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别离”的阅读视野（“行行重行行”之二）

迦陵学舍

叶嘉莹

我们上节举过一个反面的诗的例证，说像什么“溪西鸡齐啼”，你念起来觉得很奇怪。但“行行重行行”虽然五个字都是第二声，却能够成为诗歌的美文。诗歌这种美文有“声情合一”的要求，就是说你的声音，跟你所要表现的情意是合一的。所以“行行重行行”在声音里边就有一种慢慢地前进的感觉，这是一个人向前行走的感觉。像这种“声情合一”，我们还可以再举一个例证。南唐李后主有一首小词：“别来春半，触目愁肠断。砌下落梅如雪乱，拂了一身还满。雁来音信无凭，路遥归梦难成。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清平乐》）当时李后主已经破国亡家，被宋军俘虏了，他要离开南唐的首都金陵，到北方去。他说，我的离愁别恨，就跟我行走途中的春草一样。江南的春天先来，江北的春天后来，王安石诗云“春风又绿江南岸”，春天的绿意是从江南蔓延到江北的。他从南方向北方走，“离恨恰如春草，更行更远还生”——越往前走，就离故国越远，离恨就伴随着春草的生长，绵绵不断地向前伸展。这就是“声情合一”，声音和感情是合一的。

我上次讲过，德国的接受美学家，Hans Robert Jauss（汉斯·罗伯特·姚斯），说我们接受一篇诗歌有三个层次。第一个是直觉的、美感的层次，第二个是反思的、诠释的层次。我们开始读第一遍，“行行重行行”，你觉得它很美，然后你反思，它为什么美呢？因为它声情合一，是一个不断向前的形象。中国人读中国诗，有一种自身直觉的体验，可是我们也要把它说明。我愿意回国来讲诗，因为我们有一个共同的文化传统，对于中国的诗，有共同的感受和反应。说到“与君生别离”，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楚辞》的《九歌》，说“悲莫悲兮”是“生别离”。“生别”是跟“死别”对举的，“生别离”之所以值得悲哀，我上次也讲过，像《红楼梦》里宝钗把黛玉病死的消息告诉宝玉，令他一痛而绝，虽然很悲哀，却再也没有内心挂念的东西了。可是如果是“生别离”，他总会想，我林妹妹现在是怎么样了？我是不是对不起她？我应该怎么样跟她解释？

而且不但《红楼梦》如此，杜甫也是如此。我们上次讲过，杜甫跟李白的感情是非常好的，聚会的时候说“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跟李白分别了以后，说“寂寞书斋里，终朝独尔思”——每天从早到晚，我所怀念的都是你。中国人常常说“文人相轻”，那是第二流的小文人，自己有不足的地方才会嫉妒别人，而真正内心有光彩的人，往往更会发现、欣赏别人的光彩。杜甫对李白真的是倾倒。两个人共同经历了安史之乱，杜甫流离辗转各地，李白呢？李白辞别了朝廷以后就在江南。开元年间，李白因文采得到唐玄宗的欣赏，被请到长安城中。而且历史上记载着，玄宗皇帝请来李白，给他“七宝床赐食”，这个“床”不一定是我们睡的床铺，古人说“交床”，是指有椅背的椅子，那是很讲究的。不但如此，皇帝还给他“御手调羹”，亲手盛汤给李太白喝。李太白以为自己有天才，可以辅佐朝廷、平定天下，可是皇帝要他做什么？有一年春天，园中的牡丹花开了，玄宗皇帝跟杨贵妃在沉香亭畔欣赏牡丹，说这个时候我们应该饮酒，我们要听唱歌，但让伶人唱歌，又觉得他们唱的流行歌曲都太俗了。所以把李太白找来作歌。李白就作了《清平调》三首：“云想衣裳花想容，春风拂槛露华浓。若非群玉山头见，会向瑶台月下逢。”

