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官学和私学

周朝的学校分为国学和乡学两类，大多都是官办的。国学是贵族学校，一般只有贵族子弟才能入学，所以国学全部都是官办的。国学分为小学和大学两级，大学是最高等级的，当然也是最重要的，所以关于大学的学校建筑形式的相关记载也比较多；小学等级相对较低，所以关于那时代的小学的建筑形式的记载也比较少，比较模糊。

周朝的大学，根据史籍记载有“辟雍”“学宫”“大池”“射庐”等名称。“辟雍”是皇帝讲学的地方，真正的古代最高学府，其建筑形式就是一个圆形的水池，围绕着中央一个方形的殿堂。“学宫”是官学的统称，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都叫“学宫”。“辟雍”和“学宫”这两个名称一直沿用下来，直到清朝官学还是沿用这两个名称，皇帝讲学的地方还是“辟雍”。今天北京保存下来的国子监，就是一个“辟雍”，是目前国内保存下来的唯一的“辟雍”（图2-2-1）。至于“学宫”，过去各地的府学、州学、县学都叫作学宫，数量众多，各地都有。“大池”的名称估计是来源于“辟雍”，因为“辟雍”就是一个圆形的大水池。“射庐”是练习骑马射箭的地方，说明古代的贵族学校必须要学习军事技术。

周朝的乡学，虽然也算是官学，但实际上是半官方、半民间的学校。因为是地方政府办的学校，有的甚至就是乡村办的学校，所以统称为“乡学”。《礼记·学记》中记载周朝的乡学是“家有塾，党有庠，术（遂）有序”。而《周礼》中则说“乡有庠，州有序，党有校，闾有塾”。不论用什么名称，反正都是地方政府办的学校。其中有的已经是最低的乡村级的学校了。在那个时代，乡村一级实际上是没有地方政府行政管理的，而是以家族邻里为基层单位的乡绅族长的自治管理。这里有一个概念——“塾”特别值得注意。从建筑上说，“塾”本来是院落大门两侧的门房，包括祠堂和住宅大门两侧的门房都叫作“塾”（图2-2-2）。而古代家族办学，往往是在祠堂或住宅大门旁的门房里，请一个教书先生在这个“塾”里来教自己家族的子弟。后来人们说的“私塾”“家塾”就是这么来的。这种家族办学、村上办学实际上完全就是民办的，没有官办的性质了。事实上后来很多乡村民办的书院，就是从这种“家塾”或“私塾”发展起来的。

周朝是中国古代传统文化奠基的时代，政治制度上的以“礼”治国，哲学思想政治思想上的儒家学说，以及教育体制、教育思想等都在这个时候形成雏形。后来各时代文化的变化，都是在周朝的基础上的发展，而且变化都不大。例如天子之学的“辟雍”，地方官学的“学宫”，一直到清朝都是如此。

一、私学的兴起

中国古代由于官方重视教育，所以最初的教育都是官办的，私学（民间办学）的兴起是从春秋战国时代开始的。西周是统一的强大国家，所以教育全部由国家来兴办。东周王权衰弱，国家分裂成许多诸侯小国。因为战乱和动荡，很多过去为朝廷服务的学者纷纷逃离。他们都是接受过良好的“六艺”教育的学者，在这动荡的年代里，他们带着原来只是收藏在宫廷中的各种书籍、礼器、乐器等逃到各地。他们或者隐居著书立说，或者收徒讲学，传播自己的思想，形成了中国古代一个特殊的阶层——士，即知识分子。

当时各诸侯国互相竞争，各自都需要富国强兵，也希望得到这些学者们在思想理论和智慧策略上的支持和帮助，纷纷招贤纳士，出钱养着这些学者，即“养士”。当时养士成风，不仅公室（诸侯国王）养士，私门（豪强大夫）也养士，甚至互相竞争。到战国时代，养士之风更盛，当时一些著名的诸侯王或者地方的豪强大夫养士数以千计。这种社会状况，在另一方面促使了学术思想的繁荣，出现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各种学说百家争鸣的盛况。当时各路学者、各家学派互相竞争，形成一派学术繁荣的景象，史称“诸子百家”。孔子代表的儒家，老子代表的道家，墨子代表的墨家等等，都是这诸子百家中的一个学派。这些学派多数都是收徒讲学的，这就是中国古代私学大规模兴起的历史背景。

