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导论
那些辛勤劳作的人不知道那些规划人的梦想。
——弗里茨·朗：《大都会》
集体和公共文化活动发生的场所，在审美、社会、经济和象征方面对城镇和城市的形态和功能有着重要而持久的作用。在它们最具综合性的地方，艺术在不同的社会生活和城市设计模式中起到了一种核心的作用，涵盖了世界上各种各样的古典、文艺复兴、工业和后工业时代。在与富裕、科技和社会变化相一致的地方，城市的文化经济也支持艺术和工艺生产、创新和繁荣的文化产业，反过来又能创造强大的比较优势，并有助于建立和加强认同感。
土地利用和文化是根本性的自然和人文现象，但是，文化和规划的综合观念和实践又在脑海里浮现出一种张力。这种张力不仅存在于传统、抵制和变化之间，以及遗产与当代文化表达之间，也存在于理想的文化权利、公平与生活福利设施之间。在赞成公共文化和“文明化”的地方，在国家、民族或城市自豪感要求被重视的地方，公共纪念碑、广场、文化建筑和事件就得到了使用和促进，无论是出于举办仪式、宣传的动机，还是场所营造的目标。这些表现，往往经过很长一段时间后，也成了一个地方、一个小镇、一个城市，甚至一个社会或国家的象征。因此，怎样以及为什么规划文化反映了艺术、文化在社会中的地位和在城市规划传统以及城市社会发展中的人类居住区的设计和规划方法：
场所和文化始终交织在一起，因为任何一个给定的场所……都是一个密集人类关系的所在地（在某种程度上文化就从中生长出来），而且文化是一种现象，往往具有强烈的地方特色，从而有助于把一个地方与另一个地方区分开来。
（Scott 2000：30）
尽管“文化城市”（cities of culture）在过去曾与帝国、城邦、贸易和工业城镇中心联系在一起，但是，城市复兴把文化作为一种消费、生产和形象的战略已显而易见。如今，在发达、欠发达、新兴和重建国家的城镇和城市区域中，在历史城镇和新兴城镇中，在所谓后工业时代（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新工业时代）中，那些致力于维持它们的未来的城市战略也显现出来。文化的这种象征性和政治性经济从来没有如此紧密地联系在一起。也许，这并不奇怪，在全球联系不断增强的语境下，晚期资本主义把象征性商品看作有利可图的市场，而艺术和文化——对本地、国内市场以及国际和旅游业来说就是大买卖。从这个意义上说，文化规划采用工业和经济资源的规划和分配，而公共文化的物质层面——设备、设施、公共领域：一种文化基础设施——则直接有助于城市设计以及土地利用、交通和运输之间的关系，即城市的规划过程。尽管从历史的和当代的角度看，文化旗舰以及选拔的和自封的文化城市和产业都得到了极大的关注，但是，创造、规划和主要为当地社区、艺术家本身提供的文化设施支持（如教育、培训、小规模生产、工作室），都具有更为广泛的应用范围和传统。在20世纪，这表现得最为明显，文化“权力”平等的观念和日益加快的城市化进程、世界主义把艺术和文化看作社会福利供给。这不仅明显地出现在最标准的社会主义社会模式（人民宫）中，而且在过去，大众娱乐和大众（与非大众）文化也发生在聚会场所、节庆场地、集市、休闲庭院以及艺术和娱乐性建筑里。文化规划同样包括的就是这些地方艺术中心、文化大厦、文化宫，无论是共享的村庄大厅、社区中心、工人和协会俱乐部，还是从博物馆、剧院、文化设施、市民歌舞厅到电影院、当地节庆的市政和商业文化设施。
因此，对于这本书力求提出的对文化规划的批评，需要同时考虑到不同地方和不同时代的高雅艺术和地方文化以及大众文化。同时，国际视野提供了一种比较的基础，社会中的文化和城市住宅区的设计在不同的国家里和不同的制度下会有不同的影响，并受到了不同的对待。因此，无论是复制、塑造和融合行为在当前的和先前的国际化国家和帝国的例子里的明显程度，还是社会和规划政策对此产生了多大的影响，都是本书需要反复考虑的问题。
当然，可以认为，在一个文化消费和文化生产日益世界化、逆向的但并非无关的个人主义和新千禧年（new millennialism）兴起的时代，出一本关于艺术规划的书是不合时宜的。由技术驱动的、以家庭为基础的娱乐休闲活动的扩张，趋向于24小时的城市和夜间经济，相关工作、家庭和游戏的社会原子化，以及传统的集体文化参与形式的碎片化，因而都可能需要对艺术规划做一些多余的、至少是历史的而不是当代层面的研究。尽管，或许是因为媒体和文化产品、图像与社会表达的世界化，在20世纪末，已经似是而非地在新建和改善的文化活动发展中看到了一种复兴——从艺术与媒体中心、剧院、博物馆、美术馆、教育性娱乐（edutainment）中心到公共集会、入门舞会和节日、公园里的帕瓦罗蒂（Pavarotti in the Park），再到公共艺术作品、城市设计和公共领域的方案——以及提升文化产业区和工作区来吸引和支持世界范围内的新媒体和文化经济。这可以在那些致力于改变自身形象和魅力从而第一次获得“文化之都”称号的城市中看到，如“毕尔巴鄂古根海姆博物馆”。那些已建成的工业城市也正在通过升级的和新建的文化设施重塑形象，如从格拉斯哥、巴塞罗那、法兰克福，到巴尔的摩、蒙特利尔、新泽西等，以及柏林、维也纳、北京和新加坡在20世纪末都大规模地发展了文化博物馆区。佐京认为：“无论是对还是错，文化战略都已经成为城市生存的关键……这些文化策略如何界定它们，社会批评家、观察家和参与者们如何看待它们，都需要进行明确的讨论。”（1995：271）这不仅仅是西方的现象，尽管其基础可能源于古雅典、罗马和拜占庭帝国至文艺复兴时期的城市——因为它已经在像克罗地亚到非洲南部的发展中的和新兴的民族国家中被复制和采用。作为这方面的一个迹象，世界银行的使命就是向发展中国家和后冲突/重建地区提供贷款，它最近启动了一个文化与可持续发展计划，不仅着眼于保护工作和遗产（如遗址和文物），而且也关注“文化与城市”（1998）。因此，发展的文化维度——土地利用和经济规划的形式和功能——被看作经济和社会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而不是一个边缘化的社会层面，或者充其量是政治经济和公共领域的附属品（McGuigan 1996）。
