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序
1980年上大学时，祖国各地、大江南北流行着一首歌，叫《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轻灵飘逸的曲调、欢快流畅的旋律、朗朗上口的歌词，特别是那句“光荣属于八十年代的新一辈”，唱出了时代青年对祖国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奋发向上的精神风貌。幸运的是，我大学期间遇到良师李永采教授（1933—2013），在他的引导下走上世界史研究之路，同时结识了一群勤奋好学的师兄弟。我大二决定考研，从此埋头苦读，虚心求教，研究方向定为世界古代史。1984年如愿考入西南师范学院历史系世界上古中古史专业（古代西亚、古代希腊研究方向）研究生，师从业师王兴运教授（1930—2022）。毕业论文题为《试论雅典城邦危机的若干问题》。1987年硕士毕业，留校工作，把青春献给了这所让人既爱又恨的西南名校。2000年晋升教授，2002年成为重庆市首届学术技术（世界史）带头人，2012年创建古典文明研究所，2014年领衔申请获批古典学交叉学科博士点，2017年领衔申请获批希腊研究中心，2018年领衔申请获批世界史一级学科博士点；今年2月20日中希文明互鉴中心在希腊雅典大学挂牌成立，西南大学是中国方面四所大学的领衔者。学校的世界史学科建设稳步推进，一路拾级而上，而我自己由学生到学科带头人，也感到由衷的欣慰。
回顾自己系统学习、研究、讲授世界古代史的几十年，多少有些心得体会。留校后除讲授世界古代史本科基础课以外，我还陆续开设西方史学史、制海权与西方文明、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研读、现代西方史学流派评析、西方古典文明研究、马克思主义与当代社会思潮等多门课程，在读书思考中发现一些可疑问题并力图加以阐释或解决；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逐步确定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古典文明史、外国史学理论及史学史。
迄今为止，本人主持3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2个一般项目结项，重大项目在研），主持并完成教育部及重庆市社科规划项目各2项，2014年创办并主编《古典学评论》（已出版9辑），出版著译多种，发表学术论文百余篇，包括中文核心期刊论文40多篇。其中有2篇为《中国社会科学文摘》长文摘登，有16篇为中国人民大学书报资料中心《世界史》《经济史》全文转载。为进一步熟悉史料，从1999年开始，自己花了近20年的时间译注古希腊三大历史名著，即“希腊三史”——希罗多德《历史》、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和色诺芬《希腊史》，至今共累计发行约20余万册。(1)
当下学界同仁出书，比较流行的做法是请师长或同行专家撰写序言，当然也有不少自撰序言者。就我而言，考虑到一则同行师友哪个不忙？二则那些旧文搜罗到一起，拉拉杂杂30多万字，乏善可陈，自己不嫌烦，看看也就罢了，何必浪费别人的工夫？这篇自序，也不过就是学术工作的自我总结而已。幸好之前单位要求申请大好河山学者，虽名落孙山，却正好留有底稿，修改一下，姑且充数。
多年来我始终坚持以马克思主义历史理论为指导，做学问的主要思路是在深入扎实研究史料的基础上，从考察古代经济状况入手，认真探讨奴隶制的实际状况，翻译、注释希腊主要历史学家历史著作，结合实地调研和考察，探究希腊早期居民源流、海上拓殖、城邦的起源和政制、邦国相互关系、国家发展道路，进而阐释希腊城邦经济结构、经济思想、政治思想、海洋意识。经过长期不懈的探索和思考，在古典文明史和古史比较研究领域形成较为系统而独到的看法。大致说来，自己觉得具有一定开拓性、创新性的学术贡献主要集中在以下五方面：
