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岩石，岩石”
随着葡萄牙人突入中国沿海，立足澳门，西方基督教世界急欲进入中国。
15世纪末开始的大航海时代，国王与教廷在征服东方上并驾齐驱，如影随形。葡萄牙、西班牙这两个天主教国家具有强烈的宗教激情，不仅热衷于海外贸易，猎取财富，也致力于扩张天主教信仰。1612年，葡印军人、编年史学家库特（Diogo do Couto）颇有感触地说道：
在葡萄牙国王征服东方过程中，总是想统一或整合精神的力量和世俗的力量，缺了一个，另一个也就发挥不了作用。[1]
因而，在插上西、葡殖民者旗帜的土地上，堡垒和货仓旁边很快便会耸立起尖尖的教堂。
当时欧洲的宗教改革和反宗教改革更推动了这一过程。1521年，被逐出天主教的马丁·路德（Martin Luther）成立新教，主张“《圣经》至上”“因信称义”，欧洲宗教改革运动随之风起云涌。这极大地挑战了罗马教廷的权威。16世纪上半叶，罗马教廷忙于意大利战争，战争之后，罗马教廷失去了对意大利和欧洲的控制力，宗教改革声浪，在欧洲尤其是新教国家越来越高。1545—1563年，罗马教廷组织天主教会在意大利和德意志边境小城特兰托（Trent）召开会议，明确与新教彻底决裂，宣称“圣传”也是信仰之源，选民为获得救赎，必须通过教会这个媒介，积极信仰上帝和行善。会议重振教皇和天主教组织的权威，确定教皇有任命和罢免各国教会高级教士的权力。天主教会在此前后采取了一系列反制新教的举动，如1542年成立宗教裁判所，1543年实行书刊检查制度，1559年推出《禁书目录》等。
天主教反宗教改革，抛弃了原来的呆板教条，大力投入教育，为补偿在欧洲失去的广阔天地，再生的罗马天主教会，把注意力转移到海外新发现的大陆。罗马教廷发现，葡萄牙、西班牙的海外扩张有助于天主教的传播，因此对两国的扩张大力支持，授予两国保教权，裁定两国领地的归属，同时要求两国国王有义务提供传教经费和在交通等方面的支持。1493年，教皇亚历山大六世（Alexander VI）裁定，以大西洋佛得角群岛西边100里格的子午线为界，以东的疆域归葡萄牙征服，以西交西班牙人拓展。1529年调整为：以通过摩鹿加群岛东方297.5里格的子午线为分界，以东属西班牙，以西属葡萄牙。
葡萄牙被称为“带着信仰旅行的民族”，宗教意识浓烈。葡萄牙国王若昂三世是一位狂热、虔诚的天主教徒，与父亲曼努埃尔一世乐于享受新航路所带来的财富不同，他还热衷于天主教在新世界的传播。
天主教向外扩张的先遣军和主力军，就是耶稣会，其创始人为西班牙人伊纳爵·罗耀拉（Ignatius de Loyola）。1534年8月15日，他会合同道，在巴黎蒙特马特（Montmartre）圣母教堂，发愿去耶路撒冷拯救灵魂，过一种贫穷生活，后来因为去“圣地”传教不可能，转而效忠罗马教宗。他1539年筹建修会，1540年9月，依照教宗保罗三世的敕谕建立耶稣会。
这是一个完全新型的修会。以往的修会采取共同生活的方式，修士统一着装，在修道院集体生活，共同参加日课。耶稣会却不建修道院，要求会士在行动中冥思，以天下为家，融入社会，以传教士、中学老师、大学教授、科学家或宫廷告解神父等身份，完成教会的使命。
耶稣会宣布效忠罗马教宗，罗马教廷也乐于将耶稣会作为对抗新教、传播信仰的代理人或者说是“贴身卫士”，给予耶稣会独立运转特权，规定耶稣会士不必服从地区主教的权力。1545年，保罗三世颁发通谕，允许耶稣会士无须通过教区主教就可履行除主持婚礼以外的其他圣职[2]。另外，耶稣会还拥有与异教徒广泛和解的权力。
耶稣会仿军队建制，行政关系为总会长—省教区—教省—副教省—学院—住院，下级必须绝对服从上级：
对于修会上司安排的一切事物，假如未见其中有任何罪恶的迹象，那么我们当在盲目的服从中否认自己所持的一切反对意见和判断。我们应当意识到，每一个生活在服从之中的人，都必须甘愿接受修会上司的指引和领导——因为是神意通过上司在指引和领导，仿佛他是一副死掉的身躯，任人带向各方，任人随意处置，或像一位老者手中的拐杖，无论在何处，也无论为何目的，均听从主人的意愿，侍奉主人。[3]
