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 提秀斯改革新论
众所周知，雅典所在的阿提卡是自迈锡尼时代起希腊本土唯一保持连续发展的地区，提秀斯改革与雅典氏族制度的解体和国家的产生、发展都有着重要的关系。希腊古典时代，提秀斯被认为是雅典的改革者和立法者，在雅典历史上尤其是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66)按照古希腊人的传统说法，提秀斯是雅典自基克罗普斯之后的第十位“王”，是雅典城邦的缔造者和阿提卡的统一者，是使雅典人摆脱异族人控制的“民族英雄”；他甚至被作为雅典民主政治的创始者。(67)罗马帝国时代的希腊历史传记作家普鲁塔克，在其名著《传记集》中，杂糅多种古代传说和史料，写成《提秀斯传》。《帕罗斯纪年碑铭》把提秀斯定年在公元前1259/1258年。(68)马克思也提到，“提秀斯好像是公元前13世纪下半叶雅典的巴赛勒斯”，在那个时代，雅典的“四个部落已融合成一个民族”。(69)当代西方古典学者J.B．布瑞、N.G.L．哈蒙德等把提秀斯改革的年代定为公元前1250年左右；(70) A．安德鲁斯推测阿提卡的统一大约在公元前900年前后完成的，后人由于记忆模糊等原因，误把它归功于特洛伊战争以前的提秀斯。(71) S．霍恩布鲁尔认为，安德鲁斯的看法使人们更容易理解提秀斯的传奇经历。但他指出，总的来看，雅典在青铜时代或迈锡尼时代是否发生过某种政治统一，考古学证据尚无法证实。(72)而国际古史研究成果一致确认的是，阿提卡的真正统一是在公元前800年以后。(73)因此，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往往根据自己对有关资料的理解，把“统一”推定在公元前13—前6世纪之间的某个时间。(74)
一百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研究国家起源时，对雅典国家的起源予以高度重视。他们认为雅典人国家的产生“乃是一般国家形成的一种非常典型的例子，一方面，因为它的形成过程非常纯粹，没有受到任何外来的或内部的暴力干涉……”(75)国内有的学者在研究雅典国家的起源时，把提秀斯改革与阿提卡的统一、雅典国家的产生联系在一起，认为“雅典国家产生于提秀斯时代”，“提秀斯改革后，公民分为三个阶级，贵族、农夫和手工业者，而不问氏族如何”，“雅典国家自迈锡尼时代诞生后，就是一直连续发展下来，直到古典文明时代未曾间断”。(76)一百多年来国际历史学、考古学、语言学、神话学和文化人类学的发展，使我们对于提秀斯改革的认识有所深化，但关于这场改革的背景、内容、历史地位和作用等的争论似乎有增无减。那么，提秀斯改革发生于何时，是否确有其事？改革的主要内容究竟是什么？与阿提卡的“统一”、雅典“民族”的形成、阶级国家的产生关系如何？迄今为止，国内外学者对此尚无比较系统、科学的阐释。笔者拟就有关的几个问题谈谈自己的粗浅理解和认识。
一、改革的历史背景新解
