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拔斯王朝的文明

自从克比拉的悲剧事件之后，奥美雅王朝的势力逐渐成为正统。这在阿里家族一派的人眼中，是不折不扣的窃夺行为。这一派势力被称为什叶派，在阿拉伯和波斯都收获了众多追随者。虽然，这股势力遭到了打击，但是，在一段时期的颓然后，又恢复过来。这也在侧面证实了，阿拉伯人能够建立新的宗教并统治伊朗，但无法吞并伊朗民族的文化。在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埃及等地区，阿拉伯人用语言在种族上同化了当地人民。但是，对雅利安主义思想的统治，阿拉伯人的努力却可以说是收效甚微。在波斯地区，语言方面的持续性从未中断。在研究人员发掘出的一份属于公元9世纪初期的波斯语文件中，我们能看到这种语言，它已经开始有了固定的形式。这种形式正是在萨珊王朝时代，由南方的帕拉维语发展而来的。原有政权被颠覆后，波斯人不得不改为信奉伊斯兰教，但是，他们没有像其他美索不达米亚国家的人民一样被同化。表面上他们皈依了伊斯兰教，但是在内心保持了本来面目。新的波斯从这种统治中，汲取到了新的元素，甚至，还从中绽放出新的生命机会。怀着包容的心态，吸收外界信息，使得波斯人从之前狭隘的民族主义中解放出来。在后来的穆斯林革命中，他们同样表现出了活力，并且，在此过程中得到了更加敏锐、活跃而且热烈的思维与认知方式。从这个角度来说，伊斯兰教对伊朗人所起的作用，就像是基督教为西方世界带来的影响一样。这两个赛姆人的宗教，在各自范围内产生了不可逆转的影响。其中一个将波斯人同化为穆斯林，另一个则将基督教传播至欧洲各地。而在此之前，伊朗由萨珊王朝统治，西方世界以希腊和罗马政权为主。在此之后，东西方世界都变得无比富足且复杂。这种现象的原因，在于异国宗教与本民族精神之间的对立。对立会加剧双方矛盾，给当地的人们带来被歧视或被当作异类的感觉。有这种感觉的存在，双方会更容易发生猜疑和斗争。

为了反抗奥美雅王朝，波斯人自发而热烈地拥护什叶派，因为这样一来，他们的任何行动就都有了正当理由。就如我们所了解的那样，这种活动有一个合理的目标——拥戴阿里即位为哈里发。因为奥美雅氏族强势霸道，排斥穆罕默德一家和他的女婿。在与逊尼派决裂之后，什叶派重新划定了宗教统治者的继承规矩。他们用“伊玛目”代替了哈里发的名号，并且，规定这些人必须在阿里的后代中选出，以保证对穆罕默德的忠诚。不仅如此，这种论调也开始与波斯人的民族主义结合起来。据说，阿里的儿子、克比拉殉教者之一的“伊玛目”胡赛因，曾经娶了萨珊王朝末代皇帝雅兹达伽德三世的女儿。在当时的情境下，阿里和胡赛因的遇害，已经成为一种人人谈论的话题，能够强有力地带动起什叶派教众的情绪，并将他们紧紧凝聚在一起。除此之外，什叶派还提出了新的说法，将“玛狄”宣扬为救世主，认为，他将会在世界末日时胜利归来，带领人们在大地上建立起真主的统治。这样的形象与基督教中的救世主弥赛亚类似，也与祅教中的“琐希安特”有相像之处。“玛狄”的说法，进一步激发和强化了什叶派教众们愤怒的情绪。

这股情绪背后，往往隐藏着被人利用的软弱。在显贵的阿拉伯家族——阿拔斯族眼中，什叶派的这种怨怼是可以借用的一股力量。同时，波斯民族在政治上的再次崛起，使整体局面开始了新一轮的洗牌。阿拔斯家族也与“先知”有亲缘关系，乃是穆罕默德的一个叔父的后裔。而且，这个显贵的家族与阿里家族，也存在着紧密的姻亲关系。公元747年，波斯的科拉桑，在有心人的鼓动下背叛奥美雅王朝。经过三年的战争，无数人的流血牺牲推翻了奥美雅政权。公元750年，反叛军的领袖阿布尔-阿拔斯自立为哈里发。未胜利之前，他以为什叶派讨公道作为借口发兵起义。身居高位后，他无情地撇开了阿里家的“伊玛目”们，仍将其作为反对派对待。

