远东的新石器时代

我们将视线离开俾路支后，转向印度西北部的后新石器时代和铜与石器并用时代的遗址。在印度河流域的旁遮普邦和信德邦，各有居民点遗址分布。在旁遮普邦，有居民点哈拉帕；在信德邦，有居民点摩亨焦—达罗。在这两处都有正式的城市，还配备有巨大的砖筑地下结构和拱形的下水道。这些较为完善的基础设施，足以体现出它们的重要性。

□摩亨焦—达罗出土印章

在摩亨焦—达罗，约翰·马歇尔爵士发掘了三个上下重叠的城市遗址。经过仔细观察与研究，他将这三处遗址进行了年代划分。最底层的遗址年代暂定为约公元前3300年，其余两层的遗址年代暂定为约公元前3000年及公元前2700年。这一划分标准的假设成分居多，与根据迦勒底确立的年代学知识有所出入，比已知的标准时间划分晚一些。在生活方面，居住在这几处遗址的居民们虽然渊源不明，却已经开始制作出棉织品，同时能够驯养家畜如牛、羊、猪等。

1920—1925年期间，印度考古调查团在哈拉帕和摩亨焦—达罗两处遗址展开了考察工作。他们克服了艰苦的条件，成功在遗址不同深度的地下发掘出一批文物。这批文物中有常见的磨光石质、铜质用具和燧石武器，还有铜质工具、器皿和一些金银装饰物。除此之外，还有许多值得我们注意的文物。比如大方典雅的素陶，和一种上釉的青色、白色瓷器，还有黑底红花的彩陶。这些容器都让人联想到，在俾路支和塞伊斯坦出土的文物。而最引人注目的文物，当属上千件石灰岩片，它们被用来做印章。在这些岩片的表面上，雕刻着与象形文字极为相似的图画字体。最为常见的是动物形象，比如公牛、瘤牛、老虎和大象。如果细细观察，我们就会看出，这些印章和苏美尔人所统治的迦勒底的印章十分相似。再说起印章上面的公牛图案，美索不达米亚那些圆筒印章上也有同类的动物形象，二者的艺术风格颇有共性。

在摩亨焦—达罗遗址，研究者们还发现了一件人物胸像，是用石灰岩雕刻而成的精美作品。其刻画之细腻精准，从那芦苇般的胡须上就能看得出来。这不能不令人想到，某些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人物形象。显然，许多研究者都倾向于认为，在哈拉帕和摩亨焦—达罗两处遗址中出土的文物，带有明显的美索不达米亚和苏美尔人的文明特色。在这两个地区发掘出的遗址，与原史时代的迦勒底和伊拉姆文明，有着深厚的亲缘关系。但同时不可否认的是，哈拉帕和摩亨焦—达罗两处遗址发掘出的文物有着很鲜明的独特性。如果将视线放回到这两处遗址出土的印章上，不难发现它们上面所刻画的动植物形象，很大程度上，都局限于当地所特有的品种。比如说瘤牛、大象、犀牛、老虎和蛇，以及野生无花果树等。在居民们所用的字体方面，印度河谷的图画字有着独树一帜的风格，它与最早的苏美尔或苏希安的楔形文字有明显的不同。此外，在印度河流域所发现的印章，在形状上与迦勒底出土的印章有所区别。前者都是长方形，而后者以圆筒形为主。

论及商业上的联系，在美索不达米亚和印度河两处文明之间，这种联系一定是存在的。实际上，在迦勒底的基什地区，曾经发掘出一枚来自印度河流域的印章，上面刻有哈拉帕式的图画文字。据考察，这枚印章的年代大约属于公元前2500—前2350年，它是被赫尔氏与武利所领导的英美考察团发现的。在迦勒底的伍尔地区，赫尔氏与武利也进行了考古工作。他们找到了一枚冻石印章，上面的图案是凹雕金牛，同样是哈拉帕式样。而这枚冻石印章上的文字，已然是楔形字。虽然，两个地区在商业和文化之间有所联系，也存在共性，但两地所居住的种族及他们所使用的语言是不同的。此前，我们曾在本书中指出一点，即中国史前期遗物和安瑙、苏萨以及乌克兰史前期遗物相类似。这一点同样只能体现文化间的联系和共性，不代表语言和种族的一致。在印度、哈拉帕和摩亨焦—达罗这几处遗址所发掘出的后新石器时代文明，还需进行详细陈述。具体的研究和论述内容，我们将在本书第二卷第一章中列出。

