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方法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应用：基于PAR和JPART两种期刊（2010—2017）的文献分析注27
【摘要】 实验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的应用越来越重要，但公共管理的研究对于实验方法的应用还十分不足。究其原因，一是作为一门应用性学科，公共管理过度重视对外部效度的关注，二是实验方法在公共管理研究中没有得到及时的总结和推广。本文基于2010年至2017年《公共行政评论》（PAR）和《公共管理研究与理论杂志》（JPART）所有应用实验方法的文章进行归纳总结，结果显示：公共管理研究中最为常用的实验方法为调查实验法，即在调查研究中加入实验控制的思想，研究的内容主要为政府行为包括公共服务动机、透明度与政策决策，公民感知与态度包括公共服务绩效评价、满意度、信任等议题，公民行为包括公民参与、共同生产等议题。从对这两份公共管理顶级刊物的分析可以看到，实验方法在公共管理中的研究已经开始逐步增长，但相关的应用还十分不规范，缺乏统一的一致性标准，实验研究的评价机制尚未得到统一，实验方法在公共管理中应用及发展大有可为但又须谨慎而行。
【关键词】公共管理学 实验方法 因果关系 干预
Application of Experimental Methods in Public Management Research—Literature Analysis from 2010 to 2017 in PAR and JPART
Kinglun Ngok Huping Zhang
Abstract The application of experimental methods in social science is becoming more and more important. However，its application in of the field of public management research is still very inadequate due to the following two reasons： first，public management research pays much more attention to externalities，second，public management research is lack of the review of the experimental methods. This paper examines all the research articles which used the experimental methods published in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PAR）and 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JPART）from 2010 to 2017.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most commonly used experimental method in the research of public management is the investigation experimental method，which include the idea of experimental control into the investigation and research. The main contents of these research are about government behavior，including public service motivation，transparency and policy decision；citizen perception and attitudes，including public service performance evaluation，satisfaction，trust and other issues； civil behaviors，including issues such as citizen participation and coproduction. It is argued that the application of experimental methods in public management has begun to grow gradually，but the scope of application is still very limited，which is accompanied by the lack of consistent standards，and unified experimental research evaluation mechanism. Hence，the applic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experimental methods in public management is promising，but it should be done with caution.