什叶派的权力被从前的伙伴夺走了，但是革命的胜利却并非毫无意义。对于波斯人来说，阿拔斯政权的建立，就意味着他们在阿拉伯帝国中的胜利。在阿拔斯王朝的军队中，大部分骨干分子都是伊朗人。新的政治格局建立后，这些骨干也未被抛在脑后，反而被邀请去一起分享新政权。在国家机构各部门执行任务的，也大多都是伊朗人。这种奇妙的组合，就像是奥美雅王朝中的叙利亚人一样。在战败后，奥美雅王朝的遗族撤退到因脱离了阿拔斯帝国的统治而独立的西班牙政权中。公元756年，他们建立起一个反国教的哈里发国家。随后在公元969年，埃及人民从阿拔斯王朝中分裂出来，成立了法提马帝国，这是另一个反国教的哈里发国家。因为有两个哈里发国家的存在，阿拔斯王朝的统治范围仅局限在亚洲。为了维持政权的稳固，阿拔斯王朝就更加倚仗国内的伊朗人了。

推翻奥美雅王朝后，阿拔斯政权的君王们不再住在大马士革。经过周密的思考，他们将居住的位置挪到了伊朗或者巴比伦。除了是阿拉伯世界的门槛之外，巴比伦还是过去沙普尔诸王和喀斯鲁诸王的帝国所在地。公元762年，阿拔斯王朝的第二位君主埃尔-曼苏尔建立了新都巴格达。不久之后，这座都城将会成为东方第一大城市。即使是在巴格达，伊朗人仍旧占有优势。毕竟巴玛基德家族属于波斯血统，且掌握着阿拔斯帝国的行政大权。这个庞大的家族历经三代，始终都辅佐着哈里发的政治事务。赋予巴玛基德家族极大信任的三位哈里发，分别是埃尔-曼苏尔（公元754—775年）、埃尔-玛狄（公元775—785年）和哈琅·埃尔-赖世德（公元786—809年）。随着巴玛基德家族的势力日渐强盛，哈琅·埃尔-赖世德也开始警觉起来。公元803年，他找借口处死了巴玛基德家族的一人，开始防备着剩下的人。赖世德的这种警觉没能扭转局面，只是将伊朗人的胜利推迟了一些而已。他死后不久，两个儿子因王位的继承产生了冲突。其中，阿拉伯人拥戴埃尔-阿民，而波斯人拥立埃尔-玛蒙。而波斯人之所以会选择玛蒙王子，是因为他母亲是波斯人。公元813年，玛蒙在母亲和同族人的支持下胜利即位，并在位二十年。这样一来，伊朗赢得了领导者极大的信任，开始变得势力大振，甚至，开始宣扬加入了什叶派。

在阿拔斯政权建立的初期，阿拉伯文明或者阿拉伯—波斯文明的发展水平达到了最高峰。这种文化方面的昌盛繁荣，往往与君王的个人功绩密不可分。其中不得不提的就是，大名鼎鼎的哈琅·埃尔-赖世德。他是一位睿智聪颖的国君，是古老门第的阿拉伯贵族的真正典型。相比其他地方统治者来说，哈琅·埃尔-赖世德的胸怀都是一等一的豁达。他慷慨磊落且诚恳大方，在巴格达款待使臣的次数都难以计算。相比之下，尼尼微、巴比伦、亚历山大利亚和拜占庭等地区的奇珍异宝则较少。在著名的故事《天方夜谭》中，就描写了哈琅·埃尔-赖世德那奢靡的生活，连拜占庭女王爱丽妮的使者都被震撼。除此之外，他还与查理曼大帝和唐代的中国人士保持着友好的联系。在哈琅·埃尔-赖世德的心中，时刻谨记着君王的重大责任。从巴玛基德家族被贬黜一事中，我们能看出这一点。除此之外，哈琅还想要自己出任首相，直接去接近所统治的人民。在这方面，他与法国的路易皇帝是相同的，亲自上朝解决百姓的纠纷。哈琅的机智与聪慧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大家都亲切地叫他为“公平的哈琅”。每当夜色来临时，一天的琐事就此结束。暂时卸下君王重担的哈琅会改变装束，乔装成一个普通人的样子，睡在巴格达的街道上。他和这座城中来自四面八方的人群混在一起，与他们聊天，耐心地问起民间的生存状况，有没有什么心愿与需要。

阿拔斯帝国建立后，经济发展水平较高，是当时物质文明的中心。在充裕的物质条件下，人们的精神文化生活也变得多姿多彩，出现了大量描述当时社会的阿拉伯故事。在那些生动有趣的故事中，常常会提到巴格达和其他伊拉克大都市的富饶程度，仿佛神话一般。我们可以跟随故事，想象这样一个场景——在阿拔斯帝国的都城中，人头攒动的集市上，聚集了东方世界的一切物产。伊朗的商队为这里的人们运来了形形色色的货品：撒马尔罕的地毯、玛桑达兰的生丝、玛尔夫和尼沙普尔的丝织品、图斯和舒什塔尔的天鹅绒、科拉桑和阿富汗的蓝宝石和天青石、拉伊的陶器。除此之外，还有麦克兰的甘蔗和糖食，设喇子、耶兹德和伊斯法罕的美酒与香精等。还有从美索不达米亚、叙利亚和非洲来的商旅，也从阿勒坡和大马士革给阿拉伯人带来了香料、大马士革特制的盔甲、金匠工艺品、精美的马具、华丽的地毯和平金锦缎。他们还会从摩索尔带来棉纱，从泰尔和贝鲁特带来五色玻璃器皿，从埃尔—孚斯塔特带来木刻、象牙盒子、香炉和陶瓦器皿。在波斯湾，有许多阿拉伯船只往来于巴士拉和印度玛拉巴海岸的各个港口。它们常常停泊在西拉夫和马斯喀特等处，给伊拉克运回了许多珍贵的货物，有马来群岛的香料，锡兰的珍珠，印度的贵重木材、棉纺品和肉桂，中国西藏的麝香和中国东部的绸缎。