事实上，正如这本书将要提出的那样，国家、区域和城市政府对文化重大项目的发展和资助，既模仿了和仿效了欧洲15世纪和17世纪之间已见证了的城市复兴，也模仿了和仿效了随后的公共建设工程以及格鲁吉亚人、后来英国的维多利亚人和其他地方的人所倡导的理性重建政策。国家参与和促进文化设施的基本原理，既显示出一种历史的连续性，也体现了对经济和社会变革的当代回应。这并没有反映在打破传统的规划假设和必要性上，在过去的二元性工业城市中，就业、休闲和居住的功能是分离的，这些社会领域之间存在一道明显的空间鸿沟。这不仅体现在打破传统的规划设想和要求上，而且也体现在过去分离的就业功能上，体现在二元性工业城市休闲和住房上，这些社会领域之间有明确的空间划分（Weber 1964，Doxiadis 1968）。正如查理斯·詹克斯在对现代城市规划的失败所做的评论：“总体规划的编制与城市部分被整齐地分成工作、生活、娱乐、流通的功能类别。”但是也如他接着所说的那样：“不可避免的是，这些机械的模型不会起作用；它们的功能区分过于粗糙，它们的几何形态过于简略，从而无助于城市肌理的细密增长和衰退。一座有生命的城市的脉搏不能用机械的模式来获取。”（1996：26）但是，物理上的邻近性并会不克服社会和文化的排斥性，而与此同时，模糊性的过渡带区域模糊了边界，并提供更多的多孔界限，让人们倾向于和重建与社会经济变化相一致的重建城市区域，因为城中村的后工业概念以及“相互联系的区域的复杂模式已经形成”（Seregeldin 1999：52）。因此，文化规划，还有市容规划的一个方面发挥了作用，尽管这是一个例外。这个方面越来越多地被后工业时代的会议经济和物理性再生以及“场所营造”的具体目标（Ashworth and Voogd 1990，Ward 1998）所采用，并且成了设计城市以及规划更加综合的城镇和城市的一种方法。
涉及城市、城市化和全球视野的规划师、“城市战略家”（Landry 2000）和作家们，当然对决定论和碎片论的氛围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这并不完全是以约翰·拉斯金和后期工艺美术运动及其规划继承者、城市花园和乌托邦运动的姿态，而且用一种城市化失败和后福特主义经济变化的有害影响的情感。在这方面，我们在埃尔·高乐的《边缘城市》（also Evans 1998d）、德扬·苏迪克的《100英里城市》（1993）、《技术社会》以及卡斯特《信息时代》（1989，1996）所分析的核心、所划分的外围中，还有在彼得·霍尔（1988）这样的总体规划师和其他人引发的去城市化和郊区扩张行为中都可以看到。同时，美国的城市社会学家和分析人士，如安东尼·金、萨斯基雅·萨森和莎朗·佐京等，都根据土地利用、景观与开发以及文化经济本身（Scott 2000），把象征经济——“符号、图像和象征贸易”（King 1990）——与后工业城市联系起来。
晚期资本主义阶段、后工业时代与早期殖民地、以商品贸易为基础的经济全球化时期的区别就是社会的世界化程度，而不是文化消费的同质化程度，以及文化设施被持续复制的程度。有些人认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激烈的经济全球化前期带来了国家联盟和权力结构，以及一种随之出现的“故意怀旧”的民族主义，都要求同质化和整体性的所谓共同文化，以消除民族文化和地域身份。（Robertson 1990，also Adorno and Horkheimer 1943，Adorno 1991）20世纪30年代到50年代见证了好莱坞电影和观众观看电影的鼎盛时期，尽管由于多元化的发展（如果不是电影生产和选择的话）而加速了，但是，今天的影院上座率有所回升。同时，阿多诺、霍克海默（1943）在纳粹德国反对的文化产业，在文化和民主方面表现出了重要的收获——人民调节、运用和创造他们自己的文化形式以及获取相关技术的能力（如视听、台式印刷、摄影、数字艺术和多媒体）就是这方面的一个衡量指标。文化的杂糅和融合的过程则是另一个方面。正如斯图亚特·霍尔（1990）和其他人（Cooke 1990，King 1991）坚持所认为的那样，它越来越成了文化规划中的规范和假设，人们必须考虑到这一新的现实。借用霍米·布哈的话（1994）来说，文化有许多的定位：“一种有许多成员的对话……我们不得不说不同城市的不同文化（the cultures of cities），而不是整个城市的一种统一的文化或者一种多样性的异国情调的亚文化。”（Zukin 1995：290）因此，正如威利斯非常乐观地认为的那样：“我们需要把自己看作只是文明化的历史时钟的开始。所想、所说、所写、所创作、所创造的最好的东西，一定还没有到来，并且它必定来自我们的生活文化，而不是来自一种向后看的、自我宣传的‘艺术’。”（1991：8-9）
本书的重点和范围