普鲁塔克在他的《传记集》中把雅典的提秀斯与罗马的罗慕路斯相提并论。显然，在他的笔下，提秀斯俨然是雅典城邦的创立者。然而，由于普鲁塔克严格说来并不是一位真正的历史学家，他在引用资料时，并未遵循严格批判的原则，其中夹杂有大量的神话和民间传说，因而后世学者对这些资料可信的程度历来看法不一。事实上，正是由于这样的原因，普鲁塔克在他不经意地叙述中保留了大量极其珍贵的史料。一些学者在全面深入地研究了古希腊人的“神话—古史”观后指出，古希腊人，包括一些著名的史学家、思想家、诗人在内，在处理他们祖先遗留下来的古代历史遗产时，存在着两种基本倾向：一方面将古代的神话历史化，另一方面又有将“真实的历史神话化的趋向，于是历史化的神话和神话化的历史相互融合，共同溶化于希腊人的记忆乃至历史作品之中”(77)。我们也许能够从中发现一些历史事实，关键是如何作出科学鉴定并且正确加以理解的问题。
首先考察一下提秀斯的身世。在希腊古典时代，提秀斯虽被认为是雅典人的英雄，但关于他的身世却是隐晦不明的。一种最为流行的说法是，他的父亲方面的家世可以追溯到埃里克修斯以及当地最早的居民。就他的母系家族而论，他是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特罗伊曾之“王”皮修斯的女儿所生，(78)特罗伊曾曾经是一伊奥尼亚人城市，甚至在多利亚人入侵过后仍保留一些伊奥尼亚传统，如庆祝阿帕托利亚（Apatouria）节等。(79)据说雅典“王”埃久斯年迈无子，于是去德尔斐神庙求子，得神谕后并未径直回雅典，而是绕道去特罗伊曾。皮修斯诱使他与其女儿同居，后生一子名叫提秀斯。皮修斯在提秀斯出生后还四处张扬，宣称他是海神波赛东所生。据说埃久斯本人也不过是雅典“王”潘狄昂二世的一个养子，和埃里克修斯家族毫无血缘关系。(80)
按照希罗多德的说法，早在埃里克修斯的时代（《帕罗斯纪年碑铭》定年在公元前1409/1408年(81)），基克罗普斯人的后代（基克罗皮达伊人）就改称“雅典人”。(82)埃久斯的养子身份和提秀斯的伯罗奔尼撒人的血统暗示，他们都是“外来人”，大概是来自伯罗奔尼撒半岛的某一支希腊人。海神波赛东乃是特罗伊曾人的保护神，提秀斯号称是海神所生，因此，雅典历史上关于波赛东与雅典争夺阿提卡庇护权的故事，很可能就是对这批希腊人进入阿提卡过程的一丝模糊的记忆。《提秀斯与雅典》一书的作者以不小的篇幅力证提秀斯就是阿提卡当地人，而不是外来人，似乎还缺乏说服力。(83)
且看提秀斯是怎样来到雅典并站住脚跟的。根据普鲁塔克在《提秀斯传》（VIII.1—XII.2）中的记述，提秀斯在由特罗伊曾前往雅典途中历尽艰险，但又多次化险为夷：在伊庇道鲁斯附近，他杀死了用大棒作武器的强盗；在科林斯地峡，他处死“力弯松树”的强盗西尼斯，并娶其女儿为妻；在克隆米昂杀掉残忍淫荡、绰号“母猪”的女强盗；在麦加拉和阿提卡的交界处，又将一拦劫行人的强盗抛下山崖；进入阿提卡后，先在厄琉西斯战胜彪形大汉克科昂，后又在埃里纽斯除掉著名的“铁床匪”。提秀斯继续前行，在雅典城外的刻菲索斯河畔，“第一次”受到当地人的“热情款待”；不久，顺利进入雅典城。这段极富传奇色彩的冒险经历，简直就是一幅过五关斩六将的略图。它的历史价值就在于反映了大约在公元前13世纪中叶，有一批希腊人（可能是伊奥尼亚人(84)）由伯罗奔尼撒半岛的特罗伊曾出发，移居雅典的经过。英雄每过一关（沿途这些地方都是真实存在的），大概是象征着他们一次次击败当地人的抵抗。古典时代的雅典人在把提秀斯塑造成盖世英雄的同时，把那些奋起抵抗的当地人描绘成凶蛮无比的强盗，也许是很自然的。
