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学：展现中华文化独特魅力的新视角
陈其泰
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是我们民族的血脉，也是今天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强大精神动力。在当前激烈的国际竞争中，我们要立于不败之地，就必须不断提高国家的文化软实力，大力弘扬优秀的传统文化，增强民族自信心，激发民族伟大的创造力。习近平同志说：“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要努力展示中华文化独特魅力。”“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久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要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禁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人民日报》2013年12月31日）因此，在当前，努力展现中华文化独特魅力的工作既有重大的学术价值，又有重大的现实意义。而要实现这一目标，历史学科负有光荣的任务，而且具有独特的优势。因为，第一，史学是文化的重要载体，古代优秀文化传统，历代志士仁人的卓越建树，大量的是靠历代史籍记载下来。第二，传统史学源远流长，高度发达，举世公认，形成了三大特点，历史记载长期连续，史书内容极其丰富，史书体裁形式多种多样。古代史家这种重视传承、又勇于创新的精神，本身就是留给后人一笔宝贵的思想财富！我们要努力做好发掘、总结的工作，从历史学这一新视角系统梳理文化资源，让史籍中记载的珍贵内容都活起来，展现中华文化的独特魅力，并且推动中国学术走向世界！
一 深入发掘古代史学名著所蕴涵的深刻哲理和高度智慧
中国古代史书体裁的丰富多样，体现出中华文化的博大精深。《四库全书总目》将史书体裁区分为十五类：正史、编年、纪事本末、别史、杂史、诏令奏议、传记、史钞、载记、时令、地理、职官、政书、目录、史评。而几乎每一种体裁都经过了长期发展，并产生出优秀之作。正如梁启超所言：“中国各种学问中，惟史学为最发达；史学在世界各国中，惟中国为最发达。”[1]更加令世人叹服的，是中国历史记载的长期连续，成为中华五千多年文明不竭的创造力的明证。拿几个文明古国来说，古代希腊有著名的历史著述，后来没有了。古代埃及几经波斯人、希腊人、罗马人所灭亡，这期间没有自己的历史著述，埃及古代史上有许多无法解决的疑问，连著名的《伊浦味陈词》究竟是说明古王国末期还是中王国末期的情况，至今学者都弄不清楚。古代印度只有宗教经典和传说，而几乎没有历史记载。
外国学者高度赞誉中国历史记载的世代相续、绵延不断。黑格尔将古代印度几乎没有历史记载与中国典籍的丰富相对比，感叹说：“中国人具有最准确的国史……中国凡是有所设施，都预备给历史登载个仔细明白。印度则恰好相反。”[2]弗朗斯瓦·魁奈同样赞誉中国史书编纂的传统：“历史学是中国人一直以其无与匹伦的热情予以研习的一门学问。没有一个国家如此审慎地撰写了编年史，也没有什么国家这样悉心地保护自己的历史典籍。”[3]著名的科技史家李约瑟在其《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总论中称中国是“最伟大的有历史编纂传统的国家之一”,“尽管朝代的称号不断变化，但每一朝代都有史官专门记载不久前发生和当代发生的事件，最后编成完整的朝代史。这些史书表现的客观性和不偏不倚的态度，最近还曾有德效骞与修中诚加以赞扬和描述”。[4]
