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2 诠释学为自然科学辩护

文艺复兴的“人的发现”使人的理性与科学得到了更加紧密的结合，而身处文艺复兴中心意大利的伽利略无疑是这种结合的践行者和开拓者。伽利略是意大利伟大的天文学家和物理学家。虽然他在诠释学历史上很少被人提及，但谁也无法抹去他在科学发展史上所起的巨大作用。由他开展的以实验为基础的物理学研究对后世实验科学方法论之形成发挥了重大作用，所发表的研究成果扩大了同时代人们对于物体运动和宇宙的认知。然而，他个人对科学的努力与坚持，却使被当时的教会视为异端。这位自然科学领域实验科学方法论的先行者遭受的来自天主教会神职人员的攻击几乎从未停止。1614年，多明我会（Ordo Dominicanorum）神职人员卡西尼在佛罗伦萨教堂的讲道坛上讲道，公开指责以伽利略为代表的科学家，还援引了《圣经·约书亚记》中关于约书亚命令太阳停止的段落，用来攻击哥白尼的“日心说”。作为回应，伽利略在写给克里斯蒂娜的信中从《圣经》诠释的内涵出发，在承认《圣经》内容具有神学权威意义的前提下对其观点予以驳斥，进而推翻神职人员通过《圣经》内容攻击“日心说”，从而力图否定科学知识合理性的观点。[38]

伽利略认为，科学方法的正确性并不会因为《圣经》文本的超验性而不具有合法性，二者之间并不存在根本对立。与此相反，科学方法可以成为积极的要素而被用于这项工作。他在信中用大量篇幅论证《圣经·约书亚记》中关于约书亚命令太阳停止的段落，力图说明这些看似可以否定“日心说”的证据其实不足以否定科学知识的真实性。这些描述出现的原因是某些神职人员在撰写这些文本时，过于关注《圣经》超验的神圣思想之传播，而选择了人们容易接受的“适合的”文字对内容进行描述，《圣经》诠释不能陷入文字的泥潭而忽略《圣经》神圣的超验的神意。因为《圣经》文本具有神圣属性，所以人们也不应该期待通过文字表面意义之理解而得到神圣意义。《圣经》文本中出现的与自然现象矛盾的内容是文字的书写者有意为之，并不能用于说明科学知识的谬误。所以，《圣经》诠释的任务之一就是克服文字书写和行文方法给读者带来的障碍。

他还指出，某些神职人员对于《圣经》文字意义的解释过于随意，这种由于隐喻诠释普遍化产生的问题已经导致产生解经工作的误解，甚至显现出一种更可怕的趋势，即一旦出现神职人员为了达到“伪善的个人目的而对《圣经》进行解释”[39]，那么就会歪曲《圣经》中神圣的思想，妨碍误以为获得神意的信徒得到神之救赎，甚至可能威胁到整个基督教体系的根基。

在这封为科学知识合理性辩护的书信中，他还发表了一个著名的观点（《圣经》中隐藏的）：“神圣精神之目的是指引我们了解通达天堂（cielo）之路，不是帮助我们了解天空（cielo）的运行方式。”[40]当时意大利语对于天堂和天空的同一表达方式，帮助他完成了这个形象的比喻，也完成了一种极具意义的划分方式，即科学知识与《圣经》传达的超验神圣精神之划分。

我们姑且不论伽利略对于《圣经》超验神圣性之认可是不是其为了避免遭到教会可预判的进一步“攻击”而做出的妥协，伽利略信中有关《圣经》诠释的观点拥有达成两种目的的可能性：（1）借由通行的《圣经》诠释的方法的要素来保卫自己所完成的具有方法论意义的科学知识；（2）人之理性可以把握的自然规律与依赖信仰才能获得的神圣之精神被纳入同等的高度进行比较，并且具有了在各自的范畴内获得合法性之可能。如果人通过理性获得（自然科学）知识的合法性地位得到了确认，那么人的主体性地位也相应得到了承认，从而使人们在理解和认识自然的过程中将科学方法和理性精神进行连接成为可能，人的“理解”不再表现为一种通过信仰而获取神圣的祝福的被动等待，而成为基于人的理性以实现更多理解可能性的主动诠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