叛乱年代:内战、复辟与光荣革命(英格兰史六部曲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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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火药阴谋案

詹姆士在执政之初,被称为恺撒、大卫、诺亚、乔赛亚,甚至被称为荷马。他是奥古斯都第二,是真正的乔赛亚,一位明智而虔诚的君王。但是,这些让人眼花缭乱的大量类比到底想表达什么意思,是令人费解的,但有一项美德很快就变得相当突出了。他是“和平之王”或“和平的詹姆士”。和平的缔造者是受人尊敬的。他的统治时期是无花果树和葡萄枝繁叶茂的时代。

有人对和平之乐并不满意。加冕之后,詹姆士本应该说:“不,不,我们现在不需要天主教徒了。”为了不惹麻烦,他曾经争取过他们,但现在他可以抛弃他们了。1604年2月,效忠罗马的耶稣会教士被驱逐出境。或许这是一个合理的预防措施,但是,对于热忱的天主教徒来说,这可是一个不祥之兆。

在这些人当中,就有一个名字叫托马斯·温德的天主教徒,此人曾经代表天主教信众向西班牙的腓力三世求援,但未能如愿。就在1604年2月,他去兰贝斯看望他的表亲罗伯特·凯茨比。凯茨比很可能是从新教那里皈依过来的,因此,他的天主教信仰更加狂热。实际上,领导所谓“火药阴谋案”的就是他,而不是盖·福克斯。凯茨比告诉温德,他有一个宏伟的计划:用火药炸毁议会。当然,干这件事情的话人少了可不行,他们需要盟友。温德在4月去了佛兰德斯,从那里带回了福克斯本人。现在我们可以称他们为密谋者了。托马斯·珀西说:“先生们,难道我们就这样夸夸其谈、无所作为吗?”到了下一个月,他们一起盟誓严守秘密,然后去了圣克莱门特·伊斯特奇普教堂背后的一所房子,在那里与一位名字叫作杰拉德的耶稣会士会面,此人为他们主持了一次领圣餐仪式。

他们一致同意,必须在议会附近找到一所住房,但直到12月初,他们才找到合适的房子。在12月11日那天,他们带着一堆煮鸡蛋和烤肉住进了这所房子。到了圣诞前夕,密谋者已经动手向下挖掘,用托马斯·温德的话说,“在议会大厦墙下挖出了一个小入口,我们一边挖一边在下面打桩子”。他们原以为下一次会期将在1605年2月开始,但直到现在才了解到,它已经推迟到这一年的10月份。这样一来,他们就有了更多的准备时间。火药储存在凯茨比位于兰贝斯的住所,但被偷偷地运到威斯敏斯特的这所房子里。他们的行动已经取得进展,打通了9英尺厚的墙,但由于浸水,他们的工作受到了严重影响。

有一天,火药弄到手不久,他们听到上头传来沙沙的声音。福克斯走出家门,小心翼翼地去探听虚实。他遇到了煤炭商爱伦·布莱特,对方告诉他,她准备搬家。碰巧的是,她的地窖或者说地下室正好位于议会大厦地下。这次交易迅速完成;另一位密谋者托马斯·珀西租下了这个地方。密谋者房屋的地下室与布莱特太太的地窖之间的大铁门打开了,福克斯把36桶炸药偷偷地运到隔壁的地下室中。这些炸药足以炸死几千人。

到了9月份,他们还得新买一些炸药替代受潮的炸药。但这个时候,他们的钱不够花了,他们决定再找三个有钱或有财产的密谋者。如今,已经有十三个人知道了这个秘密,这样一来,就有十三种泄密的途径。其中有一位新入伙的密谋者名字叫作弗朗西斯·特雷瑟姆,他强烈要求,让他的姐夫蒙蒂格尔勋爵逃过这次劫难。蒙蒂格尔是虔诚的天主教徒,曾经在议会中为天主教徒辩护。不管特雷瑟姆的出发点有多好,其他人反对他的建议。10月26日,蒙蒂格尔正在位于霍克斯顿的家中吃饭,有人送来一封信。他扫了一眼,便让侍从大声朗读。