提秀斯来到雅典之时，正值雅典纷争不断、内讧四起的多事之秋。纷争的焦点之一是雅典“王”位的继承问题。以潘狄昂的养子身份出任雅典“王”的埃久斯因无子嗣，地位岌岌可危。而埃久斯的兄弟帕拉斯的儿子们实指望在他死后名正言顺地继承王位，因为他们是埃里克修斯家族的合法继承人。(85)从这里可以看到，在提秀斯之前，至少有一支外来的希腊人已进入雅典。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埃久斯突然宣布收提秀斯为养子，并立他为王位继承人。这无疑使本已剑拔弩张的局势更趋激化。于是，以帕拉斯的儿子们为代表的当地人因此而“痛恨提秀斯，这个外来的陌生人竟然要当未来的国王，于是发动了战争。他们兵分两路，一路和他们的父亲一起，大张旗鼓地从斯斐托斯出发去进攻（雅典）城，另一路埋伏在伽格托斯准备两面夹攻。在他们之中有个传令官，是阿格努斯镇人，名叫勒奥斯，他把帕拉斯族人的计谋全部泄露给提秀斯。提秀斯立即对伏兵发动袭击，将他们一举歼灭。与帕拉斯在一起的那支队伍也随之东逃西散。据说，由于这个原因，帕勒涅镇的居民（帕拉斯族的后裔）从此不和阿格努斯镇人通婚。……由于勒奥斯通敌的缘故，他们甚至对‘勒奥’这个字音也深恶痛绝”(86)。
从普鲁塔克援引的故事中，我们可以看到这样的历史事实：在阿提卡居民的内部纷争中，埃久斯大概借助以提秀斯为首的外人之力，击败其对手。同时，阿提卡居民的内争为外人的介入提供了机遇。这种外部的压力，又在一定程度上迫使阿提卡居民团结起来。而提秀斯作为外人，一方面他以武力打败当地人的反抗，另一方面为缓解矛盾，稳定大局，他又不得不励精图治，锐意改革。
二、改革的主要内容新说
古希腊最可信的历史学家修昔底德也提及提秀斯改革。在他的笔下，提秀斯是一位精明强干的统治者。他改革的最重要的一项措施，就是废除了先前就存在于各个小城镇的议事会和长官，把阿提卡居民“统一”于雅典之下；并建立了唯一一个议事会和市政厅。他在允许这些城镇的居民继续像从前一样拥有自己土地的条件下，使雅典成为唯一的政治中心。提秀斯给他的继承者留下的是一座伟大的城市，后来雅典人每年都要举行“统一节”（Synoikia）以示纪念。(87)亚里士多德也指出，雅典人的四个部落，是提秀斯以“所有你们众人，都到这里来”作为口号，进行了“统一”。(88)
这样看来，阿提卡的“统一”似乎过于简单了。然而，普鲁塔克告诉我们，在埃久斯死后，提秀斯逐个走访阿提卡的村落和氏族，苦口婆心地劝说他们接受自己的“统一”计划。那些平民和穷人都迅速响应他的号召。而对于那些有权有势的人，提秀斯则许诺建立一个没有王权的政府——一个民主政府。他本人在其中只是担任军事指挥官和法律监护人，而在其他一切事务上人人都处于平等的地位。这样，一些人出于自愿，一些人慑于提秀斯的威力和勇猛，被迫接受他的改革方案。(89)
哪些人出于自愿？哪些人迫于无奈？显然，平民和穷人属于前者，有权有势的人属于后者。这是因为提秀斯采取了强力与怀柔相结合的策略。有权有势的人之所以如此，很可能是因为他们的利益受到损害。据普鲁塔克的记载，雅典的那些地位显赫的人“感到提秀斯夺去了每个贵族的尊贵职权，把他们囿于一城之内视若臣民和奴隶，因此他们早已心怀怨恨”。(90)提秀斯“许诺建立一个没有‘王’的政府——一个民主政府”，(91)看来就是因此作出的让步。既然没有“王”权，那提秀斯为何又被称为第十任“王”呢？
在父系氏族公社时代的后期，部落联盟通常都设有一个“王”，掌管祭祀。一般认为，这是一个不可或缺的职位，只能由本族人担任。据亚里士多德《雅典政制》记载，这是地位最高也是年代最古老的官职。(92)另外，这里往往还设有一个军事首领，属于非常设职位，可以由本族人担任，也可以由异族人担任。(93)亚里士多德说，按雅典古代宪法，国家官吏之任用都以门第和财富为准，他们最初都是终身职。最高和最早的官职是王者执政官（巴赛勒斯）、军事执政官（波列马库斯）和执政官（名年执政官）。