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灾害的主要类型

据统计，明清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自然灾害爆发总次数为5964次（明朝2822次，清朝3142次），平均每年发生灾害10.96次。灾害类型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如水灾、旱灾、虫蝗灾、地震、风潮、冰雹、雪灾、瘟疫等各种灾害一应俱全，其中以水旱灾害最为频繁，水灾总计2278次，占全部灾害的38.20%，旱灾总计1386次，占全部灾害的23.24%。明清时期长江下游乡村各类灾害发生情况见表1-1、表1-2所示。

表1-1 明代长江下游乡村自然灾害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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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1-2 清代长江下游乡村自然灾害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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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水灾

水灾，一般是指因大雨、暴雨或持续降雨，瞬时降水量超过山间土壤植被涵水能力，致使山区河流形成洪峰乃至同时或嗣后发生的泥石流（或曰“起蛟”或“蛟水”），冲毁农田及其作物和沿河民房乃至湮埋整个村落的洪灾；或因降雨季节上游大量来水（所谓“客水”），又因长江下游积水水位皆受海潮顶托影响而泄流不畅，致使沿江圩堤决溢以及低洼地区淹没积水的涝灾；还有沿海地区因台风、海潮，江海水瞬时涨溢冲破江河圩堤或拦海塘堤直接倒灌农田、淹没冲毁民房的潮汛，或曰海溢。其主要危害是影响农作物生长而造成减产甚至绝收，破坏农业生产及相关社会经济活动的正常发展。

有明一代，在长江下游的乡村，共发生水灾1205次，其中“南直隶”最多，达742次，浙江省252次，江西省（仅指江西省中属于长江下游的地区）81次。从各个府遭受水灾情况看，苏州府135次，扬州府102次，湖州府99次，常州府97次，应天府90次，松江府89次，嘉兴府72次。在清朝，长江下游乡村地区水灾共计1073次，其中江南省及其后身安徽、江苏二省最多，达742次，浙江省252次，江西省79次。从各府水灾情况看，扬州府85次，湖州府80次，松江府73次，苏州府68次，安庆府68次，池州府63次，江宁府60次[1]。

与同时期其他地域相比，长江下游广大乡村的水灾呈现出如下一些特点。一是受灾面积广。因长江下游地区河道水系众多，且多彼此互通，一旦大水暴涨，便会波及广大地区。如明景泰元年（1450年）秋，“应天府奏大水没上元、江宁、句容、溧水、溧阳、江浦、六合七县官亭、民舍，命俟水落以渐修理之”[2]。万历十五年（1587年）五至七月大水，受灾地区遍及常州、镇江、应天、扬州、苏州等府，“是岁，杭、嘉、湖、应天、太平五府江湖泛溢，平地水深丈余。七月终，飓风大作，环数百里，一望成湖”[3]。

二是受灾持续时间长。如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七月，李煦上奏说：“扬州七月初八、初十、十一、十二，连日狂风大雨，水势骤涨，低田淹没。”[4]又如道光三年（1823年），浙江、安徽的灾情十分严重。浙江省六至九月连续降雨，致使许多州县受灾。六月杭州地区连降大雨，“或逾时即止，或连日不休”，初三、初四、十三至十五及十八、十九、二十三、二十五、二十六等日“雨势尤大”，仁和等十六州县低田受灾。七月初二日及初八、九日“两次风雨交作，势甚猛骤”[5]。

长江下游乡村水灾的主要类型包括降雨引起的山洪暴发、河流决溢型水灾以及低洼洪涝水灾、沿海海溢或台风导致江海潮水灾等。

山洪暴发型水灾。如明正德“十二年夏，大水，建德蛟坏田舍”[6]。嘉靖“九年夏六月，贵池蛟坏田舍”[7]。

河流决溢型水灾。如弘治七年（1494年）武进（常州），“七月潮溢，平地水五尺，沿江者一丈，民多溺死”[8]。弘治十六年（1503年）五月应天府“江潮入望京门，浦口城圮，七月大风雨，江潮入南京江东门内五尺有余，没庐舍、男女，新江口、中下二新河诸处船飘人溺”[9]。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吴县“春，太湖泛溢”[10]。