所有耶稣会士必须服从总会长，及时向总会长汇报他们的宗徒生活以及他们所在国家的情况。耶稣会因为军事化管理，纪律森严，被后人称之为“耶稣连队”。但耶稣会又注重个性，强调个体的作用。14世纪发端于意大利的文艺复兴运动，此时已波及欧洲各国，它主张用“人权”反对“神权”，强调人的个性发展和现实生活。耶稣会作为神权组织，也吸收了人本主义的一些思想，在传教上反对经院哲学的一些做法，表现出灵活性、包容性，除了重视和培育传教士的人文科学素养、应变能力，还注重将传教与当地文化和宗教结合起来[4]。
耶稣会提出不顾任何地理和政治条件去帮助和安慰灵魂，异域传教成为耶稣会的重要使命。这刚好与葡萄牙海外扩张的梦想不谋而合，葡萄牙成为耶稣会向外传教的跳板和支持者。在耶稣会获教皇批准以前，葡萄牙国王若昂三世就曾写信给葡萄牙驻罗马大使佩德罗·马士加路也（D. Pedro Mascarenhas），向罗马教皇建议批准耶稣会的成立，并想尽办法，尽可能多地雇佣耶稣会士为葡萄牙效力。
1540年6月，耶稣会创始人之一沙勿略（Francis Xavier）来到葡萄牙，希望从这里去东方传教。他1506年4月7日出生于西班牙那瓦尔（Navarre）。其父胡安·德哈苏斯博士（Juan de Jassu）是西班牙王国内阁大臣的幼子，其母是两个世家大族的遗产继承人。1525年，十九岁的沙勿略远赴法国巴黎求学，在这里，他与同乡罗耀拉认识，之后协助后者创办耶稣会。
沙勿略来到葡萄牙后，先在若昂三世王宫从事宗教事务。次年4月7日，罗耀拉根据罗马教宗敕令，派遣沙勿略率领第一支远征队，乘“圣地亚哥号”（Santiago）船从里斯本出发前往印度和远东传教。此时，沙勿略三十五岁。
次年，他到达印度，其后，在印度、锡兰、马六甲、新加坡、摩鹿加群岛等地传教。
1549年，沙勿略从鹿儿岛登陆日本。此时日本正处于分裂的“战国年代”。刚到日本，沙勿略照例穿着黑色修道服传教，到处碰壁。一年之后，他脱下被视为清贫和圣洁象征的黑色长袍，披上了佛教的“外衣”[5]，不再直接宣讲教义，而是通过传授科学知识、开展学术研究等间接方式传教，获得了民众与僧人的认可。从此，耶稣会势力在日本突飞猛进，成千上万的日本人——从农民到丰臣秀吉的侍从，都改信了天主教。许多信奉天主教的大名开始捣毁本地的神殿，甚至有些大名强迫他们控制下的农民改变信仰[6]。
但沙勿略最想去传教的地方是中国。他说：“如谋发展吾主耶稣的真教，中国是最有效的基地。一旦中国人信奉真教，必能使日本唾弃现行所有各教学说和派别。”还说：“中国人智慧极高，远胜日本人，且擅于思考，重视学术。”[7]
在亚洲诸国传教过程中，沙勿略总是打听有关中国的情况，决心尽早到中国施展他的抱负。在印度、日本的传教经历，让他确立起在东方传教的适应性方针。在经过对中国政治和文化的一番了解后，沙勿略认为，在中国传教更应采取适应性政策。印度和日本当时均非中央专制集权国家，在这两个国家，传教士们只要向具有一定自治权力的地方当局申请，就可获准居住和传教。而当时的中国，作为中央专制集权国家，外国官方正式派遣的使节，只有在皇帝恩准下才能进入。耶稣会主张对所有人行使牧师职责，但首要的是归化统治者和上层人士。沙勿略作为耶稣会创始人，自然明了耶稣会走上层路线的思想，他觉得进入中国传教需要皇帝同意或者先要归化皇帝，因此决定以朝觐皇帝的方式进入中国。
机会终于来了，这已是他在东方奔波十年之后。
1551年11月15日，沙勿略乘葡商杜阿尔特·伽玛（Duarte de Gama）的商船离开日本，准备前往印度果阿。12月中旬，他抵达上川岛。在此，他邂逅老朋友迪奥戈·佩雷拉（Diogo Pereira）。佩雷拉是葡萄牙马德拉岛（Madeira）人，多年来一直在东方海洋上进行获利丰厚的商业活动，成为富可敌国的商人。他是一个虔诚的天主教徒，与沙勿略至迟在果阿时就已认识，极力支持沙勿略在东方的传教行动。