本书的重点是考察文化政策及其制定与城镇规划之间的作用和关系，利用关键性的范例和方法介绍从古典、前工业时期到工业和后工业时代不同国家和城市的规划体制和案例研究。一方面，根据艺术和文化设施的舒适性层面或者文化作为“社会福利”的一个方面以及这种制定的空间方法来考虑文化规划；另一方面，在城市规划、城市复兴和局部和整体关系的更大语境中来定位文化规划。从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欧洲、美洲以及蔓延到亚洲所采用的艺术和城市更新政策与城市经济的策略，就是用一种坚固的核心——边缘和文化活动与便利设施的社会分化，一种经济全球化和世界主义的双重运动的原型表现来提供城市复兴的一个特别版本。城市的文化权利、身份的问题和实践，以及城市作为产生于20世纪末的文化生产与消费的一种转移场所，都试图对城市进行改造和重新定义。
这个相关但又有所不同的城市地理学分支，也在文化群体和景观符号学中提出了一种有关空间、象征变化的方法和知识体系，用段义孚的文化定义来说，就是“本土的做事情的习惯方式、地理学家书写的生活方式”（1976：276）。然而，公平地说，地理学家、城市居民和城市规划师，往往没有考虑到艺术、创造性活动或文化发展这些因素。这方面的一个例子就是在城市规划的立法和实践中都没有一个关于“舒适性”的定义，除了通过消极的、反城市化的情绪。与公园、娱乐场所、保护区和遗产文化区等更为良性的区域，以及住宅区、工业区和其他地方的设施相比，并没有艺术设施方面的规划标准。因此，毫不奇怪，直到最近，规划还没有像其他领域的社会政策和城市发展那样，更深入地理解艺术实践和参与的需要，或者说，完全拒绝与“文化”接触。所以，本书试图针对这些反规划（“非规划”）的倾向，介绍和分析一些文化和规划已经与可能被整合的方式。
艺术与规划的界定
在一本关于艺术规划以及艺术和文化设施于便利设施规划中的地位的书中，对无处不在的“规划”术语本身就需要做进一步的描述。因此，在这些相关但又分离的语境中，一些规划的核心定义在现阶段可能是有用的。像“文化”这个术语一样，一般的“规划”被广泛地使用，并且与人文地理学——现代城市规划学科的根源一系列的功能和学科相关；城市设计——就像在居住区规划中所做的那样，如总体规划，计划经济和现代政治经济学——“马歇尔计划”、五年计划，以及相关的社会政策和公共管理、商业管理（企业与战略规划）和组织管理理论。规划就是科学方法的应用——一些字典把城市规划持续地或者累计地定义为一门科学和艺术——不管有这些东西对政策的制定是多么粗糙，都与“公共政策和选择”理论密切相关（Dunleavy 1991）。规划也被定义为“通过一系列选择来确定适合未来的一个过程”（Davidoff and Reiner 1973：11）。因此，在设施规划的情况中——正如蒂茨在他关于设施定位的开创性著作中所认为的：“公共决定的设施……在塑造城市的物理形态和城市里的生活质量中[具有]一定的作用。”（1968：35）下面这些定义，尽管是分离的，但是，也可以相互结合来使用，并且在实践中可以是重叠的：“在所有的可能性中，获得该概念的更严密的定义的困难就在于其形态的特征。然而，在最后的分析中，所有的人都会同意，它的目的就是组织城市，从而令居民感受更多的幸福。”（Cohen and Fortier 1988：12）因此，所有的规划定义都推断出一些未来的考虑和特定的目标或者最终状态的实现，无论是物理的、环境的、社会的方面，还是经济的方面：可以说这些都是文化的所有表现和影响。如今，“策略”和“战略计划”这些术语也得到了广泛应用，也许，可以说它们反映了20世纪60年代以来从美国输出的商业和科学管理方法，以及借鉴了技术和军事上的术语——例如，文化战略（Zukin 1995）和城市战略家（原来的“规划师”）（Landry 2000）。基础设施的概念在城市规划（包括文化领域）中进行了具体的调整——最早是由法国铁路公司创造出来的，然后是在军事设施和公用事业供给方面得到应用。在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艺术管理和政府政策与实践中，这些概念受到了青睐并且得到了运用（如艺术委员会 1984、1993a），成了新的管理和合理的公共服务的常规术语（Pick 1988，1991，Evans 2000b，Adorno 1991），并且，在地方、区域和城市艺术的规划和策略中——都肯定一种面向未来的资源分配和决策的规划方法。
1.城市规划——在英国，从1947年起，城乡规划在城乡法案中全面立法；在美国，城市规划和微观层面上的分区制全面立法。它包括宜居性的规划、娱乐、保护以及经济发展。包括便利设施规划——重建、保护和经济发展。主要是一种人口功能，土地利用和发展控制（分区、土地利用类型）以及后来的遗产/区域保护。国家（与超国家，如欧盟）规划政策和指导驱动，但实施和解释却是法定的当地规划部门的一种地方职能，基于区域规划（如市、镇、区）和区域结构或者县域规划（即1943年伦敦规划、1969年大伦敦发展规划、1991年多伦多城市规划中的县）。
2.战略规划——公共部门的宏观经济资源分配、投资和长期规划（如基础设施等）以及私营企业公司规划和战略业务规划。它既包含社会福利规划和国家/地区的土地利用与城市规划和事业发展，即城市规划的高层次“结构规划”（上面第一点），以及美国的全面战略或者总体规划（So and Getzels 1988）。因此，“战略规划是为了确保在恰当的地方出现恰当的发展，并且通过所需的基础设施供给来匹配和支持”（Smith，in Englefield 1987：29）。
3.艺术规划——资源的配置、公共补贴的分配和一系列指定和规定的艺术活动——“艺术形式”（即剧院、画廊、博物馆、音乐厅、舞蹈工作室、艺术与媒体中心、电影展等）的设施，以及对艺术家和文化工作者的支持，包括教育和培训。它发生在国家（旗舰、艺术政策）、区域（区域或省级艺术区）以及当地社区和艺术设施等层面上。因此，区域性或地方性艺术规划所指的是一种艺术资源——创意艺术家/工作者、设施、资金、市场/受众和某一特定地区或社区的参与者的战略计划（上面第二点）。它包括艺术发展和获取（以及文化“权利”）的概念——往往通过各社区和地方的干预来激励需求和参与，在某些情况下，也有助于增强诸如文化民主和发展的观念。