降雨型水灾，包括暴雨洪涝、梅雨、连阴雨等造成的洪涝水灾。关于暴雨洪涝灾害，如宣德三年（1428年）五月，“邵阳、武冈、湘乡暴风雨七昼夜，山水骤长，平地高六尺”[11]。万历十五年（1587年），“苏、松、常、镇所辖诸县俱飓风，骤雨数月不息，洪水暴涨，漂民庐舍无算，诏各府钱粮蠲免停折有差”[12]。崇祯六年（1633年）江阴“六月二十五日烈风猛雨，圩岸冲坍，飘溺人畜田禾，濒江尤甚”[13]。靖江“六月二十五日大风雨，江涨”[14]。关于梅雨或连阴雨导致的洪灾，如明万历七年（1579年），常熟“五月望大雨至七月晦乃晴，田庐尽成巨浸，弥望如海”[15]；吴江“五月久雨，大水一望无际，禾苗淹尽”[16]。万历三十六年（1608年），常熟“四月下旬大雨，至七月下旬始晴，城中积潦盈尺，城外一望无际，郡抵邑，邑抵各乡，皆不由故道，望浮树为志，从人家檐际扬帆。高低田亩尽成巨浸”[17]。太仓“四五月连雨四十余日，江海水溢，西南乡水高至丈余，居民逃徙”[18]。昆山“四五两月连雨五十日，吴中大水，田皆淹没，城中街道积水深可泛舟”[19]。

沿海海溢或台风导致江潮水灾。一是沿海海溢。如永乐十二年（1414年）“十月，崇明潮暴至，漂庐舍五千八百余家”[20]。成化八年（1472年）秋七月癸丑，“南直隶浙江大风雨，海水暴溢，南京天地坛、孝陵庙宇、中都皇陵垣墙多颓损，扬州、苏州、松江、杭州、绍兴、嘉兴、宁波、湖州诸府州县淹没田禾，漂毁官民庐舍、畜产无算，溺死者二万八千四百七十余人”[21]。万历三年（1575年）六月，“杭、嘉、宁、绍四府海涌数丈，没战船、庐舍、人畜不计其数”[22]。天启六年（1626年）九月壬申，“滨海之邑如泰兴一县，海潮江浪一夜骤涌，庐舍冲没，人民溺死者无算”[23]。顺治十年（1653年）六月乙卯，苏州“大风雨，海溢，平地水深丈余，人多溺死”，文登“大雨三日，海啸，河水逆行，漂没庐舍，冲压田地二百五十余顷”[24]。二是台风导致江潮决溢。如洪武十三年（1380年）十一月，“崇明县大风，海潮决沙岸，人畜多溺死”[25]。直隶扬州府、海门县田多濒海，自永乐九年（1411年）以来，“为海潮冲决凡八百八十二顷六十亩”[26]。正统九年（1444年）七月，“扬子江沙洲潮水溢涨，高丈五六尺，溺男女千余人”[27]。弘治七年（1494年）七月，“苏、常、镇三府潮溢，平地水五尺，沿江者一丈，民多溺死”[28]。正德十四年（1519年），扬州、江都等地“大风拔木，江海溢数十丈，漂没庐舍”[29]。万历二年（1574年），清江“清河七月二十四日大风拔木、彻屋，河淮并溢，漂官民庐舍，溺死男妇无算”[30]。万历十五年（1587年），应天府等府“平地水深丈余，田庐没为巨浸，七月终旬飓风大作，……张浸滋甚，环数百里之地一望成湖”[31]。

低洼洪涝水灾。低洼地区由于地势相对较低，容易造成积水，形成涝灾。长江下游江湖河滨地区地势较低，江河水势一旦上涨，极易形成涝灾。如永乐四年（1406年），“广信大水暴涨，濒河之民遭决没者甚众”[32]。

二 旱灾

旱灾是指降水异常偏少，造成干燥性的气候，土壤中水分被蒸发，水分严重亏缺，造成地表水量和地下径流大量减少，农作物因缺乏水分从而导致生长发育不良，轻则减产、甚者绝收的灾害现象。其危害性主要表现在使供水水源匮乏，危害农作物生长而造成减产绝收，影响灾民的生产和生活。干旱的形式一般分为大气干旱和土壤干旱两种。前者是在大气中，因温度高、湿度相对低而造成植物体内水分蒸发速度远远大于植物根系吸收水分的速度，从而破坏植物体内水分平衡，造成植物枯萎的现象；后者则是由于土壤水分被蒸发，植物吸收水分不足而枯萎的干旱现象。

