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西晋文坛与贵族文学的深化

西晋统一全国，不过有五十余年相对平静的时间。这个时期，一度出现短暂的安定局面，出现一批卓有才华的文学家，其中，以钟嵘所说的“三张、二陆、两潘、一左”最著名。三张应指张载、张协、张亢三兄弟，“二陆”即陆机、陆云兄弟，两潘即潘安、潘尼兄弟，一左即左思。除这些并称作家外，还有郭璞、刘琨、傅玄、束皙等重要文学家。西晋文坛，并不乏人，较为缺乏的是厚重的思想情怀。他们的创作讲究词藻的堆砌和典雅，艺术形式更加精美，但是忽略了文学的思想内容，走向重形式的贵族化道路。

不论是建安文人还是正始文人，作家的心灵世界往往充满热情与冲突，到了西晋，文士的精神境界普遍缺乏一种崇高精神。司马氏以强取豪夺手段获得政权，却提倡以名教立国，除了孝的观念尚未泯灭，对待忠，则让人处于两难境地。实际上，整个西晋一代文士，忠君的观念十分淡薄，传统的道德崇高感一旦缺失，就会影响到文士的人格建构与理想追求。因此，这一时期文士在出处去留问题上，往往纯然以自我之得失为中心，求名求利成为他们人生追求的目标。正由于此，西晋文士多依附权臣，卷入了政治斗争的旋涡，而在政治斗争中，他们也往往缺乏崇高的道德意识与是非观念，其命运也常随其所依附的权臣在政治斗争中盛衰而沉浮，甚至最终丧命。

张华追求词藻华丽、风格绮靡的文学风格，钟嵘《诗品》评其作品多为“儿女情多，风云气少”。他不仅工诗，也擅长作赋。他的《鹪鹩赋》寓意深刻，刘勰评价说“奕奕清畅”，“即韩非之《说难》也”（《文心雕龙·才略》）。张华编纂有中国第一部博物学著作《博物志》。《博物志》共十卷，分类记载了山川地理、飞禽走兽、人物传记、神话古史、神仙方术等。从权势的角度来说，位高权重的张华无异是西晋文坛的领袖人物。西晋文学重形式的文学风格的形成，与他有很大关系。两潘、二陆、一左都曾获得他的提携。

潘岳与陆机是西晋太康文学最具有代表性的作家，钟嵘在《诗品》中将他们二人置于上品，并有“陆才如海，潘才如江”之评。江海之间，似有抑扬，但在后人看来，二人则是才华的代名词。唐人王勃《登滕王阁序》末云，“敢竭鄙怀，恭疏短引；一言均赋，四韵俱成，请洒潘江，各倾陆海云尔”，即是这个意思。

陆机（261—303），字士衡，吴郡华亭（今上海松江县）人。陆机出身于东吴世家大族，祖陆逊为吴丞相，父陆抗为吴大司马。陆机20岁时，东吴灭亡，他遂退居旧里闭门苦学。九年后，与弟陆云北上入洛，为张华所赏。曾官至平原内史，后世因称陆平原。二陆来到了京师洛阳，以才学名震当时，获得官职。陆机在当时的文坛尤其突出，被人称为“太康之英”。张华曾评价陆机说：“人之作文，患于不才；至子为文，乃患太多也。”（《世说新语》注引《文章传》）他撰写了《文赋》来论述诗歌创作方面的经验，有很多精辟的见解。

陆机是西晋模拟诗风中最典型的代表作家。他尝试了乐府、古诗的各种题材与各种格式，这类诗今存约40余首，超过今存诗歌总数之半，其中以模拟《古诗十九首》的《拟古诗》十二首最为著名。他的诗喜用华丽的词藻与对偶句式。词藻的华丽使他的诗歌带上了更明显的贵族化特征，而对对偶的过分追求则使作品显得呆板而少变化，丧失了作品的灵动。“八王之乱”时，诸王拥兵争权，互相攻伐，赵王伦败亡后，他转投成都王颖，参与了成都王颖与河间王颙讨伐长沙王乂的争斗，担任后将军，率兵二十万，最后战败被成都王所杀。临刑前曾感喟：“欲闻华亭鹤唳，可复得乎？”因此，他的一生可说对功名的追求十分执着，但在坚持道义与节操上，则似有欠缺，不免依附权贵，朝秦暮楚。政治品格上的缺陷必然导致思想的浅薄，陆机诗内容肤浅，感情浮泛的特点，即与他的个性品格有关。

潘岳（247—300），字安仁，他是荥阳中牟（今河南开封附近）人。少年时以才慧而为乡里称为奇童。成年后走上仕途，出任贾充司空府掾，以才能为人所嫉，栖迟十年。后来先后任河阳令等官，最后官至给事黄门郎，因此他的作品集即称《潘黄门集》。

潘岳与陆机齐名，后人赞扬他们是“陆才如海，潘才如江”，潘诗以清丽简净见长，他悼念亡妻的三首《悼亡诗》最有名，写得伤感无比。由于他的影响，“悼亡”成为后代诗人追念亡妻的专属题目。事实上，潘岳在妻子死后不久又重新娶了新妻。他的抒情小赋也很有特色，有意境清幽的《闲居赋》《秋兴赋》，也有文辞凄艳的《寡妇赋》《怀旧赋》等。此外他还擅长诔文，这是一种悼念性文体。潘岳辞赋今存20余篇，在各类文体中数量最多，仍以写哀情见长。故《晋书》本传称他“善为哀诔之文”。潘岳在当时受到极高评价，但是后世对他也有不少争议。《晋书》本传称：“岳性轻躁，趋世利，与石崇等谄事贾谧，每候其出，与崇辄望尘而拜。”作为一名文士，潘岳确实德行有所亏缺。金人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中写道：“心画心声总失真，文章宁复见为人。高情千古《闲居赋》，争信安仁拜路尘。”

