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到中年
70年代伊始，马里奥·巴尔加斯·略萨移居巴塞罗那，一直住到1974年7月，然后返回秘鲁。在一篇谈论他的文学代理人卡门·巴尔塞尔斯的文章中，他这样回忆那个时期的情况：“在七十年代末期，我在伦敦大学金斯学院教授文学。她（卡门·巴尔塞尔斯）突然来到我家，命令我说：‘把你的课程辞了吧，你必须完全致力于写作’。我回答她说，我有老婆和两个儿子，我不能干那种让他们饿死的坏事。她问我，教书我能挣多少钱。我说相当于500美元。她说，‘我给你，从本月月底开始。你离开伦敦吧，领到巴塞罗那来，这里生活更便宜。’我听从了——就在那时，我明白了，就像任何一位编辑一样，要违抗卡门的命令是徒劳的——对此，我从没有后悔过，因为我在伯爵城[14]生活的5年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是结识新的朋友，提高文学与政治热情，培养伟大的幻想，分享有力的文化与社会革命，实现西班牙习俗、思想、价值和文学伟大现代化——这个过程开始于巴塞罗那，在70年代，这个城市给于这个过程以巨大的活力——的5年。”
1971年，马里奥以其论著《加西亚·马尔克斯：一个弑神者的历史》获得马德里康普卢滕塞大学授予的文学博士学位，这部论著作同年11月由卡洛斯·巴拉尔出版社（已和塞伊克斯·巴拉尔出版社分离）出版，被认为是马里奥的首部论著。1972年在接受秘鲁《商报》的采访时，马里奥除了介绍将于1973年出版的《潘塔莱翁上尉与劳军女郎》外，还评论这部论著说：“这是一个老早的计划，从1958年我第一次去丛林时就想讲述的历史。但是其他的书把它推迟到了现在。”
在70年代，马里奥和以色列结下了深厚友谊，这种关系一直持续到今天，他经常撰写关于巴勒斯坦—以色列形势的专栏文章。1975年，耶路撒冷希伯莱大学任命他为该校的名誉成员，第二年拉丁美洲犹太人学会授予他1977年度人权奖。
“帕迪利亚事件”发生后，马里奥于1977年和菲德尔·卡斯特罗政府彻底决裂。在“帕迪利亚事件”中，古巴诗人埃里维托·帕迪利亚由于在其诗集《在游戏之外》中存在“反革命的影射”而被监禁，随后被迫公开承认错误。对所有在一封谴责这种监禁的公开信上签名的人，其中有让—保尔·萨特和卡洛斯·富恩特斯，菲德尔·卡斯特罗都进行了攻击。马里奥也签了名，并且他还是起草公开信的人之一。从那时起，特别是在70年代，拉丁美洲掀起了一场反对马里奥及其作品的运动。马里奥在一个时期采取了一种社会民主主义的立场，同时他开始阅读卡尔·波珀和其他自由主义思想家的著作，在80年代，他彻底和自由主义结下不解之缘。
从1973年开始，他花了两年时间从事研究工作，写了《无休止的纵欲：福楼拜与〈包法利夫人〉》一书（1975年，塞伊克斯·巴拉尔出版社）。
1977年3月，马里奥被选为秘鲁语言科学院院士，两个月后被选为国际笔会主席，这个职务，他一直担任到1979年，他以此职曾去世界上的许多国家旅行。
