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粟特安姓族源考探

一 安息与安国

日本学者斉藤達也（Saito Tatuya）指出，两汉魏晋南北朝时期，中文史籍对安息的认识比较明晰，但自公元6世纪中叶以降，尤其是从《隋书·西域传》开始，汉籍普遍将安息（帕提亚帝国）错误等同于中亚安国（布哈拉）；此外，粟特安国人为抬高自己在中国的地位，冒充安息人的做法，更加剧了安姓国籍的混乱。由此得出一个结论：从东汉到三国（公元1～3世纪），安姓为安息国人专属；后来布哈拉的粟特人也开始使用安姓。这一情形迟至公元545年可得确证，但最早出现约在公元4世纪下半期。[33]斉藤先生的结论为粟特安姓的辨识提供了一个重要判别依据，但论断本身却不乏可议之处。公元4世纪中期至5世纪中期，是安息人与安国人族际判别的分水岭。此前进入中国的安姓异族，一般来说都是安息人；之后进入的则为安国人。但鉴于不同时期安息、萨珊王朝势力范围不同，以及粟特人冒波斯姓、误将汉人视作波斯人的情形，故不能将此权宜方法绝对化。以下就汉唐间安息、萨珊和粟特安国的关系略作梳理，以便能从源流演变的角度系统把握安息-安国同一化的问题。

“安息”一名最早见于《史记·大宛列传》，其地大致相当于今天的伊朗东北部，一般认为即西史所载的帕提亚（Parthia）王国，“安息”乃该国创始人阿萨克（Arshak）的音译。汉代安息国东界在阿姆河以西，两汉史籍对此都有明确记载。《史记·大宛列传》：“安息在大月氏西可数千里……（东）临妫水。”[34]“妫水”就是阿姆河。《后汉书·西域传》则云“（安息国）北与康居接……其东界木鹿城，号为小安息”[35]。从木鹿（Merv）号为“小安息”的情况来看，汉代妫水（阿姆河，Oxus）以西地区应属安息辖境，且有一定名气。但自汉代以降，随着萨珊波斯势力的东拓，阿姆河东岸一度落入其掌控之中。[36]丁谦《隋书四夷传考证》认为，“以安为汉安息”与“以康为康居之后”属于同一谬误。致误之由，在于修《隋史》的唐人，见史书所载汉代安息、康居强于西域，至唐却无闻，因此望文生义。这个推测是合理的。张星烺进一步指出：“安即布哈拉，汉时为安息属地，以后其王族或为安息王朝之支庶，故隋唐时中国人简称之曰安也。”[37]此种说法实与史实相背。安息亡于公元226年（三国魏黄初七年），按理不应将226年之后入华的安姓看作安息人，而应视为萨珊波斯人。中国史籍对伊朗历史上的政权更迭知之不详，故未能明辨。可以肯定的是，自公元3世纪初到安国见于载汉籍以前，安息人主要指萨珊波斯人，而非中亚安国人。