佩雷拉此时正准备开船离开上川岛驶往印度，两人相逢后一路长谈，沙勿略将他想到中国拜见皇帝的计划告诉了佩雷拉。佩雷拉对沙勿略的计划表示赞同，愿意把他的船交给沙勿略使用，还送他3万金币。
1552年2月，沙勿略抵达果阿，马上将自己的计划，呈给葡印总督阿尔丰索·纳罗尼亚和果阿的主教吉阿瓦尼·阿尔布魁儿克（Giovanni Albuquerque）。总督和主教批准了沙勿略出使中国的计划，并任命佩雷拉为使团团长，沙勿略为使团成员。
豪情万丈的沙勿略于当年4月匆忙离开果阿。在抵达马六甲时，他拜访了总督阿尔瓦列斯·特伊蒂阿（Alvares Taidio）。这位总督与佩雷拉此前曾有过节，听说佩雷拉的新使命后，十分不快，因而无论沙勿略如何劝说和威慑，这位总督就是不同意沙勿略出使中国。这样，沙勿略欲以使节方式进入中国化为泡影。
4月17日，一心想进入中国的沙勿略，带着耶稣会士巴尔塔萨·加戈（Baltasar Gago）、阿尔瓦罗·费雷拉（Álvaro Ferreira）和华人安东尼奥·山塔飞（António de Santa Fé）启程东行，经过四个月的航行，于8月底抵达中国上川岛。
当时上川乃一荒岛，葡萄牙人和中国商人选在这里贸易。沙勿略到岛上后，便请求葡萄牙人为他建一座草棚小教堂，并马上到葡萄牙和中国商人中打探愿意带他进广州城的人。
岛上到处张贴着布告，禁止洋人入境和中国人私通洋人。上川岛通往大陆的每条航道都被警卫封锁和防守着，因此，不管沙勿略开多大的价，中国商人都不敢让沙勿略随他们的船去广州城。
沙勿略为此很忧虑，害了一场热病，持续了两个礼拜。稍微好些后，他又去寻找愿意把他带进中国的商人，但还是没有人愿意为他冒险。
终于有一天，一位广州商人在沙勿略许诺给予200担胡椒后，表示愿意带沙勿略及安东尼奥进入内地。当他喜滋滋地将这个消息告诉葡萄牙商人时，遭到后者的纷纷反对。他们说，这样做是十分危险的，因为那个中国商人在得到报酬后，可以把沙勿略投入大海，或者把他遗弃在某一荒岛上，让他饿死；退一步说，即使那位中国商人不这样做，让他侥幸偷渡成功，但一个外国人，没有正式勘合、国书，在广州城一露面，就可能被抓起来投入大牢，被活活打死。
但沙勿略主意已定，不听这些商人们的劝诫。当时葡萄牙商人们害怕受到牵累，劝他在他们生意结束后再实施这个行动。沙勿略对他们说，他会在他们离开后再执行这个计划。
但那个中国商人后来一直未出现。
此时，葡萄牙商船差不多走光了，上川岛只剩下他、安东尼奥和他的另一名翻译。他肋膜炎宿疾未愈，现在又得了热病，发着高烧。一天，他栽倒在野地里，安东尼奥将他背到四面通风、摇摇欲坠的茅棚。他吃不进任何食物，病情一天天恶化。1552年12月3日凌晨，时年四十六岁的沙勿略在一块大石头上魂归天国，那正是他在东方传教的第十一个年头[8]。
沙勿略未能进入中国传教，但受到沙勿略精神激励的传教士，一批批奔赴东方，试图进居中国内地。
1555年7月20日，在沙勿略去世两年多后，印度耶稣会葡人大主教努内斯·巴莱多（Melchior Nunes Barreto）在赴日途中访问上川岛。同年8月和11月之间，他两度到广州，每次停留一个月，试图营救3名被俘的葡国人和3名本地基督徒。
1556年末，葡萄牙籍多明我会士加斯帕·达·克路士（Gaspard da Cruz）搭乘一艘中国商船从柬埔寨来到中国海岸，与几位葡萄牙商人来到广州布政使衙门，再次商讨释放广州在押的葡囚。为此，他们带去了2盎司多龙涎香。葡人想用这些龙涎香赎回2名葡萄牙囚犯。他和巴莱多一样，在葡萄牙人广州贸易季节结束后，被勒令离开广州[9]。
1565年11月，澳门耶稣会负责人弗朗西斯科·派瑞斯（Francisco Peres，又译“培莱思”）携带两份要求允许他们在中国开教的正式申请书（一份中文，一份葡萄牙文），来到广东巡抚衙门，他虽然受到官府礼貌的接待，但最后还是被劝回澳门[10]。
1568年，澳门西班牙籍耶稣会士瑞贝拉（Jnail Bautista Ribeira），在未经会长批准下私闯广州，申请在中国内地传教，同样被官府断然拒绝。他后来被派回欧洲，在给耶稣会总会长的报告中，说天主教进入中国毫无希望：
