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先后建立

1919年5月4日，在北京爆发了著名的五四运动，这场运动从青年学生开始，最后发展为一场轰轰烈烈的爱国运动。五四运动的伟大历史意义，正如毛泽东所言，“在于它带着为辛亥革命还不曾有的姿态，这就是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帝国主义和彻底地不妥协地反封建主义”。它成为中国革命史上划时代的事件，为中国共产党的诞生准备了思想条件、组织条件和阶级基础。

1．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先后建立

五四运动的一个直接后果，就是使更多的中国先进分子倾向于社会主义，学习和研究社会主义逐渐成为当时思想界的主流。同时，五四运动使那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认识到工人阶级力量的伟大，开始走向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工人运动相结合的道路。

这些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者的转弯，大致分为以下四种类型：

第一种类型是由新文化运动的精神领袖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代表人物是李大钊和陈独秀。李大钊于1889年出生在河北唐山乐亭县一个农民家庭。曾在北洋法政学堂上学，1914年到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留学期间如饥似渴地阅读马克思主义著作，回国后参加新文化运动，信仰马克思主义并开始传播马克思主义。1918年，他写了三篇重要文章：第一篇《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称十月革命是“世界新文明的曙光”，主张向俄国学习，第二篇《庶民的胜利》，第三篇《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说明社会主义必然代替资本主义的道理。五四运动爆发前，撰写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内容。同时，陈独秀也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

第二种类型是选择马克思主义的左翼骨干和青年学生。这些人没去留学，他们大多来自农村，贴近社会现实，通过大量阅读革命书籍，实现了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毛泽东是其中的一位杰出代表。1918、1919年，毛泽东两次到北京。第一次到北京后，通过老师杨昌济的介绍，毛泽东到北大图书馆当一名职员，开始接触一些关于马克思主义的书籍。毛泽东后来回忆说：我第二次到北京期间，读了许多关于俄国所发生的事情的文章。我热切地搜寻当时所能找到的极少数共产主义文献的中译本。有三本书特别深刻地铭记在我的心中，建立起我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我接受马克思主义，认为它是对历史的正确解释，以后，就一直没有动摇过。这三本书是：陈望道译的《共产党宣言》，这是用中文出版的第一本马克思主义的书；考茨基的《阶级斗争》，以及柯卡普著的《社会主义史》，到了1920年夏天，我已经在理论上和某种程度的行动上，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而且从此我也自认为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了。在李大钊的影响下，北京大学的青年学生邓中夏、罗章龙、张国焘、张太雷等人，都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后来都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第三种类型是五四运动前后出国勤工俭学而选择马克思主义的青年知识分子。这里有留法的赵世炎、周恩来、蔡和森、邓小平等人，有留日的李达、李汉俊、陈望道、杨匏安等人，有留苏的瞿秋白、张闻天等人。

第四种类型是参加过辛亥革命的老同盟会员。他们通过学习马克思主义，结合自己的亲身经历和实践，最终抛弃旧的主张，实现了思想上的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如董必武、林伯渠、吴玉章等。董必武说，我们过去和孙中山一起搞革命，“革命发展了，孙中山掌握不住，结果叫别人搞去了。于是我们就研究俄国的方式”。

此时，列宁领导的第三国际（即共产国际）也积极促动在中国尽快建立一个无产阶级政党。1920年4月，经共产国际批准，俄共（布）远东局派代表维经斯基来华。他先到北京，见到了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李大钊，并与北大学生、青年才俊邓中夏、刘仁静、张国焘、罗章龙等进行座谈。据罗章龙回忆：“魏金斯基同李大钊先生谈话很融洽，对李大钊先生评价很高。他在座谈上曾暗示说，你们在座的同学参加了五四运动，又在研究马克思主义学说，你们都是当前中国革命需要的人才。他勉励在座的人，要好好学习，要了解俄国十月革命，正因为如此，中国应有一个像苏联共产党（应为俄国共产党——引者注）那样的组织。”

