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言
本书是一本羌族民族史，也是一本羌族民族志；更正确地说，这是一本描述与诠释“华夏边缘”的历史民族志。本书不只是描述羌族，中国大地上少数民族中的一个民族，更主要的是，我希望通过羌族及其历史来说明汉族、藏族以及部分西南民族族群边缘的形成、变迁及其性质。本书更大的野心是，由人类资源共享与竞争关系及其在社会、文化与历史记忆上的表征（representations），来说明人类一般性的族群认同与区分。最后，基于这些对“族群”（或民族、社会）、“文化”与“历史”的新理解，我对当代汉、羌、藏之间的族群关系，或更大范围的中国民族的起源与形成问题，提出一种新的历史人类学诠释。
作为中国55个少数民族之一的羌族，目前有30万人，主要聚居于四川省阿坝藏族羌族自治州的东南隅与北川县。他的南方是分布于川、滇、黔三省，人口约658万的彝族。他的西边是人口459万，分布于中国四分之一土地的广大藏族。他的东边则是更广大的12亿汉族——可能是全世界最大的族群。目前许多汉族及少数民族学者皆认为，羌族与汉族、藏族，乃至于纳西、哈尼、景颇、普米、独龙、怒、门巴、珞巴、傈僳、拉祜、白族、基诺、阿昌等十余种西南民族，都有密切的族源关系，而羌族民众也为此非常自豪。为何一个当前人口不过30万人的民族，可以使十多个民族共十数亿人联结在一起？在本文中，我将说明造成此现象的历史与“历史”。
我以加引号的“历史”来与历史作区分。历史是指过去真正发生的一些自然与人类活动过程，而“历史”则指人们经由口述、文字与图像来表达的对过去之选择与建构。在本书中，我将一再探索历史过程与“历史”建构过程以及两者间的关系。以此而言，本书之作近于历史人类学（historical anthropology）的研究。在历史人类学中，如西佛曼与格里福（Marilyn Silverman & P. H. Gulliver）所言，研究的焦点可分为两大主题：（一）“过去如何造成现在”（how the past led to and created the present）；（二）“过去之建构如何被用以诠释现在”（how constructions of the past are used to explain the present）。1在本书中，我探讨的主要问题便是：什么样的历史造成当今的羌族。什么“历史”被不同的群体建构，来诠释、理解当今羌族，以及对羌的“历史”建构与再建构，如何造成并改变历史上的“羌人”与“华夏”。
在本书中，不只是对“历史”，我也将对“民族”与“文化”提出一些新见解。如果对“民族”“历史”与“文化”抱持着传统的定义，那么我可能写出一部可与“中国民族史”接轨的“羌族史”，我的田野资料也能写出一本可作为“中国少数民族丛书”之一的“羌族民族志”。然而，读者将发现，在本书中我不断地检讨、解构与再建构我们对“民族”（以及族群、社会）、“历史”与“文化”的一些既有概念。近年来，在解构“民族”与国族主义（nationalism）研究之风下，学者常指出许多所谓的“传统”事实上是近代的创造，而“民族”则是近代国族主义风潮下知识精英们的想象群体2。我基本上同意这些看法。然而这些“创造”与“想象”的近代之前的历史事实与相关历史记忆基础，以及“创造”与“想象”过程与此过程中各种社会权力关系，以及更重要的相关的资源共享与竞争背景，都值得我们再深入探索。这样的探索必然超出“近代”与“历史”的范围，而须兼及更早的历史与历史记忆以及人类学的田野研究。
对传统“民族”“历史”以及“文化”概念的质疑，曾使我，一个历史学者，在历史文献中穷究羌族历史15年之后，又走向近似人类学的田野调查。近八年来，我几度前往羌族地区作田野调查研究。或翻山越岭探访各深沟村寨中的住民，或在汶川、茂县、理县等山间城镇中与当地知识分子交谈，目的都在探索“羌族”对本民族及其历史与文化的看法。田野经验让我鲜活地观察、体验到“文化”与“历史”的建构过程及其背后多层次的族群认同与社会区分体系，以及此中涉及的许多个人与群体之利益与权力关系。此知识解构了我自身原有的各种文化与学术偏见。然后，借此反省，我重新阅读历史文献——由一种“在文献中做田野”（do ethnography in archives）的角度，考察这些作为“社会记忆”的文化与历史书写遗存，探索其背后个人或群体间的利益与权力关系，社会认同与区分体系，并尝试了解相关的“文化”与“历史”的建构过程。
