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西部帝国的衰亡

匈奴崩溃最直接的影响是，皇帝瓦伦提尼安三世（454年他三十五岁）感觉不再需要埃提乌斯了。埃提乌斯自己似乎也感觉到了这一点，因为在454年他迫使皇帝缔结了一桩姻缘。埃提乌斯的儿子高登提乌斯（Gaudentius）准备迎娶瓦伦提尼安的女儿普拉西迪娅（Placidia）。因为瓦伦提尼安没有儿子，这等于通过使他的儿子成为瓦伦提尼安可能的继任者而加强了埃提乌斯的政治优势。但是瓦伦提尼安对这个提议感到愤恨，而且西部还有其他一些政客对长期处于埃提乌斯的优越地位之下感到很恼怒，尤其是元老派特罗尼乌斯·马克西姆斯（Petronius Maximus），他鼓励皇帝采取行动。文献告诉我们，在454年9月21日或22日，瓦伦提尼安亲自刺杀了埃提乌斯。在第二年3月，埃提乌斯的两个年轻的卫士谋杀了瓦伦提尼安。[41]埃提乌斯、瓦伦提尼安以及最重要的阿提拉，他们的消失，标志着西部罗马历史上一个新时代（也是最终）的开始。

1.一个新的政治秩序：派特罗尼乌斯·马克西姆斯、阿维图斯及之后的情况，455—457年

阿提拉帝国崩溃之后，西罗马帝国不可能再借助匈奴军队对付那些在400年之后定居在西部帝国的移民了，虽然这种政策是5世纪30年代埃提乌斯成功的基础，但当匈奴的野心与日俱增的时候，它在5世纪40年代实际上已经破产了。在453年之后，这一政策完全停止了。不但匈奴的势力日渐萎缩，而且，正如我们所看到的，西部帝国自身也处于长期的资金匮乏之中，已经负担不起他们的援助了。在匈奴人刚刚带来这些灾难（指西部帝国的资金匮乏）之后，再求助于他们很可能也会带来很多政治上的麻烦。结果，西部帝国的政权本质发生了根本性的改变。

权力游戏的传统玩家仍然存在（至少在一开始）。东部帝国继续起着重要的政治作用；西部帝国的军队也是一样起着这样的作用。高卢的军队是非常突出的，尤其5世纪60年代，在埃吉狄乌斯（Aegidius）的指挥下[42]，意大利的军队受里西摩尔（Ricimer）的影响，而达尔马提亚的军队在450—480年之间为马尔塞里努斯（Marcellinus）和他的侄子尤里乌斯·奈波斯（Julius Nepos）提供了稳固的权力基础。[43]这些西部军事集团从个人方面来讲，都顺从于帝国政权。同样，罗马拥有土地的社会上层，他们中的几个领导人物，尤其是意大利和高卢南部的元老，仍然具有政治上的重要性。与4世纪的职业模式相比，5世纪出现了一种前所未有的倾向：高卢的元老在高卢担任最顶端的职位，而意大利的那些元老在意大利担任最顶端的职位。每个集团都有他们自己常态化的关注点。罗马的元老院和拉温纳的帝国朝廷继续作为意大利的上层政治活动的核心。从418年开始，高卢议会得以重建，它为高卢的元老阶层履行着同样的功能。[44]因此，在5世纪，虽然不应当过分强调，但出现了一种更明显的区域联合的倾向。阿尔卑斯南面和北面的主要家族仍然保持着联系[45]，而且也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高卢和意大利元老阶层内部的争执与两大集团之间的争执一样多。的确，在危急时刻，非常直接的利益往往会表面化。西多尼乌斯（Sidonius）对皇帝奈波斯用他的亲属克莱门特（Clermont）向哥特人交换普罗旺斯（Provence）表示不满，这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46]罗马的元老院和高卢的议会仍然是富有的、互相关联的以及有政治权势的地主的集会，也是真正表达地区观点的论坛。[47]

