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报告
2014年度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
宋俊华 倪彩霞 王明月 高菲[1]
2014年，是我国正式批准加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第十年。十年来，我国认真履行《公约》，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以下简称“非遗”）保护工作中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不仅是入选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数量最多的国家，而且建立了有中国特色的非遗保护工作体系，形成了“中国经验”。2014年，我国非遗保护工作有序推进，在非遗保护发展上不断创新，形成了新的格局。
一 法律法规建设与实施
（一）颁布多项与《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相关或配套的法规和政策
2011年《中华人民共和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以下简称《非遗法》）颁布实施以来，我国非遗保护法律建设稳步推进。与非遗密切相关、备受关注的知识产权法有了新进展。2014年8月31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次会议通过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2]
为加强非遗保护工作，根据《国家“十二五”文化和自然遗产保护设施建设规划》，2014年8月5日国家发展改革委、文化部联合编制了《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设施建设实施方案》（以下简称《方案》）。[3]《方案》对非遗保护利用设施的建设内容、建设规模、投资安排和资金来源、项目储备库建设、管理方式等作了明确的法律规定。
在非遗传承与发展方面，2014年3月14日国务院印发的《关于推进文化创意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指出：“拓展物质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利用途径，促进文化遗产资源在与产业和市场的结合中实现传承和可持续发展”，同时“鼓励将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才培养纳入职业教育体系，发挥职业教育在文化传承创新中的重要作用，重点建设一批民族文化传承创新专业点”。[4]各部委出台的其他规章和政策还有教育部印发的《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文化部与财政部联合印发的《关于推动特色文化产业发展的指导意见》等，对非遗传承人才的培养工作作出了新的规定。
另外，2014年8月20日在文化部例行新闻发布会上，文化部非遗司马盛德副司长介绍了下一步加强非遗保护的措施，具体包括开展贯彻《非遗法》的执法检查；建立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评估制度和监测体系；加强非遗保护与生产技术的研发与改进；鼓励非遗衍生品的开发，拓展与丰富非遗的主题及表现形式；支持举办多种形式的展示活动；开展大规模的非遗代表性传承人和保护工作人员的培训；开展非遗抢救性保护成果的利用和传播；强调非遗环境和生态的整体保护；让非遗在当地得到公共传承和生存空间；进一步加强非遗保护生产的国际合作；开展非遗资源的重点补充调查等十一项。[5]“十一项措施”进一步明确了我国非遗保护工作的重点方向。
（二）地方性非遗法规和条例的颁布与修订
首先，部分省市出台地方性非遗法规、条例。2014年，安徽省、辽宁省、陕西省和西藏自治区先后出台地方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河南省2013年颁布的《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从2014年1月1日开始实施。[6]河北省在2014年底公布的条例草案也在修订后于2015年6月1日正式施行。[7]截至2014年底，我国已有1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出台、修订了本地区的非遗保护条例。同时，甘肃省、山东省和四川省公布了“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草案。
其次，针对《非遗法》各地出台相应的配套实施办法。2014年，安徽省、广东省、湖北省和上海市均出台了地方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专项资金管理办法”，以加强和规范非遗保护专项资金的分配和管理，提高资金使用收益。湖北省、福建省和广东省还出台地方性传承人和传承基地的认定和管理暂行办法，加强非遗传承人和传承基地的管理与保护工作。此外，湖南省还公布了《关于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通知》。[8]