春秋时代这种诸子百家的讲学是没有正规学校的。即使得到了诸侯或地方政府的支持，也顶多是有几间房屋，可以有一个讲学的场所而已。有的甚至连固定的讲学场所都没有，带着学生四处游走，叫作“游学”。孔子在很多时候都是在游学。因为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提倡仁义、谦和、礼让等思想，与当时各国需要富国强兵的竞争状态是不相符的，所以孔子的儒家往往不被诸侯们接受。孔子带着弟子四处游学，四处游说，宣扬自己的儒家思想，但是却四处碰壁，没人接受，其艰辛状态可以想见。学生们完全是凭着对老师思想的信仰，跟着孔子四处游走。

当时的私学，诸子百家学派的讲学内容，除了各自的学术思想之外，也还是要教授一般的基本知识。例如孔子讲学就要教授六艺的内容。《史记·孔子世家》中就说“孔子以诗、书、礼、乐教弟子，盖三千焉，深通六艺者七十有二人”。后世说孔子“弟子三千，贤人七十二”就是这样来的。三千学生中深通六艺的只有72人，说明要真正学会六艺还真不容易。

当时的私家办学，主要招收的仍然是贵族弟子。所以孔子第一个提出“有教无类”的主张，贵族弟子和平民弟子同等招收，这在当时是具有重要意义的创举。

春秋时代诸子百家讲学之后，尤其是他们的学生弟子们散布开去之后，中国的私学在全国各地开办起来。例如孔子去世以后，儒家学派就分为八支，各自招生讲学，其中影响最大的是孟子私学和荀子私学。

春秋时代由诸子百家讲学而发展起来的文人知识分子办学，开创了中国古代私学（民办教育）的先河。从此中国的私学源源不断，为后来书院的兴起奠定了良好的基础。甚至这种私学比官学影响更大，因为历史动乱的原因，官学有时候断断续续，而私学却一直没有停顿地延续着。

二、古代学校的发展

自春秋战国时代私学兴起以后，官办和民办两类学校均持续发展。只有秦王朝这一短暂的时期，教育受到了特别的压制。秦朝以法家思想治国，提出“以法为教，以吏为师”。官方学校里学的就是法律、政令之类；教师就由国家官吏充任。私学则完全被禁止，发展到后来的“焚书坑儒”，文化专制走到极端，这对教育显然是一个沉重的打击。

汉代开始又重新恢复对教育的重视，官学和私学都得到了空前的发展。汉代的教育思想和教学体制以儒家思想为主旨，尤其是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儒家被立为国家的正统思想。教育思想和教育体制，当然就以儒家思想为正宗。教育体制基本上延续着周朝以来的学制和学校形式。汉代重视儒家礼制教育，在长安城的南郊建有大型的礼制建筑群，实际上就是一个辟雍。

汉代的官学分为中央官学和地方官学两类，入学者多为贵族子弟，教育的目的主要是为国家培养官吏。官学中最高等级是太学，中国古代的太学就是从汉代开始的。

汉代的私学也分为两类，一类是“蒙学”，一类是“精舍”。所谓蒙学是对儿童和青少年进行启蒙和基础教育的学校，相当于今天的中小学。精舍也叫“精庐”，即由学问高深的学者个人开办的，专门培养高层次的研究型人才的场所。东汉时期甚至还有女性办学，例如著名的博学才女班昭、蔡文姬等曾经都是收徒讲学的。从西汉到东汉、魏晋形成的这种教学体制，为中国后来的教学体制奠定了基础。

隋代仍然延续着汉代以来的官学和私学体制。从中央到地方都设置有官学的学校，中央官学的最高学府叫作“国子寺”，隋炀帝时改为“国子监”，并一直沿用到清朝。国子监的最高管理者叫“祭酒”，国子监祭酒不仅仅管理国子监，而且负责管理全国的学校和教育。这是我国历史上第一次正式由朝廷设立专管教育的行政官员。

