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针灸史与“针灸热”

我们都知道，历史上中国有四大发明——指南针、印刷术、造纸术、火药，这是华夏文明的重要标志，也是我们祖先给后人留下的财富。

针灸虽非四大发明之一，却也是中国古人一个发明。它的影响和地位，虽然不及四大发明，但在保护和守卫人类健康方面，其重要意义与四大发明亦可相提并论。

针灸疗法是以中医理论为指导，运用针刺防治疾病的一种方法。针灸疗法的特点是在病人身体的一定部位用针刺入，或用火的温热刺激患部，以达到治病的目的。前一种称为针法，后一种称为灸法，二者统称为针灸疗法。

针与灸虽然是两种用具不同的外治方法，但它们都是通过作用于人体的一定部位，主要针对某一经（腑脏）的病变，在病变的临近部位或经络循行的远隔部位上取穴，调整经络气血的功能、活动，激发机体的“经气”，从而达到预防和治疗疾病的目的。

接受针、灸刺激的部位称为腧穴。腧穴在生理上是人体脏腑经络气血输注于体表的部位；在病理上是内在疾病反应于体表的部位；针灸的根本作用就在于调整生理机制的各种功能。

华佗在针术和灸法上的造诣令人钦佩。

相传，华佗使用针灸的方法，急救了许多猝死、中恶、缢死、霍乱等病人，施行了数百次，都是针灸刚刚结束，病人就可以坐起来了。

曹操作为三国时代著名的政治家、军事家、文学家，由于长年的征战，身体一直不好。他患有一种叫“风眩症”的病，常常头痛，虽经多位医官治疗，都不见效。一天，曹操从侍从那里得知，家乡有一位医术很高明的医生，曹操立即派人将他召来，这个医生就是华佗。

华佗诊断曹操的头痛病是由“风邪”引起的，每次发病时，华佗就用针刺他的膈俞穴，头痛马上就停止了。也因为这个，华佗成为曹操的座上宾，但最终因此招来了杀身之祸。

针灸作为一种传统的中医疗法，经历了几千年的历史，形成了自己独特的理论体系和技术方法。因此，针灸在中医药学中的地位和价值不仅体现在治疗疾病方面，还体现在其所蕴含的历史、文化和传统价值方面。

针灸学是在中国特定的自然与社会环境中生长起来的科学文化，蕴含着中华民族特有的精神、思维和文化精华，包含着大量的实践经验和技术技艺，凝聚着中华民族强大的生命力与创造力，是中华民族智慧的结晶，也是人类文明的瑰宝。

人们相信针灸疗法开始于大约2000到3000年前，但人们不清楚它起源自何处，为什么人们会用针刺穴位来治病。

有一种“中箭说”，说是古代什么时候，北方一带，两军交战，一位士兵腿上中箭，看大夫的时候，这位士兵说中箭后感觉很舒服，多年的肩膀疼痛突然消失了，治病的大夫由此学会了用针刺特殊部位以治疗肩膀疼痛，从此针灸疗法就诞生了。

这个说法流传最广，但很多人质疑，因为中箭的创伤太大，即使偶然箭射到了某个穴位，也不会有什么效果。

又有人提出，针刺疗法可能源自放血疗法，因为放血治病很早的时候就有，在不同部位放血的效果不同，针灸疗法可能是源自放血，但这个说法也有很多问题，放血都是割开血管，而针灸穴位极少是在血管上的，很难把两者联系起来。

我国现存最早的针灸相关文献是马王堆汉墓出土的《足臂十一脉灸经》，据考证可能是出自春秋时期。战国秦汉时期，产生了中医巨著《黄帝内经》，对经络的循行和针灸方法等都做了比较详细的论述。随后《难经》又补充了《黄帝内经》的不足。此时期华佗创立了华佗夹脊穴，张仲景也创用了很多针灸处方，这些都丰富了传统医学的针灸理论。

魏晋到宋金元时期，针灸疗法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皇甫谧的《针灸甲乙经》，葛洪的《肘备后急方》，孙思邈的《备急千金要方》，以及王惟一的《铜人腧穴针灸图经》，王执中的《针灸资生经》等都对针灸学的发展做出巨大贡献。

汉代民间医生也都掌握针灸治疗技术，有些还以此而著名。涪翁就是其中代表。涪翁，东汉时期四川人，由于他每每垂钓于四川涪水附近，人们便以“涪翁”称之，其姓名却逐渐不为人所知。《后汉书·方术列传》记载：“初有老父，不知何出，常渔钓于涪水，因号涪翁，乞食人间，见有疾者，时下针石，辄应时而效，乃著《针经》《诊脉法》传于世。”由此可见，涪翁并不以医疗为谋生之业，他为人治疗疾病全出于义务，不向病家索取钱财物品。他以垂钓和乞食为生，是一位贫寒而热心为百姓针灸治病的针灸学专家。

从现有资料看，涪翁是我国最早的针灸专科医生，并且有针灸著作，其医德令人钦佩。更可贵的是他在贫困的环境下，仍不忘培养后继人才。

有个名叫程高的人，看到涪翁的品德学识，对涪翁十分崇拜，得涪翁应允，便拜师学艺。涪翁乃将自己的学识毫无保留地传授给程高，程高不但继承了老师的学识、技术，也学到了老师高尚的品质，隐居于群众之中，长期在民间行医，年老时又将自己的针灸疗法等，毫无保留地传授给郭玉。