但是，从大约450年开始，一些主要的、罗马领土上的蛮族自治团体也开始在西部的事务中寻求，并发挥着越来越活跃的作用。在第一种情形下，对于高卢南部的哥特人和勃艮第人，以及北非的汪达尔人来说，情况真是这样的。但是，到了5世纪70、80年代，他们中间又加入了法兰克人的一些群体，尤其是在克洛维（Clovis）的父亲奇尔德里克（Childeric）领导下的那些群体。以前，埃提乌斯利用匈奴的力量将这些群体限制在划定的疆界内，并将他们的政治影响降到最低。当匈奴的权力崩溃时，唯一可行的替代方案是将他们所有人（或一部分）纳入西部帝国的政治实体当中。这一趋势在451年已经出现了，当时埃提乌斯召集众多盟友在卡塔劳尼安平原打败了阿提拉。旧的策略发生了逆转。西罗马国家没有用匈奴的力量去控制蛮族移民，而是在451年，联合这些移民来对抗匈奴人。[48]

西部帝国的政治家很清楚新的现实。比如，派特罗尼乌斯·马克西姆斯在瓦伦提尼安三世过世后立即自封为继任者，第一项措施就是争取哥特人的支持。马克西姆斯的亲密伙伴阿维图斯（Avitus）被派到了西哥特国王提奥多里克二世在图卢兹的朝廷。[49]但是，西部政治翻天覆地变化的最好实例可能就是阿维图斯自己。当他还在图卢兹的时候，传来了汪达尔人洗劫罗马时（455年4月）杀死马克西姆斯的消息。阿维图斯接替了他的位置，首先他被哥特人，随后在455年7月9日被聚集在阿尔勒（Arles）的高卢—罗马元老宣布为皇帝。西多尼乌斯·阿波里纳里斯（Sidonius Apollinaris）的作品给我们提供了一份关于这几个月混乱的、政治重组的、极有趣的文献，正如我们已经看到的，罗马地主阶层的一些成员在5世纪10年代已经很快与哥特人结成了联盟。但是，很多人仍然相信这只是一个可信任的策略。大约在阿维图斯登基前后，西多尼乌斯写了一段哥特朝廷的详细生活。其中，他记录到，提奥多里克天生身材完美，日常管理进程有序、理性，食物、饮品和娱乐等方面节制有度。由于在高卢—罗马人观念中，“野蛮人”传统形象是非理性和贪图感官享受的，这封信件表达了一种清晰而理想化的信息。在某些地方其语调仍然呈现出居高临下的态度（尤其说到如果你在与国王下棋时刻意忍让，他就很乐意答应你的请求），但其主题仍然很清楚。提奥多里克是这样一种国王，他用非常接近罗马的方式做事，使他能很好地融入罗马的秩序之中。

阿维图斯的政权在高卢很快取得了成功，在这里它联合了哥特人、高卢—罗马人和勃艮第人，但它没能在意大利确立统治，意大利的军队处于里西摩尔和马约里安（Majorian）的控制之下，他们仍然与阿维图斯处在难以缓和的敌对状态中。东部帝国虽然没有指责阿维图斯是篡权者，但也拒绝承认他的政权。[50]而且实际上，阿维图斯在456年进入意大利的时候，里西摩尔的军队足够强大，并在10月17日普拉森提亚（Placentia）的战斗中将其击败。之后，阿维图斯放弃帝位，而成为普拉森提亚的主教，并很快死去。他的失败方式具有示范效应。大部分西部帝国的后续政权都采用了里西摩尔外加一个各式傀儡的模式；里西摩尔自己从来没有占据皇位。这可能表明，他指挥的意大利军队对于任何西部政权来说过于强大，如果没这支军队作为核心角色，任何政治不可能进行运作。然而，里西摩尔的军队自身还不足以控制意大利以外的地区，瓦伦提尼安三世之后的每一届帝国政权都希望引入其他罗马军队、元老（高卢—罗马人和意大利人），希望从哥特人和勃艮第人等野蛮人中获取帮助和支持。

