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发布的《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下文简称《决定》）提出：“完善产权保护制度，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推动国有企业完善企业制度，支持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国有资本、集体资本、非公有资本等交叉持股、相互融合的混合所有制经济是基本经济制度的重要实现形式。”“鼓励非公有制企业参与国有企业改革，鼓励发展非公有资本控股的混合所有制企业，鼓励有条件的私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该《决定》用三段文字强调要“积极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这是非同寻常的，也是一个亮点。紧接着2015年9月13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关于深化国有企业改革的指导意见》（下文简称《指导意见》）。这是新时期指导和推进国企改革的纲领性文件，《指导意见》提出，根据国有资本的战略定位和发展目标，结合不同国有企业在经济社会发展中的作用、现状和发展需要，将国有企业分为商业类和公益类，并实行分类改革、分类发展、分类监管、分类定责、分类考核，推动国有企业同市场经济深入融合，促进国有企业经济效益和社会效益有机统一。
从18世纪60年代工业革命兴起开始，西方经济可以分为古典经济和当代经济两个阶段。前者属自由经济阶段，其特点是采用以私人企业制度为基础的自由竞争，企业以利润最大化为唯一目标，经济的运行完全靠“看不见的手”自发调节，强调自由竞争，认为市场机制是一架美妙的自动调节器，可以自动实现总需求和总供给的平衡，反对国家干预。古典经济阶段以斯密1776年出版的《国富论》一书为代表作，斯密也因此被誉为“自由经济的保护神”。但个别企业生产有组织性与整个社会生产无政府状态，使得资本主义周期性地爆发经济危机，特别是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大危机打破了传统经济学市场机制的美妙神话。自由经济两大痼疾无法自愈，一大痼疾是市场信息失灵，如房地产、股票泡沫严重等；另一个痼疾是负的外部性，如污染等。“凯恩斯革命”宣告当代西方理论的开启，但长期推行凯恩斯主义新政的后果是夸大了政府宏观干预角色，削弱了市场机制的作用，支持了不成功的企业，导致企业对市场的错判，加之政府管理效率低下，引发了20世纪70年代的“滞胀”局面，产生“政府失效”或“政府失灵”的新问题。萨缪尔森在前人基础上发展了混合经济理论，他认为，“混合经济”在实质上就是国家干预的、以私人经济为基础的市场经济，即以市场经济为主，通过价格机制来调节社会的生产、交换、分配和消费，同时政府必须根据市场情况，通过财政政策和货币政策来调节和干预经济生活，熨平经济波动，保证经济的均衡增长。萨缪尔森因此于1970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目前西方发达国家摆脱“滞胀”正进入新混合经济黄金发展期，混合经济理论功不可没。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计划经济在中国一统天下，推行“一大二公三纯”，使得中国经济生活诸领域受到政府过多干预，经济发展由于缺乏活力日趋衰落，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受到谴责。80年代初中国走改革开放之路，实行有计划的商品经济，民营经济开始复苏，国民经济开始逐渐恢复活力，但公有制经济一统天下的地位仍未打破。90年代初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理论，非公经济高速发展，民营经济进入黄金发展阶段，单一公有制经济时代结束，中国经济发展驶上快车道。目前，由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理论探索和实践时间不长，国内民众大多对混合经济这一新生事物缺乏认知，具体表现在从改革开放前民众提到公有经济就眉飞色舞，说到私有经济就谈“虎”色变，到如今人们对民营经济极其肯定，对公有经济全盘否定，从“国进民退”一个极端又走向“民进国退”另一个极端，反映了人们思想理论的混乱。因此我们有必要重温20世纪90年代小平南方谈话提到的“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不是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本质区别。计划经济不等于社会主义，资本主义也有计划；市场经济不等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也有市场。计划和市场都是经济手段”和“三个有利于”理论，借鉴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发展混合经济的成功经验，认清混合经济的本质，混合经济无关所有制问题，应适用于不同国家、不同所有制。资本主义混合经济与社会主义混合经济，区别在于所有制基础之不同，两者在生产组织、市场营销、资金管理等方面完全可以相互借鉴，走发展混合所有制经济之路对于各国发展经济、实现人民富裕、提升国家实力、促进社会和谐均能起到较大的作用。
《混合所有制经济理论与实践》这本书，是目前国内第一部对混合所有制经济进行系统介绍和研究的专著。专著通过理论分析和实证分析，从理论界关注的“什么是混合所有制经济”，以及混合所有制经济的历史发展脉络入手，以问题为导向，特别研究揭示了混合所有制经济在目前中国存续和发展的依据。该不该“混”（意义）以及该怎样“混”（路径），既接地气，又有高度，实现了理论与实践的结合。经过30多年的改革实践，中国经济以平均接近两位数的增速持续高速发展，2011年中国超过日本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并成为世界上的最大出口国和最大债权国，取得令世人瞩目的巨大成就。但是，伴随着经济高速发展，潜在的深层次问题逐渐凸显出来，如经济发展过多依赖政府投资和要素驱动，劳动密集型企业占比过高，知识产权积累不足，自主创新能力落后，缺乏核心竞争力，只注重发展速度及GDP而忽视效益和质量，加之环境的全面恶化导致一系列民生问题，加大了产业结构调整和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压力，为下一步探索深化经济改革之路提出了新要求。公有经济的实力加上非公经济的活力提升了混合经济的竞争力，走混合经济发展之路既是历史的选择，也是经济发展的需要。应当看到，混合所有制经济领域的研究在理论界目前较为活跃，学者的观点也存在不小的分歧，这和新生事物发展的规律相似，有一个人们认识、发展的过程。希望姜涛、吴刚同志在这本书的研究基础上，继续努力，辛勤耕耘，为经济学和中国改革贡献更丰富、更有价值的研究成果。
张宝通
2015年9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