本书分为三部分。第一部分“社会篇”，主要在介绍本书的主体——羌族，描述他们的地理分布、环境与聚落形态、资源竞争与分享体系，以及因此产生的社会认同与区分等等。这一部分，可以说是本书有关羌族历史与文化探讨的“民族志”基础。然而，基本上我不是一位人类学者或民族学者，我也难以写出一部当代人类学或古典民族学的民族志（ethnography）。作为一位研究族群现象的历史学者，在田野调查中我关心的主要是历史与族群的问题，所有关于羌族体质、语言、文化、宗教与经济生活的观察与探讨，都被纳入历史与族群的关怀与思考脉络之中。
这种关怀与思考，源于一些族群或民族研究的理论争议。一个较传统的“民族”概念，经常将民族视为一群有共同体质、语言、经济生活与文化等客观特征的人群。斯大林所提出的民族四大要素——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便是一个例子。这样的民族概念，在许多学术研究中仍被奉为圭臬；更不用说，在一般民众中这样的观点更是普遍。西方社会人类学界对于族群现象的探讨，由于弗雷德里克·巴斯（Fredrik Barth）等人的贡献3，基本上在1970年代以后就远离了以客观特征界定民族的研究传统，而着重于族群主观认同的形成与变迁。1970年代至1980年代中期，学者们曾争辩，究竟族群认同是人类资源竞争与分享关系中的功利性工具还是人类社会生活中无可选择的根基性情感，这便是“工具论者”（instrumentalists）与“根基论者”（primordialists）之争。事实上，这些争论已指出了族群认同的两大特质——它是工具性的，可因资源环境变化而改变；它也是根基性的，族群感情所造成的认同有时不易改变，且常掩蔽人群间其他社会认同与区分（如性别、阶级与地域）。
1980年代中期以来，许多研究者都注意到“历史”与族群认同之间的关系，因此也化解了“根基论者”与“工具论者”的争论。人们以共同的起源“历史”来仿真人类最基本的“手足之情”，这便是族群根基性情感的由来。另一方面，“历史”作为一种社会集体记忆，它可以被选择、失忆与重新建构，因此族群认同可能发生变迁。4无论如何，族群认同背后的政治权谋（politics）与历史（history）因素成为关注的焦点，这也顺应当代人类学的一般发展倾向。5
认同（identity）与区分（distinction）是本书“社会篇”的主题。认同，是指一个人在特定情境下，认为自己属于一个社会群体；区分则是相反的，在特定情境下人们将我群与他群体之成员区别开来。可以说，认同与区分是人类社会结群现象的一体两面。空间、资源环境与人群在其间的资源分配、分享与竞争体系，是人类社会分群的主要背景。在岷江上游群山之间，各个家庭、家族与村寨等群体，都在资源共享与划分体系中凝聚、区分与延续。家族神、山神、庙子与菩萨等信仰强化了这些族群区分并维持了族群界线。因而在本书中，我所关注的与探讨的不只是狭义的族群（ethnic group）与“族群本质”（ethnicity），而更是在一层层“边界”（boundaries）包围中人们的各种社会认同与区分。
关于人类社会“区分”的问题，在人类学与社会学界有一个研究传统，其中包括皮埃尔·布迪厄（Pierre Bourdieu）、诺贝特·埃利亚斯（Norbert Elias）、玛丽·道格拉斯（Mary Douglas）与勒内·基拉尔（René Girard）等著名学者的研究。6这些关于人类社会区分以及相关的品味、生活习俗、歧视、仇恨与暴力的研究，被大多数“族群本质”研究者忽略了。这主要是由于上述学者们研究的是一社会中不同阶级、性别或新旧住民等亲近群体间的区分，而非“族群”或种族区分。在本书中我由羌族“毒药猫”传说与信仰来说明，“区分”不只是存在于各家族、村寨间；每一个人都是与外界有区分的孤立个体，生活在险恶的环境与可能有敌意的邻人与亲属之中。人们并不经常能够或愿意理性地分辨外在威胁与敌意是来自哪一层“边界”之外。因此与邻人、亲人的矛盾和仇恨，可能转嫁到远方的“异族”身上；相反地，对远方“异族”的仇恨与恐惧，也可能投射到对身边邻人与亲人的猜疑与歧视上。所有敌意与仇恨的转嫁、迁怒，强化层层边界以凝聚各层次的人群。我由此建立一种“毒药猫理论”，以诠释人类之族群认同以及相关敌对、歧视与集体暴力现象的社会根源，并以此补充基拉尔哈德等人“代罪羔羊理论”之不足。
