刻石以资纪念，朱熹亲为题跋。现在江西白鹿洞书院里，我们还能看到刻有陆九渊这次讲学的讲稿和朱熹题跋的碑文，这是我国学术史上一份极为可贵的实物资料。自朱陆会讲之后，白鹿洞书院“一时文风士习之盛济济焉，彬彬焉”，与岳麓书院一样，成为宋代传习理学的重要基地。

到了明代，在“会讲”的基础上又出现了“讲会”。“会讲”与“讲会”都是书院聚会讲学的教学形式。“会讲”是不定期举行的，而“讲会”则是定期举行的，一般分为年会和月会两种。历史上的东林书院、紫阳书院、还古书院、姚江书院的讲会都很盛行。讲会发展到后来，已经形成了一种规范化、制度化的教学组织形式，设有专门人员，聚会日期、规约和开讲仪式都较为固定，其宗旨、组织、仪式都以条约的形式规定下来。讲会的组织形式也具有较为强烈的仪式性。在讲会过程中，设有专门的质疑问难环节，使教学和学术探讨更好地融合在一起。除了山长和教师，院外的学者也可以讲学，甚至学生也可以轮流讲学。与升堂讲学相比较，会讲和讲会更加追求不同学派之间思想的碰撞，更加强调与会人员的质疑论辩。在这样一种氛围中，讲学人员就学术问题探讨切磋，与会人员学会在辩论中思考。可以说，书院的讲会制度追求的是一种“各抒己见、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中国古代的书院作为一种特殊的教育组织在历史上存续了一千多年，其生命力的来源应该与会讲和讲会这种灵活的教学方式有着密切的联系。

三、从游

“从游”的讲学方式最初是在春秋战国时期形成的，书院继承了“从游”这一优良教育传统。书院里的学生平日里在斋舍或讲堂学习论道，专心于学业，但是久处于这种单调的空间，难免会让人感到疲乏。通过从游，学生跟随在老师左右，走进自然，领略祖国大好河山，在自然之美中学习知识、陶冶性情；并且在与教师朝夕相处中，感受教师的学识和人格魅力，从而在教师的言传身教中潜移默化地完成知识和道德境界的提升。

比如岳麓书院的学生周锷在《岳麓书院课艺·序》中就曾提到，当时岳麓书院的山长罗典经常与学生同游，在歇息时探讨交流学术问题，“夫子之为教也，讲明经义，既使之各有所得于见闻之外，复于游息时随时指点，凡身心性命，处己接物，无不彻夫情理，而使皆旷然有得于心”。在这样一种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大家身边都是志同道合的朋友，沟通交流更加愉悦，并做到“有善相劝，有过相规，疑则可以共析，义则可以共趋，怠惰者群相策勉，勤慎者咸知则效”。同时，这种和谐轻松、自由舒适的情感也会映射在对老师和学业的态度上，老师在这种环境氛围下传授知识，也促进了与学生的自由交流与沟通，师生相处更为愉快。

从书院的多种讲学方式可以看出，传统书院的讲学是一种自由的讲学，这种自由体现在讲学地点的自由、讲学内容的自由、讲学规模的自由、讲学形式的自由，甚至在传统书院中，讲学的老师和听课的学生都是自由的。正是这种自由的讲学方式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杰出人才，同时也深刻地影响着书院的建筑布局与特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