左思（约250—305），字太冲，齐国临淄（今山东淄博）人。出身寒门，富有才华。他因妹妹左棻被选为宫中婕妤，全家移居洛阳，左思也从此开始努力向士族阶层靠近，希望能在仕途上获得一官半职。但是左棻因为貌丑而不受皇帝宠爱，左思的努力也常常受到贵族的嘲笑。在写《三都赋》之前，陆机就嘲笑他说等他写好了拿他的文章来盖酒坛子。

这种生存状况让左思的内心非常愤懑，因而表现越发傲岸。他的代表诗作《咏史诗》八首，借古人古事抒写怀抱，对庸碌的贵族冷嘲热讽，对寂寞著书的寒士扬雄、功成不受赏的鲁仲连的高尚人格，则是赞叹不已。他斥责“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不平等社会，勇敢地吼出：“贵者虽自贵，视之若尘埃；贱者虽自贱，重之若千钧”的寒士之声。他的诗，遒劲有力，苍凉浑厚，后人称其风格为“左思风力”。

刘琨（271—318），字越石，中山魏昌（今河北无极附近）人。他出身大世族，是汉朝中山靖王刘胜的后裔，一生历经磨难。他少年时期以雄豪著名，颇负志气，与祖逖交好，有闻鸡起舞的故事传世。他曾事贾谧，是贾谧“二十四友”中最年少者，在洛阳与石崇、陆机、陆云等参与贵游浮华集团的文咏活动。八王之乱起后，又介入诸王争斗杀伐。在晋室危亡之际，他却志于王室，迎惠帝于长安，被封为广武侯。在经历天下大变后，他的思想发生了变化，意识到个人对于国家社会的责任感，因此在给卢谌的信中对自己早年的放纵颇致后悔，从此一改过去的放旷，成为一位爱国志士。37岁后，他出任并州刺史，从中原到北方，以晋阳（太原）为根据地，在极其艰危的条件下，与各路军阀及各少数民族武装集团转战多年，最终被幽州刺史段匹杀害，时年48岁。

刘琨的诗歌现存的只有三首，一首四言《答卢谌》，两首五言即《重赠卢谌》和《扶风歌》。尽管现存的作品数量不多，但却能以刚劲清拔之气抒写英雄失路之悲，在诗坛上独树一帜，因而受到了后代诗评家的好评。钟嵘在《诗品》中说他：“善为凄戾之词，自有清拔之气。”刘勰《文心雕龙》也称他“雅壮而多风”。金人元好问《论诗绝句三十首》则云：“曹刘坐啸虎生风，四海无人角两雄。可惜并州刘越石，不教横槊建安中。”将他的诗与曹操相提并论，确实是建安悲壮慷慨之音在西晋末年诗坛的回响。

郭璞（276—324），字景纯，河东闻喜（今山西绛县附近）人，他博学多闻，但不善口才。他不仅通经术、通古文奇字，而且善于天文卜筮之术，曾注释过《尔雅》《方言》《穆天子传》《山海经》《楚辞》等。西晋灭亡后，他过江避乱，深受王导和元帝、明帝推重，后来为王敦记室参军，因为反对王敦谋反，而被杀害。郭璞与温峤、庾亮等人曾是布衣之交，但他在东晋时却才高位卑，常为缙绅所讥笑，曾著有《客傲》以抒发自己偃蹇傲世之志。当庾亮、温峤致位公卿，自己却沉于下僚，这自然使他不免产生不平，而身处乱世，特别是在残忍的王敦手下，他消极避世的思想尤其突出，因此，在诗歌创作上，他便选择了游仙题材，今存游仙诗19首，其中九首为残篇。

游仙诗起源甚早，秦博士有《仙真人诗》，后代继作者不绝如缕。正宗的游仙诗继承秦汉以来游仙诗传统，以描写轻举高蹈神仙生活为主，表达对神仙长生境界的向往追求。有寄托的游仙诗则往往借游仙形式抒写作者的怀抱与感慨。郭璞的《游仙诗》无疑属于后者。钟嵘在《诗品》中评价是“辞多慷慨，乖远玄宗”，正说明他借游仙以抒怀的特点。刘孝标说：“至过江，佛理尤盛，故郭璞五言，始会合道家之言而韵之，询及太原孙绰，转相祖尚，又加以三世之辞，而诗骚之体尽矣。”（《世说新语》注）似乎以郭璞为玄言诗之祖，但钟嵘《诗品》却说郭璞“始变永嘉平淡之体”，这是一个矛盾，值得研究。我们说郭璞游仙诗与孙绰、许询毕竟不同，许、孙是直接说理，而郭璞则借神仙漫游来隐喻玄想，富有形象性，因此不能简单地将二者等同起来。郭璞的游仙诗对后代诗人影响甚大，唐代诗人李贺、李商隐，元代的杨维桢，清代的龚自珍等无不受其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