郭玉，四川广汉人，精通针灸学和脉学。郭玉长期在民间行医，他继承了涪翁、程高的道德品质，“虽贫贱厮养，必尽其心力”，深受群众的爱戴，医名鹊起。和帝时，郭玉被召为太医丞。一次，和帝问郭玉：你诊治贫苦病人效果很好，但治疗富贵之人的病，反而效果不如贫苦病人，这是什么原因呢？郭玉说：医生在无拘无束时，才能充分发挥自己的聪明和才智，如果处于紧张、惴惴不安，甚至恐惧状态，就无法施展自己的才干和技巧。给贫苦人家诊病，医生很自然处于无拘无束状态，没有任何紧张和恐惧的思想负担，故能处之泰然，诊病处方都会恰当，疗效也就很好。反之则很难取得好的效果。他接着还论述了为贵族治疗疾病的四难。他说：“夫贵者，处尊高以临臣，臣怀怖慑以承之。其为疗也，有四难焉。”所谓四难，就是这些达官贵人自以为是，不听医生的话；对自己的身体不知爱惜；身体骨节不强，不能应用药物；好逸恶劳。接着，郭玉强调：“针有分寸，时有破漏，重以恐惧之心，加以裁慎之志，臣意且犹不尽，何有于病哉？”和帝连连称善。

明代在针灸发展史上也是一个高潮时期，表现为对前代针灸文献进行了广泛的搜集整理，出现了丰富的汇编型针灸著作，尤以杨继洲的《针灸大成》内容最为丰富，对后世针灸发展的影响也最大；开展了内容广泛的对针刺手法的研究，并围绕着手法研究形成了学术争鸣；灸法研究也趋于多样化，从用艾炷的烧灼灸法向用艾卷的温热灸法发展，并于艾卷中加药，实现了辨证论灸；继承宋代铸造针灸铜人的优良传统，另行铸造新的针灸铜人，促进针灸医学进一步规范发展；整顿历代经外穴位，指出“奇穴”，对扩大针灸学的治疗范围做出了新贡献。

但是，到了清代，由于众多原因，针灸开始走向衰退，针灸的发展受到阻碍。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党和国家积极发展中医，重视针灸事业。

针灸不仅在民间广泛地流传和应用，满足了人民群众医疗上的需要，而且不断走出国门，受到世界各国人民的重视和信赖。

1971年7月，美国《纽约时报》记者詹姆斯·雷斯顿来华访问。他在访问中不幸患上阑尾炎，在北京一家医院接受阑尾切除手术治疗。术后他感到腹部不适，便接受了针灸治疗。

回美国后，詹姆斯于7月26日在《纽约时报》头版发了一篇报道，标题是《现在让我告诉你们我在北京的手术》，头版只登了一小段，而文章的主要部分登在第6版上，文章占了将近一整版，并配有作者在北京一家中医院针灸诊疗室的照片。

詹姆斯当时已经62岁，由于《纽约时报》在新闻界中的地位，在一般美国人心中，像他这样的记者写出的文章可信度是极高的。小小的银针可以用来止疼，还可治疗好多病，没有毒副作用，这在西方是从来没有过的神奇事。当时正值白宫宣布尼克松总统将于1972年访华，针灸医术的神奇疗效在美国民众中引发了浓厚兴趣。

1972年，尼克松首次率团访华，参观了中国的“针刺麻醉”手术，看到病人在清醒的状态下接受开胸、开颅等大型手术，感到十分惊奇，难以理解。在向尼克松赠送的礼品中，有一本外文出版社出版的英文版《中国针刺麻醉》。代表团返美后纷纷宣传“针刺麻醉”的神奇，再一次引起美国民众的浓厚兴趣，美国医疗界对中国针灸医术开始有学习的愿望。中医针灸随之传入美国，并在世界上产生了“中医热”和“针灸热”。

针灸作为中医的代表疗法之一，具有重要的历史、文化和传统价值。

由于针灸疗法具有独特的优势，有广泛的适应性，疗效迅速显著，操作方法简便易行，医疗费用便宜，副作用极少，远在唐代，中国针灸就已传播到日本、朝鲜、印度、阿拉伯等国家和地区，并在他国开花结果，繁衍出一些具有异域特色的针灸医学。

据世界针灸学会联合会统计数据显示，到目前为止，针灸已经传播到世界183个国家和地区，针灸在65个国家和地区获得合法地位，为保障全人类的生命健康发挥了较大的作用。

2017年1月在瑞士日内瓦，国家主席习近平与世界卫生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共同见证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和世界卫生组织关于“一带一路”卫生领域合作的谅解备忘录》等协议的签署，并出席中国向世卫组织赠送针灸铜人雕塑仪式。

中国的医学向世界展现了它古老的技术成就，及在今天对人类健康维护的意义。这个浑身布满穴位的铜人雕塑，吸引了世界的目光。

最早的针灸铜人相传是北宋年间宋仁宗诏命翰林医官王惟一所制造，其高度与正常成年人相近，胸背前后两面可以开合，体内雕有脏腑器官，铜人表面镂有穴位，穴旁刻题穴名，同时以黄蜡封涂铜人外表的孔穴，其内注水，如取穴准确，针入而水流出。针灸铜人是非常了不起的教学模型。

当然，中国针灸的国际化传播也反映了一种西方式的豁达，现代医学占据主导地位的西方国家，居然能承认形态学上不确定的经络传感性能的存在，能接受机制不明的针灸、针麻疗法的应用和推广，这一点既可说明他们对中国传统医学的探究兴趣，又体现了他们在医学上的包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