通过李大钊的介绍，维经斯基又来到上海拜访了陈独秀。此时的陈独秀正在开展马克思主义的宣传活动。曾经担任北大文科学长的陈独秀怎么到了上海呢？事情的原委大致是：

1919年6月9日，陈独秀与李大钊等人商量并共同起草了《北京市民宣言》，宣言的内容是：

中国民族乃酷爱和平之民族。今虽备受内外不可忍受之压迫，仍本斯旨，对于政府提出最后最低之要求，如左：（1）对日外交，不抛弃山东省经济上之权利，并取消“民国”四年七年两次密约。（2）免徐树铮、曹汝霖、陆宗舆、章宗祥、段芝贵、王怀庆六人官职，并驱逐出京。（3）取消步军统领及警备司令两机关。（4）北京保安队改由市民组织。（5）市民须有绝对集会言论自由权……

我市民仍希望和平方法达此目的。倘政府不顾和平，不完全听从市民之希望，我等学生、商人、劳工、军人等，惟有直接行动，以图根本之改造。特此宣告，敬求内外士女谅解斯旨。

6月11日，陈独秀到新世界游艺场向群众散发《北京市民宣言》传单时不幸被捕。消息一经传开，立刻引起了社会轰动，一时间舆论鼎沸。新闻媒体纷纷报道，谴责北洋政府的倒行逆施，要求释放陈独秀。在上海的孙中山对此事也非常关切，向北洋政府总统徐世昌和总理段祺瑞的代表许世英郑重提出释放陈独秀：“你们做的事，很足以使国民相信，我反对你们是不错的证据。他们这些人死了一个，就会增加五十、一百，你们尽做着吧！”许世英连声说：“不该，不该，我就打电报去。”经过各方努力，9月16日，被拘留关押了三个多月的陈独秀终于被释放了出来，但其行动受到很多限制，被明令警告如没有当局的允许“不得擅自离京”。

为了确保陈独秀的安全，李大钊决定亲自护送陈独秀出京。2月中旬，李大钊化装成商人亲自驾一辆马车，陈独秀头戴毡帽，装扮成厨师的模样坐在马车里。他们从朝阳门出发，到了天津后，李大钊为陈独秀买了船票，让他乘船前往上海。就在李大钊送陈独秀出京的过程中，他们已经商定好由陈独秀在上海开展工作成立党组织，李大钊在北京活动，以便形成一个南陈北李遥相呼应的局面。至于这件事情的真实性，现只有一个史证，是根据高一涵的回忆录提供的。

陈独秀到上海后积极开展活动，把《新青年》编辑社从北京也搬到了上海，并在他周围聚集了一批有志青年。维经斯基带着李大钊的介绍信到达上海，并见到了陈独秀。

在维经斯基的指导下，陈独秀也意识到建立无产阶级政党的必要性。不久，以上海为先，共产党早期组织建立起来。1920年5月，陈独秀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探讨社会主义学说和中国社会改造问题，成员还有李达、李汉俊、沈玄庐、施存统、陈望道、戴季陶、邵力子等。

在研究会的基础上，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于8月成立，成员有陈独秀、李达、李汉俊、陈望道、俞秀松等。该组织成立时，陈独秀对名称是“社会党”还是“共产党”拿不定主意，便写信征求李大钊的意见，决定叫共产党，陈独秀被推举为负责人。11月，共产党组织拟定了《中国共产党宣言》，指出：“共产主义者的目的是要按照共产主义者的理想，创造一个新的社会”，通过革命的阶级斗争，推翻资产阶级政权，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并“以此为收纳党员的标准”。

陈独秀成为中共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性格直爽且倔强，自己认定的事会不计后果去做。陈独秀到北京大学任文科学长的时候，李大钊正在大力地宣传马克思主义，彼此受到影响，对马克思主义有了更多认识，再加上三个多月的狱中生活，不但没有使陈独秀退缩反而是更加激进，坚定了宣传马克思主义、推翻黑暗落后制度的活动。正是陈独秀的坚毅性格和坚定决心，使得他在苏俄特使的帮助下，迅速成立了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随后，李大钊于1920年10月在马克思主义学说研究会的基础上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李大钊为书记，成员有邓中夏、高君宇、何孟雄、缪伯英、张申府、张国焘、罗章龙等人。