因此，大体上独立于蛮族移民的政权只流行于5世纪早期，450年之后，它们不复存在了，蛮族移民被囊括到他们的政权之中。政权属性的巨大变化产生了重要的结果。没有任何支持者愿意（即使是那些更传统的权力集团也从未愿意这么做）支持一毛不拔的政权。因此，将移民囊括在政府联合体中的一个结果就是，他们所期望的回报数量与日俱增。

移民群体的领袖所寻求的，以及被给予最明显的回报就是参与到帝国的运作当中。比如，勃艮第的国王采用了罗马的头衔，而西哥特的提奥多里克二世试图安排西班牙的事务。[51]汪达尔人在455年对意大利的干涉，也可以理解为它试图表明倡导一种新的政治秩序。他们对罗马城的洗劫自然引起了最大的关注，但是汪达尔人的领袖盖塞里克还是分别将瓦伦提尼安三世的遗孀欧多西娅（Eudoxia）和他的女儿尤多奇娅（Eudocia）带回北非。随后，盖塞里克将瓦伦提尼安的女儿嫁给了他的儿子兼继承人胡奈里克（Huneric）。根据442年的协议（见第11页上面），这两个人已经订婚，但没有结婚，但派特罗尼乌斯·马克西姆斯在455年夺取王位之后，却将尤多奇娅嫁给了自己的儿子凯撒普拉迪乌斯（the Caesar Palladius）。因此，盖塞里克在意大利的干涉行动至少部分是因为一桩被阻挠的婚姻，这桩婚姻能加强汪达尔人在西部新政治秩序中的地位。后来，盖塞里克也试图支持奥林布里乌斯（Olybrius）登上王位，奥林布里乌斯是盖塞里克的姻亲，他娶了瓦伦提尼安的小女儿普提西狄娅（Placidia）。[52]

参与帝国事务带来了巨大的声望，这种声望在阿拉里克与阿托尔夫之后就一直是移民领袖们所追逐的对象。但是，西部帝国只剩下这个声望，因为它或是被认为当时最有力量的机构。声望当然包括一些抽象的优点，对于移民领袖们来说，幸存帝国的吸引力的坚实基础在于其强大的军队和整体的财富。他们希望避免与其发生具有潜在危险的军事对抗，而其财富，当作为一种额外的恩赐，能够大大加强一个领袖的地位。但是，到了5世纪50年代，在西部帝国表象的背后，真实的权力已经在走下坡路了。不列颠、部分高卢、西班牙（在不同的时间），以及最重要的北非，从帝国中央的控制中已经分离或被分离出去。因此，在454年之后，只能立足于一个已经萎缩的财富基础赏赐来自蛮族移民中间的新同盟者，这种赏赐多以金钱或土地形式，这些正是权力的基础。[53]这种不断的奢侈理所当然地导致了进一步的萎缩。

比如，以阿维图斯的例子来说。在他的统治下，哥特人被送到了西班牙，以控制苏维汇人。但是，与5世纪10年代的情形相反，提奥多里克二世的军队好像自行其是、无拘无束，根据海达提乌斯的叙述，基本上说，他们洗劫了西班牙北部，包括那些忠诚的西班牙—罗马人，他们迫使这些受害者交出所有的财富。[54]这有益于哥特人，却不利于西罗马国家。没有迹象表明，在任何一块丢失的土地上所采取的行动曾经恢复过昔日罗马式的管理和税收制度。勃艮第人也一样：在参加完西班牙的战役（Jord.Get.44.231）之后，他们在萨维得到了新的，而且更好的土地。一条难以理解的编年条目告诉我们，他们与本地元老瓜分了这些土地。西罗马帝国政府又失去了一个富足的农业地区。[55]