长江下游地区属于东亚季风区，为暖温带和亚热带过渡带，由于每年各季节降水有较大差别，因此，自古以来水涝、干旱、风潮等灾害在该地区频繁发生。一般将旱灾等级分为旱、大旱、重旱、极旱四级类型。“旱”指数县范围内连季少雨或不雨，秋粮减产；“大旱”系一省或相邻多省由于连季少雨或不雨，发生两季以上严重减产或核心旱区绝收；“重旱”系发生持续两年干旱，出现饥荒等社会经济恶化趋势；“极旱”系持续数年，跨流域大范围的严重干旱，出现大量非正常死亡和饥民流。据学者研究，明末至清长江下游出现重旱、极旱年份（除1835年外），流域内受影响区域比例相较其他流域要小，见表1-3、表 1-4所示。

表1-3 重旱影响占流域面积百分比（1640—1920）

表1-4 极旱影响占流域面积百分比（1640—1920）

据统计，明朝长江下游地区旱灾总计697次，南直隶478次，浙江省157次，江西省60次。旱灾集中在应天府，达71次，常州府62次，扬州府61次。清朝长江下游地区旱灾总计689次，其中江南省452次，浙江省185次，江西省52次。旱灾集中于常州府，达48次，湖州府47次，江宁府46次，扬州府45次[33]。

大旱、重旱、极旱发生都会造成较严重的影响，禾稼减收，米谷腾贵，严重者还会引发社会动乱、农民起义等问题。如崇祯十年至顺治三年（1637—1646年），发生了近500年持续时间最长、范围最大、受灾人口最多的旱灾，灾害遍及20多个省市，涉及长江中下游众多省市，波及中国一半以上人口。咸丰六年（1856年）长江下游大范围旱灾，旱情严重，涉及面较广，几乎影响到整个长江三角洲所有地区。史载：“且河流干涸，苏杭舟楫不通，各属并有闹灾滋事之案。”[34]而当时几乎所有县的方志中都有旱灾记载，如《杭州府志》“灾异”载，“六月旱，河水尽涸，……仁和、钱塘、海宁、余杭、新城旱。富阳、临安、于潜、昌化水，旋又被旱成灾”[35]。《嘉善县志》载，“六月亢旱，枝河皆涸。秋蝗灾，米腾贵”[36]。《海宁县志》载，“六年夏五月不雨，至于九月，大旱成灾，诏缓田赋。按葛楙萱笔记，是年塘河全涸者匝月。杯水珍为至宝。其纪事诗有云，河底难为死蚌争，岸侧惟闻枯鱼泣”[37]。《长兴县志》载，“是年自春徂夏，天时亢旱。彤云赤日如惔如焚。五月后廿字溪水涸，郡中舟楫往来仅能至五里桥下。城中市肆分列于陆汇漾两岸矣。计长邑可种田亩不逮十之五六……”[38]由此可见，杭嘉湖一带的旱灾灾情是很严重的。长江下游的苏州府、松江府、太仓州、镇江府、常州府等灾情亦极为严重，正如清代两江总督怡良所奏：“苏、松等属，本年入春以来，雨泽稀少；夏秋之交，又复亢旱异常，以致高阜山田未能栽种，低区所种禾棉亦多黄萎，收成大半失望。就被旱情形而论，常、镇二府属最重，苏、松、太三府属次之。惟是小民专赖秋成，今野一片荒区，哀鸿遍野，困苦堪怜。”[39]扬州、通州、海门等地旱灾同样严重。据《劫余小记》载：“自五月至七月不雨，江北奇旱。下湖诸湖荡素称泽国，至是皆涸。风吹尘起，人循河行以为路。乡民苦无水饮……田中禾尽槁。飞蝗蔽日，翅戛戛有声。间补种荞、菽，亢不能生。”[40]此次大旱与大规模农民战争——太平天国战争相交织，造成更为严重的灾难局面，“时江北捻匪张洛行、苗沛霖、李昭寿等因大旱先后揭竿而起……兵乱兼大旱，几至饿殍盈野”[41]。