最后，有些地方出台了地方非遗保护发展规划。2014年6月13日，贵州省出台了《贵州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规划（2014—2020年）》，是我国第一部省级规划，标志着地方非遗保护进入规划发展阶段。[9]
总体而言，各级非遗法规和政策有一定共性，具体表现为：
1.强化非遗保护的管理工作
其一，注重非遗设施的管理。如《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设施建设实施方案》指出：“由中央资金补助、单位或企业配套的建设项目，所在地县级以上文化行政主管部门（文化资产管理部门）应与使用者签订协议，确定设施的主要用途、提供公益性服务的内容和数量、监督检查、违约责任以及使用者履行相关义务的承诺等，制定使用效益指标，引导使用单位或企业合理使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设施。”[10]其二，强调主管部门的职责，在法规、条例中均对主管部门的工作职责进行了细化，如《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其三，突出对非遗专项资金的管理。各地的非遗专项资金管理文件，对专项资金的分类与范围、申报、审批和拨付、管理、使用和监督等均作了明确而详细的规定。
2.突出传承人在非遗保护中的作用
2014年，国家和地方法规条例进一步明确了传承人在非遗保护中的地位，引导传承人与学校教育进行对接，以促进人才的培养和文化的传承。如《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就指出：“鼓励民间艺人、技艺大师、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参与职业教育教学。建立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双向进入机制，设立技艺指导大师特设岗位，鼓励有条件的职业院校成立大师工作室。”[11]
3.注重非遗文化产业的发展
在国家层面，国务院办公厅发布的《关于印发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和进一步支持文化企业发展两个规定的通知》指出：“落实和完善有利于文化内容创意生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经营的税收优惠政策。”[12]在地方层面，各地鼓励支持非遗文化产业的发展。如《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指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在有效保护的基础上，鼓励和支持通过融资、合作、入股等市场机制，合理利用开发具有地方、民族特色和市场潜力的文化产品和文化服务。”[13]
二 各级各类非遗名录的公布或调整
2014年，我国进一步加强对各级各类非遗代表作和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录的动态管理。
（一）国家级和省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公布与非遗保护单位调整
2014年3月19日，为进一步加强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工作，明确和落实保护责任，在各地申报基础上，文化部对鼓舞（花钹大鼓）等121个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的保护单位进行了调整和重新认定。[14]加上2013年调整和重新认定的433家保护单位，目前文化部已经调整和重新认定了554家项目保护单位，这表明我国对国家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的动态管理进入了常态化阶段。
2014年12月3日，国务院发布了《关于公布第四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的通知》[15]，批准文化部确定的第四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共计153项）和扩展项目名录（共计153项）。同时，按照《非遗法》的表述，将“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名称正式调整为“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名录”。2014年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评审工作首次采取了网上申报的方式。至此，我国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总共达到了1372项，各类别项目分布情况如表1所示。
表1 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分类
第四批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名录中，各类非遗项目所占比例详见图1。
图1 各类非遗项目所占比例统计
此外，安徽、广西、贵州、四川等省（自治区、直辖市）公布了新一批的省级非遗代表作名录（包括扩展名录），具体情况如表2所示。
表2 2014年省级非遗代表作名录情况
续表
