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兰教的埃及：法提马王朝的社会

阿拔斯王朝后期，埃及也像其他行省一样谋求独立。作为哈里发派遣的代表、埃及总督及土耳其雇佣军首领，伊本-吐伦和穆罕默德·伊克希德相继两次要求建立世袭的王朝权力。事实上，他们也先后两次确立了拥有独立政治权的朝廷，统治着埃及和南部叙利亚。第一个政权是吐伦王朝，存在于公元868—905年间；第二个是伊克希王朝，存在于公元935—969年间。和后来的马穆禄克王朝相同，这两个埃及最早的土耳其王朝，同样是以奖励文艺为特色。在前面，我们已经说过开罗的伊本-吐伦清真寺，也论证过它与萨马拉建筑物之间的关系及其重要性。除此之外，在这座清真寺内，我们还能注意到一种较为次要的、来自叙利亚—拜占庭文化的影响。只要仔细观察那柱头上的美丽花纹，就能从中辨识出这种影响。

埃及的土耳其总督们独立后，仍然承认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们拥有政治宗主权和宗教上的教主权力。这样的妥协换来了短时间内的相安无事，但平静的水面下其实布满了暗流。公元969年，更为严重的分裂发生了：埃及被法提马王朝所征服。看似平常的一次政权更迭，实质上隐藏着更大的危机。法提马王朝是一个曾经建立在小阿非利加洲的阿拉伯王朝，但是这个政权并不服从巴格达哈里发的精神权威，反而野心十足地在非洲建立了另一个分裂的哈里发国家，被称为“异端的哈里发国”。除此之外，他们还扛起什叶派的旗帜，高调反抗以阿拔斯王朝为代表的逊尼派正统。法提马王朝的君主阿尔-穆伊兹征服了埃及，并且建都于孚斯塔特，即今日的开罗（米斯尔·埃尔—夸西斯）。之后信奉伊斯兰教的东方世界，尤其是奥美雅王朝治下的西班牙，整体仍然处于两个对立教派的分裂状态中。其中一派力量是巴格达地区的阿拔斯王朝，其实质是逊尼派的哈里发国家，即黑衣大食帝国。另一派力量则是开罗地区的法提马王朝，其实质是什叶派的哈里发国家，即绿衣大食帝国。就其精神辐射的范围来说，亚洲穆斯林多承认阿拔斯王朝的政权；而非洲的穆斯林们多承认法提马王朝的政权。

公元969—1171年，法提马王朝一直统治着埃及，算是一个惠及人民的政府。尽管开罗和巴格达两地都常受到土耳其雇佣军的滋扰，但是必须承认的是，这个王朝还拥有较为稳固的政局。而且众所周知，这种稳定性应归功于英明的君主和能干的大臣。具体来说，两位哈里发即阿尔-穆伊兹（公元969—975年）和埃尔-阿吉兹（公元975—996年），用其卓越的政治才能，为王朝稳固奠定了基础。而后的11世纪末期，王朝中有诸多英明贤能的亚美尼亚血统的大臣，他们杰出的才能，同样为政局稳固做出了贡献。于是，当时的埃及发展出了空前丰富的农业和商业，甚至能与法老时代和亚历山大时代的水平相媲美。在此基础上，埃及成为地中海东部诸国的商业中心，且将这种重要地位一直保持到十字军时代。因此，意大利的商人们都习惯到亚历山大城的货栈，来收购印度和东印度群岛的纺织品和香料。