第一，从理论和史实上厘清古代奴隶制发展状况、城邦经济结构：指出古代东西方国家奴隶制和经济结构只是量的差别而非质的不同。这一点是认识和理解古代世界诸文明史的基础和前提。近代以来国内外学界对于古典奴隶制以及古代东西方经济比较研究中出现的问题，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对希腊（准确地说是雅典）历史认识和理解存在偏差。学界往往把古代雅典某个时段（如古典时代）的情况放大为整个希腊的情况，进而导致对其奴隶制经济总体水平的理解有些失实。同时，由于理论上依然受到19世纪晚期流行于欧美的“古史现代化”余波的影响，在某种程度上把古代奴隶等同于近代雇佣工人，部分学者误认为奴隶可以创造近代意义“剩余价值”；国内学界往往把希腊人蓄养奴隶的条件“降低”为与蓄养牲畜相当，从而必然拔高古代希腊罗马世界奴隶占有和使用的普遍程度。于是，观察古代东方和中国古史时常会出现这样的偏差：西方古典世界生产领域奴隶成群，东方诸国史料证据难觅；甚至有人概括为西方奴隶制“发达”，东方奴隶制则处于“不发达”甚或“落后”状态。根据恩格斯等经典作家所论使用奴隶必须具备的两个条件（“为了能使用奴隶，必须掌握两种东西：第一，奴隶劳动所需的工具和对象；第二，维持奴隶困苦生活所需的资料”(2)），结合历史实际及对相关史料的严密分析，我认为奴隶不可能创造出近代意义的“剩余价值”，这是古代生产力水平低下的本质特征；财富积聚、经济增长、国力增强、自由民贫富分化以及私有财富增加是古代国家奴隶制发展的必要前提，而非其充分必要条件；在古代社会，奴隶在本质上属于昂贵的并且有较大风险的“消费品”。从典型奴隶制城邦雅典的历史实际来看，公民中直接占有和使用奴隶的奴隶主始终只是少数；古代世界早期国家经济普遍以农业（辅以牧渔等）为主，东西方国家整体上都是农本经济；雅典等城邦农业条件不佳，有远见的政治家、改革家鼓励发展工商业，乃是因地制宜的举措（因为发展农业无须鼓励），与近代“重商主义”不可同日而语；希腊某些城邦的经济具有“外向性”特征，经济结构中工商业成分较多，是在农业经济占主要、主导地位前提之下的较多，绝不是以工商业为主的“工商业城邦”；社会生产力水平决定了古代世界实际上不存在工商业邦国。
第二，古代雅典民主政治和邦国间相互关系的研究：指出雅典民主制各阶段性质有明显不同；古代“希腊”是一个动态演化的地域、文化概念，希腊诸城邦之间的关系是国际关系。按照城邦国别史的研究思路，学界流行的“希腊民主制”的说法显然过于笼统。因为希腊诸邦中，能够完全确认实行民主制的只是其中少数，这些城邦也并非一直而只是某些时段实行民主制。因此，评价雅典民主的形成必须结合国家的发展，按历史阶段分别加以分析；希腊城邦普遍具备较为浓重的民主传统和成分，但一个城邦能否实行民主制还取决于许多具体条件。在雅典，公元前5世纪60年代之前，国内矛盾主要表现为平民反对贵族、维护自身权利并逐步取胜的过程，其实质是公民内部关系调整并推动其对外扩张；此后到前5世纪末，随着雅典的对外扩张和制服众多弱小城邦，雅典国家规模扩大，社会主要矛盾发生了变化，雅典民主制的实质是全体雅典人对异邦人（非雅典人）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这种状况随着伯罗奔尼撒战争的结束而终结；前4世纪的雅典重新成为一个小国寡民的城邦，民主制成为平民、穷人制约贵族、富人的有力工具。雅典是希腊诸邦中民主制维持时间最长、最为典型的，而且相关史料比较丰富；在雅典国家规模的急剧扩张和骤然缩小之时，国家机构发生了脱胎换骨之变，即雅典民主制历史上的两次“无痕蜕变”，这恰恰是众多研究者未曾关注或有所忽视的重要节点。顺便说一句，那种在古史研究中，片面强调民主制“政治正确”的论点，近期仍有相当大的影响力，却是经不起严格的历史事实检验的。