1974年1月16日，马里奥和帕特里西娅的女儿希梅娜·万达·莫尔加娜·巴尔加斯·略萨在巴塞罗那德克修斯医院出生。J.J.阿尔马斯·马塞洛在他的小册子《巴尔加斯·略萨，写作的弊病》中说，“当为她施洗礼时，神甫不允许她叫万达·莫尔加娜，显然她父母是想以此纪念1962年6月22日发生在西印度群岛中的瓜达尔佩多上的皮特尔角飞机失事中遇难的帕特里西娅的姐姐万达和骑士小说中的传奇人物蒙尔加娜仙女。神甫建议给她取更符合基督教义的名字“希梅娜”，巴尔加斯·略萨夫妇接受了这个也符合西班牙文学作品《熙德之歌》史诗的骑士传统的小小的改变。”
在巴塞罗那生活的岁月可能是马里奥一生中度过的朋友友谊最深厚的岁月。他在那里的住所距离加西亚·马尔克斯夫妇的公寓一个街区；他“终生的朋友、文学代理人卡门·巴尔塞尔斯和智利作家何塞·多诺索也住在这个城市里；墨西哥作家卡洛斯·富恩特斯和阿根廷作家胡利奥·科塔萨尔也经常去那里。关于那个时期的情况，何塞·多诺索在他的著作《文学“爆炸”亲历记》中讲述得很详细。
然而，在1976年2月，马里奥和加西亚·马尔克斯的最深厚、最密切的友谊破裂了：在一家墨西哥影院，巴尔加斯·略萨打了加西亚·马尔克斯一记耳光；根据流传很广的说法，是因为忌妒：在马里奥的一次离座时，加西亚去安慰了都认为被马里奥抛弃的妻子帕特里西娅。这场冲突的两个主人公谁也不愿意说明打耳光的原因：马里奥只是说是由于“个人问题”，他声称政治只会引起人与人之间的疏远（从他们在卡塔赫纳作同学时，加西亚·马尔克斯就是菲德尔·卡斯特罗的朋友），他“让传记作者们去调查这件事情，如果他们配称这个头衔的话”。
1977年，马里奥出版长篇小说《胡利娅姨妈和作家》。有必要说明，不是这本书激怒了胡利娅·乌基迪，而是由于这本书的故事在委内瑞拉拍成了电影传遍了拉美大陆，电影里把她写成了一个对年轻人的勾引者。在马克斯·西尔瓦博士的案卷里可以谈到关于这件事的记述。这是对存在疑问的事情的首次澄清。小说人物佩德罗·卡马乔的原型是玻利维亚人劳尔·萨尔蒙（1977年任帕斯市长，几年前不再写广播）。他曾自称是马里奥的朋友，先后一道在中央电台和泛美电台共事。几年后，当《小巴尔加斯没有说的话》（胡利娅的书，讲述的是他对跟马里奥的婚姻的回忆）出版后，萨尔蒙改变了说法，否认他认识这位秘鲁作家，尽管他是在他的朋友胡利娅·乌基迪家中那么说的。
此外，在这部小说中，似乎为了强调这是一部小说，而不是一部传记，马里奥只字未谈他关于文学专业的学习情况，而只提到了法律课程，他还说：“我的律师专业课始终没有毕业。尽管如此，为了以某种方式补偿家庭和更容易谋生，我取得了一张大学文凭。”
1979年2月，他父亲埃内斯托·巴尔加斯逝世。正如马里奥在他的回忆录里讲的，《胡利娅姨妈和作家》出版后，他和父亲的关系更加疏远了。在书中，小巴尔加斯这个人物的父亲表现得不怎么慈祥，和真实的人物原型相比大为逊色。
1974年到1990年，巴尔加斯·略萨住在位于巴兰科县的一幢自家的宅子里。现在那个地方有一幢公寓楼，其中有一层便属于他。
虽然那个时期他不断去国外旅行，有时自费有时公费，特别是伦敦和西班牙：1975年任哥伦比亚大学秋季班（10月到1月）爱德华·拉罗克·迪克课的客座教授；1977年在剑桥大学（1977—1978）教授西蒙·玻利瓦尔拉美研究课。
