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39章 数据化的大明

“胡惟庸案”“空印案”和“郭桓案”相继落幕，朱元璋杀得人头滚滚，张嘴说话都是一股子血腥味儿。按说朝堂上死了这么多官员，民间死了这么多士绅，大明早就该从上到下乱作一团，因为朱元璋的淮泗功臣集团人数不算很多，根本没法依靠他们治理整个国家啊。可实际上，不管朱元璋怎么杀，整个大明依然四平八稳，上层秩序肃然，下层岁月静好，这是怎么回事儿呢？

史书没有直接告诉我们朱元璋的后招，但却把相关事件写了出来，只要我们把各事件略微串一下，就能很轻易地发现端倪，进而解出正确答案。

1365年，此时明朝还未建立，朱元璋将应天府的儒学改为国子学，算是己方政权内部的最高学府。大明建立之后，朱元璋又迅速补充县学、州学和府学，形成了一套“从中央到地方”的完备教育体系。洪武三年，朱元璋定科举法，规定“中外文臣皆由科举而进，非科举者勿得与官”。洪武十七年（1384年），朱元璋定科举取士制，将原来连续三年举行乡试的制度改为每隔三年举行一次，同时进一步细分科举规则：新的科举制度分乡试、会试和殿试三级进行。

科举制度由隋文帝杨坚开创，但一直以来都是混乱不堪，直到朱元璋时期才算真正规范，成为官员选拔的唯一标准。

洪武三年，朱元璋下令在全国范围内普查人口户数。洪武六年，朱元璋决定移民屯田，从外来人口较多的山西入手，将大批百姓迁移至中原各地，这项政策一直持续实施至永乐十五年（1417年），共四十四年。

洪武十四年，朱元璋行里甲制度，这是明朝的基层组织形式，规定一百十户为一里。同年，朱元璋行黄册制度，以户为单位，将每户的姓名、年龄、籍贯、田宅和资产等数据逐一登记在册，一式四份，逐级上报至县、府、省和户部。

洪武六年，朱元璋颁布《大明律》，号召全国军民依律行事。

洪武八年，刑部主事茹太素给朱元璋写报告，老朱最初耐心听着，后来越听越不耐烦，因为茹太素通篇都是官样文章，具体有什么事始终没说。朱元璋听了半天，总算听到了干货，赶紧叫了暂停，然后让念报告的人查了一下字数，发现已经念了一万六千五百多个字。于是朱元璋命人将茹太素招到大殿里痛打了一顿，打完之后接着念干货。朱元璋发现茹太素写得非常好，每件事都说到了点子上，而且只用五百多字就把事情全部说清楚了。他拍着茹太素的肩膀说：“你说的这些事都很对，但你这奏章写得又臭又长，我实在是听不下去。”

洪武九年（1376年），朱元璋修订《大明律》，并特别做出说明：“以后的奏报都必须简单直接，别弄那些套话、空话、废话来凑字数。”

洪武二十年，明朝第一版《鱼鳞图册》问世，具体负责人是国子监学生武淳等，这是非常完备的土地登记册。《鱼鳞图册》的问世，意味着明朝对基层的控制力已经达到了空前强大的地步，历朝历代都无法比拟。

我知道列一大堆史料有些无聊，大家先别急，已经列完了，我们现在就开始串。

怎样才能令一个朝代永葆生机？怎样才能令一个国家长治久安？用大道理来说自然是“文官不爱财，武将不怕死”“人人平等，安居乐业”，可这只是表象。人性是有弱点的，如果没有足够的威慑力，文官怎么可能不爱财，武将又怎么可能不怕死呢？每个人的出生环境不同，又怎么可能做到人人平等呢？如果解决不了上述三个问题，百姓又怎么可能安居乐业呢？

如何尽最大可能解决这一问题，那就必须依赖科学而系统的统计学了。喜欢玩战略游戏的朋友应该都明白一个道理：当你选定一个开局之后，一定要想好优先发展什么，其次发展什么，随后发展什么，最后发展什么；在发展过程中，你需要优先备齐的资源有哪些；如果某项资源稀缺，你要怎么把它弄到手；如果遇到突发情况，你有没有足够的军队来应对。