雅典是兴起于阿提卡半岛的农业城邦，但其版图疆域并非一成不变。在完成内部统一、历经公民集体关系调整之后，雅典不断伺机向外扩张，鼎盛时期曾是地跨爱琴海、统治250多个属邦的海上帝国。公元前478/477年成立的雅典同盟及其演变，是考察公元前5世纪希腊世界城邦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近代西方学者称为“提洛同盟”的城邦联盟，其前身是位于小亚细亚的反波斯城邦联盟。历史上的雅典同盟，实际上是雅典人和提洛同盟之间的联盟。雅典公民集体内部关系的不断调整，利用其在波希战争中迅速增长的国力，逐步将提洛同盟诸邦降至附属国地位，二者不平等的同盟关系遂演变为统属关系，雅典人由同盟的领导者蜕变为统治者，雅典国家统治区域急剧扩大，从而形成历史上的雅典帝国。波希战争对东地中海地区相关各方产生过不同影响：对于波斯帝国而言，意味着失去了对帝国西部沿海某些领土及其臣民的统治；对于雅典而言是通过侵略扩张征服众多小邦，从而形成跨爱琴海的海上霸国；对于希腊而言则是区域内局部统一；对于原属波斯统治下的小亚细亚及爱琴海诸邦而言，只不过是更换了统治者而已。
第三，古代地中海海洋史研究：对古代希腊罗马世界的海盗行为进行定性研究，认为它是该地区社会矛盾和阶级斗争的有机组成部分；古希腊文明从克里特文明开始，到前5世纪雅典帝国时代，终于形成较为明晰的海洋意识。东地中海地区自旧石器时代末起，航海活动开始出现，西亚北非新石器农业革命的成果随着海上移民逐渐西传，海上先民在生产、生活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海洋意识由此萌生，海盗行为与此伴生。海盗行为带有原始社会末期、阶级社会初期人们崇尚劫掠的时代特征，与该地区特殊的地理环境密切相关。“海盗”本指海上谋生者，海盗行为长期广泛流行在一定程度上造就了当地居民特别是腓尼基人、希腊人、罗马人具有较强的海洋意识；其在古代奴隶贸易、造船技术等方面均有积极贡献，应予以肯定。地中海区域各族群海上航行、探险、拓殖、贸易、战争等活动，是地中海文明优秀成果的重要组成部分。古希腊人的海洋意识主要有三层含义：一是海洋领土意识，海洋被视为国家领土的组成部分；二是海洋经济意识，海洋是城邦和公民个人谋生存、谋发展，获得经济利益的重要领域；三是海洋国防意识，明确意识到区域性霸国必须具备一定数量海军和海上实力，能够从海防的角度认识某些重要海域、岛屿、海上交通线的战略价值。
第四，古代希腊史家和史料研究：指出希腊三大史家史学方法、史学思想的时代特征，客观、具体评述其各自贡献，剖析国际学界褒修昔底德，贬希罗多德、色诺芬的原因。本人用将近20年时间翻译、注释古希腊三大史家的主要著作（先后出版三版），研究相关史料。读者们普遍反映，“三史”译笔准确流畅，评述客观中肯，已成为中文读者的重要参考文本。译者精选、吸收近百年来国际国内古典学研究成果，增补大量注释，每一部译著都有一篇数万字的译者序言，对于史家生平、思想、方法和贡献进行简要、客观评介。译者弥补了中文旧译本的一些带有全局性的不足，指出希罗多德站在相对公正的立场上评价希腊人和波斯人及其他异族人，主要站在波斯人的立场上撰写《历史》，它是一部完整的史著；修昔底德撰史的根本出发点并非西方学界所一直褒扬的“客观主义”，而是作为忠实的雅典爱国者和理性主义者，必须正视其作为史家的时代局限性和阶级局限性，仔细甄别其史料的可信度，辨析其方法的多样性；色诺芬的史学成就自近代以来被国际学界刻意贬低，与其著作所涉希腊人与波斯人的关系有关，作为城邦危机时代历史的亲历者和记载者，全面梳理他的心路历程及时代特征，才能更好地理解其多种作品所构建起来的那个“拼盘式”的理想国。
第五，古代国家发展道路统一性与多样性研究：对于古代国家的发展路径作出既符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理论阐释，又符合历史事实的论述。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笔者在《光明日报》《世界历史》等报刊杂志发表多篇涉及世界早期国家形态演化路径及其经济结构的论文，在国内率先探讨雅典城邦危机问题，指出希腊城邦作为一种早期国家形态，其小国寡民的形态是与其技术薄弱的国家机构相适应的，随着奴隶制经济社会的发展，它必然被更高一级的国家组织所取代，但取代的方式多种多样，取代的路径也并非是直线的、整齐划一的。公元前4世纪雅典等许多希腊城邦内部并未出现私有制明显扩大、阶级斗争日益激烈、贫富分化不断加剧等现象，表明希腊城邦内部总体上并不存在建立更高一级国家组织的内在必然性。马其顿之所以能够击败希腊诸邦，是马其顿军事、经济实力壮大的结果，这一历史事件所体现的主要是马其顿国家历史发展趋势，而不宜理解为希腊城邦发展为规模更大国家的历史必然性。