4.文化规划——一方面是指“城市规划的艺术”（Munro 1967），另一方面是指城市社会中更为广泛的艺术和文化表达的融合。它也被描述为“城市、区域和国家综合发展的文化资源的战略运用”（DMU 1995）。当把这些东西组合在一起的时候，就会产生一种城市规划的文化方法，该方法使用了一种艺术规划的基础设施体系。它所采用的机制包括考虑城市设计、公共艺术、交通、安全、文化工作区和产业区，以及创意生产链和设施规模等级结构的连锁概念。考虑到文化发展和文化民主是文化规划方法固有的作用，在规划过程中实施地方治理和社区参与，不仅包括设施选址和城市设计，还包括房地产规划（Planning for Real）、社区规划（Community Planning）和意义不明确的活动（delphic exercises），例如，美国和英国为主要发展区域或场所而运用的城市设计行动或援助小组（UDATs）。
正如我已经指出的，规划是指对资源、当前和未来的规划，因此，文化规划涉及构成一个社会文化资源的活动、设备和便利设施。这种规划的框架已经得到了发展，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从文化规划视角为政策制定提供的不同领域：“一个监测并对城市文化资源的经济、文化、社会、教育、环境、政治以及象征意义发挥作用的过程”。（Comedia 1991b：78）（见图1.1）
图1.1 文化资源规划前景
来源：Comedia （1991b：78）
例如，在澳大利亚最近发展的一个文化规划与地方发展指南中，文化规划被看作“完全是一种有目的的、战略性的文化发展方法……其研究方法就像任何其他形式的规划一样：对现有状况的全面评估；设定清晰的目标和目的；确定明确的问题和优先事项，以及制定和实施切实可行的行动过程”（Guppy 1997：8）。兰德里还根据文化资源和政府管理（Bennett 1998）提出：“文化规划是确定项目、制订计划和管理实施策略的过程……它并不意味着一种文化的规划……而是作为任何形式的公共政策的一种文化方法。”（Landry：173）这种明显的官僚术语，也许夸大了这样一种方法的“简单性”，夸大了社会、文化发展、创造性本身（如艺术家的作用）以及“优先”选择——谁的文化？谁的优先权？——过程中的复杂性和张力。后来，这个指南得到了更现实的表述：
文化规划和政策阐明了在竞争性规划环境中的文化评估和行动的一种持续作用。它们也为法定的规划框架提供了一种正规话语，并为当地社区渴望保护和发展它们地区的文化身份提供了一个非正式的但充满活力的切入点。
（Guppy 1997：54）
为什么艺术而规划
因为城市规划的需要和机制被应用于文化，因此，也至少要求它对现有的和过去的“规划”艺术有一些考虑。首先，它指向一种积极变化的规划（“发展”和“进步”）在实践中体现了公共文化、规定的因而合法的艺术（上文中艺术规划的第三点）的规范做法，因此，它也是社会中的文化场所的规范做法。现代地方—区域—国家层次意义上的环境规划，以及早期的城市—国家和居住区规划，都具有促进和提升文化的性质的作用，不论是良性的还是作为一种意识形态的表现，抑或是作为宗教的基础、庆典和宣传，都是如此。同样，规划包括控制和审查方面，因此，文化也会被排斥、禁止、抑制甚至被忽略。（应该记住，城市规划的功能往往也是其被授权和许可的根源，如公共娱乐、跳舞、酒等）分配方法也审视艺术设备和设施的空间公平，因此，这种在规划和城市设计实践中发现自身的艺术，不管如何界定，在很大程度上都来自与“文化”有关的国家立场（Titmus 1974，Pick 1988）。今天的文化政策与城市文化所表现的东西究竟是什么呢？
不同的社会形态贯穿整个欧洲的历史，设想可以用不同的方式为艺术家找到一个地方，对他的工作提出要求，并为他提供资源和生计。希腊的城市国家、中世纪的教堂、文艺复兴时期的教皇和君主，18世纪的王子，19世纪的导演、经销商和出版商……今天，所有这些功能……都是由委员会来实现的，得到了国家和市财政的资助。
（Pick 1980：27）
因此，正如意识形态/信仰需要政策、方案和行动一样，建成环境的规划，对不同社会形态中包容文化实践和表达，以及谁的艺术会得到表现、会被“被容纳”和为谁提供的问题，就由此出现了。当然，文化本身的概念和定义是令人担忧的、不固定的。正如伊格尔顿提醒我们的那样：“据说文化是英语语言中较复杂的两三个词之一。”（2000：1）不同文化观念之间、不同思想文化之间、艺术与非艺术之间（流行文化、低俗文化等）之间的辩证张力可以概述为三种变化形式：（1）其反资本主义批判；（2）一个整体生活方式的概念（阿诺德、威廉斯、艾略特等人），因而文化就是文明/文明化；（3）它构成艺术（Arts）标准的形式和实践的专业化。（Eagleton 2000：15）
艺术实践的目录和分类（Munro 1967）、艺术设施和媒体类型、符合国家资助的艺术、教育和培训的规定和评审，所有这些共同形成了霸权和中间权力结构的主流。可是，这些东西并不容易转化为规划的过程，它较少关注艺术的结构层次本身，但是，在公共与私人部门（因而受到赞助商/顾客的影响）、政策与政治领域，公共领域观念与美学、参与和消费以及文化在日常生活的地位之间都具有差异性——正如上文在文化规划第四点中所界定的那样。例如，德国社会学家巴尔特看到了中世纪后期欧洲城市中的公共领域的起源，因为市场是产生新的社会交换形式的组织原则（1969）。早期的世界贸易中心通过市场展示的匿名性社交活动，同样为文化交流和庆典创造了场所。塞内特认为，早期的城市国际化与新兴的资产阶级和公共空间建构是一致的（1986），但是，在那里，公共领域不仅仅通过经济交往而产生，而且通过“更多的政治和社会交流……咖啡馆和沙龙、剧院和歌剧院聚会中自由公民之间的辩论”（Burgers 1995：151）而产生。因此，下面的章节将用一种反复出现的主题，来讨论前工业、城市复兴、工业和当代社会中的文化场所和空间的演变和创造。这个主题体现了商业与文化、作为设施的艺术与文化经济以及不同主导理念之间的关系和张力。它有效地选择和评价了不同的时代和不同的社会认为值得考虑的艺术。
