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治学历程
（一）卓然自立，本立道生
“卓然自立，本立道生”是陆广莘一生的真实写照，也是他对中医学发展方向的主张。
陆广莘学习中医非常偶然。在他就读上海中学高中工科期间，日本军队在他所住的宿舍楼内发现一枚炸弹。为躲避日本人的监禁询问，他辍学回到老家。父母为了让他“以后有口饭吃”，让他拜家乡老中医为师临诊学医。然而，东西方文化的背景差异，有机论与机械论的观念冲突，中医关于目标动力性实践论和西医关于溯因分析性认识论的巨大碰撞，使曾学工科的他感受到思维方式的格格不入。但这反而使好学善问的他对中医学产生了兴趣，也坚定了他探究近代中西医论争的心理。
1957年，作为卫生部招收的中医药研究人员，他在北京大学医学院学习5年西医，毕业后分配到中央人民医院，即现在的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工作。西医医院的中医医生是备受考验的，因为其面临的疾病多是西医束手无措的疑难杂症。面对综合医院的疑难病会诊，他深刻认识到，作为一名中医，只有对西医疾病分类学诊疗思想的结论“心知其意，不为所囿”，才能充分发挥中医的学术优势，解决临床难题。因此，在长达30年的西医医院工作中，他始终坚持以中医学为体，对西方医学诊疗思想“心知其意，不为所囿”，在西医医院开创了中医的新天地。他为医院创建了中医病房，扩大了中医在综合医院中的临床领域；设置了全国第一个西医院校的中医课程，推动了医院临床各科更广泛的中西医合作。
在中医理论的指导下，他制定了阑尾合剂和肺炎合剂等协定处方，供西医外科和儿科直接使用，取得了比单用西药显著的疗效。在治疗乙脑、急腹症、小儿肺炎、肝炎、肝硬化、糖尿病、高血压、肾炎、喘息性支气管炎、苯中毒等方面，他坚持以中医思维方式进行诊治，在提高临床疗效的同时，与西医建立了良好的、相互尊重的合作关系。北京大学人民医院的西医都很尊敬他，陆广莘调到中国中医研究院后，还常介绍疑难病患者到他门诊。
“君子务本，本立而道生。”结合自身的人生历程，以及对近百年来中医学发展过程的考察，他提出中医学欲寻发展与出路，首先就是求其“本”。他指出中医学是以“养生保健治病必求于本”为主要任务的创生性实践的生生之道，是谋求实现天人合德生生之效的健康生态的实践智慧学。中医学作为健康医学，更符合21世纪的医学观。
（二）勤求博采，超越包容
“勤求博采，超越包容”，是对陆广莘孜孜以求的中医学术生涯中治学态度的概括。
陆广莘是带着探究中西医论争的心理迈入中医学殿堂的。他自幼好学，每年假期师从中文老师学习古文，尤其对《东莱博议》等论辩文字感兴趣。在20世纪初期，梁启超曾说过这样一句话：“中医尽能愈病，总无人能以其愈病之理由喻人。”胡适也曾断言：“西医，能说清楚他得的什么病，虽然治不好，但是西医是科学的。中医，能治好他的病，就是（因为）说不清楚得的什么病，所以中医不科学。”为什么对于中医学会有这样的论断？这成为陆广莘六十多年的中医学术生涯中，不断思考和探索的命题。
他博极医源，遍求中外，不断参悟中医学的精髓。他先后师从陆渊雷、章次公、徐衡之，汲取了陆渊雷的“发皇古义，融会新知”、章次公的“欲求融合，必先求我之卓然自立”、徐衡之面对西医诊疗“心知其意，不为所囿”的观点和思想。
陆广莘关注勤求博采，但更强调卓然自立基础上的超越包容。这种思想，不仅体现在他的治学态度上，也体现在他的学术观点上。在治学态度上，他思想解放，科学批判，独立思考，在勤求博采的基础上，形成了高深独到的见解、超凡脱俗的观点，使他在中医名家中独树一帜，个性鲜明；在学术观点上，他指出中医学与西医学本质上不同，强调中医人应着眼于人类健康保健，立足于自身的优势和特色，尽职尽力做个好中医，超越包容西医，为人类的卫生保健事业作出应有的贡献。
他发表论文百余篇，篇篇都有理有据，精辟独到。2001年，人民卫生出版社将其学术论文80篇汇集为《中医学之道》一书。研读这些文章，正如中国民族医药学会会长诸国本所说：“中医界人士读陆广莘的文章，有时感到陌生的‘洋味’；哲学界读陆广莘的文章，有时感到新鲜的‘土气’，但它确实为中医界讲清了许多难以讲清的问题。”的确，捧读这本书，必须荡涤心中浮尘，才能通过其融合中西医学、物理学、哲学等概念的语句和别具韵味的行文表述，随其跃动的思绪，进入探究中医学千古奥秘的时空隧道。
（三）肩负使命，建言献策
对中医药事业的孜孜以求，对中医药事业有强烈的使命感，使陆广莘自觉地承担起发扬光大中医的任务。他在各种场合宣讲中医，反复论说和疾呼中医学术。
1961年全国首届药理学会上，交流筛选中药的结果，大部分是阴性，即无效，少数阳性结果其疗效也大大不如同类西药。这期间，北京有几例中医治疗阑尾炎发生穿孔。于是，在中华医学会的会议上，人们开始对中医的治疗效果发难，进而涉及中医理论的正确性，中医学陷入举步维艰的窘迫困境。陆广莘以其对中医理论的理解，针对这一倾向提出：对于阑尾炎治疗上的失误，其实只是协定处方之故，它没有从根本上依照辨证论治的准则。治疗有失误，反而提示作为中医特色的辨证论治是何等重要！