三 风灾

风灾发生虽然不如水旱灾害频繁，但由于其突发性、迅疾性，造成的灾害损失也往往非常严重。长江下游乡村发生的风灾一般分三种：一般性风灾、台风灾害、龙卷风灾害。一般性风灾大都发生于内陆，发生频次较高。台风是产生于热带海面上的强烈风暴，一般表现为急速旋转的狂风，气象学上把近中心的地面风力达8—11级（风速17.2—32.6米/秒）的定为台风。每年夏秋两季在长江下游沿海及东南沿海有诸多台风登陆，除狂风外，还带来强降雨。龙卷风亦是突发性的风灾，其范围小，直径平均为200—300米，其延续时间非常短，往往只有几分钟到几十分钟，最多不超过数小时。决定龙卷风强度的主要指标是风速、直径、移动路径。风灾的危害主要表现在造成人和畜禽的死亡、失踪，破坏建筑设施，毁坏农作物和林木等，尤以台风、龙卷风为甚。

长江下游是风灾发生比较集中的区域之一，每年5—8月是台风的多发期。方志中多以“大风拔木”“大风伤禾”“大风害稼”“坏屋拔木”“民居倾颓”“毁城垣庐舍”“坏庐舍”等词语记录。据统计，明清长江下游地区风灾记录总计292次，其中明朝133次，清朝159次。明朝风灾多发生在应天府一带，达23次，松江府19次，苏州府16次，常州府、扬州府、湖州府各13次。清朝风灾则集中发生在松江府，为29次，苏州府20次，太仓州14次，其他地区明显少于这几个地方[42]。

据史料记载，风灾尤其是台风、龙卷风对长江下游地区造成较大的危害。第一，大风损伤庄稼和林木。正统五年（1440年）七月二十五日，暴风骤雨一天一夜不停歇，天目山山洪暴发，太湖水势高涨，地势较低的地方“田圩禾稻见被淹没，人力难救”[43]。道光十二年（1832年）八月二十日，杭州“风潮大作，冲圮海宁、仁和海塘，木棉地被淹四万余亩”[44]。道光二十八年七月，“景宁大风雨三昼夜，坏田庐无算”[45]。道光三十年（1850年），八月十四日，（杭州）“大风雨，昼夜不绝，天竺山中蛟生。大木皆拔，山谷摧陷”[46]。道光三十年（1850年），萧山“西江塘坍，洪潮直灌，田禾尽淹”[47]。道光三十年（1850年），安吉“大水入城，冲倒东城墙数十丈，城西北门积水丈余”[48]。

第二，大风摧毁建筑设施。代表性的如永乐七年（1409年）八月十二日，松门、海门、昌国（定海）、台州四卫、楚门等发生台风，并伴随暴雨，“浙江卫所五，飓风骤雨，坏城漂流房舍”[49]。永乐十一年（1413年）五月，杭州发生大风潮，仁和县十九都、二十都被海水淹没，“平地水高数丈，田庐殆尽，溺者无算”[50]。康熙九年（1670年）六月十二日，“太湖水陡涨丈余，间以狂飙，漂没庐舍无算，民大饥，死者相枕籍”[51]；嘉善“水高丈余，城市皆水，淹禾，民饥”[52]。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七月，“二十三日，桐乡、石门、嘉兴、湖州飓风大作，民居倾覆，压伤人畜甚多”[53]。

第三，大风危害人畜生命。正统五年（1440年）七月十七日，嘉兴、湖州“狂风骤雨大作，连接昼夜不息，折拔树木，掀卷屋瓦，海、湖、潮、浪一时涨起，浸入平地，冲坍圩岸，淹没房舍，田禾尽死，人畜漂流……沿海边湖人民有全村淹没”[54]。正德十四年（1519年），扬州、江都“大风拔木，江海溢数十丈，漂没庐含。淮扬饥，人相食”[55]。乾隆二十七年（1762年）七月初七日，嘉善、桐乡“飓风暴雨坏屋拔木，水骤涨”，十三日“风雨又作，水溢岸”[56]；海盐“潮溢塘圮，水入城三四尺，漂溺民居”[57]。

四 虫灾

虫灾是指危害农作物的虫类灾害。虫灾的虫类繁多，约有百种。明清时期长江下游地区虫灾以蝗灾为主。这一时期该地区蝗灾总计318次，其中明朝185次，清朝133次，灾害呈现缩减的趋势。明朝蝗灾主要集中发生在扬州府、应天府等地区，其中扬州府24次，应天府19次，常州府16次，苏州府14次，松江府13次，湖州府13次。清朝的蝗灾，湖州府12次，松江府12次，扬州府12次，庐州府12次，宁国府10次，池州府10次[58]。