本书第二部分是“历史篇”。“社会篇”所描述的羌族，事实上是历史与“历史”的产物。我认为，唯有了解什么样的历史过程与历史记忆造成当今羌族，我们才能全面地了解羌族。不但是今之羌族，也包括古代羌人；不但是羌人与羌族，我们也能因此了解华夏与中华民族。这是一个历史人类学的羌族研究，也是我所谓的“华夏边缘”研究。
在许多中国学者的历史知识中，羌族是一个居于华夏西部的异族。这个民族几经迁徙、繁衍，并与周遭民族融合而形成许多新民族。以这样的羌族史，来说明部分汉族、藏族、彝族与其他许多西南少数民族的祖先源流。在这样的民族史中，民族被认为是一有共同体质与文化特征的人群，并在历史中延续、成长、消亡。然而，类似的“民族史”在有后现代主义倾向之学者眼中，却只是近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在国族主义下的集体想象与建构。后现代的中国民族与民族史研究，便在于解构这样的“历史”。究竟，羌族是历史的产物，或是“历史”的产品？
对此，我的看法是：当前之羌族为历史之产品，也是“历史”之创造物。不仅如此，他们也是历史与“历史”的创造者。国族主义下的“历史”想象创造当代羌族，并凝聚羌族。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晚清以前中国文献中对“羌”的记载都毫无意义。“羌”的称号，存在于商人、华夏或中国人之历史记忆中至少有三千年之久。由这些人群对“羌”的描述与记忆中，我们可以探索华夏或中国人西方族群边缘的本质及其变迁。也就是说，由于“族群边缘”观点，近代国族主义下汉族对羌族之历史与文化建构，反映出汉族对其族群边缘的重新塑造。相同地，历史上中国人对“羌”的描述，也反映当时中国人对其西方边缘人群的刻画，被华夏想象、刻画的“羌人”，也以行动缔造历史以及想象、创造他们自己的“历史”。
在本书中，我所强调的羌族史不仅是汉族西方族群边缘的历史，也是藏族的东方族群边缘历史以及彝族或“西南氐羌系民族”之北方族群边缘的历史。在这历史中，“民族”是一群人的主观想象与建构，想象与建构我群的共同祖源与历史，以凝聚“同质化”的族群以及想象、建构他群的祖源与历史，以刻画“异质化”的族群边缘。如此，一个个由“历史记忆”所造就的个人与群体，在资源竞争与分配体系中彼此合作、妥协、对抗，并运用策略与权力影响彼此的历史记忆，因此产生新的历史事实、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
在我所发掘与重建的历史中，传统“民族史”中的历史主体“羌族”似乎并不存在。的确，没有一个那样的“民族”在历史中延续。当代羌族与羌族认同，为上述华夏西部族群边缘历史之最新阶段产物。然而这并不是说，历史上的“羌人”并不存在。历史上被华夏称作“羌”的人群，世代生息于华夏西部“漂移的族群边缘”上，他们的后裔因此散在今日之羌、汉、藏、彝及其他民族之中。我们也不能说，当今羌族只是被动地接受主体民族所给予的“历史”才成为羌族；或是说，在成为羌族之前他们是没有“历史”的人群。当代羌族的本土“历史”可以分为两大类：一类是“英雄祖先历史”，另一类是“弟兄祖先故事”。在英雄祖先历史中，他们或借由“过去”来呈现自身的边缘弱势形象（如愚笨的蛮子），或借由“过去”来塑造足以为傲的我族形象（如汉族的拯救者与守护者）。无论如何，这些“历史”多起源于一个“羌族”英雄祖先——如周仓、樊梨花或大禹。
在羌族中，另有一种“历史”——弟兄祖先故事。它们以“从前有几个兄弟到这儿来，分别建立自己的寨子……”诸如此类的“历史”，来说明几个寨子的村民起源与彼此之祖源关系。我称之为一种“根基历史”（primordial history），它们以“共同起源”强化族群成员间如兄弟手足般之根基性情感（primordial attachments）。在中国西南各民族传说中或世界各地民族传说中，这一类“弟兄祖先故事”都非常普遍。只是在我们的知识分类系统里．它们被归类为传说或神话，“英雄祖先历史”才被认为是真正发生过的历史。这种偏见，忽略了“英雄袓先历史”也被用来凝聚“同胞手足”之情（同时也被用来将人群阶序等差化），它们也是一种根基历史。事实上，“弟兄祖先故事”与“英雄祖先历史”可以说是两种不同“历史心性”之产物。借此，在本书中我也将探讨历史心性的问题。