因此，在454年之后，西部帝国内确立起一种危险的循环：太多的集团为萎缩的财政基础而争吵。每一次的政权更迭，罗马都不得不为此提供更多的礼物。哥特人在阿维图斯的统治时代已经获得了在西班牙不受约束的权力，然后，在5世纪60年代早期，又因为支持利比乌斯·塞维鲁（Libius Severus）而得到了纳博讷城及其领土（可能尤其是其税收）（见下文）。[56]甚至更糟的是，对现有权力集团内部关系的关注导致了法兰克人这样的更边缘的力量兴起。以前，直接的军事和外交行动就会阻止这种情况。法兰克人和其他暴发户甚至取得了更多的、不受中央控制的领土。在这方面，尤为不祥的是从5世纪60年代开始，高卢北部的阿莫里卡人（the Armoricans），尤其是法兰克人的扩张。[57]因此，新政治秩序中的危险因素非常复杂。仅仅通过“廉价抛售”一些罗马头衔很难将离心力转化为向心力。

2.尝试平衡（457—468年）

阿维图斯在456年10月逊位，接下来是一段空位期。直到457年12月28日，马约里安（Majorian）在拉温纳被宣布为奥古斯都。新皇帝曾在埃提乌斯手下任职，并且在埃提乌斯被谋杀后，被瓦伦提尼安从隐退中召回，以帮助他安抚埃提乌斯的军队。尽管马约里安与里西摩尔密切配合，共同反对阿维图斯。但早在455年，就有人说他是一个潜在的帝位继承者，很明显，马约里安并不是意大利军队大元帅的傀儡（不像他的许多继任者那样）。在阿维图斯逊位与马约里安当选之间的这段时间，充满着不断的微妙的协商，以便为他的当选赢得西部、达尔马提亚的军队指挥官马尔塞里努斯以及君士坦丁堡支持。马约里安最终在东部皇帝列奥一世（Leo Ⅰ）的支持下登上皇位。[58]马约里安四年的统治时间，以决心努力在西部恢复秩序为标志。在西多尼乌斯的信件中保存了相当重要的证据，证据表明他为讨好高卢贵族做了相当多的努力。458年，马约里安在整个高卢南部取得了进展，他综合利用军事力量和慷慨赐予，试图愈合阿维图斯的失败所带来的裂痕。[59]至少，他赢得了西多尼乌斯的支持。西多尼乌斯按新皇帝的喜好编写并呈上了一份颂词，并得到了一个微不足道的官职。马约里安的军事力量也在意大利之外活动。在他的那些指挥官的活动中，我们了解到埃吉狄乌斯与法兰克人和哥特人作战。至少，与哥特人的作战好像是成功的，因为哥特军队后来帮助马约里安的另一个指挥官奈波提安努斯（Nepotianus）在西班牙西北部限制苏维汇人的活动。[60]但是，在461年，马约里安试图从西班牙入侵汪达尔人占据的非洲，但遭到了惨重失败（见下文）。这给了里西摩尔一个迅速篡权的机会。他于461年8月2日正式废黜了马约里安，并在五日之后将其处死。

下一个西部皇帝，利比乌斯·塞维鲁更是里西摩尔的一个傀儡。461年11月19日，他被宣布为皇帝，而且他再一次做出坚定的努力，以图在整个剩下的西部帝国中赢得支持。比如，为换取哥特人的支持，哥特人得到了纳博讷，而且里西摩尔与勃艮第的王室也有很密切的关系，这保证了他们忠诚于新政权。但是，谋杀马约里安以及割让纳博讷，酿成了一场严重的叛乱，叛乱来自埃吉狄乌斯指挥下的高卢—罗马军队中的一些成员。所以，在463年，我们能看到有趣的而又令人困惑的一幕：一个西部皇帝派哥特人去进攻在高卢的一支罗马军队。在奥尔良战役中，埃吉狄乌斯获胜。但埃吉狄乌斯部下的造反只持续到465年秋他被刺杀。他曾一度与汪达尔国王盖塞里克磋商，试图建立另一种西部军事平衡，以挑战里西摩尔的统治。塞维鲁的政权同样没有赢得东部的欢迎；他从来没有得到皇帝列奥的承认。里西摩尔可能最终囚禁了塞维鲁（他死于465年11月14日）。[61]如果是这样，大概是因为塞维鲁已经成了里西摩尔继续同东部协商的一个障碍。塞维鲁死后，东西方关系取得了一系列重大发展，这也许是有特定含义的。