这样就形成了上海以陈独秀为代表、北京以李大钊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早期组织。

1983年，彭述之在法国巴黎出版了法文版的《彭述之回忆录》第一卷，在该书《共产国际第一位来华代表》章节中，他对“南陈北李相约建党”提出了新的说法。彭述之，1895年生于湖南邵阳，1919年入北京大学学习，1920年10月在上海参加社会主义青年团。1921年8月进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同年冬转为中国共产党党员。在1925年中共四大上当选为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中央局委员。1927年5月中共五大上继续当选中央委员。后因托派问题被解除领导职务。1929年，他同陈独秀等人结成“左派反对派”,11月被开除出党。

关于彭述之的观点，任武雄发表的《荷荷诺夫金：推动南陈北李建党的第一位苏俄密使》一文中作了介绍，这里摘引如下：

彭述之说：“那时我在苏俄居留已近三年半，在东方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攻读以及担任教课也共有三年了。那时共产国际第五次大会正在进行，我以中共代表团成员的身份参加大会，李大钊（同志间通称他李守常或守常）便是中共代表团的首席代表，晚上，我常去他住的房间里长谈，我们相处有日，早已不是陌生人了。这一天倒是我在东方大学接待他，因为他要我陪他参观一下我们的学府。正当我同他一起穿过我们的课室、自修室、庭院……在走廊里偶尔碰上了荷荷诺夫金。当然，这位俄国人对我来说也不是陌生人，他是在哈尔滨生长的。他在东方大学的职务就是为中国来的第一年班生灌输基础俄国语言和文化。他是我的俄文教授。我正要向守常介绍这位先生时，守常眼睛里露出又惊又喜之色，急忙地扑向他，欢快地拥抱起来，喊道：‘哦！可不是你，荷荷诺夫金。不错，是你！’我正在惊愕，守常放松了俄国人，转过头来向我解释道：‘哎呀！这荷荷诺夫金！就是由于他开始了这一切……’这句话更加深了我的诧异。当晚在他房间里谈心时，守常才把这一段故事讲给我听，使我恍然大悟。”

彭述之回忆了李大钊对他说的话：“那是1920年年初时节，我同往常一样，正在北京大学的办公室里工作，突然有人敲门。我说：‘请进来！’他说：‘我就是鲍（波）立维先生向您提起的俄国人，我名叫荷荷诺夫金，李大钊同志，我向您致敬！……’这位俄国人是共产党党员，他竟把我也当作一个共产党人来看待！好一个突击技术！我马上表示抗议：‘哦！不敢当，我不敢自称是你们的同志，至少目前还不是呢！’可是，我这位客人反驳道：‘好了，好了！不必客气啦！我们早就知道您是一位真诚的马克思主义者，您已经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思想，对布尔什维克革命的胜利，您又是多么热烈欢呼，怎么能叫我们不把您当做自己人呢？’

他说是受到在伊尔库斯克第三国际远东局的委托前来同我联系的，目的是在中国创立一个共产党。我从来没有过这样的设想，心绪顿时被搅动了。他提出的问题，我必须有点时间来思考一下，我即将这个意思告诉他，并向他说明反正我不是他心目中的适当人物。

他表示很不同意我的看法，像个雄辩家似的，大发议论道：‘据我所知，自从五四运动以来，在中国出现了许多刊物，长篇大论地研讨社会主义，有些刊物已经明目张胆地挂起社会主义的招牌，您呢，您是五四运动领袖中的佼佼者，不但公开赞扬俄国革命胜利，而且还毫不迟疑地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在这样的情形下，难道不该是在中国成立共产党的时机吗？难道您不是发动这一事业最可胜任的人吗！李大钊同志，没有共产党，社会主义只是一句空话！’

荷荷诺夫金的话打动了我的心，我感觉到他说得有理，但是他提到的这件事情太严重了，我不能单独地解决，于是我这样答复他：‘在中国唯一有魄力发动创立共产党这一壮举的人物是陈独秀。陈独秀是一位社会主义者，或者更确切地说，他是倾向社会主义的。然而，我晓得他同我一样，还从来没有起过组织什么政党的念头，可惜他已离开北京去上海了，因此我只能用通信方式同他商讨您代表共产国际向我们提出的建议。这是需要一些时日的，您是否可以延长在北京的居留时间，以便让我们作出一个决定？一有着落，我会马上通知您。’