值得注意的是，香港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2014年6月公布香港首份非物质文化遗产清单，涵盖480个项目。项目包括宗族口述传说、粤剧、太平清醮、端午节、盂兰胜会、舞火龙、传统中医药文化和古琴制作技艺等。[16]香港的非遗清单直接对应UNESCO《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的分类：①口头传统和表现形式，包括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媒介的语言；②表演艺术；③社会实践、仪式、节庆活动；④有关自然界和宇宙的知识和实践；⑤传统手工艺。其不是遵循中国非遗的分类，显示了香港地区的国际意识。
（二）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的认定、奖励
2014年6月6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遗保护中心主办的第三届“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薪传奖”颁奖仪式在北京举行，汪世瑜等60位杰出的传承人获奖。[17]此外，部分地方公布了新的省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名单，见表3。
表3 2014年省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认定情况
（三）国家级、省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建设
2014年5月16日，文化部公布了第二批国家级非遗生产性保护示范基地公示名单，共有59家单位或企业入选，至此文化部已命名了两批共100个国家级非遗生产性示范基地。此外，贵州、河南、四川、西藏相继建立了52个省级非遗生产性示范基地。
为进一步推动非遗生产性保护工作，2014年1月，中宣部、国家文化部、国家税务总局相关部门到贵州调研，参观了苗族银饰和苗族刺绣制作技艺，与企业和传承人进行座谈，了解非遗生产性保护过程中经营企业税收政策执行情况。[18]
（四）国家级、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设立情况
2014年，文化部相继批复了武陵山区（鄂西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19]、武陵山区（渝东南）土家族苗族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20]和格萨尔文化（果洛）生态保护实验区[21]，至此全国共设立了18个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试验区。
此外，江苏省新设立第三批3个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即江苏省宜兴陶瓷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江苏省同里水乡民俗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和江苏省张家港沙上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22]内蒙古自治区于2014年1月18日审批通过将呼伦贝尔市鄂伦春自治旗鄂伦春族文化生态保护区、鄂温克族自治旗民族文化生态保护区列为第三批自治区级文化生态保护区。[23]广东省也启动了第二批省级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申报和评审工作。
三 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数字化保护
2014年，非遗数字化保护工作稳步推进。中国非遗数字化保护中心完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专业标准》的制定工作，为全面推进非遗数字化保护提供了理论依据和操作指南。目前数字化的培训和采集工作进入了实质操作阶段。
首先，数字化培训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开展。2014年5月27日～6月2日，由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遗数字化保护中心主办，湖北省文化厅、湖北省非遗保护中心承办的“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摄影摄像专题培训班”在湖北宜昌举办，来自全国31个省区市的180余位从事非遗数字化保护的一线工作者参加了培训，与会专家细致梳理了非遗保护工作中存在的主要问题，强调了遗产“持有者”和自身“情感认同”在遗产保护、传承和数字化采集工作中的重要性。[24]9月10～11日，江苏省举办了全省非遗“记忆工程”及数字化保护试点工作培训班。[25]9月20日，贵州省黔东南州举办了非遗档案管理专题培训。[26]9月23日，贵州省又举办了省级的非遗数字化保护专题培训班。[27]
其次，数字化采集与保存工作有序推进。2014年7月1日，四川省艺术研究院启动了川剧“国家级非遗项目代表性传承人抢救性记录工程”，为传承人录制代表剧目、口述艺术史、宣传片等资料。[28]11月2日，贵州省道真县文化馆按照《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管理专业采集规范》的要求，对仡佬族傩戏表演进行了数字化采集。[29]