Key words Public Management，Experimental Methods，Causal Relationship，Intervention
一、引 言
因果关系是科学研究的核心问题，对因果性的追求也是社会科学之所以成为科学的根本所在（梁玉成，2018）。实验方法是探索因果关系的最佳研究方法（Anderson & Edwards，2014），也是社会科学知识积累的重要途径。实验方法的一个优势是可以使因果推断的研究过程更具透明性和可复制性，从而使知识体系更为系统化（Falk & Heckman，2009； Mcdermott，2002； Walker et al.，2017）。然而，作为一门应用性极强的学科，公共管理对研究的外部效度过分重视（Baekgaard et al.，2015），因而，与其他社会学科，如心理学、经济学、管理学、政治学等相比，实验方法在公共管理学科中的应用尚未普及（Blom-Hansen et al.，2015； Bouwman & Grimmelikhuijsen，2016）。
虽然早在1992年波兹曼（Barry Bozeman）就在《公共管理研究与理论杂志》（Journal of Public Administration Research and Theory）“公共管理实验设计”（Experimental Design in Public Management）的专栏中强烈呼吁公共管理学者重视实验方法作为知识积累的重要途径，但“在这之后的20年中，公共管理研究中实验方法的应用并无明显进展”（引自李晓倩等，2017：17）。除了在1992年《公共管理研究与理论杂志》专栏中的5篇实验研究论文之外，据鲍曼和格雷姆里克怀森（Bouwman & Grimmelikhuijsen，2016）的统计，1993—2009年期间在公共管理前十名的期刊注29中一共仅发表了8篇实验研究论文。可见，实验研究方法在公共管理中的应用陷入了失落的20年。究其原因，除了对外部效度的质疑之外，实验研究的成本问题也是重要的阻碍因素（Anderson & Edwards，2014），因为招募被试及组织的成本相对于观察研究的成本而言更为高昂。此外，实验开展之中及之后还可能会产生意料之外的成本（刘军强等，2018）。而且，与其他研究方法相比，实验研究还可能需要研究者付出更多的心力，因为实验研究必须精心设计，谨小慎微，任何被忽略的微小因素都有可能对实验结果产生“污染”。另外，实验伦理问题也是影响实验研究发展的因素之一，实验的刺激与干预分配稍有不慎可能会使一部分研究对象处于不利地位（Blom-Hansen et al.，2015）。可以说，以上种种因素制约并限制了实验方法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发展与应用。
尽管如此，实验方法对于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在许多社会科学学科中已经得到了充分的验证。正如佩里（Perry，2012）在《公共行政评论》（Public Administration Review）中所言：“良好的实验设计应该与其他研究方法一道成为提升有用知识（usable knowledge）的重要方面。”事实上，近十年来公共管理学界的许多研究者也一直在呼吁公共管理研究要重视实验方法的应用（Anderson & Edwards，2014； Baekgaard et al.，2015； Brewer & Brewer，2011； Jilke et al.，2016； Margetts，2011； Perry，2012； Van Ryzin，2013； Walker et al.，2017）。
自2010年以来，实验方法在公共管理学科研究中的应用开始崭露头角，呈现稳步增长的态势。为了更详细地了解公共管理学科中实验方法的应用，本文以公共管理学两大顶级期刊《公共行政评论》（PAR）和《公共行政理论与研究》（JPART）为例注30，分析实验研究方法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应用状况。本文以这两本期刊自2010年至2017年的所有使用实验研究方法的研究论文为综述对象，期望回答以下三个问题：第一，公共管理学科所使用的实验方法及其分类；第二，实验方法在当前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应用状况；第三，实验方法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的特点与展望。