从黑格尔到李约瑟诸多外国学者给予盛赞，每一个中国人都会为此感到自豪。他们赞扬中国人对历史记载的饱满热情和高度重视，赞誉中国历史记载的长期连续和高度准确，赞扬历史文献在中国受到悉心保护和史官所持的审慎、客观的态度；而且外国学者是从中国与其他国家相比较而得出的认识，由此而道出中国文化具有的特质。我们作为中国学者，难道不应该以开拓创新的精神，对这样具有重要价值的中国历史编纂学发展史，作深入的发掘和总结吗？
不仅如此。这项研究工作更加深层的意义还在于：我们站在当今时代高度，除了总结中国古代历史记载的长期连续、制度的严密和文献价值的宝贵以外，还要大力进行创造性的阐释，发掘出古代中国历史编纂学所蕴含的创造的力量、深刻的哲理和高度的智慧，由此进一步展示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魅力。
例如，对于《史记》这部古代史学名著，我们从历史编纂学这一视角，能对其杰出成就进行许多极具价值的新探索，并且得出具有中西学理融通意义的新概括。首先，司马迁创立的体裁实现了中国史学的巨大飞跃，其深远影响长达两千多年。先秦主要史书体裁是编年体，司马迁继承了其年代线索清晰、叙事简洁的优点，克服了其记载范围不够广阔、一事前后隔越数卷的缺点，而创立了“五体”结合的纪传体体裁，容量广阔，诸体配合。在内容上，贯彻了“通古今之变”的指导思想，从五帝时代一直写到“今上”汉武帝。本纪是全书的纲领，记载政治、经济、军事等各项大事，其余各篇表、书、世家、列传都围绕本纪展开，作为对本纪的补充。各个部分互有分工，而又有机结合，使全书成为一个整体。因而被后代史家称为著史之“极则”。今人史学评论文章中每每提出要“宏大叙事”“全景式著史”，或者《史记》的体裁和内容才足以真正与之相辅。
其次，司马迁的体裁创造，又包含着深刻的哲理思考。《史记》“五体结合”的史书形式能够成立的内在根据是什么？其成功的奥秘又在哪里？其根据和奥秘，就是多维度、多视角、多方位地观察和叙述历史。换言之，司马迁苦心擘画，其著史目的是要使读者明了事件发生、演变的年代先后，了解历史变局的因果关系，睹见人物这一历史创造主体的活动和风采，同时又能知晓治理国家和传承文明所依赖的各种典章制度和复杂的社会情状。“多维历史视野”，是一种抽象和概括，以此可以更清晰地揭示出：司马迁在哲理高度和认识本原上，发现、掌握了如何再现客观历史进程的根本要领和途径。这是司马迁杰出创造才能在哲学思维上的体现，是笼罩《史记》全书的哲学光华。惟其成功地运用了多维度历史视野，而非单线式、单角度的观察，他呕心沥血著成的《史记》才为我们展现了华夏民族有史以来全景式的、丰富、生动的画卷，有血有肉，内涵深刻，令读者百读不厌，感悟奋起！正因为“多维历史视野”符合于从广度和深度再现客观历史进程的需要，因此《史记》体裁不仅成为传统史家著史之“极则”，而且在进入20世纪以后，成为梁启超、章太炎设计以“新综合体”撰著中国通史的原型，他们共同地继承了《史记》诸体配合、容量广阔的格局，在此基础上根据时代的需要加以改造和再创造。同样极具启发意义的是，一九五六年旅美学者邓嗣禹先生在其撰写的文章中，还提出可以依照《史记》的体裁纂修一部美国史。[5]这些事例生动地证明了：正因为司马迁“多维历史视野”在哲理上具有宝贵的价值，因而影响极其深远！
再次，《史记》以记载人物活动为中心，是对人在创造历史活动中的作用的充分肯定。全书一百三十卷中，传记占了七十卷之多，记载了文臣武将、谋士能吏、学者说客，以及游侠、刺客、医生、卜者、滑稽倡优、工商业者等各阶层人物。司马迁以生动而饱含感情的笔触，记述他们语言、行事，塑造他们栩栩如生的性格，其中如记载伍子胥、信陵君、廉颇、蔺相如、屈原、聂政、荆轲、苏秦、张仪、李斯、萧何、韩信、张良、樊哙、刘敬、叔孙通、周勃、周亚夫、李广、汲黯等人物活动的篇章，令读者千载之后读之，犹活现于眼前。列传叙事手法尤为出色之处是，既有贯通全书的成熟、严谨的体例，又根据需要灵活运用。例如《李斯列传》即为典型篇章，此篇无论从李斯对历史进程的影响或是从记载史实的复杂程度而言，在七十列传中都占据着重要地位，如何撰写，司马迁尤作了苦心经营。前半篇，集中记载李斯本人入秦前后的行事，而到了后半篇史家记述的格局却明显变化。原因何在？