在剑桥大学的经历十分重要，因为他在那开始写两部作品：《世界末日之战》（1981）和《古老的乌托邦》（1996）。后者是关于他的同胞作家何塞·玛丽亚·阿格达斯的论著。在此作的前言中，马里奥回忆了他在剑桥大学的时期，他觉得“那是一个美好的年份，在该大学的邱吉尔学院的田园诗般的环境中有时间阅读和写作，在高台子上举行仪式，晚餐时喝波尔多葡萄酒。至于研究班（他在谈大学讲授阿格达斯），在漫长的一学年中，每周上一次课，只有一个学生，即我的朋友阿来克斯·西斯曼（负责马里奥的小说最后一版的校阅工作）。”
在回忆《世界末日之战》这部杰作时，马里奥写道：“1977年我在剑桥大学邱吉尔学院一间公寓里开始写这部小说，在华盛顿一座小塔楼里结束它的写作。在塔楼周围飞舞着许多游隼，林肯曾从它的阳台上向在马纳萨斯战役中战斗的士兵们发表讲话。”
《世界末日之战》也是马里奥涉足电影的经验的结果。1975年他在多米尼加共和国编写并与人合作导演了电影《潘塔莱翁上尉与劳军女郎》。此外，他还在那里扮演过《门多萨上尉》一片的小角色（见1975年2月3日利马的艾克斯杂志47期）。尽管他在银幕上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他的影片却遇到了一些麻烦。首先是胡安·贝拉斯科·阿尔瓦拉多军政府（1968—1975），不但禁止影片在秘鲁上演（由于军人在故事中扮演的角色），而且直到1983年选举费尔南多·贝拉温德政府（1980—1985）时禁它公演。1975年和1980年间，弗朗西斯科·莫拉莱斯·贝穆德斯军政府也不允许影片发行。
1981年或1982年，马里奥的妻子帕特里西娅·巴尔加斯·略萨接受利马一家杂志的采访，访谈以《如何和一位名人一块生活》为题发表，帕特里西娅在谈话中强调了马里奥在那些年倍受人们欢迎的情况。
1983年，当略萨接受时任总统费尔南多·贝拉温德任命的乌丘拉凯事件调查委员会主任一职时，他第一次直接接触政治。在乌丘拉凯事件中，有8位记者遭杀害。恐怖组织“光辉道路”和军队一起，被指控杀害了记者。然而，调查委员会的结论是，当地的农民是杀人犯，因为他们把摄影机当成了武器，把记者当成了恐怖分子。
马里奥解释说：“贝拉温德总统要我担任职务。先是让我担任驻英国大使，后来又让我担任驻华盛顿大使。但我没有接受任何一项职务。当他打电话说这件事时说：‘好吧，你在努力卫护民主，你说机关团体应当受到卫护，我现在给你打电话，是为了实际证明实现民主的一种方式是讲真话，就像你过去做的那样。在调查委员会的其他成员面前（记者学校的系主任马里奥·卡斯特罗是最仇恨政府的反对党人民党党员，阿布拉姆·菲格罗亚博士是一位跟政府毫无关系的，十分受尊敬的法律学家），你有自己的独立立场。你们有绝对的独立性；我们将为你们提供你需要的一切方便。作为司法程序，你们要在一年或两年内提出证明，然后在一个月内向公众说明真相。如果涉及到军人，那么军人就要负责。’”于是我对他说：“‘喂，不用麻烦你为此事给我打电话了。’他对我说：‘我打电话不是为了你，而是让你为你的国家效力’。所以不接受很困难。”
“我去阿亚库乔向法官交调查材料。法官是一个不屑于看我们做的上千页的调查报告的人，他对我们的工作方式没有提一个问题。在15个小时里他问我，是不是收取了政府给的钱，我在家里一个月花多少钱，我当了调查委员会的委员后我的银行账户上有多少进项。在那连续的两天中，他使用了各种各样欺侮人的手段！这一切他博得愉快而兴奋，就像赢得一场巨大胜利！你意识到你为你的国家、为我们的国家的服务达到多么惊人的危险地步了吗?”