在我居住澳门的三年中，我做了所有能做的一切，力图进入这个大陆，但是我认为，我没有得到任何有价值的东西。[11]
1568年间，澳门耶稣会士黎伯腊（Jean-Baptiste Ribeira）和黎耶腊（Pierre-Bonaventure Riera）奉命进入广州，其传教请求亦被广州官吏拒绝[12]。
因为屡受挫折，澳门的一些传教士认为要进入中国内地传教，只能如在美洲和非洲国家一样，采取非“适应性”的武力开路方式[13]。瑞贝拉在给耶稣会总会长的报告中就说：
让中国人改变信仰是没有希望的。除非依靠武力，在军人的面前给他们指出这条道路。
巴瑞托在写于1569年11月2日的信中也说：
用武力迫使中国的皇帝给予传教士进入中国传教的权利，同时给予当地人接受真理（即福音）的权利。[14]
不只是澳门传教士有此想法。
1579年6月，方济各会马尼拉代理省会长阿尔法罗（Alfaro）秘密前往中国，在广州被驱逐后也感慨道：
没有士兵的介入而希望进入中国，就等于尝试着去接近月球。[15]
总之，在沙勿略去世后二十多年里，西方传教士企图采取各种官方、非官方的方式进入中国传教，一个个正面强攻，一个个都无功而返[16]，以致“多数人都是这样断定、这样公开地讨论说：往中国去传教，简直是虚掷力气与妄废光阴的愚傻工作”[17]。
时任耶稣会远东巡视员的范礼安（Alessandro Valignano）在其著作《东印度巡察记》中也谈及传教士入华之难：
在整个中国实施的监视和警戒极其深严，所以无论是何人都不可能踏入中国的任一地方；即使进入到中国的国土，马上就被发现并被官府抓起来。官府用杖狠狠敲打并杀害这些“侵入者”，或者那些侵入者是和中国人做生意的商人，如果不能证明他们是由于偶然的原因或是海上的暴风雨漂到中国来的人，官府就会把他们当作侵入者关入大牢，决不放出。传教士们曾多年付出很大的努力想要进入中国，或是想要取得滞留广东的许可，然而一次都没有成功。[18]
据说，在澳门一间学校窗前，范礼安面对蓝天碧海的远方，发出绝望的呼喊：
岩石呀，岩石，你何时打开，岩石呀？[19]
大海那边就是他日思夜想却不得其门而入的大明帝国内陆。
范礼安，1538年12月[20]生于意大利那不勒斯王国基耶蒂（Chieti）的一个贵族家庭。他曾在帕多瓦大学（University of Padua）法学院学习法律，十九岁那年他得到法学博士学位，以后在教皇宫廷内做过几年实习。1566年5月29日，二十八岁的范礼安离开威尼斯共和国来到罗马，进入罗马圣安德（S. Andrea）修院学习，加入了耶稣会。次年5月18日他到罗马学院，与日后成为耶稣会总会长的克劳迪奥·阿桂委瓦（Claudio Acquaviva，又译作“阿夸维瓦”）一同学习。1572年8月范礼安从学院毕业，同年9月1日到马切拉塔学院担任院长。
1573年2月5日，范礼安向耶稣会总会长墨丘里安（Everardo Mercurian）申请去印度传教。8月，墨丘里安召范礼安到罗马，任命他出任东印度视察员。9月8日，墨丘里安正式委任范礼安出任远东耶稣会视察员，并要他写一本关于沙勿略的传记[21]。此时，范礼安三十四岁。
1574年3月23日，范礼安偕同41位耶稣会士[22]，从里斯本出发到东方赴任。他先在印度开展传教事务，1579年7月25日进入日本。多年的传教实践和对东方文化的了解，使他认识到在东方传教，不能强制输入殖民地文化或者说葡萄牙化，而必须适应当地文化。此时的日本，沙勿略的适应性策略被严格限制，范礼安深感失望，他以自己的权威，重拾沙勿略的传教策略。
范礼安决心实现沙勿略的遗愿，使耶稣会士成功进入中国内地。他一到印度，就开始收集有关中国的资料，了解中国社会和文化。1578年9月6日，他抵达澳门。此时，澳门耶稣会住院及天主圣母堂正在扩建，初具规模，他甚感欣慰。在这里，他继续了解中国的情况，认为中国有着深厚的历史文明，是一个伟大而受人尊敬的国家，过去来华传教的失败，根源在于传教士身上的民族和文化优越感，及由此而来的欧洲主义传教方式。他对澳门传教士原来的传教策略和工作方式不以为然，指出澳门教会让入教的中国人都“葡萄牙化”，“学习葡国语言，取葡国名姓，度葡国生活”的做法，“不但可笑而且无用”[23]，认为“到目前为止，教会使用于任何地区的传教方式都不能适用于中国”，主张采取一种与在其他国家，包括印度、日本等国在内的，完全不同的传教路径和方法：