在物质条件极大丰富的情况下，埃及人民的精神文化水平也发展到了更高层次，尤其是在艺术领域内体现得最为明显。法提马王朝时代的埃及，遍布着诸多有极高研究价值的建筑物。有一些建筑随着时间流逝而损毁，但有一些仍旧保留至今。其中，年代最早的当属开罗地区的埃尔—阿扎尔清真寺。公元970—972年，法提马王朝的将军朱哈尔下令修建这座清真寺。最近，对于这座建筑的研究出现了新的说法。根据克列斯维尔和弗洛瑞两位学者的分析，这座建筑只有中央部分是当时所建，剩余部分或是在法提马王朝末叶建成，或是在马穆禄克朝修建，甚至有一部分建筑，还在奥托曼帝国统治时期重修。其中较为古老的建筑部分，是效仿伊本-吐伦清真寺的式样用砖建成。我们很明显能发觉，这部分与年代较新的建筑有所差别。此外，从建筑学的观点来看，我们能从中发现来自突尼斯的影响，比如中央廊道两旁的双排柱子的设计。除此之外，还有原来伊朗文化的影响，比如，柱廊的圆拱和它们中间的拱形神龛设计。学者萨拉丁也参与了对这座清真寺的研究，他从建筑的尖顶设计看到了波斯的形式。公元996—1020年，埃及哈里发埃尔-哈基姆在位。公元990年，统称为哈里发埃尔-哈基姆清真寺的建筑开始修建。公元1012—1013年期间，清真寺的装修才彻底完成。就其整体设计而言，采用了和吐伦清真寺相同的图样和砖材，同时设有一个砖造的圆顶阁。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圆顶阁建在了“密赫拉布”上方的八角形穹隆筒上端。法提马王朝后期的清真寺，在建造时逐渐开始注重使用石材，而不是砖材。例如，公元1125年修建完成的埃尔-阿夸玛尔清真寺的正面建筑。这一时期，还出现了许多新的建筑主题。例如，形成了进口处门楣的内券石，正面深深的“密赫拉布”，和钟乳石状的三角穹隆等。这一切元素都充满了新的活力，在阿尤布朝和马穆禄克朝都得到了无限发展。就装饰物而言，尤其是在石质或木质镶板上的铭刻装饰手法，也有许多预示着当时艺术繁荣的例子。比如，在埃尔-哈基姆清真寺外部正面的石门上，或者，那高高的尖塔上，都能看到华美装饰。还有在埃尔-阿夸玛尔清真寺门口上面，仿佛圆窗一样的某些镂空的屏障上，也有诸多典型的雕饰。在这些雕饰的石工方面，我们也能看到阿拉伯装饰风格的萌芽。

事实上，这种装饰风格，在法提马时代的木刻中就已经成熟，而且，达到了强劲奔放的境界。在开罗的阿拉伯博物馆中，收藏着来自埃尔—阿扎尔清真寺的文物。这座清真寺建成于公元996—1020年，它的大门就是这种风格最早的代表作品。博物馆中还收藏着许多法提马时代从王侯宫殿中得来的刻木镶板，上面的图案多以动物形象为装饰题材。比如，有怪物袭击着鹿类动物，老鹰抓野兔，和面面相对的鸟。而我们都知道，相向着面对的两只动物，是典型的萨珊朝纹章式图案，且这种设计多见于纺织品中。在这些刻木镶板上，还有一些奇异题材：骑士追猎野物，如狮子或野兔的场面，舞蹈和奏乐的场面，和驼背的女人等形象。这些主题较为特别，让人联想到拉伊地区所出土的陶器上的花纹。法提马王朝的哈里发崇尚什叶派教义，举国上下充满自由的氛围，表现在陶器上，便是无所顾忌地使用动物图案的装饰。这种具有特别气质的艺术风格，与过去的萨珊王朝和穆罕默德统治下的波斯艺术相类似。这种相似性，是由相同宗教信仰导致的。因为，什叶派是大部分波斯人所信仰的教派，也赋予了他们相同的精神内核。除此之外，在法提马王朝的青铜器中，也能追寻到这一影响的踪迹。我们都知道，青铜器多被用作是水罐或者香炉。它们的形状大多以动物为主：有的是半鹰半狮的“格里芬”，还有的是普通的鹿、马、狮子、野兔、孔雀等形象。这些青铜文物中最为著名的，当属“坎波·桑托”（圣墓地）的“格里芬”铜器，它高40英寸，现被收藏在意大利比萨。这些法提马王朝的青铜器，与勃布林斯基氏曾收藏过的有诸多相近之处。整体而言，它们都表现出一种“古旧的萨珊王朝式”风格。而且在实质上，这些文物代表着一个过渡阶段，将旧时期波斯艺术与公元9世纪的波斯艺术衔接起来。从这些细节方面，我们能够再一次见证法提马王朝所尊崇的什叶派思想，是如何将伊斯兰教的埃及，与伊朗在艺术上联系在一起的。此外，还有一些小的青铜片遗迹，它们属于公元12世纪时叙利亚北部奥尔图魁德的地方朝廷，同样是埃及与伊朗之间艺术联系的例证。在这些小青铜片上，有许多动物形体的花纹，与萨珊王朝的艺术风格极为相似。法提马时代的动物形青铜器物，其设计风格仍然受到不同文化的影响。它们的形制被其使用目的所限制，在外表风格上却有多种元素。有的器物简洁与雅致兼备，有的器物则端庄华贵，与伊斯兰教艺术中的作品不分伯仲。