再次，尝试制作非遗专题的影视作品。2014年2月4～9日，全国文化信息资源共享工程贵州省中心摄制组一行深入到册亨县板坝、板万、乃言、弼佑等村寨拍摄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布依戏》专题片，记录布依戏演出盛况。[30]5月9日，陕西省渭南百集非遗文化精品电视系列片开拍仪式在富平县宫里镇北陵村举行。[31]
最后，重视数字化保护的经验总结。2014年11月26～28日，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中心在北京召开“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试点工作总结会”，总结了首批试点的保护经验，并就第二批试点的工作展开了探讨。[32]
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启动了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粤剧数字化研究”，标志着岭南民间艺术文献数字化工程，取得新的进展。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民间宗教遗产数字化保护”进展顺利。
四 非遗的传承与传播
2014年，我国在非遗传承与教育、宣传和传播方面也做了大量工作，取得了许多新的进展。
（一）非遗的传承教育
1.传承基地建设
2014年，各地继续开展传承基地建设。3月，广西成立“江南水街传承展示中心”。[33]8月，广西成立“壮族高腔山歌传承基地”。[34]9月，青海在大通回族土族自治县园林小学建立了西宁贤孝传承基地。[35]10月，湖南省平江县时丰中学被授牌为国家级非遗“九龙舞”培训基地[36]，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化厅公示了91个传承基地。[37]11月，巢湖市司集民歌协会被批准为“合肥市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传习基地”[38]，首批10所“成都市非遗传承基地学校”授牌仪式在成都市锦官驿小学举行。[39]12月，黑龙江省非遗（快板）传承基地在桦川县实验小学揭牌。[40]
2.举办非遗培训活动
2014年，各地开展了形式多样的非遗培训活动，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首先，各地对非遗保护一线工作人员进行了专项培训。培训班以拓宽非遗一线工作人员的视野、提升能力水平为目的，对项目申报、保护方法和工作责任等进行了重点培训。4月，新疆在博乐市、阿克苏市，[41]广东在清远市，[42]西藏于9月[43]和江苏于11月分别举办了非遗保护工作培训班。[44]
其次，各地对非遗传承人进行了专项培训。该类培训班重点培养传承人的责任感，明确自己的工作任务和传承工作中的注意事项。9月，海南举办了省级传承人培训班，[45]广西举办了柳州市传承人培训班。[46]11月，贵州举办了首期“侗族大歌传承保护发展骨干人才培训班”。[47]12月，河南举办了第三批省级传承人培训班。[48]
最后，各地还对非遗传承开展了专项培训。该类培训班多以非遗传承人为授课教师对儿童、村民、专业人员和老人等开展实际的传承工作，直接促进了非遗的传播和传承。2014年5月19日，湖北省恩施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启动国家级非遗代表性项目“恩施灯戏”和“恩施扬琴”的传承培训活动。[49]7月18～20日福建刻字艺术委员会举办了“2014非遗公益微培训第三期——书法与刻字艺术”活动。[50]8月，广西戏剧院开办暑期少儿艺术培训班。[51]12月，贵州举办了苗族民歌培训班。[52]
3.学历教育
2014年，高校和研究机构的非遗学历教育得到新的发展。4月11日，中国戏曲学院公布2014年度招生专业考试成绩单，在多剧种专业中，17名扬州扬剧研究所的年轻演员被录取。[53]7月，四川文化产业职业学院正式成立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学院，致力于培养非遗保护与研发、项目传承专门人才。[54]7月，四川省首批“竹编工艺”专业学生毕业，这也是国家级非遗“青神竹编”培养的第一批有中专学历的传承群体。[55]8月23日，上海市文广局与上海大学签订了“非物质文化遗产进MBA课程”合作协议，上海市非遗保护专家和传承人将定期为上海大学MBA学生授课。[56]12月，贵州省民宗委、贵州省教育厅、贵州省文化厅联合下发《贵州省推进职业院校民族民间文化传承创新工作实施办法》，全力助推全省职业院校的民族民间文化传承创新工作。[57]
此外，非物质文化遗产教材建设也有新进展。2月底，由中国剪纸博物馆、杨庙中心小学等单位编著，广陵书社出版的《爱上剪纸》正式首发。该书系国内首本公开发行的剪纸文化教材，将逐步推广到扬州其他开设剪纸课程的学校。[58]上海市政协委员也建议上海在非遗文化的传承方面应发扬第一个“吃螃蟹”的精神，把海派非遗文化纳入中小学教材中。[59]
4.普及教育
2014年全国各地开展多项非遗走进校园、进社区活动。6月13日，陕西省神木县剪纸传承人在神木六小现场献艺。[60]11月17日，辽宁省6个非遗项目走进东北育才学校，相关人员与学生互动交流。[61]12月17日，第四届安徽省非遗展演活动在滁州市职业技术学院隆重开幕。来自民间的50多位传承人让青年学生们感受到了非遗的独特魅力。[62]12月24、25日，金华市非遗中心举办了“婺风遗韵”教学传承基地·金华艺校专场演出，《僧尼会》《牡丹对课》《辕门斩子》《巡营》《提牢拷打》等传统经典剧目再现舞台。[63]12月31日，福建省举办“非遗进校园”系列活动，柘荣剪纸，厦门漆线雕，漳州布袋木偶戏，福建传统咏春拳、泥塑、软木画、肉燕，厦门拍胸舞等传承人现场展演。[64]