欲在中国传教，传教士必须娴熟中文，不是地方方言，而是中国的知识阶层所通用的官话，他们必须研习并适应中国的文化和风俗习惯，他们必须了解这一伟大而可敬的民族的历史文化，并进一步与蒙受此文化熏陶的人们打成一片。[24]
对传教士如何进入中国，范礼安可谓苦心孤诣，此时他急需深谙其传教思想的同道，帮他敲开“岩石”之门。
[1] C. R. Boxer. The Portuguese Seaborne Empire（1415-1825），Alfred A. Knopf，1969，p.228.转引自顾卫民：《“以天主和利益的名义”：早期葡萄牙海洋扩张的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333页。
[2] 〔法〕埃德蒙·帕里斯（Edmond Paris）著，张茄萍、勾永东译：《耶稣会士秘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第23—30页。
[3] 转引自〔德〕彼得·克劳斯·哈特曼（Peter C. Hartmann）著，谷裕译：《耶稣会简史》，宗教文化出版社2003年版，第14页。
[4] “耶稣会的外交宗旨是‘使一切服从于人’。在贯彻这一宗旨过程中，耶稣会士对新体制新观念和新思想表现出高度的宽容。这种自由主义常常表现在他们的行为和决断中，以致有人认为耶稣会代表了教义上的不妥协和哲学上的相对弹性。”A.H. Rowbotham，Missionary and Mandarin，The Jesuits at the Court of China，Berkeley University Press，1942，p.292.转引自顾卫民：《“以天主和利益的名义”：早期葡萄牙海洋扩张的历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118页。
[5] 裴化行《利玛窦神父传》说，沙勿略在日本所译教理问答中还存在着运用“佛教用语”的现象，如曾把基督教的上帝称为“大日”（佛教用语），甚至在经过梅奇奥·侬内兹神父的修改后，其中“危险的词”仍达“五十来个”。见〔法〕裴化行（Henri Bernard）著，管震湖译：《利玛窦神父传》（上册），商务印书馆1998年版，第91页。
[6] 参见Moraes，St. Francis Xavier，Apostolic Nuncio，1542-1552；Schurhammer，Francis Xavier，His Life，His Times.转引自黄一龙：《两头蛇——明末清初的第一代天主教徒》，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12页；〔法〕裴化行著，萧濬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70页。
[7] 方豪：《中国天主教史人物传》上册《方济各·沙勿略传》，中华书局1988年版，第60页。
[8] 以上所述关于沙勿略在上川岛的经历，参见〔法〕费赖之（Louis Pfister）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5—6页；〔意〕利玛窦、〔比〕金尼阁（Nicolas Trigault）著，何高济、王遵仲、李申译：《利玛窦中国札记》，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134—138页；等等。