二、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实验方法
（一）实验方法
何谓“实验方法”？这里借用臧雷振（2016：152）给社会科学实验研究方法所下的定义：“社会科学实验研究是基于相关理论研究假设，运用必要的、合情合理合法的人为手段，主动干预自变量及控制无关因素（干扰变量），实现探究特定研究对象和揭示社会生活因果关系的研究方法。”
在自然科学研究中，实验方法是最具基础性的研究方法，也是进行科学知识积累的基本途径。自然科学研究者将研究对象随机分配在控制组与实验组，通过严格控制外部环境，尽力还原干预条件对研究对象的作用，从而得出因果关系。如今，社会科学越来越多地在借鉴自然科学的实验研究。不过，由于研究对象的特殊性，实验方法在社会科学的应用颇为困难。尽管如此，社会科学开展实验研究同样需要遵从干预控制，进而找出因果关系。因此，社会科学实验研究的关键点同样在于对外生变量的干预控制（Blom-Hansen et al.，2015）。如果不能有效地对外生变量进行干预控制，因果关系的探究就会存在威胁。此外，实验研究方法更为重要的是能够保证数据产生过程的随机性。随机性是推断因果关系的重要前提，它要求控制被试及干预条件，并且保证因果关系不是偶然的、内生的或外在系统误差带来的（景怀斌，2015）。目前，常用的回归分析探知因果的研究方法，如工具变量法、倾向值匹配法、双重差分法等，无一不是针对观察研究数据产生过程中的偏误（自选择问题、遗漏变量问题，等等），实验方法的随机分配在避免此类干扰因素上独具优势，具有较高的信度。简而言之，如果要识别X对Y的因果效应，实验方法对外部环境的控制即是消除外生因素的影响，随机分配则旨在尽量消除内生性系统偏误的影响。然而，社会科学研究对象为“人”，不同个体的经历与想法所产生的偏误始终是无法完全消除的，也就是说实验对象并不是完全同质的，这也是实验方法在社会科学中相较于自然科学中进展缓慢的一个重要原因。不过，相较于观察研究，实验方法从开始就注意减少“内生性”和各种偏误问题，实验过程中的“前测”和“后测”之间存在明确的时间先后关系，再通过比较干预前后的差异可以得出确切的因果关系（刘军强等，2018）。因此，到目前为止，实验方法对于因果推断依然具有最佳的品质。
（二）公共管理研究的实验方法分类
干预是实验研究的一个重要特征。社会科学实验虽然接纳了干预，但是，作为研究对象的人并不是同质的。社会科学家，特别是经济学家一直在思考如何拓展实验研究的外部有效性，使经济学实验室实验更加贴近现实社会。当然，随着对外部环境控制的逐步放松，实验室实验也就逐步贴近真实世界。经济学家把对真实世界干预强弱的差别分为人为的田野实验、框架的田野实验、自然的田野实验，一直到自然实验（各类实验特征参见表1）。
表1 经济学实验研究分类
注：该表参考了李斯特和拉苏尔（List & Rasul，2011）表1和罗俊等（2015）表1，有删减。
公共管理学作为社会科学研究中最具应用性的学科，对当下真实社会现象的解释是公共管理学最为关注的。公共管理的“政策分析关心的是如何解决所面临的问题而不是如何解释这些问题，它强调通过定性分析方法、定量分析方法和技术来寻求公共政策问题的解决方案”（陈振明、薛澜，2007：146）。实验方法天然求“理”的本质一定程度上是与此“违和”的，由此公共管理学的实验研究也落后于其他学科（Baekgaard et al.，2015）。公共管理学科对实验研究的分类也十分关注研究的外部有效性。实验室实验可以建立在严格意义上的随机分配上，而且实验情境是人为设定的。但真实社会情境往往与此标准存在较大差异。因此，实验室实验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外部有效性也一直广受质疑（Margetts，2011； Bozeman & Scott，1992； Druckman，2011； Morton & Williams，2010）。公共管理研究更重视调查实验与田野实验方法的应用。需要指出的是，实验室实验是开展理论研究的基础，对于学科知识的积累是极为重要的（Walker et al.，2017）。在公共管理研究中，学者对实验研究的分类较为清晰简单，包括以下四类：实验室实验（lab experiment）、调查实验（survey experiment）、田野实验注31（field experiment）、自然实验（natural experiment）（Blom-Hansen et al.，2015； Bouwman & Grimmelikhuijsen，2016）。鉴于自然实验的“外生干预”是自然发生的，实验者无法参与操作（Dunning，2012），因此，它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实验研究方法（刘军强等，2018）。因此，本文在对公共管理学实验研究方法的分析中主要关注前三种实验研究方法的应用，即：实验室实验、调查实验和田野实验。