此外，非遗在高校也受到欢迎。2014年3月31日，由四川省曲艺研究院举办的“第二届非遗传习展演”走进四川师范大学影视学院，牡丹奖得主吴瑕、曾洁和胡俐珈等中青年演员走进学校，向师生们展演了四川清音的经典曲目《踏伞》《断桥》，以及《秋江》《船会》《凤求凰》等四川扬琴代表曲目。[65]11月15日，30名非遗传承人在安阳师范学院历史学院现场展示精湛技艺，拉开了第三届中国传统文化节之“民间艺术进校园活动”的序幕。[66]
（二）非遗的社会传播
1.“文化遗产日”及专题展演
2014年6月14日是我国第九个文化遗产日，主题为“非遗保护与城镇化同行”，口号是“非遗保护，人人参与”。各地举办了丰富多彩的遗产日活动。
6月18日，“非遗保护与城镇化同行——2014年文化遗产日活动”在北京市西单文化广场拉开帷幕。活动由文化部、中央文明办、民政部主办，活动分为视频展示、互动展示、图片展览三部分。其中“根与魂”及“薪传奖”专题图片展览集中展示了近年来非遗保护成果，以及120名代表性传承人的杰出事迹。[67]
其他各省均举办文化遗产日主题活动。福建省举办“闽台非遗习俗”展演，“非遗走进三坊七巷·龙岩非遗展览周”，“敦宗睦族、蔚然深秀”闽台宗祠楹联书法展，福建省非遗保护出版成果展，“纸上、网上、空中博物馆”经验交流，“丝路帆远——海上丝绸之路文物精粹”图片展，文物鉴赏等活动，并与福州市共同组织2014年文化遗产日庙会活动。[68]甘肃省在遗产日遴选了全省传统技艺类、传统音乐、曲艺类保护项目和平凉市国家级、省级保护项目参加表演活动。[69]广东省文化遗产日系列活动在广东粤剧院拉开帷幕，其间上演了“地道中华”广东省非遗图文展和非遗传承人手工技艺展。[70]贵州开展传统音乐、舞蹈、戏剧展演，传统村落和非遗图片展，“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城镇化同行”社区展览宣传等活动。[71]江苏省精心组织“江苏非物质文化遗产·传统戏剧展演”“中国古琴艺术江苏四大流派名家音乐会”“京杭大运河非物质文化遗产摄影展”“中国剪纸艺术精品江苏邀请展”等四大省级系列非遗展示展演活动。[72]山西省举办“2014年文化遗产日暨晋中文化生态保护区传统剧目展演周”活动。[73]陕西省围绕文化遗产日主题，开展包括秦腔、西安古乐、陕北民歌、韩城行鼓、华阴老腔、陕西剪纸、刺绣、皮影、泥塑等在内近百种国家级、省级非遗项目的展演展示。[74]2014年6月14～16日，青海省“河湟皮影戏”展演活动在大通县举行。[75]遗产日期间，西藏自治区在拉萨市举办图片展、西藏非遗服饰展、非遗歌舞演出、非遗进校园等系列活动。[76]6月14日，西藏七地市特色民族服饰首次在拉萨集中公展，展示了100余件（套）藏族、珞巴族、门巴族服饰以及歌舞戏曲服饰。[77]遗产日当天，新疆第二届非遗展示周在塔城文化广场开幕。[78]云南省在遗产日期间举办了民族民间歌舞乐和传统地方戏曲展演、传统技艺展、非遗美术作品展、昆明市非遗保护成果展、昆明滇剧艺术周、文物评估鉴定咨询、法律咨询宣传服务等七大活动，让市民、游客更好地体验民族传统文化的独特魅力，感受非遗的深邃内涵。[79]
此外，各地还开展了非遗专题展演活动。2014年3月2日，由中国非遗保护中心、河南省文化厅、周口市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中国（淮阳）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活动开幕，在为期一个月的传统庙会期间，举行豫剧专场，曲剧专场，河南省以及周口市、淮阳县当地的非遗展演。[80]6月17～22日，“湖湘家传”2014沪洽周湖南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展示展销在上海环球港4楼演艺空间举行。[81]11月14～17日，全国民间工艺美术作品精品展览在湖南工艺美术职业学院举行，121位民间艺术家创作的310余件作品参展。[82]12月14日，首届河南省古琴古曲展演活动举行颁奖仪式，全国知名古琴演奏家张子盛、“古琴新派天后”赵晓霞携手获奖选手为河南古琴爱好者奉献了一场精彩的古曲演奏会。[83]
2.传统节日与民族节庆的庆祝活动
春节期间各地举办了一系列庆祝活动。2014年1月19日，中国非遗年俗文化展示周在北京石景山体育馆举行。该展由文化部主办，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共北京市石景山区委、北京市石景山区人民政府承办，展览从1月19日持续到1月26日。[84]1月23日农历小年首届“天山南北贺新春”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春节习俗展开展。[85]2月1日即正月初二，包头市首届民俗文化节在包头乐园开幕。丰富多彩的活动吸引了众多市民早早来到现场观看表演，感受传统春节浓浓的年味。[86]2月12日即农历正月十二，河南宝丰县马街书会恢复了中断30多年的、以观众多少作为输赢标准的“对戏”民俗活动。[87]
元宵节期间，各地举办了非遗相关节俗活动。辽宁省举办了2014年元宵节首届全省非遗保护项目展销活动。[88]2月15日，新宾满族自治县展演了“元宵节放路灯”习俗，展现了独具特色的民风民俗。[89]
4月3日，“弘扬国学·传诵经典”贵州省高校中华优秀传统经典朗诵会暨“明礼知耻·崇德向善在校园”主题实践活动在贵阳孔学堂举行，就此拉开“我们的节日·清明节”贵阳孔学堂“清明文化周”活动的序幕。[90]