其中以王者执政官为最古，因为它是祖上传下来的；第二个设置的官职是军事执政官；最后设置的是名年执政官。亚氏还补充说，军事执政官的设置“是因为有些王者在战争中表现得怯懦无能；这就是雅典人在一次危机中邀请伊翁来帮助他们的理由”。(94)看来，伊翁、提秀斯，可能还有埃久斯，都属于波列马库斯，而非“王者”。显然，提秀斯并未“继承”雅典的王位。而古典时代的作家们，大概是把王者执政官和军事执政官混为一谈了，在排列王表时也把他们混编在一起。因此，亚里士多德说提秀斯是“倾向民众、放弃王权的第一人”。(95)
提秀斯改革的第二项重要措施，是“邀请所有的外来人来雅典共享同等权利”。这大概是一些学者认为改革吸收不少侨民入氏族，使雅典公民人数增加的原因。但普鲁塔克说，他并不容许由于外来人口蜂拥而至，鱼龙混杂，泥沙俱下，致使他的“民主政体”陷于混乱。于是，他首先把他们分为三个等级：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他委托贵族掌管宗教仪式、提供官员、宣讲法律和解释神谕。对于其他人，他也“赋予相应的特权以保持均势。贵族地位最尊贵，农民贡献最大，手工业者人数最多”。(96)联系上下文的内容来看，三个等级的划分显然是针对“外来人”的，各自的特点也是在它们之间相比而言的。
国内外学者对于这两项改革措施的理解，历来争议很大。争议又直接涉及改革的时间问题。首先，当今史学研究成果可以确认的是，阿提卡的最后统一是在公元前7世纪才完成的。“统一”在漫长的岁月中经历了曲折的过程，不大可能是一道命令就可以解决的问题。其次，居民分为贵族、农民和手工业者无疑是社会经济、社会分工长期发展的结果，而不是、也不可能是提秀斯“在位”期间所能做到的。况且，即便是雅典历史上工商业经济最发达的时代，还是农业生产者人数占优势，难道提秀斯改革时期的雅典手工业就已经达到如此高的水平？正因如此，许多学者断定提秀斯改革是晚后时代发生的；(97)有的学者虽肯定改革发生于公元前13世纪后期，但对这两项主要改革措施中的可疑之处似乎没有作出可信的解释。(98)
另外，普鲁塔克还说，提秀斯改革开始把雅典娜定为雅典城邦保护神，当地人开始被称为雅典人。(99)后世学者多沿袭此说。然而，这似乎是后人（包括普鲁塔克）在把提秀斯与罗马的罗慕路斯相提并论的基础上而作出的演绎。事实上，正如希罗多德（VIII. 44）所说，早在提秀斯实施改革数代以前，“雅典人”之名就已经出现，表明雅典娜的崇拜在当地已居于主要地位。(100)
提秀斯来自特罗伊曾，该城居民的保护神是波赛东。普鲁塔克提到，提秀斯当政之后，曾下令在科林斯地峡举办旨在纪念波赛东的地峡竞技会，并且是模仿纪念宙斯的奥林匹亚竞技会而创办的。(101)这是提秀斯来自一支崇拜波赛东的希腊人的重要佐证。希腊神话中关于波赛东与雅典娜之争并以波赛东的失败而告终的故事，很可能就是隐约地反映了提秀斯在雅典实施改革失败，最终客死他乡的史实。
通过以上考察，关于提秀斯改革，我们似可提出如下几点认识。其一，改革确有其事，时间应在公元前13世纪中期，而不是公元前8或前7世纪。从现有的考古资料来看，雅典卫城（后世雅典人仍习惯地称之为“城”）大约在同一时期被精心加固和改造，(102)可以为证。大概在提秀斯率领一批希腊人进入雅典之后，便加固城防，使之成为他们统一阿提卡的大本营。因此，当提秀斯的子辈们随希腊人参加特洛伊远征时，雅典的名字前被冠以“城垣坚固的”(103)。事实上，在迈锡尼时代的线文B泥板文书中曾两次出现提秀斯（the servant of god，意为“神仆”）的名字，(104)而以-eus作为名字后缀的情况，只存在于迈锡尼文明时代。