回到文学上来吧。也是在1983年，马里奥发表了一篇关于维克多·雨果的《悲惨世界》的文论，题目是《最后一位经典作家》。从那时起，一个关于这部小说的庞大方案出现在他的计划中。2004年，终于出版了成果，题目是《不可能的诱惑》[15]。此前，他还出版了第二个剧本《凯特与河马》[16]和第一部文集《逆风顶浪》（1983）。
1984年，他出版了长篇小说《玛伊塔的故事》，此作受到了极左派人士的批评，说它虚构了一副遭到美国海军入侵的、几乎是令人恐怖的景象。在2000年6月为小说写的前言中，马里奥回忆这件事说：“我认为，这部小说不但受到最坏的误解，最严重的糟蹋，而且尽管如此，它仍然是我写的所有文学作品中最具文学性的小说，虽然激动的批评者在书中看到的只是一种政治抨击。”
1983年和1984年间，马里奥在利马和伦敦写道：“这部小说诞生于60年代初我在巴黎《世界报》上谈到的一条简讯。简讯说，一名少尉、一位工会会员和一小撮学生发动了一场小型的暴动，几乎同时在秘鲁山区被镇压下去。20年后，我想起了这段历史，进行了想像并增加了背景材料，还设想了一些历史事件。”1984年12月2日他还曾对哥伦比亚《时代报》记者说：“我最近这部长篇小说《玛伊塔的故事》，可以看作是拉丁美洲人对自己的政治主场的修正，其中也包括我自己的主场。1959年古巴革命胜利以来，许多拉美人认为暴力可以解决我们大陆的各种社会问题。但实际情况证明，正像小说中写的情况一样，其结果都是空想的破灭。除了个人的英雄主义精神和果敢行动之外，留下的只能是牺牲和毁灭。”
1987年，马里奥领导了一场反对由时任总统阿兰·加西亚·佩雷斯提出的银行国有化的运动，在圣马丁广场上举行了规模巨大的集会。运动遭到了挫折。后来他回忆说：“我那时很幼稚，对国内发生的事，我并没有一个明确、清醒、现实的看法。这次经验使我们明白了，有些事情我是不能做的，即使做了也是没有意义的。” “今后我是不会再搞政治的，权衡利弊之后是不值得干的。”“因为作家有他的基本位置。”[17]
自从圣马丁广场群众集会后，人们开始议论为了在1990年的大选中对付阿普拉和左派团结组织，有必要成立反对派的民主力量联合阵线。不久，秘鲁的两个传统政党——费尔南多·贝拉温德·特里的人民党和何塞·贝多亚·雷耶斯的基督教人民党联合起来，组成了民主阵线（民阵）。阵线委员会中，有三位委员代表人民行动党，三位委员代表基督教人民党，还有三位委员代表“独立派人士”。最后这三个代表由巴尔加斯·略萨确认。民阵的中心任务就是为巴尔加斯·略萨赢得大选而斗争。在后来的几轮选举中，都遭到了失败，“失败有许多因素，但毫无疑问，与我有很大责任，我把整个竞选运动都集中到捍卫执政纲领方面了，忽略了政治方面，表现出不能让步的态度，从始至终坚持意图的透明性，使得我易受攻击和伤害，并且吓坏了初期支持我的许多人”[18]。
其实，导致选举失利的原因还有一些。比如三年的政治活动缺乏生气，过多的花费给秘鲁民众带来负面影响，阿兰·加西亚的人民党政府操纵的所有媒体不断发动的中伤性攻击，阿兰·加西亚自反对他的国有化政策的群众大会以来一直把马里奥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此外，自由运动表现出来的独立性在和传统党派组成一条阵线时受到可怕的损坏，可以说是它的失败；对人民行动党（1980—1990）和人民党的官僚政府感到失望的秘鲁社会，对民主阵线也开始失去信心。
1990年6月，民主阵线败在阿尔贝托·滕森的“变化90党”手下，其实它在第一次选举6个月前就没有出现在民意测验中，富有讽刺意味的是，它居然受到人民党的排挤，使马里奥当总统的意图归于失败。
但是，因祸得福。大选失败了，在其他方面却获得了更多，就像他后来承认的那样：他回到了文学，文学活动使他的伟大计划成为可能。他把全部时间都用于文学，他移居到了伦敦和马德里，直到1997年才回利马：秘鲁大学请他接受荣誉博士学位。同年他还出版了长篇小说《堂里戈维托的笔记本》。
1990年，他出版了《逆风顶浪》文集第三卷，其中包括大选开始不久前写的文献。还出版了文论集《谎言中的真实》，由美国导演乔恩·埃米尔根据《胡利娅姨妈和作家》改编的电影《情人有约》也上映。电影改编得很简单，故事很单薄，基努·里夫斯扮演小巴尔加斯，电影里叫马丁；彼得·福尔克扮演佩德里·卡马乔，电影里叫彼得·卡米迈克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