虫灾危害极大，与水灾、旱灾并称为三大农业自然灾害。明代徐光启甚至认为虫灾危害超过了水旱灾害：“凶饥之因有三，曰水，曰旱，曰蝗。地有高卑，雨泽有偏被，水、旱为灾，尚多幸免之处，为旱极而蝗，数千里间，草木皆尽，或牛马毛，幡帜皆尽，其害尤惨，过于水旱也。”[59]长江下游地区人们主要依赖粮食作物和经济作物生活，发生虫灾，对农业的打击几乎是毁灭性的。如弘治八年（1495年）三月己亥，当涂县“蝗虫生，食草枝、秧苗略尽”[60]。万历四十四年（1616年）九月，江宁、广德“蝗蝻大起，禾黍竹树俱尽”[61]。咸丰六年（1856年）长江下游大范围旱灾，旱情颇为严重，涉及面较广，几乎影响到整个长江三角洲所有地区。大旱过后，随即发生大蝗灾。“旱蝗，河皆坼裂，月余长江以南俱耗收，……（海宁）与盐邑十八图皆颗米无收”[62]。“丙辰夏旱，蝗虫为灾，每过境时，日月为之蔽光。时江北捻匪张洛行、苗沛霖、李昭寿等因大旱先后揭竿而起……兵乱兼大旱，几至饿殍盈野”[63]。

五 地震

地震是指大地突然发生震动的地质现象，一般包括构造地震、火山地震、陷落地震、陨石冲击地震等类型。南京地震记录比其他地区要详细，特别是明初（1368—1420年）的53年，南京为首都，共有9次地震记录，其中1次有破坏。从1421年至1645年，南京作为留都，其地震记录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从1424年至1434年的10年又5个月时间内，南京共有72次地震记录，但无破坏性记载；第二阶段从1437年至1645年的209年，南京共有40次地震记录，只有一次有破坏。这表明南京的地震次数虽多，但总体上破坏程度不大。一定级别和烈度的地震才能引发灾害。其危害主要有直接造成人员伤亡，损毁房屋等建筑设施，有的还会引起水灾、火灾、细菌扩散，甚至山体滑坡、海啸、地裂、崩塌等。

明清时期长江下游地区的成灾地震总计196次，其中明朝134次，清朝62次。明朝成灾地震集中在应天府，高达56次。清朝成灾地震只是在湖州府稍多一些，但也仅14次[64]。明清时期长江下游各府州地震情况大致如下：

松江府地区共有50余次地震记录，但大多数发生在18世纪以后，并且只有一次轻微的破坏。

杭嘉湖等府地震记录次数总体上不多，且都没有破坏性，表明该地域地震并不严重。仅有两次较为严重的地震，一次是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的地震，此次地震是浙江、福建、江西三省并震，且震中多半靠近福建；一次是康熙二十八年（1689年）地震，此次地震是以山东南部为震中，长江以南江苏、浙江诸多地方受影响，此次杭嘉湖地区受影响的共有39处，其中4处有破坏。

有清一代，皖江流域共发生地震213次，除建平县（今郎溪县）境内未发生过强烈地震外，其他州县或多或少都有地震发生。关于清代皖江流域各府州县地震灾害发生情况，见表1-5。