5月29日，2014中国（开封）宋韵端午诗会暨端午文化周活动在河南开封清明上河园开幕。此次活动以“宋韵端午，美丽开封”为主题，以诗、画、歌、舞等表现形式，弘扬诗歌文化，迎接端午佳节。[91]
农历七月初七，第六届“中国（陇南）乞巧女儿节”在甘肃举行。节会期间，在西和、礼县西汉水上游开展民间乞巧活动。[92]与此同时，“2014乞巧文化惠民演出暨第十届广州乞巧文化节”在广东省广州市天河区珠村举办。开幕式上，大型音诗画《乞巧·梦之韵》的唯美演出拉开了乞巧文化的画卷，演员们身着古装重现了拜七娘和女子成人礼等古典仪制。[93]
此外，各少数民族也举办了民族节庆活动。2014年4月2日，广西柳州首届“三月三”民俗文化博览会拉开帷幕，民族风情表演、非遗博览、民间创意手工艺品展销、旅游工艺品展、东南亚美食文化街、名优土特产等悉数登场，给市民带来了一场视觉与味觉上的饕餮盛宴。[94]5月6～7日，湖南凤凰苗族“四月八”跳花节在凤凰古城区上演。在为期两天的活动中，湖南凤凰县苗族与来自宝岛台湾的少数民族艺术团队在沱江河水上舞台共同演绎民族风情。[95]7月12日，“2014年横县壮族三相圩逢暨关公文化旅游节”开幕。在横县石塘镇沙江三相庙，横县各乡镇推选来的40多个民俗表演队各显其能，表演了金鸡舞、龙狮舞、红桥祈福等。[96]11月20日，从江县贯洞镇贯洞村、腊阳村等侗寨的侗族同胞身着盛装，齐聚一堂欢庆五年一度的牯藏，节日当天举行盛大的芦笙比赛、广场舞比赛等。[97]
3.各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文化节、旅游节和艺术节
2014年，各地举办了丰富多样的非遗文化节和旅游节，促进了非遗的广泛传播。2月24日，以“弘扬临水文化 两岸共享平安”为主题的第七届（闽台）陈靖姑民俗文化旅游节在福州举行，共有70多个（其中台湾21个）来自海峡两岸的顺天圣母宫庙及民间演艺团体约2000人参加活动。[98]5月28日“唱响美丽浙江 共享美好生活”第九届浙江省非遗节暨2014“浙江好腔调”传统戏剧系列展演首场演出，在海宁市上演。[99]7月21日，第七届中国·原生态民族文化旅游节在贵州凯里正式开幕。本届旅游节以原生态民族文化为载体，以“体验游”为核心设计理念，让游客领略原生态黔东南的文化魅力，感受苗乡侗寨独特的民族风情。[100]2014年羌塘恰青格萨尔赛马文化商贸旅游节于2014年8月10～14日在西藏那曲地区举办，这届旅游节以“新发展、新变化、新成就、新生活”为主题，全方位展现藏北独特的人文风情、自然景观和发展环境。[101]11月1日，第十六届中国·湄洲妈祖文化旅游节暨秋祭妈祖典礼在湄洲岛开幕。旅游节开展了甲午年秋祭妈祖典礼、首届中国（莆田）妈祖文化用品博览会、“最湄洲·最妈祖”文化旅游伴手礼展示、两岸妈祖文化大型创作绘画、全国百名摄影家走进湄洲岛、妈祖文化旅游品牌推介大会、两岸百团万人游湄洲等活动。[102]11月10日，第二届浙台（苍南）陈靖姑信俗文化节在苍南灵溪镇开幕，海峡两岸千余名信众参加开幕大典，进一步传承和弘扬民间文化，促进海峡两岸交流。[103]
与此同时，各类非遗艺术节相继举办，取得了良好的社会反响。5月3日，第二届“萨吾尔登”故乡文化艺术节开幕，活动包括百名民间艺人、百名学生弹奏托布秀尔乐器，百名民间艺人演唱长调，百名学生画萨吾尔登长卷，还有各种非遗实物、艺术纪念品的展览。[104]8月25日，第七届西北五省区秦腔艺术节在宁夏银川举办。[105]11月10～22日，第七届中国京剧艺术节在天津举办。[106]
4.以非遗为主题的博览会与比赛
2014年，以非遗为主题的各类博览会也举办多项。这些博览会以非遗保护与传承为宗旨，以扩展非遗市场为目的，取得了非常好的社会文化效益。
首先，一批大规模的综合性博览会举办。10月10日，第三届中国非遗博览会在济南开幕。本届博览会突出非遗项目本体，突出传承人的地位和作用。非遗的地域文化特色浓厚，衍生产品丰富多样，企业参与领域广泛，既促进了理论研究，也营造了产品交易良好氛围。[107]
其次，各地举办了一些专题性非遗博览会。9月26日，首届中国西藏旅游文化国际博览会在西藏博物馆正式开幕。博览会分文化板块和旅游板块：文化板块由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展、特色文化产业暨重点项目推介、文物精品展和藏戏展演组成；旅游板块有旅游富民主题区、民族歌舞展示区、精品旅游景观大道、民俗风情体验区、旅游纪念品展示区、特色餐饮体验区、旅游商品展销区、签名留言区等八个部分。[108]9月30日，2014年中国海峡两岸（闽侯）第一届根艺美术博览会在闽侯根雕产业创意园开幕。[109]12月5～8日，第二届新疆丝绸之路文化创意产业博览会在新疆国际会展中心举办。200余家参展商通过572个展位为市民带来了一场文化创意盛宴。[110]
2014年各地还举办了一批非遗比赛活动，促进了传承人的交流和技能提升。1月7日，“品味广西：美丽家园·2013广西非物质文化遗产摄影大赛”评审活动在广西博物馆举行。[111]2月13～14日，2014首届“湖北大鼓”和“湖北评书”大赛评奖活动在武汉说唱团曲艺小剧场举办。[112]10月，第十六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艺聚徐家汇，雅集江南风——苏浙沪说唱艺术邀请赛”在上海星舞台进行决赛。[113]10月18日，“铜仁市非物质文化遗产创意设计大赛”正式启动，比赛用现代设计手段把古老的非遗元素融入旅游商品包装设计之中，提升商品的文化内涵，推动非遗保护发展与旅游相融合。[114]11月，中国武陵山区首届三棒鼓擂台赛暨龙山县非遗保护节在龙山隆重举行。[115]
五 国际合作与交流