这是因为，此前所记主要是李斯本人的活动，而后面则是李斯与赵高、秦二世三人的所为纠集在一起，史家组织材料的方法就由单线条叙述变为多线条结合的记述。后半篇的内容超出了李斯本人的传记，是写李斯、赵高、秦二世三人在秦帝国晚期阴谋策划、倒行逆施，最终覆灭的下场。既写李斯应负的历史罪责，又刻画了阴谋家赵高、暴君秦二世的面目。李斯后期的所作所为自然是其原先性格、行事在新的条件下的发展，而赵高和秦二世二人是最终葬送秦皇朝的祸首，由于无法单独写此两人，也无法放在《秦始皇本纪》中去写，而其行事与李斯紧密联系，因此采取多线条结合的手法，集中记载于此。司马迁这种剪裁和组织手法不但巧妙，而且使历史画卷内容更加丰富，情节曲折动人，寓含极其深刻的教训。这样，《李斯列传》后半篇便与《秦始皇本纪》相辅相成，构成秦皇朝由统一到走向灭亡的全景图。这就说明，《李斯列传》的记载是以李斯的活动为主线，而为了再现秦始皇朝最后覆亡之历史的需要，史家又有意突破个人传记写法的常轨，采取多线条结合的写法，让此篇与《秦始皇本纪》互相配合，以完整地写出秦皇朝如何由成功的顶点，到经由赵高、秦二世、李斯之手而迅速灭亡的！明代学者茅坤即评论说：“此是太史公极用意文，极得大体处。学者读《李斯传》，不必读《秦纪》矣。”而对于记载经历不太复杂的人物，如《蒙恬列传》《刘敬叔孙通列传》等，司马迁也有巧妙、周密的安排，做到主线清楚，又有恰当的烘托手法，因而生动地写出人物的性格、行事，又表明他对时代的影响。总起来说，《史记》中无论是鸿篇巨制或是所载内容不甚复杂的篇章，司马迁无不匠心独运，力求达到内容和形式的尽善尽美。他从再现历史进程的需要出发，既有通盘考虑的严密体例，而在具体运用上又根据情况作灵活变通，在必要时突破成例，因而被章学诚称誉为体圆而用神。[6]
二 体裁发展的动力源于史家创造精神
中国史家在历史编纂上的创造精神，又体现于不同时期史家对同一体裁的运用，并非一成不变，而是因时制宜，加以发展，重视加进新内容。以下仅举出若干典型事例加以证明。
譬如，《史记》所创立的体裁历代最为重视，称为“正史”，长期效法。实则此后纪传体经历过三次重要的创造。一是东汉初班固撰成《汉书》，改变司马迁的纪传体通史为纪传体断代史，并且去掉“世家”，因而实现了意义重大的创造，这种以朝代的兴废为起讫、详一代之治乱的编纂形式恰恰与中国历代封建王朝周期性更迭的现象相适应，因而为后代正史纂修者沿用不改。二是陈寿著《三国志》，他记载的对象是东汉末全国统一局面遭到破坏之后出现的魏、蜀、吴三国历史。它们合起来代表着一个历史时期，并且鼎峙的三国互有密切的关系，三国虽是分立的政权，但它是全国统一过程中短时期出现的分裂，至西晋建立，全国又重归统一。因此陈寿不将三国各立一史，而是同置于一书之中，既要写出三国的兴灭，又要写三国彼此之间紧密的关系。正如白寿彝先生所说，陈寿“对三国历史有一个总揽全局的看法和处理”。“他以曹魏的几篇帝纪提挈这一时期的历史上的大事，又分立魏、蜀、吴三书以叙三国鼎立的发端、发展及结果。”[7]由此可知，《三国志》的体裁又是一个出色的创造，既如实记载了三国的分立，又体现出在全中国大格局之内经过暂时分裂而最终走向统一这种历史的实质和发展的趋势。至唐初修《晋书》，在全书纪传体总格局之内，设立“载记”三十篇，分国记述前赵、后赵、前燕、前秦、后秦、成汉、后凉、后燕、西秦、北燕、南凉、南燕、北凉、夏十四个政权，它们基本上都是五胡所建，形成短暂割据的纷乱局面。唐代实现了历史上空前规模的统一，《晋书》的编纂贯彻了唐太宗华夷一家的思想，加强国家统一观念，在三十篇“载记”中，只称“僭伪”，不辨华夷，以示四海一家。“载记内容，既具本纪之纲领。复有列传之委曲，且穿插典章经制和重臣行事，完整地叙述了各族首领在中原割据兴亡之史事，完满地解决了汉族中心与胡族割据兴亡始末并载一史的难题，无疑是一大独特的创造。”[8]三是同在唐贞观年间由李延寿撰成的《南史》《北史》。这两部书是在《宋书》 《南齐书》《梁书》《陈书》《魏书》《北齐书》《周书》《隋书》八书的基础上编纂而成。