这个诗歌，大家都称赞很美，但我想李太白如果是地下有知，内心一定非常感慨，因为这是他被逼迫而作的。玄宗叫他作这些流行的歌曲，给那些歌女去唱，在李太白看来，这是什么呢？这是“倡优蓄之”，把他当作一个歌舞艺人来对待。在中国古代，歌唱的人是供人娱乐的，不像现在大家都是追星族；李太白认为，我是治国平天下的人才，你让我写流行歌曲，是看低了我。而且对于朝中的权贵，李太白说，我“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我怎么能够把眉毛低下来、腰弯下来，侍奉你们这些在朝廷上争权夺利的小人？尽管金马玉堂的翰林苑这么高贵，李太白毅然辞职，不做官了。玄宗皇帝也很妙，批准了他的辞职，把他“赐金放还”，赏了很多金钱，放李白还乡。就是在这个时候——李白有过金马玉堂的经历，却又辞官不做了的时候，碰到了杜甫。此时杜甫考了一次科考，还没有考中，而李白是连翰林都不做了。所以杜甫就写了赠李白的诗，有这样的两句，他说李白是“乞归优诏许，遇我夙心亲”（《寄李十二白二十韵》）。我们上次说了，诗之所以好，是你不完全把感情说出来，写情要隐；可是有的时候，你要把感情都说出来，而且说得恰到好处，那才真是好。杜甫这首诗写得真是好。“乞归优诏许”，短短的五个字，写尽了李白与唐玄宗之间那种曲折的、难以言说的君臣关系。玄宗皇帝给李白“七宝床赐食” “御手调羹”，是有“遇”还是不“遇”？如果真的是“遇”了，李白为什么不甘心情愿在玄宗朝廷里侍奉他、为他服务做官呢？为什么又辞职了呢？玄宗皇帝看重李白，不是因为他有治国平天下的才能，而是因为他有写歌词的才能。

我要跑一点野马。当年我在北平一个天主教大学——辅仁大学读书，我的老师叫顾随。你要知道台湾出版过我的一本书——《叶嘉莹学诗笔记》，有两册，那是我当年在大学，跟我的老师上诗选课时作的笔记。那个时候还不像现在有录音，我觉得我的老师讲得太好了，我就心追手写的，写得很潦草，但还是记了下来。当我从北平到上海，到南京，然后又坐船到台湾，后来到美国，再到加拿大，我辗转流离，很多的书都丢掉，完全丢掉了。因为寄来寄去地很多次，而且战乱之中，你的地址改来改去，可能东西还没寄到，你已经不在了。所以我很多东西都丢了，但是八本上课的笔记，却一直珍藏下来。我觉得书丢了，只要它是印刷品，就还可以买到。但是我亲手记下来的笔记，那是买不到的。而且我确确实实知道，当时在我们班上，其他人没有记笔记，为什么呢？因为他们觉得我老师一直都在跑野马，所以都不记，只有我把它记下来了，共八本。我就把这些笔记全部交给了他女儿，由他女儿整理出版了。

很多老师讲课的时候，传授的是知识，knowledge，一上课就是一大堆笔记，引证一大堆古书，那学生想了，这个是知识，要赶快记。可是我的老师讲的，都是他的心灵、他的感受，他真正对于诗歌的体会，是你在所有的课本上都找不到的东西。可是一般同学以为他在聊天，他们就不记，只有我把它记下来了。我要说什么？我的老师是一个真正的诗人，他不只是一个教师，教给学生很多的知识，他自己写诗，他自己填词，我现在要说的，是他写的两句小词：“谁信今朝花下见，不如夙昔梦中来，空花今后为谁开？”你如果有一个梦——梦想都很美，庄子做了一个梦，梦中栩栩然蝴蝶也，那么漂亮、还会飞，梦是很美的。你常常梦中说，我如果跟我所爱的人真的有一天相见、在一起了，那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情。好，有了，上天给你一个机会，你果然跟你所爱的人相见了，不但相见，而且是真的在花下相见。可是他说“谁信今朝花下见”，你怎么能够相信？今天你的梦实现了，真的在花下相见的时候你才发现，“不如夙昔梦中来”，跟我原来的梦中相见，完全不一样。“谁信今朝花下见，不如夙昔梦中来”，所以“空花今后为谁开”。原来有一个梦，我总想着跟这个人相见就好了，可是我真的跟他相见了，我觉得我的梦反而破灭了，我今后连那个梦都做不成了。