2014年，我国非遗保护工作在国际合作方面有突出表现。11月28日，在法国巴黎举办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遗政府间委员会第九届常会上，中国民俗学会竞选成功，进入保护非遗政府间委员会新成立的“审查机构”，将在2015～2017年间全面参与人类非遗代表作名录、急需保护的非遗名录、优秀实践名册及国际援助四类申报项目的评审工作。[116]这是我国非遗国际合作的一大成果，中国民俗学会作为我国重要的研究团队将在国际层面的非遗保护工作中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
另外，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非遗国际培训中心（以下简称中国亚太中心）也积极开展国际合作与交流。5月28日，中国亚太中心在北京召开管理委员会第三次会议。中国亚太中心、文化部、中国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全国委员会、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北京办事处、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研究中心（日本亚太中心）和国际信息和网络中心（韩国亚太中心）等机构的代表和专家学者参加会议。会议提出，中国亚太中心今后应更加深入地开展国际培训工作和更多形式的国际交流与合作。一方面，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能力建设战略框架下，围绕批约、履约、清单制定和申报4个主题举办国际培训活动；另一方面，为推动培训工作深入开展，针对非遗具体门类的保护经验和举措举办培训活动。[117]
11月7日，中国亚太中心再一次在北京召开“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经验交流会”。文化部副部长丁伟，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非遗保护中心主任王文章，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副总干事格塔丘·恩吉达、文化助理总干事阿弗雷多·阿米南，与阿塞拜疆、贝宁、匈牙利、伊朗、以色列、卡塔尔、巴勒斯坦、菲律宾等八国常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代表出席会议。会上，国内外专家围绕非遗保护实践与经验进行了富有成果的交流研讨。其中，中方代表分别从国家层面、地方政府层面，分享了中国近年来在非遗保护方面取得的成果和经验，从国际层面介绍了“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能力建设战略”在亚太地区的实施情况，并听取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意见和建议。[118]
2014年，我国积极举办丰富多彩的非遗国际交流活动。8月22日，作为纪念中蒙建交65周年和中蒙友好交流年的重要文化活动，“中国文化周”暨“中国敦煌文化艺术展”开幕活动在蒙古国家艺术画廊隆重举办。习近平主席夫人彭丽媛与额勒贝格道尔吉总统夫人包勒尔玛共同出席“中国文化周”开幕活动并剪彩。[119]
4月28日，中国文化日活动在塞内加尔首都达喀尔的波尔多管理学院举行，丰富多彩的时装表演、太极茶道展示以及用筷子大赛吸引了众多当地市民与学生踊跃参与。[120]为庆祝中突建交50周年，当地时间8月8～14日，由中国文化部主办的中阿丝绸之路文化之旅——“中国文化周”在突尼斯举办，新疆木卡姆艺术团、中央歌剧院交响乐团的演出和中突建交50周年图片展让突尼斯人民近距离领略了中国文化的魅力。[121]9月12日，“中国——阿拉伯非物质文化遗产精品展”在陕西省美术博物馆开幕，拉开了首届丝绸之路国际艺术节的序幕，这是阿拉伯国家的非遗精品第一次在陕展出，有黎巴嫩的手工织品、阿曼的饰品、摩洛哥的乐器、埃及的雕塑和服饰，还有从中亚国家“陕西村”收集回来的非遗精品。[122]
10月25日，作为“新疆文化海外文化中心展示季”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2014年“中国新疆文化周”于当地时间25日在中国驻俄罗斯联邦大使馆开幕。歌曲《你在哪里》《一杯美酒》，舞蹈《顶碗舞》，手鼓独奏《丰收》，以及《找情郎》《离太阳最近的人》《刀郎麦西热甫》等节目都让来宾们深深感受到了新疆歌舞的魅力。[123]
此外，各地也开展了多样的国际文化交流活动。受新加坡人民协会邀请，福建省在2月5～11日组织“霍童线狮”赴新加坡参加“布海同心”妆艺大游行。[124]2月15日，在不丹首都廷布，广西的杂技演员为王室成员及国家政要献上了精彩的杂技演出，《转毯》《晃圈》《钻地圈》等多个节目依次亮相。[125]
2014年是“荆楚风·中俄情——湖北文化走进俄罗斯”系列活动年。2月25日晚，“荆楚风·中俄情——湖北文化走进俄罗斯”京剧专场演出在俄罗斯格林卡音乐文化博物馆开演。湖北省京剧院精彩的演出向俄罗斯观众展示了中国国粹艺术的风采，赢得俄罗斯友人的赞叹。[126]8月30日晚，湖北武当武术表演团以一段6分钟的《太极》再度惊艳莫斯科。[127]
3月27日，2014西班牙马德里·多彩贵州文化节系列活动在马德里中国文化中心拉开序幕。“炫彩贵州——贵州少数民族服饰展”“音韵贵州——贵州非物质文化遗产展演”“秘境贵州——贵州旅游推介活动”以及非遗技艺展示和专题讲座等，向西班牙市民和海外华人华侨介绍了贵州多彩厚重的民族民俗文化，促进了中国与西班牙在文化领域的交流。[128]