作为世界瞩目的四大文明古国之一，中国境内有大量旧石器时代的遗物。但由于客观原因所限，一直到了1920年时，那些珍贵的文物才被桑志华和德日进二氏发掘出来。这两个考察团在河套地区鄂尔多斯草原的黄土层下，找到了许多磨削燧石器具。据研究，这些文物的形制属于穆斯特期和奥麟耶期。在这两个时期结束后，文明的发展出现了几千年的中断，才迎来新石器时代，出现了新的居民点。沉寂的几千年中，土地和岩石形成了黄土层。这样一来，新石器时代与旧石器时代的不同沉积层就有所区分了。1920—1924年，新石器时代的居民点被瑞典学者安德生及其同伴们发掘，大致位于河南、甘肃和满洲等地。在这诸多遗址中，当属甘肃省内的齐家坪，与河南省内的仰韶最为重要。根据安德生和阿恩氏推断，齐家坪遗址的年代约在公元前3500年，仰韶遗址的年代约在公元前3000—前2700年。这些推断基于苏萨的古代纪年系统，放在今日来看，似乎略失科学研究的缜密与可信度。毕竟，对中国最古老的遗址年代进行推论，应建立在更可靠的论据之上。

在齐家坪遗址和仰韶遗址所出土的文物，除了有骨质镰刀、燧石刀片外，还有大理石或贝壳材质的指环。这些武器和用具，都是属于新石器时代的。齐家坪遗址属于新石器时代末期，这里出土了许多素陶和少量的单色彩陶。与之不同的是，仰韶遗址的年代位于一个过渡阶段，这一时期是新石器时代到后新石器时代彼此衔接的一个时期。这个论断不仅仅可以用来推测河南省内的文物所属时期，也可以被用来推测甘肃省各处遗址出土的文物。在仰韶遗址，历史研究者们曾发掘出大量的彩陶和素陶。这些陶器做工精美，都是由能工巧匠精心加工的黏土做成。在制作过程中，工匠们采用了轮制的方式，并为陶器设计了把手，以方便使用。素陶的颜色多样，有的通体都是像泥土一样的灰色，有的则是里面灰色，其表面因为烧制过程的差异而出现红色、淡红色和灰褐色。这些颜色、形状各异的陶器，与后来中国铜器的样式发展有着很深的联系。最为典型的是三足而立的鬲，它与后世的铜鼎有巧妙的相似之处。同时这种巧妙的相似还体现在别国遗址发掘出的文物中。在特洛伊的古城遗址和埃及的后新石器时代遗址，相关研究者都发掘出了类似的三足陶器。在齐家坪遗址和仰韶遗址，出土的陶器上大多有耳，恰恰与埃及王朝时代以前陶器上的耳有相似之处。齐家坪发掘出的陶鬲上同样有耳，人们可以从耳中穿绳将鬲吊起来。而这一人性化的设计并非独家，在基什出土的迦勒底陶器上，就有同样功能的耳。除此之外，还有一些中国出土的新石器时代的陶器有着独特的花纹。仔细观察，那些图案似乎是用绳子勒制而成，或者是在席子上滚过压制而成的。这种别出心裁的设计，与俄罗斯南部出土的陶器文物相似。