荷荷诺夫金叫我放心，他有耐心等待我们的答复，我就立即去信给独秀，起初，独秀的反应也是慎重的，表示要好好考虑一下，然后才决定是否‘下水’。不久，他的犹疑渐渐地消散了，我们一致认为对于共产国际的建议再也没有什么严肃的理由加以推却了。我一收到他肯定的答复，立即告知荷荷诺夫金，他欣喜极了，急忙赶回伊尔库斯克，成为陈独秀和我俩人接受共产国际建议这个佳讯的传递者。不多日，我在京见到另一位第三国际代表吴廷康（即魏金斯基）同志，我催促他即速启程去上海……”

从彭述之的回忆看，正是在1920年2月陈独秀离开北京后，3月李大钊在北大会晤了荷荷诺夫金，4月维经斯基也来到北京。根据彭述之的所见所闻，他认为推动“南陈北李相约建党”的第一人，不是维经斯基，而是荷荷诺夫金。作为一家之言，有待继续考证，但这段历史回忆对于深入了解这一时期的党史还是有所启发的。

从1920年秋到1921年春，董必武、陈潭秋、包惠僧等在武汉，毛泽东、何叔衡等在长沙，王尽美、邓恩铭等在济南，谭平山、谭植棠等在广州，也相继成立了共产党早期组织，学习马克思主义，开展革命活动。在日本和法国的中国留学生中，先进分子也组成了共产主义组织。这些组织的名称各不相同，有的称为共产党，有的称中国共产党支部，有的连名称都没有，但都是共产主义性质的组织。各地共产主义组织的建立，为中国共产党的成立作了准备。

为了帮助中国共产党成立，共产国际派荷兰人马林于1921年6月初来到中国作为驻中国的代表。几乎与此同时，共产国际远东书记处和赤色职工国际派代表俄国人尼科尔斯基也到了上海。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两人很快取得了联系，加快了中共一大的筹备工作。马林的做事风格和维经斯基截然不同。马林以共产国际代表的身份向共产党早期组织的负责人李达、李汉俊索要工作报告，并以东方问题的权威自居，经常指手画脚。李汉俊对马林的做事风格十分不满，两人常发生口角。马林和尼科尔斯基与李达、李汉俊多次接触，了解到自维经斯基来华后一年多的时间里，上海、北京、武汉、长沙、济南、广州等地已建立了共产党的早期组织，并开展了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和工人运动。两人认为在中国建立统一的无产阶级政党的条件已经成熟，建议及早召开党的全国代表大会，宣告党的成立。

根据共产国际代表的建议，李达立即与在广州的陈独秀和在北京的李大钊分别联系，确定在上海召开党的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海共产党组织义不容辞地担当起党代会的筹备工作。李达和李汉俊分别写信给各地党组织，通知各地派1-2名代表到上海开会。为了保证代表及时到会，还给每一位代表寄去路费，这个经费是从马林带来的共产国际给中国革命的经费中支出的。

上海共产党早期组织作为党的发起组和联络中心，对中国统一的工人阶级革命政党——中国共产党的建立发挥了重要作用。

2．中共两位发起人未出席一大却高度关注会议的召开

当时，在北洋政府的统治下，共产党组织只能秘密开展活动，加之还处于草创阶段，既无现成经验，也无章程可循，各地党组织的人数多少不一，多的有十几人，少的只有几人，留日中国留学生中只有两名党员——施存统和周佛海。各地接到开会通知后，多数没有进行代表选举，有的由组织指定，有的由协商产生，也没有代表资格审查的程序，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可以理解的。

这样一次重要的会议，作为中国共产党发起人的南陈（即陈独秀）北李（即李大钊）均没有出席。

此时，陈独秀正应邀在广东政府教育委员会工作。他是共产党组织的发起人，到了广州也是党组织的实际负责人，加上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巨大影响，从各方面来看，代表们都希望他能回上海出席党的成立大会。陈独秀在接到上海方面的来信时，正值为他兼任校长的预科大学争取到了一笔款子，一旦他离开广州，这笔款项极有可能付诸东流，便表示此时不便赴上海开会。在一定程度上说，党刚刚创立的时候，陈独秀等人并未预想到，党的成立大会在中国历史上将产生如此划时代的巨大影响。党的创始人基本上都是知识分子，开始时他们均不是职业革命家，从事共产主义的宣传和组织活动外，还有社会兼职，陈独秀等人并没特别注重这次大会。陈独秀提议派陈公博作为广州党组织的代表，又委派包惠僧代表自己前往上海参加一大。虽然陈独秀没有出席这次会议，仍为筹备会议起草了一些文件。