实验室实验。实验室实验是试图通过一个可控的环境来判断预设的因果关系，因此，其内部有效性较高。尽管其外部效度在公共管理学科也一直受到质疑，但其对于得出公共政策解决方案的真理性知识具有重要意义（Jilke，Walle，& Kim，2016； Vo & Simons，2018）。实验室实验的可控性包括两个方面：第一，实验外部环境的严格控制；第二，实验对象的尽可能一致性。实验环境的外部控制即指对实验环境加以干预，一般指即时性实验，例如，公共管理研究中在教室、实验室进行的实验研究，能够对实验环境进行良好的干预与控制。实验对象的一致性要求导致社会科学中的实验室实验大多以学生为被试对象，除了便于招募之外（Baekgaard et al.，2015），学生群体之间的个体特征差异性相对于现实世界中的公职人员之间的小了很多，有助于减少实验对象差异性造成的因果关系“污染”。因此，本文将以学生为被试对象开展的实验研究归为实验室研究。
调查实验。调查实验通过问卷调查形式，利用问题措辞差异设计进行随机干预（Baekgaard et al.，2015），因其简便易行而成为当前公共管理研究中应用频率最高的实验设计（Bouwman & Grimmelikhuijsen，2016）。由于该实验设计的调查对象没有被给予较强激励，因而实验的干预强度较弱，且实验样本的回收率一般也较低。
田野实验。田野实验（或称随机控制实验、随机性田野实验）（罗俊等，2015）是在真实世界中的“实验室实验”，目的是运用实验方法去检验在自然发生的环境下的因果效应。在实验室实验中，随机将研究对象分为实验组与控制组，研究者积极干预。同理，在田野实验中，除了环境是自然状态下的现实世界外，其余要尽量贴近实验室实验的环境。因此，干预、受试者、外部环境和测量结果都反映了真实世界的发生（Davenport et al.，2010）。已经有文献关注实验室实验与田野实验结果之间的关系。“当两种类型的实验具有共同研究目的时，其得到的结果趋同或类似。”（Coppock & Green，2015）当然，实验室实验与田野实验之间的差异也是十分明显的，即使针对同一研究，实验室实验与田野实验的效果也不一样（Levitt & List，2007）。田野实验试图将实验室实验带进真实的社会场景，自然也存在一些问题。第一，田野实验通常实施成本较高，因为要求实验对象为现实世界中的对象；第二，当中存在的霍桑效应等通常难以克服；第三，自然环境下的实验外部“污染”难以控制，比如，不同实验组的个体有无相互沟通等；第四，研究问题受局限，有些研究很难通过田野实验进行研究，例如，政治冲突的研究（Blom-Hansen，Morton，& Serritzlew，2015）。
表2 公共管理实验研究分类
注：该表参考了Blom-Hansen et al.（2015），有增改。
（三）行为公共管理学
行为公共管理学（behavioral public administration）从微观层面分析个体行为或从心理学视角分析个体与群体行为（Grimmelikhuijsen et al.，2017）。微观个体行为的研究基础来源于心理学，最主要的研究方法主要是实验研究方法，考察控制环境下个体行为变化。行为公共管理学是在公共管理情景下考察特定组织的行为及其带来的个体、其他组织行为的变化。归根结底，行为公共管理学从深层次来说，关注的也是人的心理变化。它借助心理学的基础，在公共管理情境下以政策为场域，考察各方的博弈与反应。换言之，就是借助心理学的理论与方法考察公共管理中个体与群体的心理与行为规律（李晓倩，2018）。所以，实验方法也是探究行为公共管理学问题的最佳途径。
行为公共管理学的提出与发展对于公共管理学来说，意义十分重大。长期以来，公共管理学的理论基础与其他社会学科相比是相对不足的，很多理论与方法较多地是从临近学科中借鉴。而行为公共管理学的建立与发展则有助于打通公共管理学与其他学科之间的理论差距，因而也必将强化公共管理学对整个社会科学的贡献（Battaglio et al.，2018）。可见，经济学在运用心理学基础上发展兴起了行为经济学，行为经济学的发展进而推动了行为公共管理学的发展，从而为从更深层次探究政府与公民行为变化打开了一条通道，同时实验方法的研究在行为公共管理的应用中也将大放异彩。
行为公共管理学研究的核心是政府和公民的互动。传统的公共管理研究注重政府运作的机制，忽略公民参与和公民体验的研究（Jakobsen，2013）。这种情况的出现应该说主要是因为研究方法的限制，因为公民的态度与公民体验很难通过观察性的研究得出结论。行为公共管理学应用实验方法的研究，则可以很好地观察政府行为过程与公民体验过程之间的相互影响与作用（张书维、李纾，2018）。
