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陶渊明的生年与享年
关于陶渊明的生年以及由此产生的他享年几何这一问题,有些不同的说法,长期以来一直困扰着读者包括研究者。
颜延之《陶征士诔》(《文选》卷五十八)载陶渊明“春秋若干,元嘉四年月日,卒于寻阳县之某里”。大约撰文时有些细节情况不尽清楚,所以留下几处空白待补,其中就包括享年、去世的月日和其时家庭的详细地址。沈约《宋书·隐逸·陶潜传》则明确记载陶渊明“元嘉四年卒,时年六十三”。陶渊明卒于元嘉四年(427)毫无疑义,依沈传来推算,陶渊明应生于东晋哀帝司马丕兴宁三年(365)。
陶渊明在诗里有时会说起自己的年龄,但这些诗作于何年有不同的看法,特别是这些诗中往往多有异文,因此就引出不同的推测,弄得头绪很纷纭,至今未能完全取得一致。
现在看去,陶渊明的生年当如沈约以来的传统说法,那些涉及年龄的有关诗篇,如果从版本、校勘的角度深入地研讨,并综合各种信息通盘地加以考虑,也都一再证明传统的意见(365—427)仍然难以动摇。这里不妨略举《游斜川》和《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两首诗为例,来讨论这个生年以及享年的老大难问题。
其一,《游斜川》诗云:
辛酉正月五日,天气澄和,风物闲美,与二三邻曲,同游斜川。临长流,望曾城,鲂鲤跃鳞于将夕,水鸥乘和以翻飞。彼南阜者,名实旧矣,不复乃为嗟叹。若夫曾城,傍无依接,独秀中皋,遥想灵山,有爱嘉名。欣对不足,率共赋诗。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
开岁倏五日,吾生行归休。念之动中怀,及辰为兹游。
气和天惟澄,班坐依远流。弱湍驰文鲂,闲谷矫鸣鸥。
迥泽散游目,缅然睇曾丘。虽微九重秀,顾瞻无匹俦。
提壶接宾侣,引满更献酬。未知从今去,当复如此不?
中觞纵遥情,忘彼千载忧。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
这首带有短序的诗表明,陶渊明到晚年仍然有很高的游兴,或者更准确地说,是他到晚年有了更高的出游的干劲。陶渊明青年时期到过很多地方,但那是谋衣食,办公事;归隐以后他也常常出游,但一般都在离家不远的地方,并不去名山大川,有时甚至只在附近的废墟和坟墓一带徘徊散步,忧郁而深沉地领悟世事变迁的哲理。这一回不同,他走得比较远了,目的地则是比较有名的斜川、曾城,这里有山有水,风景秀丽,陶渊明“欣对不足,率共赋诗”,大有写诗一首以记到此一游的意思——这在他是不多见的。
这大约是因为此时即刘宋永初二年(421)陶渊明已经五十七岁了,身体又很不好,将来还有没有体力和兴趣出远门游山玩水是很难说的,他必须抓紧时机,享受生活。序中说“悲日月之遂往,悼吾年之不留”,诗中说“且极今朝乐,明日非所求”,着眼点不同而可以互为补充,主旨在于以迟暮之身行及时之乐,暂不考虑未来。这种达观的人生态度当然是完全可以理解的,也是积极的,尽管其背后不免有些悲壮和凄凉。
陶渊明在诗序中说起“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显得相当郑重其事,似有先前石崇主持金谷之游或者王羲之主持兰亭集会的意思,只是同那些豪华的前辈比较起来,以陶渊明为首的斜川之游只能算一个极其朴素的翻版,而其中的思想文化意蕴却更有意味,对后来的影响也更重大、更深远。