文化公平和“权利”与总体规划
然而，我们刚才描述的文化规划观念和实践，一方面，可能不太适合文化理想，特别是不太适合那些与文化权利和表达自由有关的文化理想；另一方面，不太适合可能无视（假如不是完全抵制的话）指令性规划的创作过程。例如，批评家们指出，独裁政权中的公共规划和文化之间的有害联系，既控制文化生产，又通过设计、审查，限制文化的多样性和多元化的社会观。因此，这种自由主义观点抵制的是国家对文化的良性参与，提倡“保持一定距离的”文化机构结构，并以此作为国家与艺术之间的一个缓冲区。单一文化的宣传在民族主义政权中也很明显。例如，在阿塔图尔克时代的土耳其，它在20世纪30年代试图净化真正的土耳其民间音乐，把歌词和乐曲研究都标准化了，追求一种西化的和官方的安纳托利亚（Anatolia）版本，而真正的民间和宗教音乐都丧失殆尽了（实际上是为了统治者的享受而被保持的，即“宫廷文化”）。例如，殖民影响催生了加纳（Ghanaan）合唱音乐，也在不知不觉中确保了部落艺术转入地下，并且使其“未被融合”而存活了下来。而在种族隔离的南非，部落舞蹈被禁止，艺术家因在公共场合演出而关被押。一个后曼德拉的文化发展计划以及在四十个黑城和乡村创建的社区艺术中心，指望重建本土的文化实践与表达，就像在新独立的津巴布韦那样，20世纪80年代规划了一种以村庄为基础的文化中心。
虽然对艺术和城市规划进行更大的空间考虑和整合的论点已经提出来了，正如本书将要探讨的那样，但是，获得和参与艺术和文化表达的平等概念也预设了一种能够回应和满足当地——社区和艺术——需求的民主制度。文化独立的单方面声明可能是不切实际的（虽然文化和区域独立是一个20世纪末的现象），但是，以有利的文化政策和规划重申文化设施的所有权，这既是可行的，也是可能成功的。事实上，艺术规划标准可以促进这一目标，如比安基尼和斯温格尔认为：“只有通过创造条件，对城市的未来进行真正公开的政治讨论，才能以民主的形式重新想象城市，这应该超越由新一代的市政推动者和市政营销者所制定的各种循规蹈矩、陈词滥调的‘美景’。”（1991：234）鉴于这种权力已向全球扩展以及中心化双重力量所导致的二元论——尤其是在文化生产和“自由”（原文如此）贸易、区域主义重申、新兴折中主义（“全球村”）、世界主义和“世界地方化”中——文化表达，特别是城市文化的规划，对调节和局部驱动可能相互冲突的制度和愿望做出反应来说，是至关重要的。
旷日持久的乌拉圭回合（1986—1993）之后的关税及贸易总协定（GATT）中包含的服务，即服务贸易总协定（GATS）[1]，在自由贸易立法中，首次提出了文化服务和无形“商品”的问题——服务业占世界产量的60%以上和20%的国际贸易（Buckley 1994：13），以及1999年总额超过135000亿美元的跨境服务贸易。然而，正如斯科特所指出的那样，把文化当作单纯的“商品”来对待是有问题的——在评论美国商务部对关贸总协定的立场时，他说：“文化产品的自由贸易暴露出根本无法理解当前问题的全部复杂性。”（2000：212）
在中央和地方政府之间的紧张关系中，由于解除了管制实行内部市场（如通过竞争性考察/招标），以及20世纪末的公共开支的减少，这已经成为一个缩影，公共选择和民主的“辅助性”原则和实践，对公共/优质商品原则的延续性——无论是免费的还是补贴的，非排他性的和对所有人开放的服务——因此，都对各个层面的地方设施和文化供给具有根本的重要性。由此，正如《经济学人》所认为的那样：
一个关键就是揭穿地方税应该支付那些显然具有国家重要性的服务假象……（但是）要满足那些只能合理地允许在地方性质上有很大差异的服务费用……在这些范围内，各地方政府此时都应该不受限制地劝说选民为其赞成的一切买单——不管它是一个新音乐厅还是冥想课程。
（The Economist 1991：18）
一种文化的和国际化的精英统治，被埃伦赖希（1979）描述为高雅艺术消费、民族表演与视觉艺术受众中的“职业经理阶层”，从布尔迪厄所说的文化资本家和小资产阶级，到后工业城市中心的艺术旗舰和文化区的炫耀性消费者和居住者，一直都具有国家合法化文化的持久特征。尽管毕尔巴鄂被誉为新的文化旅游目的地（Evans 1998），但是，美国建筑师弗兰克·盖里设计创作的具有特许经营权的古根海姆博物馆，连同纽约出借和展览的收藏品，在巴斯克艺术家、记者和区域的政治家中都引起了负面的反应。在这种情况下，博物馆变成为了一个竞争性的场所（MacClancy 1997）。文化政策与规划方法的缺乏，正如20世纪80年代以文化主导的许多城市更新版本一样，表明了它们新确立的文化城市地位，在后事件（post-event）阶段将不会持续下去[或者会保持它们的经济发展和“滴入论（trickledown）”目标]。城市复兴的支持者所赞成的都市繁华与岛屿文化——公共的和私人的——在许多情况下，都已经把它们的居民与住在通常更贫穷的毗邻区的那些人（即巴尔的摩海滨，伦敦，洛杉矶，甚至巴塞罗那；见第七和第八章）完全隔离开来了。按照罗宾斯的说法，各种具有高度选择性的城市“碎片”的复兴，确确实实“把后现代闲逛者（flaneur）的生活空间消费与城市废弃区的‘无产者’完全隔离开来了”（1993：323）。