“勋爵阁下,出于对您的一些朋友的爱戴,我想保全你们的性命。因此我的建议是,若想逃命,找个借口别去参加这届议会……”这封信就是这么开头的。写信人继续警告说:“在会议期间,他们将遭受重创,但他们不会知道是谁下的手。”蒙蒂格尔拿起这封信,立即前往白厅。他正好碰上了罗伯特·塞西尔,此人刚受封为索尔兹伯里伯爵,他正要和枢密院中的其他枢臣坐下来吃饭。

蒙蒂格尔把索尔兹伯里带到旁边的屋子里,给他看了这封信。索尔兹伯里最初没有把它当回事,以为这只是一份假警报,但是,咨询了同事之后,他们就开始讨论用火药“沉重打击”议会的可能性。内廷大臣萨福克伯爵熟知议会的内部构造,他尤其想到了议会大厦底下潮湿和宽阔的地下室。他和其他枢臣达成共识,在议会召开之前进行大搜索;议会的召开时间继续推迟到11月5日;但为了避免打草惊蛇,他们不想贸然采取行动。

国王原本在罗伊斯顿打猎,11月初回到伦敦,他一回来就看了这封信。他立即同意众人的看法,认为信中谋划的是“火药爆炸阴谋”。11月4日星期一下午,萨福克和蒙蒂格尔借口寻找国王的财物,开始了大搜查。盖·福克斯打开了地下室的门。

萨福克:这些煤和柴火是谁的?

福克斯:它们属于托马斯·珀西先生,他是国王陛下的侍从。

托马斯·珀西是有名的天主教徒,而在那个年代,天主教徒都涉嫌叛国不忠。如今国王下令进一步搜查。当天晚上十一点,威斯敏斯特的一位治安官托马斯·尼维特爵士带着若干士兵进入了地下室,开始动手扒煤堆和柴捆,从中发现了成桶成桶的火药。福克斯束手就擒,他既没有想跑,也没有想反抗。他承认,他们准备第二天早晨炸死国王以及两院议员。他准备点着一根燃烧缓慢的火柴,然后动身前往沃平,再从那里逃往法国的格雷里内。后来,在枢密院讯问过程中,有人问他为什么搞这么多炸药,他回答说,他想“把苏格兰乞丐们炸回他们的山地老家”。国王得知福克斯就擒,庆幸自己奇迹般地获救。

也许这根本不是什么奇迹。弗朗西斯·特雷瑟姆和蒙蒂格尔勋爵可能合谋炮制了那封信,以此向国王邀功讨好。还有人指出,索尔兹伯里本人知道这个阴谋,但他欲擒故纵,听之任之;这种情况可能性较小,但并非完全不可能。

有关福克斯被捕以及预谋叛国的消息很快就传开了。罗伯特·凯茨比和其他密谋者逃离了伦敦,准备发动天主教徒起义;但天主教绅士们可不想玩火自焚。几位主犯躲在了斯塔福德郡边境上的霍比克庄园中,结果一块燃煤迸出的零星火花,点燃了他们随身携带的火药。两三个人被炸伤,他们认为这次事故表明上帝很生气。接下来,他们跪在圣母玛利亚的画像前祈祷。其中一个人大声喊道:“今天的这个局面,真该诅咒!”伍斯特郡长蹑踪而至;他的手下人包围了这座房子,朝里面的人开枪。有些人被打死了,伤者被带回了伦敦,而凯茨比被击毙了。

在接下来的几天里,其他密谋者都在藏身之处被人发现了。1606年1月27日,盖·福克斯和其他七人被带到威斯敏斯特大厅受审,其中只有一个人申辩无罪。几天之后,他们被处决了。那位耶稣会士虽然没有参与阴谋案,但纵容了他们,他很快也被送上了绞刑架。七年之后,藏书家和古文物收藏家罗伯特·考顿的图书室中收入了某些火药案犯圣徒似的遗物,其中包括一根手指、一根脚趾和一根肋骨。

国王个人虽然奇迹般地逃过了一劫,心里却并不舒坦。威尼斯大使在写给本国政府的报告中说:“国王心里十分恐惧,他不再像以往那样在公共场合露面,也不会在公共场合就餐。他深居简出,身边只有苏格兰人。”詹姆士似乎被震慑住了,他心情抑郁,偶尔拿天主教徒撒气。“我肯定要让他们付出血的代价,”他说道,“尽管我不愿意这样做。”实际情况并非如此。