隋朝的官学甚至还设立有专门学校。其实专门学校在三国时期就开始存在了，只是到了隋朝更加完善，学科种类更多。例如有专门培养书法人才的书学；有专门培养数学人才的算学；有专门培养法律人才的律学；有专门培养医学人才的医学等。到唐代更是在官学体系中规定了两个必办的学科方向，一个是儒经（儒家经典）学，一个是医学。由中央政府明令在学校中设立医学，这也是中国古代的首例。唐代各地府、州、县均已经有了官办学校，在府和州级的学校中规定了生员名额。府学可收儒经学生50～80名，医学生12～20名；州学可收儒经学生40～60名，医学生10～15名。除医学之外，唐代的官学中还设置了各类专门学校，计有律学、算学、书学、兽医学、天文学、音乐学、工艺学等，可谓门类齐全。

唐代是中国古代教育体制完全成型的时代。从中央到地方各级学校，都有了完备的体制。唐开元年间统计全国有328个府、州，1573个县，府有府学，州有州学，县有县学。另外还有民办的私学，其数量无以计数。唐代已经形成了一个遍布全国的完整的学校教育网络，这种情况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在全世界也是绝无仅有的。

宋代是教育发展的一个高峰，也是教育历史的重要转折，这个转折的主要标志就是书院的兴起。书院在唐代开始出现，但是真正的成型和大规模兴起是在宋代。

宋代的官学基本上还是延续过去的制度继续发展，仍然是由以国子监为首的中央官学，以及由各地的府学、州学、县学等地方官学，共同构成官学的体系。

民间书院的大规模兴起，情况却比较复杂、多样化。主流的、影响较大的书院，是由一些著名的学者开办起来的。他们收徒讲学，继承了春秋战国时期诸子百家讲学的特点。例如湖南岳麓书院、江西白鹿洞书院等著名的四大书院，以及其他一些重要的书院，都是由著名学者讲学而兴起的。另一类书院就是民间开办的地方学校，属于蒙学一类。民间重视教育，乡镇甚至村落里都开办学校，延请教师，教育学童。

这些民间开办的学校有的受到了官方的重视，给予资助。尤其是那些著名学者开办的书院，往往都受到官府的重点支持。例如岳麓书院，甚至得到皇帝的重视，亲自赐匾赐书。这类得到官方重视的书院，往往都是由地方政府直接指派“山长”（传统书院的院长称“山长”），并拨给“学田”，学校可以收租，成为书院的经济来源。这类书院有的就直接变成了官办的，有的成为半官办。乡镇一级的民间书院，有的也得到了官府的支持，成为半官办的学校。但是总的来说，书院还是民办的占多数，官办或半官办的占少数。据曹松叶先生《宋元明清书院概况》一书的统计，宋代全国共有书院203个。按省份来看，最多的是江西，有80所；其次是浙江，有34所；再次是湖南，有24所。所有书院中民办的占到50%以上，占多数。

元代是少数民族建立的朝代，蒙古族建立了统治政权。实际上进入中原的不只是蒙古族，还有其他一些少数民族也进入了统治阶层。所以这个时代的教育体制和学校机构中，自然就会加进一些少数民族文化的相关内容。元朝的中央官学国子监叫国子学，除了汉文国子学以外，还有蒙古国子学和回回国子学，这是元朝的特殊教育机构。蒙古国子学除了招收蒙古族学生之外，还招收其他民族的子弟入学。而回回国子学则主要是学习西域民族的语言文字，包括波斯文，其主要目的是加强与西域各国的交流。这也是元朝的教育体制中最具特色的部分。元朝的书院也有很大的发展，现在有统计的元朝书院达到408所，比宋朝还多。所以民间有说法“书院之设，莫胜于元”。元朝有的地方的书院也教授医学、数学之类的专门学科，这也是一个特色。

明代最初在南京建都，中央官学在南京，国子监也建在南京。后来明成祖永乐皇帝迁都北京，在北京再建一个国子监，即今天的北京国子监。于是有了“南监”和“北监”之分。明朝是教育发展的又一个高峰，洪武年间南京国子监监生达到了8100多人，永乐年间北京国子监监生更是达到了9900多人，盛况空前。