两汉时期，统治粟特地区的主要是巴克特里亚希腊王国（即汉籍中的大夏），而非安息王朝。古希腊地理学家、历史学家斯特拉波（Strabo，约公元前63～约公元20）曾说：“当希腊人统治了巴克特里亚之后，便将其分为若干州。他们也占领了索格底。”[38]安息固为当时一大强国，却听闻有征服粟特之举。直至萨珊波斯（Sassanid，226-651）兴起，才有证据表明安国曾受其控制。公元224或226年，阿尔达希尔一世（Ardashir I）击败安息王朝（Arsacid）最后一任国王，在底格里斯（Tigris）河畔的泰西封（Ctesiphon）建立萨珊王朝。在阿尔达希尔之子沙普尔一世（Shapur I）统治期间，萨珊王朝在前贵霜帝国西部地区建立了由诸王半自治的“贵霜王国”，其中包括巴克特拉（Bactra）和木鹿（Merv，一般认为是Mōuru的对译）。这个局面一直延续到公元4世纪末，著名的沙普尔“琐罗亚斯德卡巴碑”（Ka’ba of Zoroaster）就声称其国土已延伸至粟特、赭时（Chach，石国）地界。考古发现的钱币资料，也证明萨珊王朝至少占领过布哈拉绿洲很长一段时间。[39]萨珊波斯对西粟特的影响，一直延续到隋唐时期。《隋书·西域传》“乌那曷”条记载：“乌那曷国，都乌浒水西，旧安息之地也。王姓昭武，亦康国种类，字佛食。”[40]同传“穆国”条云：“穆国，都乌浒河之西，亦安息之故地，与乌那曷为邻。其王姓昭武，亦康国王之种类也，字阿滥密。”[41]位于阿姆河西岸的乌那曷国和穆国，靠近东伊朗地区，其波斯化程度远较九姓胡其他城邦为高。因此，唐五代文献中有汉人将其视为波斯人的记载。以穆姓为例，唐玄宗开元十三年（公元725）入朝宿卫的“波斯首领”穆沙诺；[42]五代十国有被南平（公元907～963）王授予衙推的波斯医生穆昭嗣。[43]西域穆姓乃不折不扣的粟特人，向达先生已明确指出这一点：“凡西域人入中国，以石、曹、米、史、何、康、安、穆为氏者，大率俱昭武九姓之苗裔也。”[44]

将势力东拓的萨珊波斯与安息帝国混为一谈，或许就是《隋书·西域传》“安国，汉时安息国也”之所本。[45]唐相贾耽（公元730～805）对此早有认识。贞元十七年（公元801），他在上《海内华夷图》和《古今郡国县道四夷述》表时说：“前《西戎志》以安国为安息，今则改入康居。凡诸舛谬，悉从厘正。”[46]按正史中仅《魏略》和《晋书》有《西戎传》，却非以“志”为名；《隋书·经籍志》和《新唐书·艺文志》中亦无此书。由此可见，贾耽所言前《西戎志》，是专就《隋书·西域传》而言。至于安国王族为安息王朝支庶一说，并无材料依据，但就隋唐时期安姓通婚情况判断，安国与河中地区粟特诸族的关系似乎更加密切。安国属昭武九姓之一，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主要实行九姓胡间的内部通婚。[47]前引《隋书》“安国”条已然道明：“王姓昭武氏，与康国王同族，字设力登。妻，康国王女也。”[48]此外，公元683年，安国女王为抵御大食入侵，不惜“许身为妻”来换取康国王室突昏的援兵。[49]细审诸多婚例就能发现，联姻一方多为康姓，是因为康国乃昭武诸王宗主的缘故。《新唐书·康国传》载：“（康国）君姓温，本月氏人。始居祁连北昭武城，为突厥（匈奴）所破，稍南依葱岭，即有其地。枝庶分王，曰安，曰曹，曰石，曰米，曰何，曰火寻，曰戊地，曰史，世谓‘九姓’，皆氏昭武。”[50]作为宗主国，康国“进止威仪，近远取则。其王豪勇，邻国承命”[51]，当之无愧成为诸胡之首。