在《肉身与石头》中，理查德·塞内特同样提供了对于城市中心—城镇边缘出现的必然结果的评论。他在参观了纽约城外购物中心的电影院之后说：“如果郊区购物中心的剧院是在舒适的空调屋里欣赏暴力的愉快的一个聚会场所，那么，人们在碎片空间中的这种重大地理转变，就在弱化触觉实在感和抚慰身体方面产生了较大影响。”（1994：17）具有讽刺性的是，1966年，文图里已经观察到了一种类似的社会空间现象。他说，美国人不需要广场，因为他们应该待在家里看电视（和吃比萨……）。因此，文化公平的观念必须符合财政、经济的发展战略以及文化和城市的规划政策，特别是在地方设施和文化设施中的空间鸿沟和社会排斥。正在加强和扩大（如在汽车拥有量方面）以及空间关系质量正在恶化的情况下，更是如此。
毫不奇怪，在纽约、洛杉矶、圣保罗等城市，在巴黎和马德里等首都城市，真正的和被感受到的国家文化生产和艺术场馆的“过度集中”，都已经推动了区域性城市文化的再生，抵制了根深蒂固的中心主义。例如，在伦敦，抵制了对较早时代的效仿，那个时候：
休闲中心经常从大都市引进戏剧和音乐表演者……而且它们的音乐俱乐部被率先在首都机构中建立起来——大都市为省级城市生活的诸多领域提供蓝本。以至于在1761年，据说几个大城市……似乎都普遍地受到了启发，雄心勃勃地想成为它们所属地区的小伦敦。
（Borsay 1989：286-287）
在这种情况下，继承性、持续性的政治和文化霸权，在全国艺术院校、决策者、商业媒体生产和总部运营的定位中，都直接引起了其他城市文化规划的反应，例如，在英国——谢菲尔德、伯明翰、格拉斯哥和曼彻斯特，都以一种不同寻常的高调姿态追求文化产业和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Fisher and Owen 1991，Bianchini et al.1988，Worpole 1988）。在欧洲，针对核心—边缘的漂移，已经建立区域和“二线城市”网络，包括制定文化政策、规划方法和区域组团的发展，它们同时反映了文化和地理的共性。
同样，正如有关城市信息化和科技城的作者们所观察到的那样（Sassen 1991，1996；Castells 1989，1996），全球城市区中强大的跨国企业空间集聚的趋势，如纽约的时代广场、洛杉矶的伯班克、伦敦的索霍区的广播和印刷媒体，与后福特主义、制造业和其他服务业活动分散的自由行为形成了对比。对此提出的建议是，世界的文化（及其不拘一格的人力资本）应为这些全球媒体运营商提供一种竞争优势，否则就会动摇和分化低端劳动力、土地和资本/准入成本的地位。然而，公共文化的资源配置（通常在一个国家文化规划缺席的情况下）也会继续向国家首都倾斜，继续导致大城市和小城镇等方面之间的不对称。在巴西的5000个城市中，3000个以上的城市没有一个公共图书馆，而特大城市圣保罗和里约热内卢的公共图书馆的数量则占了绝大多数。同样，在希腊，在专业性文化设施方面，雅典居于首要地位（Deffner 1993）。在加拿大，蒙特利尔和多伦多这些城市和行政首都渥太华，拥有最大份额的主要文化设施和文化活动。相比之下，法国和西班牙对首都和中央政府的抵制也同样强烈，从巴塞罗那和巴伦西亚到格勒诺布尔、雷恩和蒙彼利埃，区域和省级城市对文化投资的自豪感都已确立（Bianchini and Parkinson 1993）。因此，法国人有充分的理由对被认为与世界化（mondialisation）并行不悖的美国“特洛伊木马”进行抵制，这也体现在限制多功能电影院的发展与保护法语的文化表达和生产的计划措施上。在巴黎郊区的17个屏幕、3000座的巴斯蒂德影院开放之前，文化部部长宣布了为小镇中心电影院规划增加补贴的计划——法国政府通过立法把新影院限制在2000座之内（Evans 1998d）。相比之下，世界第三大电影综合体，计划建设在伯明翰臭名昭著的复式立交桥附近的前电站遗址上，并计划建造允许24小时经营、30个屏幕的复式影剧院（明星城）。而有一位来自伦敦北部的规划官员多愁善感地说：“这个区以前有七个电影院，而现在却只有一个在发挥作用。”（Evans 1998d）这反映了在一个自由的规划体制中，人们对公共领域和地方性设施的衰落都听天由命，并屈从于全球市场（在这种情况下，就是听命和屈从于美国电影生产、发行和放映的纵向一体化和主导地位）。
因此，文化与地方治理和身份的概念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更不用说在身份和族裔受到威胁或压制的时候了。正如在巴尔干半岛的内战中，以及在库尔德人和本地的“第四世界少数群体”（Graburn 1976）等丧失权力的族裔群体中那样，从中美洲到澳大拉西亚（Graburn 1976）莫不如此。1936年，当西班牙南部城镇阿尔穆内卡尔认为其共和自由得到保障的时候，农民和渔民接管了这个村庄，并宣布了他们在新千年的计划：“这里将是文化之家，还有学校、卫生和农业中心。”（Lee 1969：168）但是，很遗憾，这个为自由而呐喊的前佛朗哥昙花一现。这种自由仍然没有得到保证。甚至在今天的欧洲，在奥地利也见证了国家对艺术家的审查和起诉，以及对被认为与极端右翼的政治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的文化表达的攻击。在这里，从现有艺术机构中撤出的资金，只是被那些与政治含义更加一致的东西取代了（见第八章）。相反，例如，在古巴推行的促进文化发展政策，通过音乐、舞蹈和建筑却产生了一种对民族文化和身份的颂扬。正如库克在《回到未来》中所认为的那样：“现代观点被低估了……少数共识、地方性、非西方思维，这是应对差异性、多元文化和现代生活的世界主义的一种能力。”