如何治理一个国家，其实和如何玩好一款战略游戏的思路差不多。战略游戏的优点是数据透明，你可以一眼看穿目前的缺点和困境；你有明确的发展方向；你手下的人都没有思维能力，鼠标点到哪里，他们就去哪里。战略游戏的缺点是不能过于复杂，否则一个人根本操作不过来。你在这边刚补了军队，那边早就已经断粮了；你在这边努力兴修水利，那边城池内部已经有人起来造反了。

而治理国家的优缺点和战略游戏是相反的：你不用担心操作不过来的问题，因为你可以拥有许多助手分忧，但你要时刻保持警惕，因为这些助手未必会和你齐心协力，他们都有着自己的打算，你没法用鼠标命令他们百分百服从。

治理国家最大的难点还在于数据不透明，如果某地发生了水灾，你根本不知道受灾人群的具体数量，只能听助手的报告；如果某地发生了贪腐，你根本不知道办案人员从中贪墨了多少，只能看看他们的结案陈词。

真正的治国能臣，他们最看重的就是如何令整个国家“数据化”。只有做到这一点，才能最大限度地降低助手们自私自利所带来的影响，才能最大限度地令中央政府看到国家目前所面临的困境和威胁。

朱元璋或许没有玩过战略游戏，但根据前文罗列的那一大串史料，我们完全有理由相信：朱元璋治国的终极目的就是想方设法令整个大明“数据化”。我在前文所罗列的诸多史料并非按年份区分，而是按具体作用来区分，我们可以很好地看清楚朱元璋的出牌思路。

在建立大明之前，朱元璋就已经把建立完整的教育体系当成重要工作，在这里培养出来的人才，基本都是全心全意为国家工作的，毕竟他们都还年轻，没有经历过元廷官场的腐化。随后，朱元璋逐步加强科举的地位，使其成为选拔官员的唯一渠道。也就是说，只要朱元璋能把科举取士的主动权抓在手里，就可以自主选择他认为可用的官员，而不是根据什么地方推荐，勉为其难地用一些不知根底的“野官”。

进行人口普查是为了对国内各行省的基本情况有一个大致的了解。这项工作完成后，才有了轰轰烈烈的“大移民行动”，避免人口集中在某地而引发内卷，同时让人口缺失的行省能够焕发新生。

当上述两步走完之后，里甲制度便有了存在的基础：大多数行省的人口规模都差不多，人员构成也差不多，为了防止以后发生变化，不如把职业给定下来。父亲是木匠，儿子、孙子、重孙都必须是木匠，就好像战略游戏当中那样，左上角坦克营里造出来的都是坦克，右上角兵工厂里造出来的都是枪械弹药，方便记忆和分类。

现实生活中有“传承”一说，父、子、孙三代都是木匠，那手艺肯定是有保障的，就好像书香世家的孩子平均成绩肯定高于工人阶层的孩子，因为人家祖辈和父辈都是饱学鸿儒，这就叫“传承”。

当一切各就各位时，我们应该如何治理国家呢？自然不能听各家族族长的话，而是要听国家的话，所以《大明律》横空出世。惩罚茹太素这件事其实应该和科举联系在一起，这就是在告诫大家：我们国家不需要只会写官样文章的所谓“文人”，而是要能够干实事的专业人才。

上述几项都不是独立存在的，比如《大明律》和里甲制度同样有互相印证的功效，人口普查对科举取士定名额也有参考作用。

完成上述工作之后，整个大明的基层几乎都被朱元璋握在掌中，于是在洪武二十年，朱元璋开始命人编纂《鱼鳞图册》。这就好像你在某个随机地图与人交战时，只有自己的占领区会在地图上显示，其他地区都是黑漆漆的一片。《鱼鳞图册》的意义就是把整个地图全部打开，让你可以轻易地看见敌人正在做什么，整个地图对你而言已经没有秘密了。

按说这种把地图点亮的工作应该交给最重要的得力助手来完成，但朱元璋选派的却是自己培养的国子监学生。由天子门生为大明制作地图，想想就很刺激啊。可问题在于，他们有能力把这件事办好吗？

对于这一点，我们来看一份明朝户籍档案就能明白。嘉兴府嘉兴县零宿乡有一个名叫林荣一的人，他被编为二十三都宿字圩民户，一家五口人，二男三女，分别是：林荣一，男，三十九岁；阿寿，男，五岁；章一娘，女，四十岁；阿换，女，十二岁；阿周，女，八岁。