在密谋者准备行动的那一天,下议院议员继续他们的日常工作;他们设立了一个西班牙贸易委员会,讨论了某位因为痛风而请假的议员所提交的请愿书。然而,到了1606年5月末,下议院通过了一项法案,要“更为有效地发现和镇压拒不参加国教礼拜仪式的天主教徒”;其中有一条是效忠宣誓,这是班考罗夫特大主教起草的,它认可詹姆士为合法君主,教宗无权废黜他。天主教徒必须参加建制派教会的礼拜仪式,至少每年领一次圣餐;惩罚措施包括罚款和没收财产。拒不参加国教礼拜仪式的天主教徒不得在伦敦10英里之内居住。下议院还重新启动了前任女王制定的法令,禁止拒不参加国教礼拜仪式的天主教徒走出家门5英里之外。拒不参加国教礼拜仪式的天主教徒没有资格当律师或行医。

这些措施并没有导致旧信仰的灭亡。在詹姆士一世当政时期,天主教徒只不过退出了政治活动而已,他们在很大程度上是寂静无为的。为了个人安全和财产,他们中的大多数人接受了效忠誓言;只有具有耶稣会倾向的天主教徒依旧热心支持教宗的主张。詹姆士本人在说到效忠誓言时提到,他很想把天主教徒区分开来:一种是谨守教条的天主教徒,另一种则是“虽然深受教宗影响,但心中依然存有天生效忠君王印记的天主教徒”。先前针对清教徒制定的法律条款如今只是迟疑不决地或部分地强制执行;同样的预防政策如今对准的是天主教徒。詹姆士不想让某位臣民成为殉道者。在17世纪初,不管怎样说,制定法律要比执行法律容易得多。

詹姆士的宫廷乱无纲纪已经众所周知,如今更是因为骄奢淫逸而臭名昭著;纵饮无度、装腔作势、贪污腐化和荒淫无度成为主要特征。不顾礼法成为唯一的通则。据说,彭布鲁克伯爵害怕青蛙,国王便往他的脖领子里放了一只青蛙。国王本人讨厌猪,彭布鲁克便往国王的寝宫里赶进了一头猪。一位廷臣往白厅里赶进了“四头肥猪,一路吹吹打打,还给它们戴上了嚼子,用一串串香肠作为挽具,香肠都拴在一条丑陋的血肠上”。香肠扔得满屋都是,与此同时,宫中的傻子和侏儒开始玩跳马游戏,在彼此的肩上跳来跳去。

在詹姆士一世登基那一年,本·琼森的戏剧《塞拉努斯倒台记》上演。剧作家在字里行间影射了当时的廷臣:

我们不会变换面孔,不会巧舌如簧,

没有轻柔、胶粘的身体,像蜗牛那样粘在涂了颜料的墙上……

“如果我模仿你们那个共和国的做法,”国王对威尼斯大使说,“着手惩罚受贿者,那么,很快我一个臣民也不剩了。”

1606年夏天,丹麦国王驾临英格兰。约翰·哈灵顿爵士说,白厅的廷臣们“沉湎于野兽般的欢乐中”,而贵妇们“一改端庄持重,四处卖弄风情,陶醉其中”。宫中为两位君主举办了盛大的宴会,席间演出了所罗门王与示巴女王的故事。扮演女王的贵妇拿着各色礼物奉献给两位君王,“但她忘记王驾之前还有台阶,结果弄翻了手里的宝贵礼盒,失手将盒子掉在丹麦国王的大腿部,扑倒在他脚下……丹麦国王站起身准备与示巴女王跳舞,结果摔倒在地,在她面前跌了份,被送到了内室中,安置在一张豪华的床上”。这出历史剧中的其他演员,例如“希望”与“信仰”,“在下面的大厅中干呕、呕吐”。哈灵顿总结说“所有人都忘记了火药案的恐惧”,“我从未见过如此乱无纲纪、肆意放纵和狂欢失态的场面,就像现在所见到的那样”。他缅怀他的教母童贞女王执政的岁月,当年宫中可是一派庄严、朴素的氛围。