二 安同非粟特辨

《魏书·安同传》记载：安同（公元？～429），辽东胡人也。其先祖安世高，汉时以安息王侍子身份入洛。历魏至晋，避乱辽东，遂定居于此。父安屈曾任前燕慕容的殿中郎将。前秦灭燕，安同随父友公孙眷商贩，后入仕北魏。道武帝（公元386～396）时，初为外朝大人，出入禁中，以功赐妻妾及隶户。从平后秦，赐爵北新侯。及明元帝即位（公元409），与司徒长孙嵩并理民讼，又奉诏与肥如侯贺护持节巡察并、定二州诸山居杂胡、丁零，纠举守宰不法行为。后拜右光禄大夫。太武帝时晋爵高阳公，屡迁征东大将军，冀、青二州刺史。晚年，颇殖财货，大兴寺塔，卒后赠高阳王。[52]有论者根据安同之父屈与商人公孙眷为友等情形，推测安屈一家出自以经商闻名的粟特地区，由此判定其族属为粟特人。粟特人以经商闻世，安息地区也同样盛行商贸。《史记·大宛列传》记载：“自大宛以西至安息，国虽颇异言，然大同俗，相知言。其人皆深眼，多须髯，善市贾，争分铢。”又云：“（安息）临妫水，有市，民商贾用车及船，行旁国或数千里。”[53]安息人自萨珊王朝（公元226～650）以来，就同时利用陆上丝路和海上丝路与中国往来贸易，尤其以丝绸或生丝原料为大宗。同时，安息人还作为中间商，从中国-阿拉伯香料贸易中渔利。[54]由此可见，仅凭商贸一端，实难判定入华安姓为粟特人。除此之外，北魏道武初年西域尚未开通，安国乐伎是半个多世纪以后才传入中国，当时安国之名并不为人所知，由此可证早间进入中国的安同一家并非粟特人。从“安同非粟特人”的辨识中，还能得出两点认识：其一，安息人和粟特人都有取汉名、父子计利、擅巧思的特征。如安同子名萨，同弟，子难；安同早年经商、晚年殖财，同子颉“辩慧多策略，最有父风”，却“尝告其父阴事”以获宠；安子安难“凿山堙谷”，造浮桥等，皆为西域“大同俗”的表征。其二，不论是安息人，还是粟特人，进入中国以后，都逐渐华化。除积极入仕外，还有一些特别的表现。史载安同“性端严明惠，好长者之言”；更有甚者，太宗之时，安同子屈（安同父名屈，子又名屈，祖孙同名，颇不可解，当是史传之误）借职掌太仓之机，盗官中粳米数石，欲以养亲。安同听闻大怒，上奏请罪，自劾未能训子，并求戮其子。[55]

安同虽为安息人，却并非安世高之后。安世高（公元？～约188），本名清，初为安息国太子，父殁之后，让国于叔，出家修道，精研阿毗昙，修习禅学，既而游方弘化，遍历西域各地。汉桓帝建和二年（公元148），始到洛阳，从事译经，兼传禅学。东汉末年，中原丧乱，世高遂振锡游历南中国。《高僧传》记云：“游化中国，宣经事毕，值灵帝之末，关雒扰乱，乃振锡江南。云：‘我当过庐山，度昔同学。’行达亭湖庙。”[56]意大利学者富安敦（Antonino Forte）认为世高南历的记载是佛教神迹的展现，并非真有其事。然证之庾仲雍《荆州记》，其中名物历历，安世高极有可能到过江西。“晋初，有沙门安世高，度亭庙神，得财物。立白马寺于荆城东南隅。”按《集韵》“，居雄切。音宫。山名，在彭蠡。”[57]《水经注·庐江水》条注云：“山下又有神庙，号曰宫亭庙，故彭湖亦有宫亭之称焉……山庙甚神，能分风擘流，住舟遣使，行旅之人，过必敬祀，而后得去。”[58]然所谓“神庙”蛇神之迹，极尽奇诡，颇难征信，但商旅既须“奉牲请福”方能免灾，可见它并非佛寺，而是当地乡民供奉的本土神祇。[59]安世高后来又到过广州和会稽。所到之地，皆有神迹展现，鉴于其王族身份，沿海西域商客遂称之为“安侯”。[60]从以上事迹判断，安世高绝非安同先祖。首先，安世高在中国并无后代。纵使安世高在让国以前育有子嗣，但他进入中国之后，完全许身佛门，矢志佛法，绝不可能带子出家。富安敦所谓安世高出家前已有子嗣的说法（“舍家不全为僧”），只是一厢情愿的猜测，而无材料的支撑。[61]其次，安世高更未到过辽东。汉末离乱以前，他曾长期居留洛阳，离乱之后，南下遍历庐山、广州和会稽，据此要将他和辽东扯上关系，同样缺乏实据。可见，安同以安世高作为先祖，只是受汉地魏晋重门第、尚右姓的习俗，借助其声誉抬高自家名望而已。[6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