本书第三部分为“文化篇”。过去许多学者皆将“传统文化”视为一民族在历史传承中所得之祖先遗产。然而当代学者却倾向于相信，所谓“传统文化”经常是近代国族主义下知识分子的主观想象与创造。前者的看法，固然是受误于国族主义下以客观体质、语言、文化特征来界定的民族概念；后者，则忽略了近代“历史”“文化”创造的古代基础以及“创造”背后的社会权力关系与过程。
在本书中，我由三个角度来解读文献中有关“羌人文化”的描述。在事实（fact）层面，一段华夏对羌文化的描述，可能反映出当时被称为“羌”的人群之真实习俗。在叙事（narrative）层面，这些有偏见的选择性异文化描述，可能反映华夏自身的文化与认同特质。在习行与展演（practice & performance）层面，历史上华夏对异文化之排斥描述（无论是否真实），在歧视、夸耀与模仿等文化展演作用下，促成“羌人”学习、模仿华夏文化与历史记忆而成为华夏。“羌人文化”便如此，永远在一个不断建构与变迁的过程中。这样的建构与变迁过程，也造成今日之羌族与羌族文化。在此“文化史”中延续与变迁的并非是一个民族的文化，而是一个在核心与边缘族群关系下的文化展演、夸耀与模仿过程。或者说，在此历史中延续与变迁的是各种核心与边缘群体间的社会本相（social reality）之文化表征。
将“文化”视为通过各种媒介的展演，我们才能见着“文化”动态的一面，并超越“客观文化现象”与“主观文化建构”之对立。客观文化在展演中被人们主观认知、批评与模仿，由此塑造或改变人们的认同；个人的主观认同，也通过文化展演而社会化、客体化。
在田野研究中，我曾得到许多羌族朋友的帮忙。而我，一位解构“典范历史文化”的学者，在构思本书时最感到不安的便是：如果他们的民族自尊与骄傲建立在这些典范羌族史与羌族文化知识之上，那么，是否我的著作会伤害到他们的民族认同与感情？然而，我希望读者与我的羌族朋友们在读完这本书之后，可以发现我并非只是解构“羌族史”或“中国民族史”，而是在更广阔、更具诠释力的认知体系上，重新建构一个关于“羌”的历史或历史民族志知识。这个新的历史与历史民族志，可以让我们对于“羌族”“汉族”“藏族”或“中国民族”有更深入的了解。
因而，本书之论述必须置于“华夏边缘”历史中，才能完整呈现我对于羌族与中国民族的见解。事实上，这本书可以说是我在1997年出版之《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一书之延续与补充。在前书中，我首先提出一个华夏“边缘研究”的理论与方法构想，然后以此说明华夏边缘的出现及其漂移、扩张与变迁过程，以及解释在资源竞争与各层次权力争衡背景下，华夏边缘之扩张与变迁如何借边缘人群的历史记忆与失忆来进行。本书便是以汉、藏之间的古今羌人与羌族为例，说明一个华夏西部族群边缘的形成与变迁。因此这不只是一个“羌族”的历史，也是“藏族边缘”与“汉族边缘”的历史；这不只是“外夷”或“少数民族”的历史，它也是华夏与中国民族历史的一部分。
近20年来，在“中国民族”或“中国少数民族”之历史与民族学研究中，流行着两种彼此对立的解释模式。第一种，我且称之为“历史实体论”，第二种则是“近代建构论”。“历史实体论”者主张，中国民族是在历史上延续之实体，其中包括一历史悠长的核心汉族及许多在历史中起落兴衰，并与汉族互动、融合的边疆少数民族。此解释模式几乎被所有中国历史与民族学者所采纳。相关的“历史”，便是典范中国史与中国少数民族史。近年来，有些受“创造传统”（invented tradition）与“想象社群”（imagined community）等研究影响的西方学者则认为，中国民族或中国少数民族是近代国族主义下的建构物。在他们看来，近代中国政治威权下的民族分类与相关历史建构，将许多原外于中国的大小非汉族群归纳、划分成一个个“少数民族”7。在族群政治立场上，上述两类学者也常针锋相对：前者常指责西方学者试图破坏中国之民族团结，后者则指责大汉族主义学者借着“历史”控制甚至“欺压”少数民族。