毫无疑问,新的宫廷与以往迥然有别。众所周知,国王沉湎于逸乐,不理国事。他每周在白厅观看两场斗鸡比赛,与前任一样,他每天喜欢骑马巡游或者打猎。当他骑马走到死鹿身边的时候,他会下马,非常利索地割断它的喉咙;然后用鹿血喂狗,完事后,在随行人员的脸上抹去双手的血迹。

不久大家就明白了,他不喜欢别人看他打猎。与前任君主不同的是,他不喜欢,甚至讨厌民众。当人们蜂拥而至来到他的身边,他就会破口大骂:“他们想干什么?”有一次,别人告诉他,人们都是怀着爱戴和敬仰之情才来的,他用浓重的苏格兰口音答复说:“天杀的!干脆扒下我的裤子,让他们看看我的屁股好了!”他大声诅咒:“让你倒大霉!”或“真该死!”由于经常像这样发火,用威尼斯大使的话说,他逐渐遭人“轻视,近乎痛恨”。

他为自己喜欢游猎寻找的理由是,他的体魄和健康是“所有人的健康和福祉”,毫无疑问,在这里,“所有人”既指宫廷,也指国家。且让他手下的官员们在密室或会议桌旁边消耗体力吧,他本人必须保持强壮和孔武有力。不管怎样,据他说,自己用一小时完成的公务要比枢臣们一天干得还多;他花在打猎上的时间少于其他君主花在嫖妓上的时间。有一天,他的爱犬乔勒失踪了。第二天它又回来了,脖子下还系着一张便条。“好心的乔勒先生,请你给国王带个话(因为他每天听你的话,而不听我们的话):陛下最好回到伦敦去,否则国家就完蛋了。”最后,詹姆士果然返回了白厅,到家之后,他大摆宴席,打牌赌博,输了很多钱。

詹姆士总是欠债,而且负债累累。他本以为自己来到了一个黄金王国,但不久即发现,自己的钱包空了。更确切地说,他花钱太随便。他大量购买靴子、丝袜和海狸皮帽子。由于更多的“不同凡响的绅士们的到来”,宫廷仪式越来越豪奢。宫中赌博成风。国王喜欢假面舞剧和宴会。在他看来,这些东西都是君主地位的真正标志。他想在圣诞之夜举办一场假面舞剧,有人告诉他,这么做不合时尚。“你还和我讲什么时尚?”他说道,“我要让它成为时尚。”

国王还购买金质餐具和珠宝,然后赏赐给侍从。据说,他对一两个人的赏赐超过了伊丽莎白一朝对所有廷臣的赏赐。什鲁斯伯里伯爵评论说:“对于自己赏赐给臣下的东西,哪怕是个鼹鼠洞,伊丽莎白都很在意……而我们现在的君主,哪怕是一座大山,也不珍惜。”无论用哪个时代的标准来衡量,他对宠臣和廷臣的慷慨都是过度的。

1607年春天,一位特殊的宠臣登场了。罗伯特·卡尔年方二十一岁,为人和蔼可亲,风度翩翩,堪称典范,长相尤其俊美。他参加了比武大会,国王到场观看。他从马上摔了下来,折断了腿。国王深感痛心,命令御医为这位年轻人疗伤;卡尔被送到位于查令十字街的医院中,国王每天都去探视。病人的饮食都是经过精心安排的。在詹姆士的坚持下,医院安排了一群外科大夫环侍在他的周围。廷臣们看明白了,这个人值得巴结。“天哪!”同时代人安东尼·威尔顿写道,“大人物们群趋拜见,对他奉若神明,贡献丰厚……”詹姆士恋他恋得神魂颠倒,到了年末,卡尔被册封为骑士,被任命为寝宫侍从。国王决定教育和提拔他。他亲自给卡尔讲授拉丁文法和欧洲政治。当然了,他在对方身上也挥霍了黄金和珠宝。有人看到,国王“靠着他的胳膊,捏他的脸蛋,抚平他衣服上的褶子……”。