（1990：11）例如，在通过国际机构，如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UNESCO）、国际古迹遗址理事会（ICOMOS）、世界旅游组织（WTO）和世界银行推广遗产方面，这是显而易见的。在极端但绝非唯一的情况下，沙克利甚至警告说：“拥有一个世界遗产地和发展文化旅游可以创造长期稳定的[欺骗性的]形象和建立民族认同的基础，否则也可能成为一种新的民族主义的焦点。”（1998：205）文化遗产应该在何种程度上优先于当代的文化和生活艺术，这是一个复杂的并且最终是政治的问题。就像尽管有国际机构和基金会的干预，哈瓦那老城区、西班牙城镇的殖民区、牙买加仍在忽视中失去了活力一样（Evans 1999c）。在这些社区里，人们较少关注和支持当代艺术、文化表达和设施需要（Willis 1991：8-9，如上文提到的），文化规划可以提供一种城市与资源规划的过程和框架。在这里，这些冲突的世界观和便利设施需要都可以得到调和，从而变得更为均衡。可以说，由于推动单一文化、大众品牌的文化、政治霸权主义、全球资本，以及加强规范和发展控制的传统规划过程的良性性质，文化主导的规划可能为促进文化多样性、保护文化身份以及鼓励地方性和本土方言提供一种基本的对策。
此外，规划我们的小镇和城市，考虑社会便利设施的供给，以及赞成和发展文化权利——在欧洲，在马斯特里赫特条约（CEC 1992，cited in HMSO 1993，Fisher 1993）和欧洲的城市宪章（欧洲委员会，1992）中都得到重申——可以说，需要规划的要素——空间、资源和“文化”——从而满足不断变化的社区和创意过程的需求。因此，城市生活和消费的必要性，同样期待着一种后工业社会文化方面的更为复杂和综合的办法。所以，无论是在发达国家还是在发展中国家，在这方面究竟已经发展到了何种程度是这里所要探讨的。因此，带着这样一种辩证思考，并根据前面表述的规划定义，本书结合公共文化设施和艺术设施来分析城市规划的发展，并对艺术规划的方法和文化规划的概念框架提供一种批判。在这个框架内，城市规划与艺术规划是密切相关的。所以，刘易斯·芒福德1945年的申辩在今天同样是中肯的：
技术和经济研究已使城市规划者将生活中的其他因素排除在外，而其必然会在未来的时代里让位给个人和群体需要的主要研究。次要的问题——产业和家庭生活的空间分离，或者在每英亩（约4046平方米）里不能明智解决的房屋数量，直至更为基本的问题都需要做出回答：我们究竟要促进和培育什么样的人格，什么样的公共生活？我们的生命中的优先秩序究竟是什么？
（Olsen 1982：12）
因此，越来越多的城镇和城市、地区和国家——已建立的和兴起的——都指望文化重申它们的身份（identity/ies）；吸引和留住它们的文化产业（和旅游）份额；参加“竞争性城市”的比赛，为设计和适应城市社会的公共领域和消费做出贡献。对于如何界定这些文化战略，“我们如何理解它们”（Zukin 1995，如上面引述的），本书力图做出明确的讨论。自从芒福德的人道主义辩护以来，《富饶的城市》保持了五十多年的时间：
今天，按照定义，任何形式的城市规划，在其最广泛的意义上，都是一种文化规划的形态。因为它不能不考虑人们的宗教和语言身份，他们的文化制度和生活风格，他们的行为方式和愿望，以及他们对城市面貌做出的贡献。
（Worpole and Greenhalgh 1999：4）
本书内容概要
文化及其在规划和城镇生活中的地位自然遵循一条渐进的、进化的道路，包括在社区、社会内部以及在社区和社会之间传递和传播艺术产品、风格和经验。因此，在接下来的两章中，本书对包括雅典、罗马和拜占庭在内的某些早期古典社会中的公共文化场所和形态，以及如前哥伦比亚时期的墨西哥等大都市的范例进行历史的分析和综合。在城市形成和规划模式中具有文化影响的证据和支撑理论，是在文化、商业、贸易与人口密度、规模问题之间的，因而也是在这些早期体制中的文化自治与公共领域兴起之间的新兴关系语境中来思考的。第三章论述了在文艺复兴时期的欧洲和工业时代的早期城市文化经验中出现的问题。通过场所的形式化和文化设施与工艺品贸易的类型，研究从本质上属于精英主义的、来自宫廷的私人艺术供给向普遍公认的状态的转变，及从商人到中产阶级消费艺术者的转变。对伊丽莎白一世时期的伦敦戏剧和歌剧公共空间、欧洲的宫廷、19世纪文化建筑蔓延的聚焦，不仅证明了场所的象征意义和连续性，同时也证明了日益分层的艺术的观众，因为文化活动、供给的阶级划分和国家干预已经建立起来了。因此，对工业化和从农村到城市的大众文化形式的发展的思考，关系到国家规划和计划控制，19世纪理性重建运动的回应，以及它对新建和重建设施所产生的影响。这些形式包括博物馆、剧院、图书馆、休闲庭院以及它们的后来者，杜松子酒宫殿、音乐厅和电影院前身。电影的兴起、衰落和回潮是它不断变化的建筑类型和定位的一个因素。这集中体现在多功能影剧院中，并且就像它的前身一样，它预示了饱和度。伦敦和柏林这样的城市及其模仿城市，其文化设施的国际化，通过殖民和贸易的消费，举些具体的例子，如歌剧、剧院和图书馆，正如第一届世界博览会（The Great Exhibitions）那样，第一次在全球经济的理念下汇集了文化和商业。