(105)其二，提秀斯不是“放弃王权”者，也不是“民主政府”的建立者。因为他是外来人，仅担任过“军事指挥官”，从未担任真正的“王者”。既然未居于王者之位，无王者之权，也就不存在“放弃王权”的问题。事实上，放弃王权，还政于民，是古典时代民主制高度发展之时才出现的观念。其三，提秀斯是针对不同的对象而采取不同的措施的。他的第一项措施是针对阿提卡原有居民的。在击败原有居民的联合抵抗后，把当地人中的贵族分子迁居雅典城里，如此则自然取消了原先的“地方议事会”，这实际可以理解为提秀斯为首的外来移民“征服”雅典人的结果。此项改革促使了当地贵族与移民中的上层分子的融合。普鲁塔克在《提秀斯传》中关于贵族权利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说法，实际上很可能就是针对当地原有的贵族和移民中的贵族而言的。提秀斯欲以此尽力缓解以致消除移民与原有居民的矛盾。(106)第二项措施则主要是针对泥沙俱下的“所有外来人”的。大概通过此项改革，使移民中数量最多的一部分成为手工业者，(107)并不是把他们安插到广大乡村，从而在最大程度上避免了因争夺土地所有权而必然引发的大规模激烈冲突。提秀斯在改革中，对于占当地人大多数的平民和穷人，则秋毫无犯，从而比较容易地获得了他们的理解和支持。修昔底德的记载似乎也印证了这一点。他指出，自远古时代以来，散居乡村一直是雅典人民生活的特征。从基克罗普斯和初期诸王直到提秀斯的时代，阿提卡的居民总是住在独立的城镇中，各有各的管理机关。提秀斯改革建立了一个政治中心，但“个人可以和从前一样，照料自己的财产”。就是在提秀斯“统一”以后，他们的生活方式并未改变。直到伯罗奔尼撒战争前夕，大多数雅典人仍散居于乡村，住在他们出生的房屋，守着祖宗遗留下来的神龛。(108)这说明，移民数量不多，主要居住于“城”里，对原有居民的社会组织的冲击和破坏是很有限的。
三、改革与雅典国家的形成
国内学者在研究雅典早期历史时，总是把古希腊文的synoikismos一词译为“统一”，这实际上是与其原意有出入的。古希腊文原意为living-together, wedlock即“一起生活”或“一同居住”“联姻”之意。(109)英译者通常译为“union”，汉译显然受到了英译的影响。这就是说，提秀斯所谓的“统一”，就是他们实现了与原有居民一同居住。显然，把“统一”与国家的形成简单地画等号是不尽符合历史实际的。由于国家尚未产生，也就不可能有公民的概念，因而说这些外来人成了“雅典的公民”自然是失实的。正如哈蒙德所指出的，“统一”并未导致乡村居民大量地移居雅典；(110)雅典城里的居民也并未大批地移居乡下。“城里人”与“乡下人”几乎处于井水不犯河水的状态。故而这次改革对于阿提卡乡村的影响是极其有限的。因此，“统一”意味着阿提卡诸小公社之间的初步联合。之后，“雅典人”成为阿提卡地区诸邦之首，有点“盟主”的味道。修昔底德说，改革前“阿提卡人民总是居住在独立的城镇中的，各有各的管理机构；只有在危急的时候，他们才集合起来，和国王商讨办法；其余的时候，各城镇各自照料自己的事务，做出自己的决定”。(111)看来，改革后这种情况并未发生根本性改变。