公共管理学研究的核心始终围绕政府而进行。纵观目前阶段的实验研究方法的研究主题，大体也是围绕着政府与公民互动关系的研究而展开的。按照李晓倩（2018）基于张书维和李纾（2018）的“政府行为—公民体验”双轮模型的归纳总结，实验研究方法基本涵盖了公共管理研究领域所有能够涉及的问题。该双轮模型将政府行为分为政府本身的主体行为和针对公民的对象行为两类，其中政府主体行为包括政府个体行为，如决策、感知、工作动机、态度、绩效、个体特征等；群体行为，如领导、谈判、合作和决策等；组织行为，如绩效评价、工作规范、管理方式和管理工具等；而针对公民对象的行为包括公共服务，如绩效信息形式、绩效信息来源、部门差异和认知偏差；政策倡议，如政策干预和服务倡议等；管理行政，如透明度、腐败、繁文缛节、第三方委派、代表性官僚等。公民体验分为三部分：公民感知、公民行为和公民态度。公民感知包括公民对政府的评价、对服务绩效的评价、对政府行政特征的认知等；公民行为包括：公民参与、共同生产决策和公民合作等；公民态度包括：满意度、信任、期待、责备和信念等（李晓倩，2018：39）。
由于实验研究的特点是探究因果关系，其特点在于实验控制的精妙与恰到好处，因此，基于心理学实验研究的特点，目前的实验研究主要集中在对公民体验的研究上，主要议题较多涉及的是公民对公共服务的认知与评价、公民参与、公民合作与公民态度、公民满意度等；而针对政府行为的研究，则集中在政府透明度的公民感知与政策决策过程的实验研究等。由此可以看出，就目前而言，实验研究在公共管理研究的应用中也是有其自身局限性的。因此，实验研究是公共管理研究中的重要方法，但绝不是不可替代的，只是构成公共管理研究的有效方法之一。
三、实验方法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应用
（一）综述对象筛选
在科学网（Web of Science）数据库中分别选定JPART和PAR，限定时间为2010—2017年，文献类型为研究性论文（research article），结果分别为349篇和594篇，以主题（TS=experiment*）在两本期刊中分别获得33篇和35篇（PAR上一共37篇，但有两篇述评予以排除），合计68篇。
对68篇文章进行人工阅读，排除自然实验研究、准实验设计研究、非实验研究和文献综述类文章，余43篇，各年份分布如表1所示，其中，PAR由于在2016年组织了实验方法类文章的专栏，所以2016年实验研究方法的论文数量较多，为12篇。由图1可以看出，实验研究方法在公共管理类顶级期刊中的应用呈现上升趋势，但总体所占比重还处于较低的水平。
表3 JPART和PAR实验类文章统计
图1 实验类方法论文在JPART和PAR发表情况
（二）实验方法应用概览
在43篇实验研究论文中，按照实验分类来看，因为詹姆斯（James，2011）的论文同时采用两种独立不同的实验方法，计为两次；另外，也有部分文献在同一篇文章中采取两个或多个实验，但总体而言大部分文献多采用同一种研究方法，只是实验环境的更改或者实验对象的变动（Baekgaard & Serritzlew，2016），因此，均按照一种实验方法统计。统计结果显示，调查实验所占比重最大，为50%；其次为田野实验，占比为27.3%；实验室实验，10篇（22.7%）。而在干预方式上，绝大多数（69.8%）采取的是单因素干预，即考察一种主要因果效应机制；双因素干预的占比为18.6%；多因素干预占比为11.6%。从实验实施的地点统计来看，公共管理的研究对象来源主要为美国（39.5%），目前美国也是公共管理理论研究与实验方法应用的主要阵地。值得注意的是，丹麦在实验研究的应用中表现突出，占比为25.6%。其余是西欧的国家，如荷兰、英国、意大利等，它们在实验研究的开展方面也是可圈可点的。就实验样本的大小而言，也符合不同实验研究的特点，实验室实验一般样本较小，调查实验一般样本较大，田野实验居中（参见表4）。
（三）实验方法应用主题分析
依据目前的研究主题来看，实验方法在公共管理中的研究应用主要归结为三个方面：第一，政府行为：公共服务动机，透明度与政策决策；第二，公民感知与态度：公共服务绩效评价、满意度、信任等议题；第三，公民行为：公民参与、共同生产等议题。当然，行为公共管理学更关注的是公民与政府之间的互动关系、互相影响过程，而实验研究本质是为了探知相互之间的因果，所以，各个主题并无十分明显的割裂与区别，简单的归类只是为了更好地呈现实验研究方法在公共管理中的应用。
政府行为下的公共服务动机研究。公共服务动机的本质问题是人是利他的，人并不是经济学理性人假设下的完全自私的人，不管是出于亲缘、互惠抑或是自身声誉等原因，人类的利他行为已经被实验或观察所证实（Fehr & Fischbacher，2003； de Quervain et al.，2004）。因此，人的公共服务动机在公共部门下的特征与差异就成为政府与公民互动中的一个重要议题，也成为行为公共管理学视角下实验研究的一个热门主题。公共服务动机研究中的“动机”概念更多地涉及心理学层面，所以，比较适合严格外部环境控制的实验室实验。从文献来看，关于公共服务动机的研究多采用实验室实验方法。从研究内容来看，第一，相比于心理学、经济学对利他行为的追本溯源，即探究为什么公共服务动机会存在，公共管理学者更重视如何激发个体的公共服务动机，从而提高工作绩效。如个体的亲社会动机在个体特性与工作相匹配时，公共服务动机将会被放大（Smith，2016）；百丽（Bellé）通过对意大利医院护士进行的田野控制实验发现，个体与服务对象的接触与自我说服型的个体特征使得工作绩效更为突出（Bellé，2013）；另外，低强度的激励与自我重要性的感知同样对激发公共服务动机具有重要意义（Pedersen，2015）。第二，侧重于个体在不同环境之间的公共服务动机差异，如布鲁尔（Brewer）以学生为被试对象，论证了个体在公共部门与私人部门之间的公共服务动机差异，结果显示，个体在公共部门环境下公共服务的动机更强、效率更高（Brewer & Brewer，2011）。当然，也有学者研究了个体的亲社会行为与公共服务动机之间的关系，亲社会行为越强，公共服务动机越高（Esteve et al.，2016）。