李延寿“依司马迁体”,“编次别代，共为部秩”,“除其冗长，捃其菁华”，打破八书各记一朝，各自为书的界限，而贯通南北各朝，总为二史，因而在纪传体史书体系中别开生面地创立了记载一个历史时期通史的独特体裁。李廷寿“不但继承司马迁创立的纪传体，而且继承了司马迁开创的通史家风。《南·北史》的编纂特点，是不以一朝为断限，而是总括贯穿南北各朝，以整个南北朝历史时期为断限；也不是站在某一王朝的立场上，而是站在全国统一的立场上，将南北各朝作为一个整体来记述”。这是“隋唐以来民族融合，‘海内为家，国靡爱憎，人无彼我’的统一局面在史学上的反映”。[9]以往处于南北朝对峙时期，“南书谓北为 ‘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至此局面完全改观。其后，《史通》《旧唐书·经籍志》等载录史籍，均列《南·北史》为通史。由于将南朝、北朝都作贯通的记载，因而在内容和篇目上减少了许多重复，原来头绪纷繁之史，也变得比较简明易读了。
以下再举出编年体、纪事本末体演进过程中显示出史家非凡创造力的例证。同是编年体，《春秋》记载简略，只有简单的事目，而《左传》则是一部记载翔实、生动的春秋史，它记述了包括事件、制度、氏族、社会生活等广泛的内容，而且有人物的活动，如齐桓公、晋文公、郑子产等。但《左传》的缺点是体例庞杂，对于无年可考或不便于分散于年月之下的史事没有能作出适当的安排。荀悦《汉纪》依据《汉书》的内容作了改编，而创立了编年体断代史的成熟的体制。“《汉纪》对于主要的史事是一律按照年月日顺序来安排的。它对于无年月可考或不便分散于年月之下的史事，作为补充的记事，用连类并举的方法作一些安排。”[10]经过荀悦成功的改编、重写，克服了《汉书》“文繁难省”的缺点，被刘知幾誉为“历代宝之，有逾本传”。北宋司马光在其助于刘攽、刘恕、范祖禹帮助下完成的《资治通鉴》，记载内容上起战国，下迄五代，合一千三百六十二年史事为一书，共计294卷，更是一部编年体通史的空前巨著。《通鉴》改变了以往编年体史书只能断代为史的狭小规模，如学者所赞誉的，“编年之史，备于司马氏”,[11]“此天地间必不可无之书，亦学者必不可不读之书也”。[12]在相当长时间内，有不少史家尝试过改变班固以后断代为史相沿成习的格局，创作贯通古今的通史。南北朝时有《通史》《科录》的撰修，刘知幾曾发愿对旧史“普加厘改”，杜佑《通典》叙述历代典章制度的沿革，都是想朝着这个方向去努力。司马光是在北宋时期经济文化进一步发展所提供的基础上，以十九年艰苦努力，耗尽心血，才完成了这样一部巨著。自从有了《通鉴》这部杰作，才使曾经一度中衰的编年体史书体裁得以重振雄风，令人刮目相待。清人浦起龙曰：“上起三国，下终五代，弃编年而行纪传，史体偏缺者五百余年，至宋司马氏光始有《通鉴》之作，而后史家二体，到今两行，坠绪复续，厥功伟哉！”[13]从内容上说，《通鉴》按年月日记载了千余年错综复杂的历史事件的发生、发展和结束，记述了历史人物，记述了典章制度，记述了各种议论，内容丰富翔实。不仅“在政治、军事、经济、文化方面的记载比较详尽而真实，反映了中国古代历史发展的基本面貌”，而且“还具有很高的史料价值”。[14]因而人们将司马光的成就与司马迁相提并论，称为前后“两司马”。
三 时代剧变推动历史编纂的新创造
进入近代以后，历史编纂的运用和创造翻开了新的一页。由于御侮图强、了解外部世界成为紧迫的时代课题，历史编纂学作为社会意识形态的一部分，就必须反映时代要求，在内容和格局上实现跨越和突破。魏源极其敏锐地感受到时代的迫切需要，他明确地提出：“地典制体气天时变，则史例亦随世而变”,[15]说明他有过人的智慧，自觉地把实现历史编纂的革新作为自己的目标，因而既能成功地继承传统，又勇于超越传统。他对加以改造，充分发挥其容量广阔、灵活设立志目的特点，大量介绍当时国人所急迫需要的外国史地及社会制度知识，同时灌注了呼吁抗击侵略的新内容，纂成《海国图志》这部爱国主义的先驱名著，因而不仅风行海内，而且远传日本。此后，徐继畬、黄遵宪、王韬同样用改造了的典制体，分别纂成《瀛寰志略》《日本国志》《法国志略》，在新的时代条件下一再表现出中华民族的文化创造力，并为十九、二十世纪之交“新史学”思潮的涌起准备了条件。