表1-5 清代皖江流域各府州县地震灾害次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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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表1-5可知，庐州府的巢县发生地震15次，发生频数为整个皖江流域之最，平均每17.87年就发生一次地震，其中1652—1653年、1687—1688年是连续两年发生地震，1694—1697年是连续四年发生地震，足见其地震发生频率之高。这方面的记载还能举出不少，如《巢县志·祥异志》载：康熙三十三年（1694年）巢县二月初八地震；康熙三十四年（1695年）正月十五日巢县地震；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正月二十一日巢县地震[65]。又据载：“康熙十六年（1697年），巢县一月一日地震二月地震三月初三日地又震。”[66]除巢县外，皖江流域地震发生次数最多的依次是合肥13次、桐城12次、无为12次、当涂12次、庐江10次、舒城10次。有关的记载也很多，如康熙七年（1668年）戊申六月十七日无为地震有声，景福寺塔顶坠民间，庐舍倾倒甚众[67]；合肥、庐江、舒城、巢县俱地震[68]；康熙十七年（1678年）己未七月二十八日桐城地震，二十九日再震[69]；康熙二十六年（1687年）三月合肥地震[70]，十二月初一日夜巢县地震[71]；同年无为、庐江俱地震[72]。其余26个州县地震灾害次数均小于10次，有14个州县在5次及以下。多发的地震对清代皖江流域人民的生命财产安全造成了较大影响，这方面的记载俯拾皆是。如康熙七年（1668年）“芜湖、安庆及皖南一带约40州县发生地震，居民伤亡甚多”。嘉庆三年（1798年）“怀宁地震，石牌尤重，男女毙者四千余人”[73]。伤亡之惨重令人触目惊心。尤其是地震震级越高，造成的人员伤亡越大。道光七年《桐城续修县志》载，桐城“地震有声，文庙坏”。此次地震影响面特别大，最远记录达400千米。“铜陵、贵池、安庆、东流、望江、阜阳、巢县、至德、石埭、潜山、太湖、当涂……均震”[74]。强烈的地震使大量人畜伤亡[75]。

六 冰雹

冰雹是一种强对流天气情况下积雨云中凝结生成的冰块从空中降落的现象。冰雹发生时间主要集中发生于夏秋季，春冬季较少，一般持续时间不长，但其危害相当严重，破坏农作物和林木，巨大冰雹还会造成牲畜和人员伤亡、损坏建筑设施等。据统计，明清长江下游地区雹灾共计149次，明朝57次，清朝92次。明朝雹灾分布相对均匀，最多次数是在常州府，达11次。清朝雹灾与明朝类似，也比较均匀，最多次数为湖州府、松江府各12次[76]。

雹灾因雹块大小和降落范围不同，造成的危害大小也不尽相同，主要表现在四个方面：第一，损伤禾稼，这是长江下游地区较为常见的现象，如洪武十三年（1380年）五月二十九日，松江“雨雹伤麦”。永乐九年（1411年）户部奏言：“淮安府沭阳县四月雨雹伤稼，计田五百三十九顷有奇。”[77]康熙六年（1667年）六月“香河雨雹，大如碗，平地深数尺，田禾尽伤，屋瓦皆碎，远近数十里”[78]。

第二，伤害人员和牲畜。弘治十六年（1503年）四月，松江、上海、青浦“大雨，雹损麦，沙冈牛马有击死者”[79]。顺治四年（1647年）四月初三日，松江“大风雨，冰雹，击伤牛马”[80]。顺治十五年（1658年）三月“上虞、龙门大雨雹，倏忽高尺余，或如拳，有巨如石臼，至不能举，人畜多击死”[81]。康熙十一年（1672年）七月二十日，松江、嘉定、南汇“冰雹有重至二三斤者，压死牛马”[82]。乾隆十三年（1748年）四月，“上海雨雹，伤麦豆；昆山大雨冰雹，击死人畜无算”[83]。

第三，毁坏房屋墙垣。如万历四十六年（1618年）三月，“长泰、同安大雨雹，如斗如拳，击伤城郭庐舍，压死者二百二十余人”[84]。顺治十年（1653年）四月四日，贵池“雨雹，大如碗，屋瓦皆碎”[85]；五月，海宁“雨雹，大如鸡卵，屋无存瓦，树无存枝”[86]。

第四，靠近河流的地区还易引发水灾。如嘉靖元年（1522年）七月，“庐、凤、淮、扬四府同日大风雨雹，河水泛涨，溺死人畜无算”[87]。

七 雪灾

雪灾是因大量降雪造成大范围积雪成灾的现象。由于长江下游地处暖温带与亚热带的过渡地带，低温气候不多见，故而雪灾对此地区影响不是太大。长江下游流域雪灾发生时间主要集中于冬季，春季次之。明清长江下游雪灾共计150次，明朝65次，清朝85次。明朝雪灾集中发生在湖州府，有10次，浙江省以及江西省许多府并未见雪灾，可能是由于资料缺载，但至少可以肯定这些地方雪灾不多。清朝雪灾集中在安庆府，达14次，湖州府8次，宁国府7次[88]。