我认为近代建构论有许多值得修正与补充之处。其主要缺失有二：其一，研究者忽略了历史的延续性与真实性面向；其二，研究者也因此忽略对人类族群生活的现实关怀，甚至在意识形态的敌对中，“解构他者历史”常成为一种有文化偏见的表述，或思想与政治上的对抗工具。近代建构论者的这两个缺失，原为历史实体论者所长。但遗憾的是，历史实体论者所主张的延续性历史，是在某种中心主义下（如男性、士大夫或华夏中心主义）之选择性历史记忆建构。因此它的“现实关怀”——如安边、治边与化夷等等——也常流于政治干涉、掌控与文化排斥。
在本书中，我所建立的民族史知识，是一个核心与边缘关系下的“华夏边缘历史”或“汉藏边缘历史”。借由这个历史以及它残留在岷江上游村寨人群中的社会、文化与历史记忆，我来说明历史上漂移的、模糊的华夏边缘“羌人”，如何转化为具有汉、藏、彝及许多西南民族间之桥梁性质的“羌族”。“羌人”与“羌族”是一个不断变迁的“边缘”——他们与青藏高原东缘的一些部落、村寨人群是华夏之族群边缘，也是吐蕃与藏族的族群边缘。在此，历史是延续的，但在历史中延续的并非是一个“民族”，而是一个多层次的核心与边缘群体互动关系。在此，“羌族”的历史或被解体为华夏与藏族边缘变迁史，“羌族”本土文化或也被描述为易变的、多元的、模糊的。然而就是这些历史主体的变迁与不确定性以及文化之模糊性，说明在中国西部与西南边疆的汉、藏之间，或汉与非汉之间，原有一个漂移、模糊的族群边缘。在近代国族主义之下，它才转化成汉、羌、藏、彝各民族间的族群界线。这样的知识，不同于“历史实体论”与“近代建构论”之主张，其目的并不在于争辩或解答“中国少数民族”或“中国民族”的历史真实性，而是说明“中国少数民族”与“中国民族”的形成过程。在此过程中，无论是“羌族”或“中国民族”都是“历史”的创造者，也是历史的创造物。
在现实的关怀上，对于一个族群或民族研究者来说，我们所研究的对象是一群有共同之过去、现在与未来信念的人群。我们不能不关心他们目前在整体社会族群关系中的处境，以及此种族群关系的历史演变。譬如，在当代羌族认同形成之前，本地各沟各寨人群常在相互排斥、仇杀之中，对此老一辈羌族人记忆犹新。如今他们常说：“这都是由于过去的人没知识，不知道大家原来是一个民族。”这些话可以让我们深思：若非是有更好的族群关系理想，我们何须解构这些“知识”、这个“民族”？的确，由传统华夏边缘的“蛮夷”蜕变为“少数民族”，人群间的排斥与暴力已消除不少。然而作为“少数民族”之羌族，仍处在现代化的边缘。因此在这本书中，无论是说明一条沟中各个村寨人群之认同与区分，或是以“羌”为边缘的华夏认同及其族群边界变迁，我都将强调其在人类资源分配、分享与竞争关系上的意义。相信这样的历史民族志知识可以帮助人们思考：我们如何才可能共商怎样建立一个资源共享、和谐平等的社会体系。
如此兼及历史、民族志与现实关怀的他者描述书写传统，在中国可以追溯到《史记》之四夷列传中。在近代国族主义下，此传统结合外来之社会科学，曾化为历史学、民族学（或人类学）与边政研究等中国少数民族研究传统。这些“边缘书写”，曾造成华夏边缘与此边缘的历史变化。在本书中，我以结合历史记忆、历史事实与历史心性之长程历史研究为经，以人类资源生态与社会认同区分体系为纬，共同构成一种历史民族志研究。从某一角度来说，它仍是结合历史、民族志与现实关怀的书写。但“社会”（或民族）、“历史”与“文化”在此研究中都有新的理解与诠释，描述分析他者并非为了创造、刻画我群边缘，而是为了检讨与认识自我。无论如何，这是我近十年来在羌族研究中所得，也是我在中国民族研究中由“解构”到“重新建构”的自我反省与尝试。
1 Marilyn Silverman & P. H. Gulliver, Approaching the Past: Historical Anthropology Through Irish Case Studies, New York: Columbia University Press, 1992.
2 Benedict Anderson, Imagined Communities, rev. edition, London: Verso, 1991; Eric Hobsbawm & Terence Ranger eds., The Invention of Tradition,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83.