[9] Raffaella D’Intino，Informacoes das cousas da China，pp.216-218，转引自吴志良、汤开建、金国平主编：《澳门编年史》（第一卷），广东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0页。
[10] 〔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6页。
[11] 转引自〔美〕邓恩（George H. Dunne）著，余三乐、石蓉译：《一代巨人——明末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故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2页。
[12] 〔法〕费赖之著，冯承钧译：《在华耶稣会士列传及书目》，中华书局1995年版，第17页。
[13] “到达西印度的所谓基督教徒们，一般用两种主要手段摧残西印度各国百姓，一是通过非正义的、残暴的、血腥的战争；一是通过残酷的剥削压迫。”〔西〕巴托洛梅·德拉斯·卡萨斯（Bartolomé de las Casas）著，孙家堃译：《西印度毁灭述略》，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19页。
[14] 转引自〔美〕邓恩（George H. Dunne）著，余三乐、石蓉译：《从利玛窦到汤若望——晚明的耶稣会传教士》，上海古籍出版社2003年版，第2页。
[15] 转引自〔美〕邓恩著，余三乐、石蓉译：《一代巨人——明末耶稣会士在中国的故事》，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3页。
[16] 谢和耐（Jacques Gernet）说，自沙勿略到罗明坚，其间至少有25名耶稣会士、22名方济各会士、2名奥古斯丁会士和1名多明我会士等50名神父分别想尽办法，力图进入中国，但都以失败告终。参见〔法〕谢和耐、戴密微等著，耿昇译：《明清间耶稣会士入华与中西汇通》，东方出版社2011年版，第35页。
[17] 〔法〕裴化行著，萧濬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79页。
[18] 〔意〕范礼安著，〔日〕高桥裕史译注：《东印度巡察记》，日本平凡社2005年版，第161—162页。转引自江彩芳：《范礼安与中日传教团（1578—1606）》，暨南大学硕士学位论文，2008年。
[19] 参见〔葡〕曾徳昭（Alvaro Semedo）著，何高济译：《大中国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年版，第213页。
[20] 对于范礼安的生日，还有1539年2月9日、1539年2月20日等说。参见〔法〕裴化行著，萧濬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76页。
[21] 参见〔美〕马爱德（Edward Malatesta）：《范礼安——耶稣会赴华工作的决策人》，（澳门）《文化杂志》1994年第4期。
[22] 参见〔美〕马爱德：《范礼安——耶稣会赴华工作的决策人》，（澳门）《文化杂志》1994年第4期；〔法〕裴化行著，萧濬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77页。
[23] 徐宗泽：《中国天主教传教史概论》，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书馆1938年版，第169页。
[24] 范礼安还说：“对于入中国传教，唯一的方法是要绝对避免以前往别国去的传教士所遵照的路程。”参见〔法〕裴化行著、萧濬华译：《天主教十六世纪在华传教志》，商务印书馆1936年版，第1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