约翰·哈灵顿爵士为伊丽莎白效力一辈子之后还在宫廷中寻找提拔的机会。萨福克伯爵托马斯·霍华德把他叫到一边,为他出谋划策。他告诉哈灵顿,国王“极喜欢有学问的谈吐”,“极欣赏衣饰入时”。他应该“弄一件崭新的、精致镶边的紧身皮大衣,大衣不要太短;国王说了,他喜欢松垂的服装;切记不要单色的,务必保持色彩多样,衣领要下垂,你的轮状皱领要硬挺,并且褶皱要密如灌木”。有十八位宫廷侍臣因为着装不符合国王对男装的欣赏品位而被开除。

萨福克建议哈灵顿,与国王谈话时不要就一个主题谈太久,对于宗教问题要轻描淡写。不要说“这个好或不好”,而是要谦逊地表示“这是陛下的高见,我认为言之有理”。不要提出疑问。不要谈论宫廷中其他人的性格或脾气。别忘了,要表扬国王的坐骑,那匹沙毛西班牙小马。你必须说天上的星星配得上罗伯特·卡尔耳朵的明亮首饰,沙毛西班牙小马超过了布塞弗勒斯亚历山大的战马名。,可以当亚历山大的坐骑。

萨福克还建议哈灵顿“沉默与审慎密不可分,犹如公狗与母狗”。先前的君主总是说起臣民的“爱戴与好感”,但詹姆士更喜欢谈论他们的恐惧与臣服。首先,哈灵顿为何想来宫廷?“你的年纪不小了,长相也不英俊,举止也不优雅”,所以只能依靠自己的学识,因为国王很钦敬学问。

不久,詹姆士就把哈灵顿带到了私人密室,提出一些问题来考他。其中包括有关亚里士多德以及其他哲学家的一些问题。他让哈灵顿读了一段亚里士多德的作品,表扬了他的演讲术,然后又提出了一系列问题。你认为纯粹的智慧包括哪些内容?难道国王不应该成为本国最博学的人吗?他告诉哈灵顿,他母亲苏格兰女王玛丽之死早有预兆,就在她被处决之际,有人看到一颗血淋淋的人头在空中跳动;他详述了预言的力量,还推荐了这方面的几部著作。最后,国王又探讨了“新野草”——烟草,他宣称,“吸烟会把坏东西注入大脑中”。觐见就这么结束了。哈灵顿穿过了“四周侍立着许多侍从和高贵仆从的宫廷”。不过,他通过了测试,被任命为年轻的王子亨利的导师。

国王之所以欠债,原因很多,而不光因为他对宠臣的偏爱。物价逐年上涨,地主不愿意多缴税,这些都是造成宫廷入不敷出的原因。王室大家庭——一个妻子和三个孩子——的开销也很高。王后安妮挥霍成性,追求时尚的伦敦带来的逸乐。她丈夫曾建议,前任女王留下了三千套衣服,她在其中选用即可,但她不喜欢一些样式老旧的服装。她在宫廷中出入的时候,愿意打扮成女神或仙女、东方苏丹的女眷或阿拉伯公主。

詹姆士始终对自己债台高筑感到吃惊,他一再承诺要更加节俭;然而,他天生就不是那种节俭的人。他对索尔兹伯里说,“支撑我的唯一希望是流汗出力为我解围的好仆人”。可是他上哪里找钱呢?某些税种早就开征了,“都记不得从什么时候开始的了”,至少从14世纪就开征了。“吨税”是针对每一桶葡萄酒征收的关税,“磅税”是针对那些以英镑论价的进出口商品征收的关税。詹姆士决定修改税率,额外征税,就是所谓“附加税”。

一位名叫约翰·贝特的商人拒绝支付。他没等海关官员有机会征税,就把一车无核小葡萄干从海边拉走了。他被带到了枢密院,他在那里宣称“附加税”不合法。这个案子成了理财法院的判例案件,理财法院裁决国王在这个问题上具有绝对的权力。在外贸的各个领域,他的特权都得到了保证。

尽管如此,议会中还是出现了反对之声,有人说钱都进了无底洞。1607年10月,詹姆士一世在枢密院讲话,讨论迫在眉睫的“这个揪心的缺钱溃疡症”。他承诺接受他们开具的任何药方,接受“你们为治疗疾病提出的这类疗法和解毒剂”。但这个病可不好治。索尔兹伯里采取各种对策去筹款:为很久以前的违法行为开罚单,或者尽可能地为国王勒索封建“贡金”。