3 Fredrik Barth ed., Ethnic Groups and Boundaries, London: George Allen & Unwin, 1969.有关族群理论的发展请参阅拙著《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第一章“当代人类学族群理论”及第二章“记忆、历史与族群本质”。
4 Elizabeth Tonkin, Maryon McDonald and Malcolm Chapman eds., History and Ethnicity, London: Routledge, 1989; Anthony D. Smith, The Ethnic Origins of Nations, New York: Basil Blackwell, 1986; Eugene E. Roosens, Creating Ethnicity: The Process of Ethnogenesi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89；王明珂：《过去的结构：关于族群本质与认同变迁的探讨》，《新史学》第5卷第3期，1994年，第119—140页。
5 George E. Marcus & Michael M. J. Fischer, Anthropology as Cultural Critique: An Experimental Moment in the Human Sciences, Chicago: 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86, pp.34-39.
6 Pierre Bourdieu, Distinction: A Social Critique of the Judgement of Taste, trans. by Richard Nice, London: Routledge & Kegan Paul, 1984; Norbert Elias, The Established and the Outsiders: A Sociological Enquiry into Community Problems, London: SAGE Publications, 1994; Mary Douglas, Purity and Danger: An Analysis of Concepts of Pollution and Taboo, New York, 1966; René Girard, Violence and the Sacred, trans. by Patrick Gregory, Baltimore: The Johns Hopkins University Press, 1977.
7 Stevan Harrell, “The Hsitory of the History of the Yi,” in Stevan Harrell ed.,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Seattle: 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 1995; Ralph A. Litzinger, “Contending Conceptions of the Yao Past,” in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N. Diamond, “Defining the Miao，” in Cultural Encounters on China's Ethnic Frontiers; Dru Gladney, Muslim Chinese: Ethnic Nationalism in the People's Republic, Cambridge: Council of East Asian Studies, Harvard University, 199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