石崇在金谷别墅里主持集会有过多次,其中最著名并且留下作品的一次在西晋元康六年(296),这次集会的主题是送别征西大将军祭酒王诩,活动内容则是极其奢华地享受生活,“昼夜游宴,屡迁其坐。或登高临下,或列坐水滨,时琴瑟笙筑,合载车中,道路并作。及住,令与鼓吹递奏”。与会者写了不少的诗,石崇在诗集的序言中写道:“……遂各赋诗,以叙中怀。或不能者,罚酒三斗。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故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又写诗著后。后之好事者,其览之哉!”(《世说新语·品藻》注引石崇《金谷诗叙》)与会者都深感时局艰难,人生易老,前途莫测,于是抓紧时间来享受生活。金谷之会完全是富豪权贵们“娱目欢心”的手段,很有些享乐主义的气氛。金谷诸诗现在只能看到潘岳所作的一首《金谷集作诗》(《文选》卷二十):
王生和鼎实,石子镇海沂。亲友各言迈,中心怅有违。
何以叙离思,携手游郊畿。朝发晋京阳,夕次金谷湄。
回溪萦曲阻,峻阪路威夷。绿池泛淡淡,青柳何依依。
滥泉龙鳞澜,激波连珠挥。前庭树沙棠,后园植乌椑。
灵囿繁若榴,茂林列芳梨。饮至临华沼,迁坐登隆坻。
玄醴染朱颜,但诉杯行迟。扬桴抚灵鼓,箫管清且悲。
春荣谁不慕,岁寒良独希。投分寄石友,白首同所归。
开始写送别,此乃点题,称颂贵客王诩和主人石崇,亦为题中应有之义。中段写金谷园风光,着眼点相当实际,一味赞美这里物产多么丰富,诗味不多。金谷之会太重视世俗的物质享受了,由此而来的“感性命之不永,惧凋落之无期”就显得比较浅薄庸俗。
王羲之发起兰亭集会,请大家赋诗言志,事后编为一集并亲自写一篇序言,开头便道“永和九年,岁在癸丑,暮春之初,会于山阴之兰亭,修禊事也”,写明年月,郑重其事。兰亭之会有模仿西晋金谷集会的意思,而其形式和内容都很有些不同,这一次集会不是在贵族庄园里而是在真正的山水之中,集会没有特定的世俗目的,性质完全是精神性的。兰亭诗与玄学、清谈之间的关系直接而密切,其中也写到了真正的山水。
但是兰亭集会仍然洋溢着强烈的贵族气息,与会之“群贤”阵容极其豪华,所作诸诗中玄妙的哲学气味十分浓厚,光临此会完全是高层人士、知识精英的专利。而以陶渊明为首的斜川之游则非常之平民化,与会的人不多,身份也不高,只不过是“二三邻曲”;此会也算不上什么盛会,只不过就是几个人同游一处景点,很像是一次社区组织的短途旅游。从陶渊明这首诗看去,同游诸人喝了一点小酒,联想到人生的短暂、未来的难以预料,于是产生了一种及时行乐的情绪,作风和思想完全是草根的、世俗的,诗读起来非常亲切,非常平和,很容易得到后世读者的共鸣。归隐以后的陶渊明一向在家常生活中安顿自己的精神家园,他组织一次小小的旅游,同样是很家常化的,连那些鸥鸣鱼跃也都非常家常。
从诗中看去,陶渊明此时已深感自己的衰老,已经离大去不远(“吾生行归休”)。一个五十七岁的人说这样的话,在平均年龄比较低的古代是正常的,何况陶渊明的身体一向不算很壮实。有些版本的陶集此诗开始一句作“开岁倏五十”,如此则诗人本年是五十岁,这样他的生年就得推迟七年;享年也就少掉七年,由六十三岁变成五十六岁了,梁启超先生在他的《陶渊明年谱》中首先提出此说,其根据即在于此,他写道:
此诗为考先生年岁最主要之资料。因序中明言“各疏年纪记时日”,而序之发端明记“辛酉正月五日”,诗之发端云“开岁倏五十”,故辛酉年先生之齿五十,丝毫无疑议之余地也。后人所以多不察者,则以俗本“辛酉”皆作“辛丑”,而诗句之“倏五十”又或作“五日”。先生卒于丁卯,即以《宋传》年六十三之说推算,则辛丑亦仅三十七岁,与“开岁五十”语不相容。俗子强作解事,见序有“正月五日”语,因奋臆改“五十”为“五日”。殊不知“开岁倏五日,吾生行归休”,此二语如何能相连成意?慨叹于岁月掷人者岂以日计耶?况序中明言“各疏年纪”,若作“开岁五日”,所疏年纪何在耶?于是复有据“辛丑五十”之说,谓先生实得年七十六者(李《笺》引张语)……以辛酉五十推算他篇他岁,皆无不合。一切疑团,迎刃解矣。(《陶渊明》)
但是“开岁倏五日”自有其坚实的版本根据,很难用一两句议论推翻。梁先生的议论似乎很雄辩,其实并没有说服力。“各疏年纪乡里,以记其时日”,自然另有其地方而不会就放在诗里面,所以诗中没有涉及“乡里”。先前的金谷集诗,“具列时人官号、姓名、年纪”,而据前引潘岳《金谷集作诗》可知,这几项没有任何一项是写在诗中的;兰亭会也是如此,现存兰亭诗中没有一首提到作者的年龄。写诗就是写诗,哪里会在这里填写身份履历登记表。
金谷、兰亭以来的传统恰恰表明诗的开头一句当是“开岁倏五日”,而不会自说年纪;至于接下来说“吾生行归休”,也十分自然——“开岁倏五日”说日子过得很快,“吾生行归休”说人的一生过起来也很快,两句正是一脉相承。游国恩先生早已指出,这乃是“普通的感慨”(《陶潜年纪辨疑》,《游国恩学术论文集》),最为明通之论。其实即使是上下两句之间有些跳跃,在诗中亦颇为多见,不足为怪。梁先生忽然提出“慨叹于岁月掷人者岂以日计耶”的责难,只能视为一种辩论技巧,可以增加文章的气势,而不能解决本质问题。
正因为诗的第一句不会讲到自己的年纪,所以“辛丑五十”之说同样是不能成立的,也就是说张在《吴谱辨证》(见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首所引)中提出的陶渊明享年七十六岁的意见缺乏坚实的前提。《宋书·隐逸·陶潜传》明确记载陶渊明“元嘉四年卒,时年六十三”,而他本人诗文中涉及他自己年龄的文字与此并无矛盾,或似有龃龉而可以得到解释,所以陶渊明的生年问题似无须在传统说法之外另起炉灶。
“辛丑五十”之说大约同苏轼有比较大的关系。中国台湾藏宋黄州刊本《东坡先生和陶渊明诗》有关文字径作“辛丑”“五十”,且不录异文。而另外几种宋刻陶集,如汲古阁藏《陶渊明集》、曾集本《陶渊明集》、汤汉注《陶靖节先生诗》等,正文作“辛丑”,而出校云“丑”字“一作酉”——由此可知苏轼写定本在宋代影响之大,也可见当时人还可以看到古本,字皆作“酉”。“五十”的情况也差不多是如此,汲古阁藏本与曾集本正文作“五十”,校语云“一作日”,而汤汉注本正文径作“五日”,出校云“一作十”。凡此种种显然表明,序中开头二字作“辛酉”,诗之第一句后二字作“五日”,乃出于更古老的本子。另据马永卿所见东林寺旧本《陶集》,此处正作“五日”(《嬾真子》卷一)。今天我们在校勘《陶渊明集》时,应对宋本《陶集》中所列异文给予高度重视,这些录自古钞本的文字往往极有价值,很可能更近于陶渊明作品的原貌。苏轼在研究陶诗、推动陶渊明更广泛地被人们接受方面作出过很大的贡献,但他有时会越位帮古人改诗,对此我们应保持足够的警惕。
其二,《怨诗楚调示庞主簿邓治中》诗云:
天道幽且远,鬼神茫昧然。结发念善事,俛六九年。
弱冠逢世阻,始室丧其偏。炎火屡焚如,螟蜮恣中田。
风雨纵横至,收敛不盈廛。夏日长抱饥,寒夜无被眠。