另外，提秀斯作为外来人，其地位并不十分稳固。他所做的，只是初步实现了阿提卡形式上的统一，或者说初步联合，并不是真正的统一。即便如此，也招致了原有许多居民尤其是贵族的怨恨和反对。根据普鲁塔克的记载，佩特奥斯之子、奥纽斯之孙、埃里克修斯之重孙麦涅斯修斯，趁机“竭力煽动和激怒城中那些最显要的人物，麦涅斯修斯还通过詈骂，在平民中煽起骚乱，说他们幻想获得自由，事实上却被剥夺自己的家园和宗教，这样就使他们脱离了与自己同一血统的许多善良的国王，屈从于一个由外国移居来的主子”。(112)值得注意的是这里称提秀斯为“由外国移居来的主子”。不久，一支来自斯巴达的希腊人兵临城下。(113)这支“外来人”虽控制了雅典的局势，但提出的唯一要求只是为他们举行“引进”仪式，即要求雅典人收他们为“养子”，从而可以参加厄琉西斯的秘祭仪式。这个要求很快得到满足。(114)麦涅斯修斯自立为雅典人的领袖。提秀斯想以武力制服他们，但麦涅斯修斯的势力日益强大（显然与移民进入雅典城有关），使他的努力归于徒然。最后，提秀斯不得不离开雅典，起航前往斯基洛斯岛。
麦涅斯修斯继为雅典王，就好像他是从有悠久历史的祖先那里合法继承来的王位一样。提秀斯的两个儿子后来作为普通战士随厄勒斐诺尔参加了特洛伊战争。直到麦涅斯修斯死后，他们回到雅典，恢复了王权。(115)
光阴荏苒，岁月如梭，数百年过去了。提秀斯其人其事已经渐渐地在雅典人的记忆中淡忘了。直到波斯战争时期，雅典人意识到需要一位英雄作为他们抗击异族人入侵的精神支柱。于是，提秀斯“复活”了。传说在马拉松战役中，许多雅典士兵声称亲眼看到提秀斯的幽灵全身披挂，出现在他们面前，领导他们向敌军冲杀。(116)一场“造神”运动就此拉开帷幕。波斯人战败后，雅典人求得神谕，收回提秀斯的遗骸，在雅典隆重安葬，妥善保护。同时，为使他的英雄形象更加完美，雅典人编造了他的传奇经历，如他与养父埃久斯的特殊关系，甚至把雅典历史上其他英雄的事迹也改头换面，附会于他的身上。一些学者因此把提秀斯基本上视为一个神话传说中的英雄。(117)此外，提秀斯的“外来人”经历很少有人提起，提秀斯被雅典人作为民族英雄的说法逐渐居于主导地位。
从伊翁开始，有好几批“外来人”入居雅典和阿提卡，这已是不争的事实。瓦尔科在《提秀斯与雅典》一书中力图证明提秀斯就是土生土长的雅典人，看来还有不少可疑之处。(118)事实上，提秀斯的“本土化”，恰恰是雅典民族融合日益深化的结果；这与包括修昔底德在内的古典时代的雅典人都强调自己是未离开过本土的希腊人的说法是一致的。(119)
在古希腊人的记忆中，雅典人是唯一没有离开过自己土地的居民。希罗多德指出：“当皮拉斯基人统治着如今被称为希腊的地方时，雅典人就是那些被称为克拉奈的皮拉斯基人。在基克罗普斯王统治的时代，他们叫作基克罗皮达伊人，而当王权转到埃里克修斯手中的时候，他们又改换了自己的名字而成为雅典人。可是，当克苏托斯的儿子伊昂成为雅典人的统帅的时候，他们又随着他的名字改称为伊奥尼亚人了。”(120)关于皮拉斯基人与雅典人的关系，他写道：“皮拉斯基人所讲的是什么语言我说不确切了。……我认为，如果我们可以从这些人民的语言加以推测的话，我们必须断言：皮拉斯基人所讲的是异邦话（非希腊语）。如果整个皮拉斯基民族说的是同一种语言，则确定无疑是属于皮拉斯基族的雅典人，在他们加入希腊民族的同时，必定改变了自己的语言。”(121)考古资料证明，雅典卫城自公元前4000年代起就一直有人居住，文化未曾中断。(122)雅典民族(123)的形成，是经过数千年的发展和融合逐步实现的。其间，一批又一批的“外来人”进入阿提卡，希腊历史上的部分“伊奥尼亚人”“阿凯亚人”都曾是进入阿提卡的“外来人”，他们和原先的非希腊人即皮拉斯基人经过无数次的斗争和融合，最终都成为“雅典人”。当代考古学、人类学的研究成果有力地支持了这一点。