雪灾危害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一是阻塞交通。成化十二年（1476年），常熟“十二月冰坚逾月，舟楫不通”[89]。吴江“冬大雪，大寒，冰厚数尺，河路累月不通”[90]。二是冻死人畜。如景泰四年（1453年）冬十一月，戊辰至明年孟春，浙江、直隶、淮、徐“大雪数尺，淮东之海冰四十余里，人畜冻死万计”[91]。景泰五年（1454年）正月，江南诸府“大雪连四旬，苏、常冻饿死者无算”[92]。三是冻伤禾稼、林木。景泰四年（1453年），“凤阳八卫二三月雨雪不止，伤麦”[93]。吴江“春大雪，平地丈余，草木、鸟兽冻死无算”[94]。成化十年（1474年）二月己未，南京“大雨雪，伤麦”[95]。

八 瘟疫

瘟疫是一种传染性极强、直接威胁生命的灾害。明清时期是我国瘟疫爆发次数较多的时期，明清瘟疫大致分为鼠疫、天花、霍乱、伤寒、疟疾等类型。在当时，由于医疗技术水平的局限，把沿江的血吸虫病这一为害最烈的瘟疫记为痢[96]，把男人下田受钉螺感染发病死亡率高记成“江南卑湿多女少男”[97]。

明清长江下游瘟疫总计1195次，其中明朝346次，清朝849次。明朝疫灾最多的为苏州府，达36次，其次为扬州府、湖州府和宁波府，分别为27次、23次和23次。清朝整个长江下游几乎处处有疫灾，其中最多者为松江府，达72次，其次为苏州府和江宁府，分别为65次和64次[98]。

瘟疫一旦爆发，由于其传播速度快且难以控制，往往会导致大量人口死亡。“疫疾为人类带来的最为直接的灾难是导致大量人口的死亡。中国历代老百姓被疫病夺取生命的总数是无法算清楚的。一场疫病死去数十万、数百万，在古书中每个朝代都曾出现过”[99]。明清时期长江下游地区亦不例外，如永乐六年（1408年）“正月，江西建昌、抚州……自去年至是月，疫死者七万八千四百余人”[100]。泰昌元年（1620年）“疫厉盛行，十人九病”[101]。康熙二年（1663年）六至十月，松江府发生大瘟疫，“疫疾遍地，自郡及邑，以达于乡。家至户到，一村数百家，求一家无病者不可得；一家数十人中，有一人不病者，亦为仅见；就一人则有连病几次，淹滞二三月而始愈者。若病不复发，或病而无害，则各就一方互异耳。此亦吾生之后所仅见者”[102]。雍正十年（1732年）自春至秋苏州府、松江府大瘟疫，“昆山大疫，因上年海啸，近海流民数万皆死于昆之城下，至夏暑蒸尸气，触之成病，死者数千人”[103]。雍正十一年，太仓州镇洋县，“五月大疫，死者无算。州县令地方每日册死者之数，一日至有百数十口。因虔祷城隍神驱疫，自是递减，至立秋乃已”[104]。因瘟疫致死者一天中记载数字高达“百数十口”，着实令人触目惊心。乾隆二十年（1755年），“己亥吴下奇荒，丙子春，复遭大疫……过夏至病乃渐减，死者不可胜计”[105]。乾隆二十一年（1756年），在江南地区发生流行范围极广的大瘟疫，因瘟疫致死者众多，“乾隆乙亥冬，吴中大荒，途多饿殍，尸气绵亘。至丙子君相司令之际，遂起大疫，沿门阖境，死者以累万计”[106]。道光元年（1821年）夏秋间江南再发瘟疫，江阴县“村里中数日之间，有连毙数十人者，有一家数日尽段者”，镇海县“霍乱盛行，犯者上吐下泻，不逾时殒命，城乡死者数千人”，周庄“镇中死者日数人”[107]。同治二年（1863年），常熟发生大瘟疫，“人死甚众”[108]。咸丰同治之际江南再发大瘟疫，据曹树基研究，“在太平天国战争期间，苏、浙、皖三省在战争中的死亡人口只占人口死亡总数的30%，死于霍乱的占70%”。战争期间，江南人口损失率为57%，霍乱的疫死率至少为四成。[109]不过偶然也有死亡人数较少的，如光绪二十九年（1903年）六月，“杭州城内，时疫流布，几乎无人不病。大都发热头眩，热退则四肢发红斑，然死者甚少”[1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