鉴于集体文化活动的发展形式和定位要受到国家政策对重建及民族认同这些方面的影响，第四章将思考城市规划的起源以及新城镇、城市区域发展和去中心化的相关方法。这些问题是在以下语境中来探讨的：便利设施在新兴城乡规划立法中的地位、艺术和娱乐在战后的重建、福利国家中的特殊地位以及人民宫和文化宫的社会主义表现。然后，通过比较法国和英国的国家艺术政策以及艺术中心和文化之家的发展，把文化供给分配政策的概念和案例研究作为地方和城市文化供给中的一种逐渐普遍的现象。在法国、英国、美国和其他地方，艺术中心的发展都记录在案，是艺术发展的一种渠道，是社区和社会行动的一种网络——不论是乡村大厅还是新建场地——但确切地说都是一种地方设施。本书探讨的一个主题是，既没有娱乐设施的定义，也特别不愿意为艺术做规划以及应用规划的标准和规范，因为这些标准和规范被广泛用于其他娱乐设施，如体育、游戏和开放空间供给。因此，第五章结合较为完整的艺术供给政策与局部地区发展规划的实例，概述了制定艺术和文化设施的发展规划标准的模式和技术。文化消费和观众在各种艺术活动中的规模，都证实了它们不成比例的社会经济和空间集中度。同时，第五章提供了限制大多数人外出和广泛参与文化活动的环境和感知障碍方面的证据。根据局部地区和城市艺术计划以及文化战略的案例研究，第五章阐述了规模等级和金字塔机会的关键概念。为此，我认为，尽管艺术规划标准在执行方面存在着缺陷，但是它在一定程度上将有助于确保更广泛的分布，从而获得文化的经验和表达，并消除文化城市所强化的空间核心和边缘以及体制上的不平衡。因此，第六章从社会福利艺术即设施（arts-as-amenity）的休闲体验出发，探讨文化经济日益受到关注的问题，以及艺术作为城市文化资产商品化的问题。这个讨论批评了艺术主题的经济重要性、高雅文化和大众文化的转换，尽管文化旅游和文化产业是城市和国民经济的主要的、日益增长的元素。对文化供给和其他生活质量因素在雇主定位/重新定位所具有的重要性，为它们对城市环境和后工业社会的价值和贡献提供了另一个理由。传统的城市/中心与城外/边缘城市之间漂移的紧张关系考虑到了购物中心和休闲零售的娱乐周边地带对文化消费产生了一种具有根本性的空间影响。而相反的是，文化的生产和更高规模的设施则继续集中在处于核心位置的城市内部和市中心地区。关于城市、国家和区域文化经济的数据，比较了若干艺术和文化部门的就业情况，和在世界/文化城市以及娱乐、旅游和文化工业区内明显出现的聚集现象。文化活动作为一种普遍的经济发展和就业战略，有必要密切关注它的形式，预测它的增长前景。对文化产业的定义性分析既是在概念、经济层面上的，也是在政治层面上来讨论的。包括生产链，因为它适用于艺术和各种创意实践。针对政治上所谓创意和知识产业以及异质性文化产业的粗略合并提出了一些问题，包括其创意内容、就业概况，以及电子商务和“数字艺术”对传统文化实践和传播形式产生的影响。因此，特殊类型的文化生产设施、艺术家工作室和创作室，是根据这种传统性的和象征性的艺术在欧洲和北美城市中的地位、城市复兴对艺术家和公共艺术的综合处理情况来思考的。
城市区域在文化经济、身份认同和对自治的政治诉求方面的重要性是第七章的主题。本章审视通过区域发展计划而提出的欧洲“共同文化”以及遗产概念和推广。这些计划有利于南欧、爱尔兰等较弱经济体的城市、农村地区以及正在经历后工业再生的北部工业区的发展。从欧洲规划体系的概况出发，比较欧洲各国的规划制度以及各自的文化设施方法。除了一个国家的或是欧洲的文化政策、文化框架之外，还有艺术和遗产、以文化为主导的重大重建工程，都体现了一种主要的核心—边缘和文化之都的重要性，其中有从巴塞罗那到伯明翰的艺术和城市再生之间进行合作的典型例子。例如，格拉斯哥和都柏林，还有赫尔辛基和维也纳等新的欧盟成员国的城市，都表明了欧洲艺术和城市复兴已经被采纳和复制的程度。第八章的主要议题是文化和旗舰艺术项目在主要商业区、城市中心和重建场所中所具有的地位。以北美洲和欧洲，包括柏林和维也纳的主要文化区为例，考察了艺术和城市复兴的原则以及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东南亚、拉丁美洲的情况。在许多发展中国家中，西方化的城市生成和建筑结构模式是显而易见的，这反映了通过世界银行进行遗产开发的普遍做法。在发展中国家和转型国家的文化促进活动中，西方发展机构的介入提供了另一个例子。在这里，文化规划可能涉及社区和文化需要，而不能用来复兴遗产旅游战略，就像在后工业城市、更发达的国家中所做的那样。本章还比较了两个欧洲世界城市——在伦敦和巴黎的主要复兴区之间——它们具有鲜明对比性的城市规划和治理制度，以及在不同情况下采用的以文化为主导的方法和相关结果的语境。即使在更多的节庆复兴例子和城市文化中，我认为，这些战略规划的解决方案，事实上都以本地设施、名副其实的建筑与遗址混合用途为代价，强化了分裂的城市，包括更多不同的文化表达、生产和公共领域形态。与早期的大型博览会和公民文化纪念物形成鲜明对比的是，具有典型性的当代大型活动和世界博览会的情况也同样如此。本章对巴黎、伦敦和蒙特利尔的千禧年和《大巴黎计划》项目所引发的规划问题——它们的可持续性发展及其对城市文化地图的影响进行了批判性的考察。
在文化战略方面，艺术作为公共物品的概念以及对规划的抵制破坏了许多更综合的和以社区为基础的规划和资源分配的方法。规划，特别是文化和更多协商形式的规划在多大程度上在这些城市中已经变得显而易见，是最后一章需要考虑的一个持续性主题。贯穿这些章节的是以文化为主导的规划主题，不同环境和地点的文化规划所提供的具体方法和机制。本书认为，这些要求是为了对付单纯的经济和基于地产的“解决方案”在应对城市和文化衰落方面的失败，以及应付经济和文化地理学、城市社会学和制度分析所提供的解释，以确保后工业社会的生存和增长，确保那些渴望有更大的文化发展和多样性以及在文化供给方面有更大空间的人公平的生存和成长。
[1] 该协定（1993）1995年创立了世界贸易组织（WTO），还为所谓知识产权保护（TRIPS——知识产权贸易）确立了一个新的框架。尽管为了避免破坏1993年的关贸总协定（GATT），好莱坞电影对法国的进口问题并没有得到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