政府透明度与政策决策研究。政府透明度与政策决策涉及公共管理学研究的多个维度。透明度往往与公民信任、政治合法性相联系。这方面的实验研究更多的是探讨透明度的影响因素，如文化、政体等因素的影响，政府透明度与公民信任感并不一定呈现正相关（Grimmelikhuijsen et al.，2013； Grimmelikhuijsen & Meijer，2014）；不同政策领域的透明度可能对政府合法性的影响也不同（Licht，2014）。此外，同侪效应对政府信息透明度的公开也具有积极作用（ben-Aaron et al.，2017）。
政策决策的影响因素主题也是涉及多个方面的，实验研究比较偏爱的自变量干预为财政预算约束。尼尔森（Nielsen）等的研究认为，预算绩效较好或者较差时才会对政策决策起到积极作用，平均水平的绩效具有负效应（Nielsen & Baekgaard，2015）；预算的绩效信息对政策决策会有更大的偏差（Demaj，2017）。而来自对市长的调查实验研究表明，政府官员决策在面临问题重要性程度、压力环境与选择约束时，政策决策依然会选择具有寻租空间或政治利益的决策（Avellaneda，2013）。
公民感知与态度。公民感知与态度的实验研究从个体认知的角度给公共管理学提供了很多富有心理学启发的新洞见。个体对公共组织绩效的评价与态度往往受环境与个体特征的制约，例如，公民对公共组织效率低下存在刻板印象（Hvidman & Andersen，2016； Marvel，2016），“个体失灵”（蒙克、汪佩洁；2019）问题；公共组织的宣传符号（promotional symbol）影响公民对公共组织的信任与评价（Alon-Barkat & Gilad，2017）；等效框架效应（同一数据信息的正反表述）对公民绩效评价也有影响（Olsen，2015）；公民对绩效信息的评价受个体特征（政治态度、信仰、身份等）的影响从而带有偏见（James & Van Ryzin，2017）；个体的先验信念与绩效数据都会对公共服务评价产生影响（Barrows et al.，2016）。奥尔森通过呈现公共服务的数字绩效信息与情景信息检验其对政府公共服务的评价，结果显示，情景信息对公民具有很强的情感吸引力，更容易被引导（Olsen，2017）。此外，政府的品牌策略也会影响公民的信任（Karens et al.，2016）；公共服务提供者与问责链的长短对公共服务绩效的评价也有影响（Marvel & Girth，2016）。
公民行为。公民行为实验研究主要关注的是政府行为带给公民的行为变化，观察公民是否意愿配合政府行为。这类研究探究公民态度与行为变化是否与政府行为有关的因果关系，强调政府行为是否有助于个体的行为改变，以及能否改善“个体失灵”。相关的实验研究表明，政府干预对提高公民参与具有积极作用，电话邀请有助于提高公民参与公共议会（Hock，2013）；消除对弱势群体限制的公共政策有助于提高公民参与，减少不平等（Jakobsen & Andersen，2013）。同样，雅克布森对移民家庭的实验研究也证明政府的积极干预措施能够提高公民参与率（Jakobsen，2013）。不过，这种干预的效果在不同群体中是有差异的，例如，政府干预措施（如技能培训）并未提高经济地位较低公民的公共参与（Arceneaux & Butler，2016）。此外，其他因素也会影响到公民的公共参与，例如，全球化对公民参与当地公共事务的影响（Adres，2016）。当然，以公共参与作为自变量的研究也发现，公众参与有助于提高公众对政府程序公平的认知（Herian et al.，2012）。
对于实验研究的归纳，除了上述几类外，也有关于公共管理其他主题的零星研究。例如，代表性官僚制，族裔特征对代表性官僚的影响（Andersen，2017）；性别对代表性官僚公平性及绩效等的影响（Riccucci et al.，2016）。公共组织激励，如安德森等从目标清晰度、任务的意义与个体水平三方面考察了个体在公共组织中的绩效表现（Anderson & Stritch，2016）；百丽利用公立医院护士的实验研究证明了金钱激励对于具有高亲社会感的个体具有负面效应（Belle，2015）；外包服务与公民指责的关系（James，2016）；政府部门内部责任归因问题（Nielsen & Moynihan，2017）；公民对公共服务选项过量的反应（Jilke et al.，2016），以及一些可能只有通过实验研究方法才能探知的政府与公民互动中十分有意思的现象与问题。