然而,下院议员们对这些措施并不感冒。英格兰君主应当“依靠自己过活”,这是一条古老的原则;他应当用自己的资源去维护他的地产,担负政府的费用。人们普遍认为,征税是一种特殊举措,只有到了战时才能启动。詹姆士一世时代的首届议会总共开了五次会议,从1604年3月一直开到1611年2月,在这段漫长的时间里,它逐渐产生了一种团体性特征,这种情况在伊丽莎白时代基本没有出现。议会有了更多的议题,开会时间也比以往更长了。例如,在1607年,下议院成立了一个“英国下议院全体委员会”。这个委员会可以选出自己的主席,这与君主指定下议院议长的做法正相反。它可以自由辩论,想辩论多长时间都行。这在当时被视为一项重大创新,也是是宫廷与议会之间冲突的先兆。

一群同床异梦和倾向不同的议员不一定站在国王这一边。弗朗西斯·培根在写给国王的信中说:“上一届议会中的那些反对派与陛下作对,根本不是出于天性纯正,而是出于党派成见,依我之见,他们现在的力量已经不如以往。”然而,这尚未体现出后来政治斗争的派系性质,也没有体现出现代意义的“政党”的诞生,而是表明国家政务发生了变化。有些争执细节已经记录在案。爱德华·赫伯特爵士在下议院议长讲话的时候,不断地吧嗒嘴。约翰·泰伊抱怨说,下议院议长“打断他讲话”,进而威胁他。

国王碰到了另一位强硬的反对派。法律纷争出现了。在詹姆士登上英格兰王位之前出生的苏格兰人与此后出生的苏格兰人有何区别?国王认为,在他继位之后出生的苏格兰人,受普通法的管辖,因此,他们可以在英格兰担任公职。詹姆士求助于法官们,他原以为他们会支持自己。其中有一位不肯支持他。爱德华·柯克爵士自1605年以来一直担任普通民事诉讼法庭的首席大法官,他是英格兰普通法的积极拥护者。詹姆士对普通法没有真正的认识,他以前学的是苏格兰法学,它与普通法完全不同。例如,柯克认为,无论是君主,还是臣民,都应该遵守在实践中构想的、通过使用得以阐明的一套古代法律;这套法律代表了远古的普通风俗,但它也是一部有理性的法律。然而,这并不符合国王的看法。他已经斩钉截铁地声明:“国王高于法律,他既是法律的制定者,也赋予法律以力量。”由此可推断,国王具有专制权力。例如,詹姆士提出,他可以亲自断案。柯克表示反对:只有法院才有资格办案。柯克在他本人的报告中讲述了两人交恶的经过。

詹姆士:我认为法律建立在理性的基础上。我和其他人以及法官均有理性。

柯克:尽管您有了不起的自然禀赋,然而您精通的是苏格兰法律。决定案件的不是自然理性而是人工理性以及法律审判。

两人继续争论。

詹姆士:这么说我就得屈居法律之下了?说这话等于叛逆!

柯克:布雷克顿说过,国王不应该屈居世人之下,但应该屈居上帝和法律之下。

有位观察者注意到,“陛下火冒三丈,义愤填膺,他从来没有生过这么大的气。他怒气冲冲地看着柯克,口吐恶言,屈起拳头,准备揍他。柯克勋爵见势不妙,赶忙趴在地上……”。柯克很可能想表示臣服,请求饶恕,但是,在随后的年月里,王室与法律之间的争执愈演愈烈。

宫廷方面可从未停止玩花招。如今宠臣罗伯特·卡尔爵士需要与其头衔相匹配的土地。非常幸运的是,尚在缧绁中的沃尔特·雷利爵士被罚没了舍伯恩庄园的产权;他原以为这座庄园已经转给了自己的儿子,但国王的枢密院可不这么认为。它被赏给了这位新宠。雷利夫人带着两个儿子去见国王。她跪在国王脚下。“我必须拿到这块土地。”这是他唯一的答复。“我必须为卡尔拿到它。”这才是他真正的心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