造夕思鸡鸣,及晨愿乌迁。在己何怨天,离忧凄目前。
吁嗟身后名,于我若浮烟。慷慨独悲歌,钟期信为贤。
关于这首诗的写作时间,现在有不同的估计。一般都是根据诗中“俛六九年”之句,订为诗人五十四岁时所作;按传统的说法,陶渊明生于晋哀帝兴宁三年乙丑(365),那么他五十四岁那年乃是晋义熙十四年戊午(418)。
但是“俛六九年”句中“六九”二字,有两种宋本陶集(苏写本、曾集本)在校勘记中指出“一作五十”。如果按照“五十年”来推算,则此诗当写于义熙十年甲寅(414)。
亦有将此诗系于刘宋初年者。袁行霈先生发挥宋朝人张《吴谱辨证》(见李公焕《笺注陶渊明集》卷首所引)的意见,否定传统的陶渊明享年六十三岁说,而持七十六岁(352—427)说;同时提出解读陶诗的一个原则:“在上下两句中,凡是上句说到某个年龄如何,下句接着说多少年来如何,则上下句应当连读,也就是说应当从上句所说的年龄算起再加以下句的年数,而不能直接将下句的年数当成他写这首诗的年龄。有的诗是上下几句连续叙述一个过程,也应当按照这种方法解读。”似此,须以十五岁(“结发”)起算,再加上五十四年,“那么这首诗也应作于六十九岁。如果从十六七岁算起,这首诗应当作于七十或七十一岁”。(《陶渊明研究》)在袁行霈先生的《陶渊明集笺注》中,此诗被系于陶渊明六十九岁时,即刘宋永初元年庚申(420)。就具体的年头而言,永初元年与义熙十四年(418)相去并不甚远,但两说的推算路径差别很大,更大的问题则是其间有一个晋、宋易代的大变化。按传统的意见,诗作于易代之前,按袁先生的意见则诗作于易代之后。今按,在改朝换代刚刚发生之初,陶渊明就非常急切地向新朝的地方官叹贫穷求援手,这恐怕是不怎么可能发生的事情。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将此诗系于永初元年是值得怀疑的。
这一怀疑还可以从关于“弱冠逢世阻”的解读方面得到支持。按传统的六十三岁说,陶渊明之弱冠在太元九年(384)。这是淝水之战的次年。《宋书·隐逸·陶潜传》说“潜弱年薄宦,不洁去就之迹”,可知陶渊明从本年起出仕。查当年“二月辛巳,使持节、都督荆江梁宁益交广七州诸军事、车骑将军、荆州刺史桓冲卒”(《晋书·孝武帝纪》),继任者为桓伊,“(桓)伊在(豫)州十年,绥抚荒杂,甚得物情。桓冲卒,迁都督江州荆州十郡豫州四郡军事、江州刺史,将军如故,假节。伊到镇,以边境无虞,宜以宽恤为务,乃上疏以江州虚耗,加连岁不登,今余户有五万六千,宜并合小县,除诸郡逋米,移州还镇豫章。诏令移州寻阳,其余皆听之”(《晋书·桓伊传》)。此时陶渊明刚刚出仕,不免要跟在后面跑来跑去,颇历艰辛,于是就有了“逢世阻”的感慨,而他干了一段时间就回家去了。按,《饮酒》其十诗云:“在昔曾远游,直至东海隅。道路迥且长,风波阻中涂。此行谁使然,似为饥所驱。倾身营一饱,少许便有余。恐此非名计,息驾归闲居。”诸句即指其初仕时事。又《饮酒》其十九有句云“畴昔苦长饥,投耒去学仕”大约也指此事。由此可以推知,陶渊明之“弱年薄宦”当是担任江州刺史桓伊的使者,风尘仆仆地东西奔走。
如按七十六岁说,则其“逢世阻”应在晋简文帝咸安元年(371),此时天下虽有动乱而离陶渊明甚远,对他没有直接的影响,所谓“逢世阻”似难以得到恰当的解释。
传统的陶渊明生于兴宁三年(365)的意见,现在看来仍然难以动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