1983年，陆广莘被调到中国中医研究院，在中心实验室的基础上筹建了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中医基础理论研究所”的名称是他策划，并在多次讨论会上坚持的结果。他提出“中医研究”和“研究中医”是两个不同的概念，两者不能互相代替，只能互补互渗，主张自主的“中医研究”。这一认识至今已经成为中医继承与发展中的一个判定标准和一句名言。
面对“中医不科学”的论断，他发出“医学不能拜倒在科学的脚下”的呐喊，惊世骇俗，石破天惊，为我们提出了一个新的学术命题。他敏锐地指出，百年中医困惑在于“废医存药”地扭曲中医诊疗思想，用疾病医学的观念和方法研究中医、改造中医。而当代全球性的医疗危机却根源于近代医学模式主要针对疾病的技术统治医学的长期结果。针对疾病的技术，造成了与治疗目标相反的反目的性效果，使人体内外生态环境受到破坏，对人类产生了长期的不良后果。他不断呼吁，应该认识到这些问题的严重性，有必要对直接对抗和直接补充的治疗方式进行深刻的反思。
陆广莘倡导中医的健康医学思想，大胆提出：“中医学的发展，要从疾病医学教条统治中解放出来。”他认为近代史上，中医在努力向疾病医学学习过程中，过于忘我，导致中医学主体价值体系的离散，是为“邯郸学步，反失其故”。他提出16字中医出路箴言：厚德载物，和而不同，自强不息，超越包容。即以博大的胸怀和雄心，以超越的胆量和自信，做到文化自觉，主体发展，兼收并蓄，永不松懈，引领中国科技走向世界。
陆广莘是第八、九届全国政协委员，他利用一切机会为中医药发展建言献策。2003年，他主持香山科学会议，提出中医药理论建构与研究方法。2005年，他参加科技部“973计划”中医理论专项论证会，对中医理论基础研究提出指导思想和研究方法，并致信科技部、卫生部主要领导直陈对中医的认识和理解，反映中医药事业发展中的问题等。他声名远扬，许多高校、医院邀他去讲课。他在各种场合宣讲中医，反复论说和疾呼中医学术。2013年12月，已87岁高龄的陆广莘仍不辞辛苦，在“全国中医药传承博士后专题讲习班”上，面对一百余名来自全国的高层次、高学历的年轻中医药学子们，开展以“对中医药传承问题的学习和思考”为题目的讲座，再一次强调：“中医要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现代的研究成果，都要为我所用，而不是用来改造自我。”其语金熔玉琢，节短音长，言近旨远，对中医后来人、对中医药学术的发展期盼之情由此可见一斑。
近百年来，对于中医这门学科的怀疑、无端指责、迷惘从未停止过。陆广莘本着中医当卓然自立的民族精神及发展中医的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于高层次上对中医学的俯瞰性明视，使后学者顿生自信，也使中医人在茫然无助中寻到了精神依靠。
（四）恬淡从容，医德高尚
在当代中医界中，陆广莘因为敢于提出尖锐问题、善于逻辑思辨和观点独具创见，而被誉为“中医界的哲学家”。在生活中，无论何时他都总有一种恬淡和从容：在邻居眼中，他是和蔼慈祥的老者；在学生眼中，他是循循善诱、充满鼓励的老师；在患者眼中，他是亲切随和、不厌其烦的医生，与他相处总会令人想起“淡泊以明志，宁静而致远”。
对于不了解中医的人，对于不理解、不赞同他观点的人，他始终抱着宽容理解的心态，这使他在表达自己的观点时不急不躁，从容不迫。1987年，他作为首批中医治疗艾滋病专家奉派赴坦桑尼亚。面对对方首席近乎刁难性的质问：中国有艾滋病吗？你们见过艾滋病吗？你们做过中药抗艾滋病病毒的实验吗？他从容应答：中国只发生一例外籍病例，很快死亡，我们小组没见过艾滋病。但其一，中医不单纯是经验医学，而且是一门理论医学。作为理论医学，它可以应付新出现的病。例如过去没有放射病，没有微波病，中医运用其理论指导可以治疗这些病。其二，艾滋病，无疑是病毒感染。但病毒性疾病是否只有抗病毒治疗是唯一的，或者是最佳方案，不见得。我们现在和过去治疗乙脑、乙肝、天花、麻疹等并不必须依靠抗病毒治疗。其三，中医治疗病毒性疾病和自身免疫病有经验，在治疗艾滋病上可以借鉴。中医治疗重在提高免疫和屏障功能，犹如天花的消灭，并不是消灭病毒的结果，而是依靠人体完全的免疫反应以及群体人工免疫的结果。
陆广莘医德高尚，不少人重病请他出诊，他不避深夜前往；主张以小剂量的药物激发人体的抗病能力，用药以验、便、廉为主。他崇尚生命，坚持“道不远人，以病者之身为宗师”，每每从社会、人文学等角度对患者的工作、生活环境进行全面分析，鼓励安慰患者，使其身心愉快，充分发挥机体的自愈能力。他认为，患者机体的恢复，实际上是由于其体内旺盛的生命力、抗病的能力发挥了作用，而非医生的功劳，医生没什么可值得骄傲的，因此他很少谈某个患者的治疗过程。他引用病例，都是为强调机体抗病能力在机体恢复中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