比如，接下来的西部帝国政权明显是里西摩尔与列奥之间仔细协商的产物。467年春，在一个空位期后，一个成功的、名叫安特米乌斯（Anthemius）的东部将军又一次在列奥的支持下开进意大利。他带来的军队在很大程度上是由马尔塞里努斯指挥的达尔马提亚部队组成。里西摩尔也准备接受安特米乌斯，甚至把他的女儿阿丽皮娅（Alypia）嫁给了他。像马约里安的时代一样，新政权小心地讨好高卢的地主，而且至少在一开始，哥特人和勃艮第人愿意服从他。[62]这样，在467年4月12日，安特米乌斯被宣布为西部皇帝。第二年，他政策的核心要点得以展露，显得与早先马约里安所追求的完全一样。在获得意大利和高卢南部主要权力集团的支持或默认之后，像马约里安一样，安特米乌斯转向汪达尔人。468年，一支非常巨大的军队集结起来，包括西部帝国的军队和一支巨大的、由巴西里斯库斯（Basiliscus）指挥的东部舰队。但是，在这支军队接近北非的时候，汪达尔的火船摧毁了大部分舰队，罗马获胜的希望也灰飞烟灭（Procop.Wars3.6.10-26）。

攻击汪达尔人的政策产生了相当大的意义。在匈奴的力量垮台之后，只存在两种打破影响西部帝国恶性循环的可能途径，大量的政治参与者正是通过这两个途径使他们期望得到回报的政治实体逐步坍塌。要么不得不削减政治参与者的数量，要么增加中央财源。这似乎阐明了马约里安和安特米乌斯都推行的攻击汪达尔人政策的本质。战胜汪达尔人可以复兴帝国的声誉，但更为重要的是，它可以在政治游戏中清除一个主要的参与者。可能最重要的是，它能够将帝国原先领土中最富庶的部分还给残缺不全的帝国。两次征讨汪达尔都失败了（而且都造成了两个政权的垮台）[63]，但如果其中一个成功了会怎样呢？尤其在468年，这次征讨是一次非常认真的努力[64]，而且后来贝利撒留（Belisarius）的成功表明，征服北非并非总是不可能的。

得到非洲战场胜利和非洲税收的支持，一个获胜的西部皇帝肯定能够重新确立起对高卢南部和西班牙地主的政治控制力。他们中的许多人天生就愿意支持帝国的复兴。比如，西多尼乌斯以及其他高卢贵族，非常高兴重新坚持他们与中央的关系，他们后来曾经组织起来抵抗哥特人尤里克（Euric the Goth）。[65]尽管可能在某些时候还不得不面对勃艮第人、哥特人和苏维汇人，但胜利肯定会大大增加西部帝国的活力。

3.西部帝国终结（468—476年）

随着结果明朗，远征失败，随之而来的、挣脱衰亡宿命的任何可能性都消失了。尤其随着法兰克人变得越来越重要，游戏的参与者增加了，而不是减少了。因为帝国的经济基础同时在衰减，帝国的观念很快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中央不再控制任何人想要的任何东西。结果，在5世纪60年代晚期和70年代，我们看到，一批接一批的团体开始认识到，西部帝国不再是值得为之奋斗的奖品。在这个特别的时期，个人利益团体的领导人、罗马地方的地主阶层都认识到，在历经几百年之后，欧洲西部的罗马国家现在已经过时了。

首先抓住这一点的是西哥特国王尤里克。在汪达尔人击败安特米乌斯之后，他立即发动了一系列战争，到475年，这些战争将大部分高卢和西班牙置于他的控制之下[见第五章（Collins），原文第121—122页]。约旦尼斯在他的《哥特人的起源事迹》（Getica）一书中突出描写了尤里克发动这些战争的决定：