魏源《海国图志》初稿五十卷本成书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十二月，时距南京条约签订才四个月。后于道光二十七年（1847）增订为六十卷，咸丰二年（1852）再次增订为一百卷。全书包括论（《筹海篇》一至四）、图（各国沿草图）、志（志东南洋海岸各国、志东南洋各岛、志大西洋欧罗巴各国、志北洋俄罗斯国、志外大洋弥利坚等）、表（西洋各国教门表、中国西洋纪年表等）以及附录（《夷情备采》《器艺货币》等）。黄遵宪《日本国志》是他在驻日使馆参赞任上创稿的。光绪八年春（1882）他由日本调任美国旧金山总领事时已写出初稿。[16]至光绪十一年（1885）秋黄遵宪由美告假回国后又继续编纂，历二年最后完成，时为光绪十三年（1887）夏。全书共四十卷，分为十篇“志”（国统、邻交、天文、地理、职官、食货、兵、刑法、学术、礼俗、物产、工艺），并配合以“表”（《中东年表》，东指日本）和“论”（各卷几乎都有序论或后论，且有不少长达数千字）而成。
《海国图志》《日本图志》的撰写目的，都可以用“救亡图强”来作概括，但又明显地反映出近代史进程不同的阶段特点。前者主要服从于反抗英国武装侵略这一紧迫需要。魏源介绍外国史地，特别注意搜求外国人的记载，“以西洋人谭西洋”，力求可靠。他绝不是将材料平摆罗列，书中介绍外国史地明显地贯串着反侵略思想这一主线，点明书各部分都直接间接地服务于对付英国这一当时的主要敌人。
黄遵宪的撰述意图，在《日本国志书成志感》诗中有深刻的反映，他目睹中国处于风雨如磐的险恶局势中，怀着满腔“忧天热血”，把日本明治维新的成效作为自己国家的千秋史鉴，同时着意介绍西方国家的发展取向。所以他提醒人们《日本国志》实际上是一部政论，书中有他开出的医治祖国积弱的药方。黄遵宪在《日本国志·凡例》还强调说：“检昨日之历以用今日则妄，执古方以药今病则谬，故俊杰贵识时；不出户庭而论天下事则浮，坐云雾以观人之国则暗，故兵家贵知彼。日本变法以来，革故鼎新，旧日政令，百不存一。今所撰录，皆详今略古，详近略远。凡牵涉西法，尤其详备，期适用也。”这同样表明：在《日本国志》中，他汇合了考察日本“维新”和后来在美国直典制体接考察“西法”两个认识过程的结晶，目的就是为了治愈中国“今日之病”。《海国图志》和《日本国志》在历史编纂学史上的共同宝贵价值，是创造性地运用以容纳具有时代色彩的内容。在中国史学史上，典制体向为有识史家所重视。司马迁的“八书”、班固的“十志”都是典制体的杰作。以后，又发展为大型的典制体史书，最著名的有《通典》《通志》《文献通考》。典制体在传统史学中占据这样重要的地位，近代史家魏源、黄遵宪又如此重视，其中有深刻的原因。最主要有两条。一是它适合于反映社会史的丰富内容。史书是记述人类活动的。人类史包括多种因素、多个侧面，同时又可储备各种知识。在近代，迫切需要了解外国的历史、地理、制度文化，典制体史书正适合囊括这些内容。二是具有灵活性。这种体裁没有固定的框框，可根据需要调整，可以灵活变通。魏源、黄遵宪运用典制体的成功，也启发了今天的史家。
站在当今时代，回视三千年中国史学浩荡起伏的壮阔历程，我们深感先辈惠饷给我们的遗产至为珍贵而丰厚，深感到我们继承发扬、向前拓展的任务艰巨而光荣！中国传统史学长期连续发展，成就璀璨光华，它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文化的载体，在历史上为推进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发展和文化认同作出了无可比拟的巨大贡献。同时又有力地展示出中华文化的基本特质和独特魅力。对于近现代史学，从文化视角这一崭新的切入点进行考察，也能得出一系列的新创获：从近代史开端时期魏源《海国图志》的编纂、到黄遵宪《日本国志》的著成，乃是晚清时期志士仁人呕心沥血探索救亡图强道路的结晶。至二十世纪前期形成了新史学流派、新历史考证学和马克思主义史学流派，鼎足而三，交相辉映。先辈们精勤治学，自觉继承祖国学术的优良传统，同时勇立中西文化交流的潮头，成就斐然，因而将中国史学的优良传统推向新的阶段。围绕三大流派的形成、传承、成就、风格等项，同样有大量新课题值得我们发掘和研究。