在这个家庭中，林荣一是男主人，章一娘是女主人，三个孩子分别是阿换、阿周和阿寿。此外，林荣一家的固定资产有屋一间一披，还有田地六亩三分五毫。林荣一只是一个普通农民，在这份户籍档案中，我们可以很清楚地获取他的家庭详细信息。明朝其他农民的家庭背景，乃至其他职业的家庭背景，应该也差不多是这样。

这就是朱元璋前期做出许多布置所获得的回报。当他把一切准备工作全部完成以后，接手办事的人用不着有多强的能力，只要有责任心就足够了。只有高明的战略家才会像朱元璋这样做事，就好像《孙子兵法》所说的那样：胜兵先胜而后求战，败兵先战而后求胜。胜利者往往在战争开始之前就已经具备了必胜的条件，战争过程只是走流程而已；失败者往往是先想办法在战争中获胜，然后再从胜利的战争中获得想要的一切。

朱元璋把大战略制定出来之后，他就已经做好了心理准备。哪怕事出反复，哪怕蜿蜒前行，都是可以接受的，因为自己的战略正确，结果必然是好的。

自洪武三年定科举法之后，又因故暂停了十年科举，直到洪武十三年胡惟庸倒下，朱元璋才重开科举。这是极大的挫折，但朱元璋宁可自打耳光，也不愿意让自己辛苦浇灌的幼苗受到外界污染。

朱元璋为什么能够容忍旧元官吏？因为在大明建立初期，人手极度缺乏，不用他们就无人可用。别说远在天边的边疆之地，就是近在眼前的江南水乡，朱元璋也管不好。

早在洪武元年，朱元璋就命令苏州和常州丈量土地，汇集成册上交中央政府，可这两个地区就是一再地阳奉阴违，不是这里出问题就是那里不对劲，反正相关资料始终交不上来。朱元璋有好几次气得在后宫砸东西，却也无可奈何。直到洪武二十年，朱元璋决定派人编纂《鱼鳞图册》时，这两个地区才算勉为其难地把相关资料上交。

区区一份土地资料，二十年之后才上交，这事还发生在所谓的“杀人皇帝”朱元璋时代，有没有颠覆大家的认知呢？底下人都敢这样糊弄他，看来朱元璋也不是那么可怕。

在前文引用的那份户籍中，我们看到了林荣一全家的详尽资料，可这样一份资料并不是一次性制作完成的。朱元璋在洪武三年搞人口普查时并没有丈量土地，因为这里面的利益牵涉极深，朱元璋没把握全身而退，所以就出现了“只查人口，不查财物”的奇景。

一桩桩、一件件都是朱元璋在实现战略规划过程中所遇到的难题，但老朱全都一一挺了过来。应该说大明建立之后的朱元璋就像弹簧一样，越是被压制，他的反弹力度就越大。

“空印案”于洪武十五年爆发，朱元璋于洪武十六年派遣第一批国子监学生进六部历练；“郭桓案”于洪武十八年爆发，朱元璋于洪武十九年（1386年）派遣近千名国子监学生至各地担任知州知县。

洪武二十三年（1390年），朱元璋旧事重提，追查胡惟庸案余党，开国第一功臣李善长等三万多人被杀；洪武二十四年，八百余国子监学生摇身一变成为御史。朱元璋打定的主意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空印案”朕只查旧元官僚，然后派人进六部顶替他们；“郭桓案”朕只查士绅，然后派人至地方顶替他们；翻“胡惟庸案”旧账是为了根除淮泗功臣集团中的大部分文职官员，然后重新选派御史监察官员，成为朕的全新臂助。

大家也不要觉得顶替前任的国子监学生少，比如说李善长等三万多人被杀，那可是拖家带口的三万多人，八百余国子监学生如果全部成家立室，他们的三族加起来，人数也不会少。

后世都说，明、清两代是封建王朝的巅峰，之所以会是巅峰，根源就在于朱元璋的这一通“数据化”操作，后世各位皇帝有样学样，上至文武百官，下至黎民百姓，全都被一套详细而完整的行政措施管得死死的。这到底是对还是错，到今天都没个定论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