由于很清楚（西部）罗马皇帝的频繁变更，西哥特国王尤里克奋力攫取高卢置于自己的统治之下。

这一段话非常好地表明：他突然意识到，独立实现他的目标的时候到了。[66]尤里克的榜样很快就得到了其他有志于此的利益集团的效仿。比如，东部帝国可能在474年与汪达尔人缔结了和平，这时它放弃了在西部的任何希望。[67]正如我们所见，君士坦丁堡曾经视征服北非为一项复兴西部的手段，并给马约里安，尤其是安特米乌斯在这个方向上的努力以支持。因此，与汪达尔人缔结和平是一件有巨大意义的举动，标志着支持西部的实质努力终结了。随后，尤里乌斯·奈波斯在外交上被正式承认为西部皇帝，不过，他从未得到任何实际的军事援助。[68]

几乎与此同时，西罗马帝国对勃艮第人也变得没有任何意义了。5世纪70年代早期，王位的继承人之一贡多巴德（Gundobad）在帝国政治中心扮演了重要角色。他是里西摩尔的亲密盟友，曾经助其击败了安特米乌斯。在远征汪达尔失败之后，里西摩尔和安特米乌斯之间的关系很快趋于紧张，在470年发生了第一次冲突，471年通过协商暂时平息下去。但是到了472年，两个人的关系再次恶化，终至兵戎相见。正是贡多巴德在7月11日逮捕并杀死了安特米乌斯。贡多巴德也支持接下来的奥林布里乌斯政权。奥林布里乌斯是在472年4月被里西摩尔宣布为皇帝的。里西摩尔死后，贡多巴德成为新的国王拥立者。里西摩尔死于472年8月18日，紧接着，他所提名的最后一位皇帝奥林布里乌斯也在11月2日随他而去。随后，贡多巴德说服格里塞里乌斯（Glycerius）接受西罗马帝国的皇位，后者于473年3月3日登基。[69]但是，在473年末或474年初，贡多巴德“突然”（如一位编年史家所说）离开了罗马。[70]一种可能性是因为他父亲的去世，另一种可能性是他放弃了这场争斗。无论什么原因，他再也没有打算回来。对贡多巴德来说，家事现在远比国事重要。

达尔马提亚的军队再次尝试扶持一个新政权，474年，尤里乌斯·奈波斯进军意大利，格里塞里乌斯未经抵抗就被罢黜，降为萨罗纳（Salona）的主教。但是，一年之后，面对奥雷斯特斯（Orestes）和意大利军队的敌对，奈波斯再一次永久地离开了。[71]意大利军队顽强抵抗，最后才被迫投降。475年，他们的指挥官奥雷斯特斯宣布自己的儿子罗慕洛（Romulus）为皇帝，然而不到一年就失去了对其士兵的控制。毫不奇怪，正是由于当时所有的资源都被他人攫取，财力匮乏导致了动乱。一个下级军官奥多亚克（Odoacer）组织了一场暴动，谋杀了奥雷斯特斯，并在476年9月4日左右废黜了戴着讽刺意味头衔“奥古斯图路斯”（Augustulus）的罗慕洛。[72]然后，他派了一个使者去君士坦丁堡，君士坦丁堡则明确表示：西部不再需要皇帝了。[73]

4.罗马人和蛮族

与巨大的实力集团一道（有时也是其中的一部分），成千上万的人发现他们自己也置身西欧埋葬罗马帝国的事件当中。在这些人当中，给我们遗留下来的文献大多数是关于地方地主阶层的体验与反应的。与在拉温那的帝国朝廷差不多，西部行省的地主阶层也是罗马帝国的重要组成部分，帝国的运转既要靠他们，也是为了他们。因此，他们对帝国的忠诚，或对帝国的背叛，就像是朝廷的活动一样，是帝国受欢迎程度的衡量标准。即使在这个阶层中，他们对5世纪许多事件的记载也有着惊人的差异，幸亏西多尼乌斯·阿波里纳里斯的信件特别对高卢—罗马的地主做了详细的记载。