明朝政府在全国各地设立的地方官学叫“社学”，城镇乃至村落都有社学，甚至有制度规定“民间子弟八岁不就学者，罚其父兄”，强制实行基础教育。社学的优秀学生被选拔推荐到更高级别的地方官学——县学、州学、府学中去。

书院在明代初期有较大的发展，但是明代中后期却接连发生过四次禁毁书院的事件，其中两次发生在嘉靖年间，一次发生在万历年间，一次发生在天启年间。事件的起因虽各有不同，但是基本原因都是书院的学者们批判现实，议论朝政，招致统治者的忌恨。在明朝万历年间发生的著名的东林党事件，最具典型代表性。江苏无锡的东林书院办得非常有特色，远近闻名。很多学者和学子聚集在那里讲学和听讲，同时他们发挥了中国古代知识分子的特点，议论朝政，批判现实。顾宪成给书院题写了著名的对联：

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

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心。

东林书院对于朝政的批判，招致了魏忠贤等太监们的忌恨，最后书院被焚毁，学者们遭到了严重的迫害，有的被迫害致死。这就是著名的“东林党事件”。太监们因东林书院进而迁怒到其他书院，掀起一股禁毁书院的浪潮。然而有意思的是，明朝这样的毁书院的事件接连发生，但是民间的书院却是越毁越建，反而数量更多。有统计明朝共建书院1239所，远远超过宋元时期。

清朝的官学基本上沿用了明朝的体系，只是在“宗学”之外增加了“觉罗学”。所谓“宗学”是专为皇朝宗室弟子设立的学校；“觉罗学”则是专为爱新觉罗氏子弟设立的学校。觉罗学比宗学面更广，面向全国各地的爱新觉罗氏，有的地方把觉罗学和宗学合为一体。清朝教育体系中还有一个特点就是设有“八旗官学”，即专为八旗子弟设立的学校，人们俗称“旗学”。

另外清朝的地方官学中除了府学、州学、县学以外还有一个“卫学”。“卫”是清朝为镇守边关地区专设的一级行政机构，是军队驻扎的地方，逐渐形成为城镇。所谓“卫学”，是专为这些军队子弟设立的学校。地方上最低一级的官学仍然还是社学，是普及到乡镇甚至村落一级的学校。

清朝初期的统治者对书院也是不感兴趣的，因而书院的发展一度也受到了压制，直到康熙年间才有所改变。康熙皇帝重视文化教育，重视书院的发展，亲笔为一些重要的书院题写过匾额，例如“学达性天”“学宗洙泗”等（图2-2-3），促进了书院的发展。清代书院在明代基础上继续发展，新建书院共计781所。其中康熙年间建造的书院数量最多，有233所，其次是乾隆年间，228所，说明这两个时期对文化教育最重视。

从地域分布来看，还是南方书院多。数量最多的三个省，第一是福建，181所；第二是湖南，106所；第三是广东，102所。从官办民办的性质来看，官办的占78.74%。清朝的书院官办的占绝大多数，书院的官学化，这是清朝书院的重要特点。虽然官办的书院占多数，但是很多民办的书院仍然坚持宋代以来的讲会制度，自请教师，以自由讲学为特色。

有些地方的书院除了教授儒家经典以外，还教授各种相关学科知识，甚至各种工艺技能。最典型的例如漳南书院，中心建筑讲堂叫“习讲堂”，而不是“讲习堂”。“习讲”是强调实习践行。书院建筑与教学内容分为文事、武备、经史、艺能四斋，即四个教学方向。最具特色的是艺能斋，教授工学、水学、火学、象数等物理知识和工艺技能。这是过去的书院所没有设立过的。还有的书院除了经史、辞赋之外，还教授名物制度、天文、历算、地理、音韵等学问。这类书院后来成为了近代新式学堂的先驱。

清光绪二十七年（1901），朝廷采纳了张之洞、刘坤一等人的建议，将全国各省的书院改为学堂。这标志着延续千年的传统书院教育制度结束，进入到近代教育阶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