□中国仰韶文化遗址出土彩陶

在颜色方面，中国新石器时代的彩陶多以红色的底子为主。在烧制过程中，火候不同会造成色调的差异，瓶身出现砖红色或红褐色，也常常出现黄白、暗白或灰色。以红色调为主的瓶身上，常装饰着黑色或暗红色的花纹。以白色调为主的瓶身上，出现的花纹常是反差较大的红色或黑色，有时也会出现橙黄或深灰色的花纹。以灰色调为主的瓶身上，花纹通常是红色。瓶身上的装饰花样几乎全是几何图形。这些花纹有的是树叶形，上面有不同的点和条纹，或在花样中间用一条线分开；有的则与东亚的陶器花纹类似，将两个三角形顶角相交并进行扩张，其交点成为一个特别的结，状如蝶翼；有的是用三角形或者菱形拼合而成的格子纹；有的是别致的花条纹；有的是线条较宽的蛇皮纹；有的是由一束条纹扭曲变化而成的卷涡纹；还有其他更加复杂的花纹，它们有着不同的内涵和寓意。比如，一种花纹模仿了爱琴海地区的海底植物，整体风格和谐而不失精致与美感；另一种图案是两个凸镜形状，与在其周围环绕装饰的花纹组成了似乎象征着一张嘴或一只眼的图腾；还有一种与希腊式文物装饰的风格相似的回旋纹，与狄庇朗陶器上的花纹相比略有疏朗感；还有一种被称为“葬纹”的图案，因其通常只出现在墓葬中而得名，它是一些有锯齿形边缘的、布满斑点的纵道纹。本书的第三卷第一章的内容会论及后新石器时代的中国文化，在这方面会做出更加详细的论述。此外，还有一些按照动物形象设计成的花纹，研究者称之为“兽纹”，是由安德生氏发现的。有些图案用半圆形的花纹象征着一行飞鸟；有些在甘肃出土的陶器则装饰着一排更加程式化的禽鸟或水鸟图案，其风格与埃及王朝之前或苏萨时代的同类图案十分相似。毋庸置疑，我们在此处看到了一件典型的文物标本。它是一个极其巧妙的接点，将中国新石器时代和近东新石器时代两种文明联系在一起。

在史前期的艺术作品中，河南和甘肃出土的彩陶堪称最为完美的作品。它们不仅有遒劲的形式线条、坚固的质地，和那些令人惊叹的绚丽颜色，还有美感与节奏感兼备的装饰花纹如条纹、波浪纹或者螺纹。值得一提的是，伯莱克博士曾对遗址中出土的头骨做过初步研究。经过认真细致的思考，他推断出这些头骨所属的民族已经是中华民族。与中国毗邻的日本，同样有丰富的新石器时代和后新石器时代的遗物，本书的第四卷第一章将会仔细阐述。

综上所述，从这些简短的一般性讨论中能看出后新石器时代世界各地文化中心的分布情况。那时，磨光的石器时代渐入尾声，铜器开始出现并被使用。在埃及、美索不达米亚，尤其是伊拉姆、伊朗东部、土耳其斯坦西部和中国北部等地区，居民们早已习得耕种作物和蓄养家畜的技能，他们聚居在一起形成了不同的文化中心。这些有着智慧光芒的居民，还习惯于相互来往贸易。研究者们发掘的遗迹证明，就在后新石器时代的中国，居民们已经开始使用玉和玛瑙贝进行物品交换，或者将贝壳作为货币流通。玉和玛瑙贝的来源，可能是喀什噶尔。贝壳从渤海湾流通到甘肃内陆，这些证据足以说明当时的贸易情况。不同地区出土的彩陶文物，都有许多奇妙的相同之处。不管是地区之间两两对比，还是三个地区互相对比，都能得出这一结论。比如，埃及和后新石器时代的苏萨，苏萨和安瑙，或者安瑙和中国的后新石器时代遗址，这些两两对比的组合；又或是苏萨、安瑙和塞伊斯坦，以及塞伊斯坦—俾路支和印度的哈拉帕及摩亨焦—达罗遗址，这样的三个地区对比组合，这些不同地方所出土的陶器，都有着不可忽视的共性。通过这些例证，我们可以相信诸多伟大的史前期文明，并非是彼此之间完全隔绝的。在研究中，我们不仅要摒弃文明之间相互隔绝的思想，还要反对民族迁移的无用假说，这样才能证明我们的客观推断。

目前，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在那个古朴而神秘的历史黎明时期，从埃及一直延伸到黄河和印度河流域的范围内，广袤的土地上曾孕育出一种共同的文明。这种共同的文明可以被命名为“彩陶文明”，它体现在生活的各个方面。它不仅代表着人们使用一定程度上相同的工具，还代表那些人们制作出的艺术品，在理念、主题、制作过程、制作方法上有或多或少的共性。但是，这些在花纹图案设计方面的一致性，并不会削弱各大文明在工业和艺术方面的独立性。我们还可以大胆地推断，“彩陶文明”时期一定产生过许多伟大杰作，虽然，这些杰作还暂时未被我们所确认。

经由这个结论出发，我们将会看到后新石器时代的共同文明如何演变进步。它们经由不同地区文化中心的发展，经过漫长时间的进步与积累，逐渐蜕变产生了东方世界的四大文明。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印度文明和中国文明，恍若四颗硕大的明珠发出璀璨光芒，点缀在历史的长河之中。其中，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孕育了不同的分支，包括伊斯兰教之前的文明和伊斯兰教的波斯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