整个西部（可能除意大利之外），一些地方地主集团迅速对西部帝国出现的暂时或永久性的权力真空做出了反应，这种真空状态是由武装移民的入侵造成的。不列颠早在410年就已经独立了，但随着撒克逊人的威胁增加，一些人好像后悔这个决定并写信给埃提乌斯（可能在446年），请求他的援助（Gildas 20）。同样，在高卢北部，尤其是西北部，许多贴上巴高达标签的团体可能应当被理解为一种类似的现象，而不是像某些人所认为的那样，是正义的农民革命。在阿莫里卡，许多骚乱的目的就是获得独立或某种程度的自治。在西班牙的塔拉肯尼斯（Tarraconensis），在5世纪40年代 至少某些群体性运动主张与苏维汇人和解，反对继续效忠罗马帝国（见第13页）。

在5世纪第一个十年，相似的进程甚至在高卢南部也出现了。在前几年，高卢—罗马上层社会的一些人团结起来与哥特人和勃艮第人资助的篡位者结成联盟。移民和罗马地主的这种联盟，与宣布独立一样，对帝国的统一是巨大的危险。对于本地的权力中间人来说，他们视政治实体而不是帝国法庭为他们生活中的主要力量，这预示着帝国的崩溃。此外，在哥特人于418年定居阿奎丹后，经济因素决定了任何在加仑河有田庄的高卢—罗马人不得不与哥特人打交道，否则他们只有离开。比如，保利努斯·派拉（Paulinus of Pella）继承自奥索尼乌斯（Ausonius）的许多祖产位于波尔多周围地区，这里现在受哥特人的统治。这可能就是为什么他的儿子们顺从西哥特朝廷的主要原因。[74]但是，材料没有提供给我们在约415年至450年之间的罗马人与哥特人之间建立更密切的政治联盟的证据。在这方面，我推测高卢议会的重建与持续运作可能起了一定的作用。议会重建于418年，这一年哥特人定居在阿奎丹。这未必仅仅是一个年代巧合。这个议会给了高卢地主一个指定的议事场所，也为高卢地主与拉温纳之间的交流提供了稳定的渠道。[75]埃提乌斯的战争与议会能够被视为一种政策的两个反映，这种政策将哥特人和其他移民在帝国境内的影响力限制在非常严格的界限之内。

450年以后，情况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西多尼乌斯的作品描述了高卢南部空前广泛的政治阶层如何随着哥特人逐步进入权力中心而有针对性地融入哥特人的势力范围的。从5世纪60年代早期开始，我们发现担任军官的罗马人是由哥特国王任命的。第一个可能就是阿尔博里乌斯（Arborius）[76]，而且很快就有其他人紧随其后。维森提乌斯（Vincentius）在465年可能是一名帝国将军，但到了477年他成了尤里克的“西班牙公爵”（dux Hispaniae）。其他的还有维克托里乌斯（Victorius）、卡尔米尼乌斯（Calminius）和纳马提乌斯（Namatius）。[77]同时，心存不满的帝国官员也开始与哥特国王私下联系。468年，被重新任命的高卢总督阿尔万都斯（Arvandus）写信给尤里克，劝告他摆脱安特米乌斯[他只是戴着名义上的“希腊”（Greekling）头衔]的统治，并与勃艮第人瓜分高卢的各省（Sid.Ap.Ep.1.7.5）。此后不久，另一个帝国高级文职官员塞罗纳图斯（Seronatus），他可能是高卢总督的牧师，但多次拜访尤里克，劝他做相同的事情。塞罗纳图斯被关进监狱并在475年之前被处决（PLREⅡ.995f.）。到5世纪70年代中期，担任高级文职官员的罗马人都由哥特国王任命。我们所知的第一个实例是纳博讷的列奥（Leo of Narbonne），他成为尤里克的首席文职咨议官员（PLREⅡ.662f.）。

随着哥特人的影响逐渐增长，更多的罗马人出于各种各样的动机在哥特人政权中任职。一些人可能认为与哥特人及其他蛮族合作，是在不断变化的政治环境维持秩序的最好方式（参见Paulinus of Pella，Euch.290及后页）。另一些人可能更多地怀着个人的政治野心。在给纳马提乌斯的一封信中，西多尼乌斯谈到他多么明智地遵循了“一个获胜民族的标准”（Ep.8.6.16），这可能对他来说是一种嘲讽。此外，最近的研究强调，高卢—罗马贵族的生活是多么具有竞争性。他们为了名誉和经济收益不断彼此激烈竞争。[78]在这种环境下，在哥特人力量不断增长的地方，不管是为了爬上高位还是留在原处，寻求哥特的帮助成了唯一必然的事情。