我说的是谁？我还不是说我的老师，我是说李白。李白成天就是梦想：如果有皇帝用我，以我李太白的天才，一定可以把整个国家朝廷、社会民风都改变。可是皇帝不用他，只让他写歌词，所以他说我辞职不干了。“谁信今朝花下见，不如夙昔梦中来，空花今后为谁开？”有些人一次失败了，就永远放弃了，再也不尝试了。可是李白他是个天才，他自己不甘心平白放弃；上天如果生就一个天才，上天也不会让他平白放弃。所以当安史之乱起来以后，唐玄宗从长安城逃走了、放弃了，把他皇帝的位子传给他的儿子，就是唐肃宗。可是当时天下大乱了，唐玄宗有很多儿子，彼此争来争去的，凭什么就他肃宗做皇帝？所以玄宗还有一个儿子，是永王，永王名字叫李璘，李璘就从江南带兵，说我要向北去剿平这个安史之乱。而李太白这时在庐山隐居作诗人，因为他是天下知名的才子，还做过翰林，永王李璘的水军经过庐山的时候，就把李白请下山来，加入他的水军，来平定北方的叛乱。于是李白想，现在可有人用我了，真的是天才的狂想，天才的热情。可是肃宗不干了，肃宗把永王璘当作一个叛逆给消灭了，那李太白参加了永王璘的军队，所以李太白就作为“附逆”，被贬到夜郎去了。那个时候的杜甫就在战乱之中，各地逃难、辗转流离，这个我们就不再详细讲了。就是当李白被贬到夜郎的时候，杜甫听到这个消息，写了两首《梦李白》。他们两人在一起的时候，“醉眠秋共被，携手日同行”，离开了以后“寂寞书斋里，终朝独尔思”，现在李白遭遇到这样的不幸，杜甫再梦到李白的时候，说什么？杜甫的感情，那么深厚，那么博大，所以他的诗写得痛快淋漓。他说：“死别已吞声，生别常恻恻。”

我就要讲他的“生别常恻恻”。在安史之乱中，杜甫有很多好朋友死去了，永远不再见面。除了李白之外，他还有一个很好的朋友郑虔。他给郑虔作诗，说“便与先生应永诀，九重泉路尽交期”（《送郑十八虔贬台州司户，伤其临老陷贼之故，阙为面别，情见于诗》），现在我跟你就是死别了，再也不会见面了；虽然我们今生今世不再见面，但如果死而有知，那九重黄泉的路上，我跟你要真正完成我们的交情，我们共同的期待，我们共同的理想。“便与先生应永诀”，我要“九重泉路”都“尽交期”，这是杜甫，杜甫给不能见面的死别的朋友的诗。对活着的朋友呢？杜甫说，在战乱中，我经历了和多少朋友的“死别”,“死别已吞声”,“吞声”就是吞声地哭泣，呜咽地哭泣。可是更让我难忘的，是“生别常恻恻”，我跟我当年那样知己的、诗人相赏的好朋友生别了，所以是“常恻恻”，永永远远地，长长久久地，总是我内心的悲恻。我说的这是“生别离”。

我还可以再说，我要给跑野马找一个理论的根据。我说过德国的文艺理论家Hans Robert Jauss，讲过horizons of reading的三个水平，这个Robert Jauss有一个老师Gadamer（伽达默尔）讲过，他说有一个阅读的视野，还有一个fusing of horizons，合成的阅读的视野。什么叫“阅读的视野”？你过去的知识，你的修养，你过去的生活经历，你的性格，你的思想，这一切，形成了你一个阅读的水平，你以你的阅读水平去阅读古今中外的这些书籍。这个阅读的水平里边，第一个是你最初的接受，直觉的美感。第二个是你反思的、诠释的接受。第三个呢，他说是historical horizon，是历史性的阅读的视野，是说你把这个作品，要放到一个大的历史的背景之中。当然我现在讲的，和那个Gadamer及Jauss说的不一定是完全一致的。我只说他们所提到的这个阅读视野的idea，这个观念，使我想到，我们读一首诗，应该有一个历史的接受水平。也就是说，这个诗，它出现的时候，它的历史背景是什么？它所接受的那个文化的传统是什么？所以“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你想到的，它里边有《楚辞》，是“悲莫悲兮生别离”。《楚辞》在十九首以前，所以《楚辞》对它的“生别离”有影响。我现在所引的是唐朝的诗歌，《古诗十九首》是东汉的诗歌，它的作者没有读过杜甫的“生别常恻恻”。这是什么？这是我们历史的接受。作品出现的时候，有一个historical background，我们接受这个作品的时候，我们也有一个历史的背景，有在文化传统中形成的接受水平。所以“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能够使我们想到的，是我们的阅读视野。我说它还有一个解释，是“硬生生”的意思。这种用法出现得更晚，是金元以后，在通俗的语言之中，在金元的戏曲、明清的小说之中，说“硬生生”地怎么怎么样了。“硬生生”地别离了，是个俗话，不是古典，不是《楚辞》，不是唐宋诗歌，是宋元以后的通俗文学，是现在我们阅读以后的接受背景。所以这个有很多不同的接受层次。“行行重行行，与君生别离”,“生别离”如何？“相去万余里，各在天一涯。”

（叶嘉萱，加拿大皇家学会院士，南开大学中国古典文化研究所所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