总括起来，自己主要强调三点。其一，世界古代原生国家，初期从规模上看普遍都是小国寡民之邦，从政体上看主要有君主制（个人执掌政权）和贵族制（少数人执掌政权）两种形态，或多或少都存在一些民主制成分，但迄今尚未发现一个国家产生之初即为民主制的历史例证。其二，国家脱胎于原始社会的氏族部落组织；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氏族部落组织，或早或迟被以地域关系为基础的国家组织所取代；在世界早期国家发展中，情况极为繁复多样，在有些国家（如雅典、罗马等）国家起源过程中地域关系较快、较彻底地取代氏族血缘关系，而在有些国家早期国家发展过程中，二者长期处于“胶着”状态，甚至在一定时期内血缘关系有所强化。其三，国家与氏族组织的根本区别在于其设有“公共权力”，但是“这种公共权力可能极其微小，几乎是若有若无的”(3)；早期国家形态总的演化趋势是规模由小变大，管理机构由简单而复杂，这种演化的过程时间跨度不一、形态复杂多样，其实质都是公共权力由小到大逐步增长，这是古代国家形态发展演变的内在逻辑。
学院研究生会曾经举办过多次学术沙龙，请我和同学们摆摆龙门阵，主题是“如何做学问”，希望分享我的治学经验。我曾经援引德国史家兰克对其弟子所要求的“批判”“准确”“深入”等治史原则，和同学们展开讨论。我觉得自己做学问还处于打基础的阶段，谈不上什么经验。无非就是做老实人，说老实话而已。如果非要让我来总结一下，那首先要有正确的理论指导，将马克思主义理论与历史研究实践相结合；其次要有稳定的研究方向，恪守史家良知，坚持史学旨在求真，坚信求真方能致用；再次是选择重大历史问题如政治、经济、国家形态等加以探讨，敢于独立思考，言必有据；最后是脚踏实地，诚实探索，坚持不懈，创新益世。
本书取名“多彩的雅典娜”，源于自己对古希腊文明的理解。雅典娜是希腊神话中奥林波斯十二主神之一，宙斯之女，她不仅代表智慧、技术、战争、正义等多种形象，还是雅典城的保护神，堪称古希腊文明的象征。古代世界历史上产生过多种各具特色的文明，如果用颜色加以标注，文献中往往会出现“黄色文明”“蓝色文明”“黑色文明”等用词。早在2008年，笔者与出版界好友讨论出版个人文集时，即已确定此书名，后来多次前往希腊、埃及、意大利、土耳其等文明故地实地考察，使我更加坚信取名无误。古希腊文明作为西亚、北非及东地中海文明圈内的一种次生文明，曾广泛汲取多种域外文明优秀成果，加以消化、融合、创新，在哲学、史学、文学、科学、艺术等领域都取得了巨大的成就，成为世界文明宝库中一份珍贵遗产。
实话说，把这些短文汇编成册，也是方便自己向广大研究者、爱好者集中求教。需要说明的是，自己目前的所有工作，都是为撰写一部篇幅较大、内容较充实的雅典国家通史做前期准备。在国际学界，作为区域史、断代史的希腊史著很多，作为国别史的斯巴达史、罗马史不少，而希腊最重要城邦雅典的国家通史却极为罕见，这不能不说是一大缺憾。仰望博大精深的古希腊文明大厦，要承认自己对它一无所知。而今文集出版，希望它成为引玉之砖，激励自己及同行者在探索和求知的路上，不畏艰难，继续前行。
徐松岩
2023年2月
(1)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2017年；希罗多德：《历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8年；北京：中信出版社，2013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年；色诺芬：《希腊史》，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20年。
(2)恩格斯：《反杜林论》，《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503页。
(3)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78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