但是移民与罗马上层之间的整个调适过程远不是那么顺利。正如我们看到的，在5世纪，西部帝国政府为了维持自己的统治，既发动了一系列重大的战争，又采取了无数的行动反对无数下层社会的联姻。地方宣布独立以及所谓的巴高达运动也在相当大的程度上导致了暴力和分裂。甚至在高卢南部的地主阶层中，相对和平的政治忠诚的转移也可能充满辛酸和痛苦。在这一点上，一个合适的例子就是高卢总督阿尔万都斯，他因为与哥特人密谋而被推翻。他被带到了罗马元老院面前，在那里，控诉他的人正是那些高卢贵族。这些人都与西多尼乌斯有关系，或者与他是一伙的，他的信件说，这个审判对阿尔万都斯非常苛刻。最后，他被判处死刑，但最终他还是得到了赦免，这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西多尼乌斯及他的朋友的恳求（Sid.Ap.Ep.1.7.4ff.）。因此，哥特力量的增长使高卢南部产生了分歧。阿尔万都斯不是唯一的例子。西多尼乌斯的一个送信人卡尔米尼乌斯（Calminius）在克莱蒙特（Clermont）抵抗哥特人，同时，西多尼乌斯也正在忙于防御战事（Sid.Ap.Ep.5.12）。

一些人愿意与哥特国王共事，而另一些人则不愿意，尤其是当哥特人抛弃了他们对帝国的忠诚的时候。西多尼乌斯自己就是这派意见的代表。当哥特人成为阿维图斯政权的支撑力量时，他愿意与哥特人共事，甚至赞扬他们（见第20页）。如果帝国将哥特人合法化的话，他也愿意接受哥特人的领土扩张，比如割让纳博讷。但当哥特人没有得到批准就占领高卢南部时，他进行了抵抗，他主要的合作者是阿维图斯的儿子埃克迪西乌斯（Ecdicius）和尤彻里乌斯（Eucherius）。[79]对于这些人，以及像他们的其他一些人来说，在那些帝国政权的建立中，哥特人或许是可接受的联盟者。但是，他们完全不可能被接受为西罗马帝国的替代物。

那么在5世纪期间，罗马地方地主阶层正在不断进行心理的调整以面对帝国崩溃这一事实。不同地区的情况促使人们为生存和增进自身利益而采取不同的地方性策略，这没有什么可奇怪的。不过说得太多可能有些冒险。地方地主代表着在罗马帝国的政治秩序之下获得成功的（在不同程度上）那些人。作为一个群体，他们中的大多数会在以帝国毁灭为代表的政治革命中丧失地位。但是，一些人会比另一些人失去更多。一个公平的法则好像是，那些从旧体制中得到最多的人拥护它的时间最长。这可以解释为什么在周边地区的社会上层，会更迅速地把赌注押向蛮族或宣布独立，他们并没有全面分享帝国带来的好处。可能对于他们来说，帝国的益处（根据个人所得和集体防御来估计）并没有超过他的花销（首要是税收）。但是，对其他人来说，如西多尼乌斯、皇帝的亲属或可能成为皇帝的人以及高级帝国官员，没有帝国的生活是一种更令人恐惧的建议。但最终，他们继续保留了占有的财产，并被要求尽可能地与这片土地上的新力量合作。否则，将丧失一切。因此，西多尼乌斯最后还是写一些话来赞美他过去的敌人尤里克（Sid.Ap.Ep.8.9.5）。然而，他所做的这一切是为了自己免于流放，而且另一封信表明他憎恨那些哥特老女人在他窗外“争吵、酗酒以及呕吐”（Sid.Ap.Ep.8.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