当前，我们正处在社会主义学术文化发展的黄金期，党和国家对历史研究和创造性阐释传统文化高度重视，社会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为学术文化事业提供了有力的特质支持！尤其是，我们有理论指导的优势。唯物史观传入中国，至今已有百年。这中间，虽然有不少曲折、不足和教训，但总的来说，中国学人经过实践、反思和探索，形成了自觉地以唯物史观为指导，基本原理与中国历史实际相结合、创造性地运用的优良传统，这是中国学人独具的学术品格。这种学术品格的形成是同传统文化的精华与唯物史观原理相通有着密切的关系。这么大的国度，史学遗产这么丰厚，史学队伍如此人数众多，而经过长期的锤炼，形成了创造性运用唯物史观的学术品格，这是一件了不起的大事情，也是我们必须珍惜和发挥的巨大优势。有正确的理论指导，我们就能不断提高科研水平。当前，学术界创新意识普遍强烈，学者们力戒因循守旧，力求有新的创造，与时俱进。既发扬本国优良传统，又大力吸收西方新学理，做到善于鉴别，综合运用。我们一定要把握大好机遇，艰苦努力，不断提出具有主体性、独创性价值的新观点，迎接新时代学术更加美好的未来！
（陈其泰，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
[1]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饮冰室合集》专集之七十三，中华书局1989年版，第9页。
[2]黑格尔：《历史哲学》，王造时译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6年版，第204页。
[3]弗朗斯瓦·魁奈：《中华帝国的专制制度》，谈敏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版。
[4]李约瑟：《中国科学技术史》第一卷，中华书局香港分局1975年版，第153—154页。
[5]参见邓嗣禹《司马迁与希罗多德之比较》,《历史语言所研究集刊》第28卷上，1956年。
[6]章学诚：《文史通义》内篇1《书教下》。
[7]白寿彝：《陈寿与袁宏》,《中国史学史论集》，中华书局1999年版，第158页。
[8]张大可、彭久松：《晋书》，仓修良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介》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413页。
[9]高国抗：《南史和北史》，仓修良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介》第一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431—432页。
[10]白寿彝：《中国史学史论集》，第127页。
[11]胡应麟：《史书占毕》卷1，见《少室吗房笔丛》，中华书局1958年版。
[12]王鸣盛：《十七商榷》卷100“《资治通鉴》上续《左传》”条，上海书店出版社2005年版。
[13]刘知幾撰，浦起龙释：《史通通释》卷12《古今正史》按语，中华书局1978年版。
[14]陈光崇：《资治通鉴》，仓修良主编《中国史学名著评介》第二卷，山东教育出版社1990年版，第21页。
[15]魏源：《海国图志》卷5《叙东南洋》，岳麓书社1998年版。
[16]黄遵宪：《人境庐诗草》卷4《奉命为美国三富兰西士果总领事留别日本诸君子》诗有“草完明治维新史”句。三富兰西士果即旧金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