（四）实验方法在公共管理研究应用中的特点与问题
公共管理研究始终围绕着政府与公民互动的关系，在这种情景下，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呈现出本学科的一些特点。
第一，研究对象的身份性。公共管理研究对象的特定性，使得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较为重视公职人员的身份特征在整个政府与公民互动中所起的作用，与基于个体的心理学实验和基于效用最大化的经济学实验具有本质区别。
第二，问题导向性。公共管理极具应用性特征，所以公共管理学的实验研究更多的是从实际的政策决策、政策执行、政策反馈与评估的实际出发，考察政府干预的效果与影响，更具现实性与政策因果的评估意义，所以，在实验过程中呈现的干预条件更多的是真实的公共政策。
第三，实验伦理的特殊性。由于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更多的是从政府行为的角度出发，政府行政公平性对社会稳定性具有重要影响，在研究针对政府公共行为的实验设计中，干预措施一定是政府真实行为发生的（如某项政策干预），不能有欺骗性；实验对象及实验调查问题的选择要避免歧视性嫌疑（如民族、性别、移民问题等）；采取实验干预，要尽量避免不必要的伦理问题。
当然，公共管理学的实验方法相对于其他学科的应用较为落后，相应的实验研究并没有形成一致的科学标准，不同研究者的随意性、自主性较大，因而呈现出一些问题。为此，公共管理学界的实验研究亟须形成较为统一规范的实验研究范式与程序。
第一，实验对象。经济学实验室实验强调被试的激励是一个关键因素（周业安，2014），即真实的激励有助于保证实验对象的真实表达。然而，在公共管理的实验室实验研究中较少注意这个问题，并未提及是否给予被试真实激励（Karens，Eshuis，Klijn，& Voets，2016）。当然，公共管理较少关注个体层面的研究（Bozeman & Scott，1992），而实验经济学的本质在于研究个体的真实状态行为决策，这可能是目前公共管理学者在进行以学生为被试的实验研究中并未重视真实激励的原因之一。学生是否可以代表一般群体，部分学者给出了肯定意见（Druckman & Kam，2011），也有学者持保留态度（Hvidman & Andersen，2016）。公共管理研究的核心对象为政府，关注更多的是组织的行为特征以及组织的行为所带来的社会及民众的行为改变，所以实验对象的变化也许会引起研究结果的巨大差异。因此，在公共管理的实验研究中，要十分注意避免因研究对象不同而造成的研究误差。
第二，实验结果。实验结果的比对，并未形成较为规范的操作处理，不同实验研究呈现的结果处理方式五花八门，实验研究的科学性在于操作的流程化与标准化（例如，一般实验研究的小样本，不适合参数估计的数据处理问题），进而达到实验结果的可复制性，形成知识的积累。所以，对实验结果的处理与可重复性说明也是至关重要的。
四、实验方法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展望
自然科学研究中的实验方法在社会科学领域的兴起，表明当前社会科学正在经历从人文学科特征转向自然学科的过程（Druckman et al.，2006），实验方法的一个重要特征是研究的可复制性，许多学者已经开始呼吁在公共管理研究中的可重复性（Pedersen & Stritch，2018），这对公共管理以至整个社会科学的知识创造来说是革命性的。
但是，实验方法要求的设计精巧与控制的严格，对于社会科学来说近乎苛责。例如，为了减少因实验对象的个体差异而造成的影响，近年来社会科学对双胞胎实验数据格外地痴迷，双胞胎实验在满足个体同质化的实验要求上确实更进了一步（Alford & Hibbing，2008）。但无论怎样，社会科学实验研究永远无法实现像自然科学那般的精确。此时，更需要反思的是，在不同方法视域下，社会科学的边界究竟在哪里？中心在哪里？共同体在哪里？作为方法论意义上使用的实验概念，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力，但实验方法能否切实地在“探寻事实、检验各种理论假设、建构实验者和政策制定者之间的对话”（Druckman，et al. 2006）三个方面发挥作用，这需要公共管理研究者们认真思考，因为公共管理研究如何把握好实验研究的内部有效性和外部有效性的有机结合，在确保内部效度的基础上尽可能追求外部效度（张书维、李纾，2018）方面至关重要。因此，公共管理研究者要注重借鉴行为经济学实验研究的现实世界真实性设计，也要学习心理学实验注重的心理过程（Dickson，2011）。可以说，实验研究在公共管理学的道路上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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