位于波斯湾的西拉夫，是阿拉伯帝国的重要驻足地，相当于从巴格达到印度去的一个前哨。公元851年，商人苏里曼航行去印度和中国。这个事件与《天方夜谭》中水手辛德巴德的故事，都能从侧面印证出当时阿拔斯帝国与远东之间的密切交往，双方有着便利且繁盛的交通方式。同时，在中亚的陆路交通也是十分繁忙的。在拉伊的陶器中，我们能看到中国唐代的器皿，就证明了这一点。

在空前繁盛的物质条件基础上，人们的精神文明也更上一个台阶。这样的进步，在智力活动方面，在于出现了诸多表现当世繁华的文学作品。在此之前，阿拉伯诗歌带着浓烈的原始味道。从前的作品最常见的主题是，讴歌商队的生活、战斗的快乐，抒发游牧人民面对碧天黄沙之奇观时热烈又单纯的情感。当物质条件不再匮乏时，人们的精神世界也发生了变化，出现了许多新的元素：前所未有的大量的道德观念、东方新主人们的奢华生活、骑士般的奇妙恋爱和各种优美的方言。古代游牧诗人曾写下了许多柔美浪漫的抒情诗，这为新的诗歌形式开辟了道路。在巴格达都城，一种新的宫廷诗歌开始成为潮流。它时而愉快时而忧郁，时而诙谐时而深情。其整体充满了细腻、热烈和富于幻想的情致，仿佛阿尔汗布拉宫的装潢一样轻快优美。此后，阿拔斯王朝的波斯大诗人们，也开始表现自己的灵思妙想。他们有的是纯种波斯血统，有的是阿拉伯与波斯混血。这些诗人的行文使用阿拉伯语作为表达思想的工具，同时遵循着伊朗文化的风尚。比如，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抒情诗人——阿布·努瓦斯，他的诗歌广为传诵，无论是恋诗还是挽歌，都表现出令人动容的细腻与深情。公元810年，阿布·努瓦斯去世。

除了诗歌的兴盛，阿拔斯王朝的哲学思想也开始空前繁荣。推动这些思想运动的主力是叙利亚的基督徒，即景教徒和“一性派”教徒。在萨珊王朝统治时，这些人的数量就十分庞大。在阿拔斯政权统治下，他们也有庞大的数量。值得一提的是景教徒的贡献，他们将希腊圣者的主要著作，翻译为叙利亚文，然后又将其翻译为阿拉伯语。毋庸置疑，这样的做法为不同文化间的沟通交流搭起了桥梁，对当时的哲学思想的发展产生了极大的影响。除此之外，还有许多景教徒具有天文和医药方面的才能与学识，被巴格达的朝廷所聘用。他们甚至还会受到哈里发的个人宠信，这也为上述翻译作品的传播助了一臂之力。同时，也正是这些人认真地传播知识，才使得阿拉伯人和波斯人知晓了更为丰富多彩的世界。在那个世界里，有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亚历山大派的哲学，欧几里得的几何学，托勒密的地理学……此后，应用哲学的思维来解读《古兰经》开始成为潮流，甚至，诞生了一种教理上的哲学，被称为“可拉姆”。这股思潮还与阿拉伯—波斯的辩术相结合，极大地开发了人们的思维方式。随后它分化出两个派别：一派名叫“穆台及力派”，这一派的人们对经书的注解展示出理性的特点；另一派名为“穆台卡林派”，是较为严格的正统思想流派。此前，阿拉伯人对古兰经的解释通常都较为古板。与此形成鲜明对比的是，许多穆台及力派的学者会赞颂自由意志的原则。还有一些人有着不同的思想，他们否认安拉所具有的类似圣经上的凡人形象，也否认真主形而上学的属性，而是将其作为一种超越人类领悟之上的绝对原则。另一些人则认为，古兰经的一神论需要革新，应代之以一种神性内在论。公元813—833年，哈里发玛蒙掌管王朝政权。他下令在巴格达建立一座类似大学的机构，召集所有学者进行自由争辩。同时，他对穆台及力派崇尚自由的学说是公然赞许的。公元847—861年，哈里发穆台瓦基尔在位，他开始认同穆台卡林派的思想，公然支持反动的教义。在这个年代，自由思想开始受到打压与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