(124)雅典文化源远流长、兼收并蓄、开放性强，这是雅典成为古典时代希腊文化中心最重要的历史原因。雅典历史上颇有影响的“麦特基亚节”（Metoikia）即“移居节”，据说也是由提秀斯创立的。(125)因此，我们认为，所谓“提秀斯改革”，主要反映的是一支数目较多、势力较强的外来人通过“改革”逐步定居雅典的过程。此后，“外来人”进入雅典并且可以比较顺利地加入当地居民的社会组织，进而成为雅典公民似乎逐步成为一种惯例，直至古典时代。梭伦改革、庇西特拉图的僭主政治和克里斯提尼改革，实际上都涉及外来人及其后裔与阿提卡原有居民的关系问题。亚里士多德提到，庇西特拉图的支持者中就有所谓“血统不纯者”；克里斯提尼改革期间，大批异邦人、奴隶和侨民登记为雅典公民。(126)这两部分居民关系的调整，是雅典国力增长和民主制形成不可忽视的历史因素。(127)
在雅典历史上，“雅典人”是一个历史的概念。在阿提卡实现真正统一以前，“雅典人”和“阿提卡人”似乎是两个不同的概念。统一后这两个概念常常被混用，也常用来特指其中之一。这一点从古典时代希腊作家的作品中仍依稀可见。这两部分居民的融合过程漫长而复杂，与此并行的是阿提卡居民血缘关系日益松弛乃至瓦解的过程。
顺便提一下，后世史料记载说雅典在提秀斯改革之前已有若干“地域性”组织，这种情况在古史研究中屡见不鲜。因为史料形成的年代明显晚于史实出现的时代，那时国家已经产生、地域关系业已取代血缘关系。记载者往往把原始的血缘团体如胞族、部落的活动空间与国家形成后的地方区划混为一谈，而实际上这二者之间是有本质区别的。(128)
“雅典人”是希腊半岛青铜时代文明的创造者之一。不过，提秀斯改革时期的阿提卡似乎并不是迈锡尼文明的中心地区，而只是位于其边缘地带。其时，阿提卡当地居民的基本社会组织依然是氏族部落组织，这种组织在广大乡村根深蒂固，具有相当大的活力。但是，随着外来人的不断移入，或者说，随着外来人不断地被阿提卡居民收为“养子”，原有居民的血缘关系日渐松弛。而收养外人入族，恰恰是氏族制度的基本特征之一。(129)根据哈蒙德的研究成果，一批批进入阿提卡的移民，早期是加入氏族之中，与原氏族成员融为一体，成为氏族成员（gennetae），拥有氏族世袭的土地；晚后时期移入的居民，有些移居海外，有些则成为归化民（orgeonnes），他们不属于氏族，但可以加入胞族，主要从事商业和手工业。哈蒙德认为氏族成员与归化民约自公元前1000年以后开始有所区别。(130)实际上，这种情况很可能源自更早的时代。
综上所述，可以基本肯定的是，提秀斯改革虽对阿提卡原有的社会组织产生过一定影响，使散居阿提卡的诸公社初步联合起来，但决不是地域关系取代血缘关系具有决定性意义的一步，更不是国家组织取代氏族部落组织过程中决定性的一环。国家的产生不是一蹴而就的，它必定有一个历史过程。如果把国家的产生比作“十月怀胎，一朝分娩”的话，那么提秀斯时代的雅典是处于“萌芽”状态的国家，属于“胎儿期”，离“新生儿”的诞生还有漫长的历史之路。因此，如果说提秀斯改革时雅典公共权力和阶级业已产生，把改革作为国家形成的标志，显然证据不足。最后，我们觉得似乎可以提出这样一个问题：一百多年来，一种在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界流行的认为雅典国家在形成过程中，完全没有受到外来的或内部的暴力干涉的观点，是否太绝对了呢？
原载《安徽史学》2003年第1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