□波斯彩瓷碗，早于12世纪

在织造品方面，法提马王朝的产品风格同样受到了不同文化的影响。随着十字军东征，法提马王朝的许多织造品流入西方世界。在卢浮宫、维多利亚、阿尔伯特等博物馆中，以及巴黎圣母院和法国各教堂的圣物安置室中，都收藏有那些宝贵的织造品。初期的织造品是属于科普特人的民族工艺品，受到萨珊王朝和拜占庭艺术风格的感染后，渐渐出现了多元化趋势。吉美美术馆所收藏的安蒂诺耶遗迹，可以证明法提马王朝织造品中，来自萨珊王朝和拜占庭艺术风格的影响。萨珊王朝的艺术风格对其的影响，既通过直接途径发挥作用，也通过间接的科普特艺术传播。在法提马王朝的织造品中，常常有许多表现动物题材的作品，将动物形象设计为图案，或者如同纹章式样的姿势。在被阿拉伯征服之前，伊朗文明里边有许多这样的艺术作品。就像我们前文中所列举的那样，这些狮子、鹰、半鹰半狮的“格里芬”和纹章式的鹰的形象，还有那些用更富于自然主义精神所处理的兔或鸟，都被设计成反复循环的样式，都属于伊斯兰教装饰风格的范畴。具体来说，就是那些互相交错，或者连绵漫长的程式化簇叶的花样，以后都将发展为“阿拉伯式样”的艺术。

与其他艺术产品相类似，法提马王朝的陶瓷艺术，也受到了伊朗文化的影响。在伊本-吐伦的时代，萨马拉对阿拔斯王朝的影响还是十分巨大的，就像前文中我们在孚斯塔特所感受到的那样。而到了法提马时代，萨马拉已然衰败没落，而且孚斯塔特的地位也远远低于开罗。此后，开罗的陶器工艺，仍然能从波斯的拉伊地区的工场中得到许多有意义的启发与影响。我们能从一些发掘出的文物中，看到开罗和拉伊两地的陶器都具有的元素。比如，有些杯盘上面，雕刻着程式化的簇叶，或花束组成的圆环，都围绕着面向左侧的兔子。同时，这一时期的工匠们，也对动物主题进行了大胆的刻画与处理，尤其是他们所描绘的鸟禽类，如鸭子、鹰等形象。有时，工匠们也会将人物图案作为陶器的装饰物。比如，有一个曾经被毛提奥克斯氏所收藏的杯子，它出土于拉夸地区，现在被收藏在卢浮宫中。根据专家推断，这个杯子的制作年代约在公元10—12世纪之间。在这个珍贵的杯子上面，就描绘有两幅女子的胸像。它整体外观的感觉，让人联想到萨马拉壁画的风格，而这正是意料之中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