北京方面接到开会通知后，张国焘、刘仁静、罗章龙、李梅羹、邓中夏等开会，研究推选出席一大的代表。李大钊有事没有参加会议。当时不仅北京党组织的成员，其他地方的党员也很希望李大钊能出席一大，因为他是中国最早的马克思主义者和北京党组织的创始人，德高望重。李大钊担任北京大学图书馆主任兼北大教授，还兼任北京八校教职员代表联席会主席，此时正值两个学年交替时间，公务繁忙，难以脱身，同时他正在组织北京高校的教授为索薪与北洋政府开展斗争。在会上，张国焘被一致推选为代表，他不仅参与了北京党组织的创建，也曾经到长辛店开展过工人运动。在推举另一位代表时，有人推选邓中夏参加，邓中夏说有事不能去，罗章龙也说不能去，推来推去，最后大家决定由刘仁静去，当时刘仁静年仅19岁。张国焘作为北京党组织的代表，需要参加大会的筹备工作，就提前动身前往上海，成为外地最先到达上海的代表。

3．各地共产党早期组织推选一大代表

湖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是毛泽东和何叔衡。1936年，毛泽东对访问陕北的美国记者斯诺说：“1921年5月，我到上海出席共产党成立大会。”这里的5月，应该是指农历。毛泽东具体动身的日期是6月29日。谢觉哉在这天的日记中写道：“午后六时，叔衡往上海，偕行者润之。”毛泽东、何叔衡是秘密前往上海的，作为何叔衡的同乡兼好友的谢觉哉，也不知他俩去上海之行的任务，只是在日记中记了这么一笔。

直到新中国成立之后，谢觉哉回忆说：“一个夜晚，乌云蔽开作欲雨状，忽闻毛泽东同志和何叔衡同志即要动身赴上海，我颇感他俩行动的‘突然’，他俩又拒绝我们送上轮船。后来才知道，这就是他俩去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伟大的中国共产党诞生的大会。”

湖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代表是董必武和陈潭秋，他们于7月15日左右动身，到上海时为20日左右。

山东共产党早期组织代表为王尽美、邓恩铭。他俩乘车南下，于6月底到了上海。

陈独秀派包惠僧代表自己前往上海出席一大。包惠僧是湖北共产党早期组织的成员。1921年1月，他从武汉到上海，准备到苏联留学，后因海路中断，又没有路费，就没去苏联，住在《新青年》编辑部。几个月后，李汉俊因上海党组织的经费没有着落，就让他去广州找陈独秀，要么请陈独秀回上海，要么把党的机构搬到广州，于是包惠僧就到了广州。陈独秀以广州环境不好为由，不同意将党的机构搬来，并将包惠僧介绍到一家报馆做事，以解决生活来源。

包惠僧和陈公博于7月15日动身，乘海船于7月20日到了上海。

当时，留日学生周佛海和施存统也收到了会议通知，施存统推周佛海去开会。周佛海放暑假后动身赴上海。

上海党组织的代表是李达和李汉俊。这是中国共产党的发起组，一大召开的地点又在上海，所以，李达和李汉俊义不容辞地承担起了会议的筹备和会务工作。

这样，代表当时各地党小组参加中国共产党一大的代表有12人：毛泽东、何叔衡、董必武、陈潭秋、王尽美、邓恩铭、李达、李汉俊、陈公博、张国焘、刘仁静、周佛海；受陈独秀派遣的包惠僧，也出席了会议。

当时，参会的代表大多是教师或学生，收入有限，便由李达夫人王会悟出面，以接待北京大学师生暑假旅行团的名义，租了上海法租界的博文女子学校作为外地代表的住所，除了陈公博外，其余的外地代表都住在这里。陈公博是广东法政专门学校的教授、广东宣传员养成所的所长、《广州日报》总编辑，加之刚刚新婚，把新婚的妻子带来了，就住在上海大东旅社。

中共一大开幕的会址在上海法租界望志路106号（今兴业路76号）。这是李汉俊的胞兄李书城的住宅，此时李书城正在外地没有回来。会议选在法租界召开，可见当时环境之险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