4月2日起，内蒙古与澳大利亚进行贯穿全年的“民族文化”交流活动，在悉尼进行了富有内蒙古民族特色的风情展、摄影展，充分展现了茫茫草原的优美景致。除此以外，呼麦、马头琴、杂技、歌舞等表演充分展现了内蒙古地区的民族文化。[129]
4月25～27日，辽宁省海城高跷秧歌队参加塞舌尔维多利亚国际嘉年华活动。来自26个国家的展演团同台竞技，最后中国辽宁非遗展演团获得嘉年华冠军。[130]
6月13～25日，“欧洲摄影家看非遗——山东省非物质文化遗产巡礼”摄影采风活动在山东举行。来自德国、西班牙、爱尔兰等国家的摄影家聚首齐鲁大地，以他们特有的视角和精湛的摄影技术，对山东省的非遗项目和传承人进行采风。[131]
9月1日，2014萨尔茨堡州海南文化日活动在奥地利萨尔茨堡州首府拉开帷幕，魅力海南文化与发展图片展、海南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和海上丝绸之路音乐会在莫扎特音乐学院举行。萨尔茨堡州与海南省自2000年结成友好省州，双方交流活动频繁。这次海南文化日活动全面展示了海南自然资源、人文景观、民俗节庆等文化内容，增进了奥地利民众对中国海南的了解和向往。[132]
9月7日，由吉林省人民政府、美国洛杉矶郡共同主办的“跨越太平洋·2014中国吉林文化周”在美国洛杉矶开幕。[133]9月26日，湖南省花鼓戏保护传承中心的“绚丽花鼓”专场文艺演出在新西兰上演。[134]
11月12日，由上海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和罗马圣安东尼葡萄牙文化学院共同主办的“中欧之间：艺术在生活中”展览在意大利正式亮相，宝山国际民间艺术博览馆馆藏20幅杨行吹塑版画及28件当代艺术作品参展。[135]
11月21日，“天工遗风——浙江非物质文化遗产展”在印度美术手工协会展厅开幕。该展选取浙江最具代表性的龙泉青瓷、活字印刷、细纹刻纸等30多个非遗项目，以活态演示和静态展陈方式展示了富有中国特色的民间工艺绝技，让印度市民了解和领略了中国非遗的丰富内涵和独特魅力。[136]
12月8日，首届“中国彩灯节”在巴塞罗那开幕。彩灯节分为七个主题区，分别是中国农村、茶文化、长城、中国水乡、四季、熊猫公园和十二生肖。为了拉近与当地民众的距离，中国艺术家还特别制作了30多个体现西班牙加泰罗尼亚地区特色的彩灯。[137]
六 非遗的学术研究
2014年我国高校、科研机构、非遗保护单位、社会民间团体对非遗保护展开不同学科、不同层面、不同专题的深入研讨，推动了非遗保护理论的进一步发展，为非遗有序传承和科学发展提供了严谨的学术思考和科学的理论指导。
（一）研讨会
2014年的学术研讨会议题丰富，就非遗保护、传承与发展的方方面面展开了富有成效的研讨，除了非遗各个类别的专题讨论，还对非遗传承与城镇化发展的关系，非遗文化生态保护，非遗数字化保护，非遗衍生产品与文化创意产业发展及非遗保护的地区间、国际交流合作等论题进行了深入探讨。下面介绍一些主要研讨会的情况。
1月12日，“第四届海峡两岸民间文化论坛暨中国地域民俗文化研究中心成立大会”在黑龙江省牡丹江市举行。国家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刘魁立、中国民俗学会会长朝戈金、国家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周小璞、“台湾大学”台湾文化研究所所长洪淑苓、清华大学荣誉教授王秋桂、台湾中国民俗学会秘书长陈益源等众多学者专家就海峡两岸民俗事象的比较、地域民俗的调研与民俗学科建设、非遗保护的理论与实践等多个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138]
3月22日，“第四届海峡两岸清明文化论坛”在浙江奉化举行。中国国民党副主席蒋孝严出席论坛并致辞。100余位来自两岸的专家学者、嘉宾，围绕“中华文化的礼俗传承”这一主题展开研讨。[139]
6月21～22日，“民间文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学术研讨会”在华中师范大学国家文化产业中心召开。专家学者们围绕非遗保护与文化传承的主题，对非遗保护与城镇化的关系、非遗教育与人才培养等问题进行了深入探讨。[140]
8月23日，适逢广东省民俗文化发展研讨会成立暨《神州民俗》杂志创刊25周年，由广东省非遗保护中心、省民俗文化研究会等单位共同主办的“民俗文化研讨会”在中山市举行。来自北京大学、南京大学、香港城市大学、中山大学等高校的百余位民俗研究专家学者，就民俗文化的变迁与现状、非遗的保护与发展等方面进行了广泛而深刻的研讨。[141]
9月17日，“第三届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舟山）论坛”在浙江省舟山市岱山县举行。文化部非遗司、浙江省海洋渔业局、浙江省旅游局有关负责人和来自全国18个省（区、市）的非遗工作者、非遗传承人以及专家学者等百余人齐聚一堂，共同研讨海洋文化建设和非遗保护的有效途径。刘魁立、吴文科、高丙中、陈勤建、陈华文等学者分别阐述了保护和利用海洋文化的重要意义和作用，对推进海洋文化保护与建设提出了建议。[142]
9月20日，“重阳与亚洲孝道文化国际论坛暨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第十五次学术大会”在湖北工程学院开幕。国际亚细亚民俗学会会长陶立璠、日本民俗学家樱井龙彦等在开幕式上致辞。韩中大学名誉教授金善丰、中国社会科学院荣誉学部委员刘魁立、神奈川大学教授佐野贤治分别作主旨演讲和学术报告。来自日本、韩国、蒙古、老挝、越南、马来西亚、新加坡等15个国家和中国的专家学者围绕“重阳节日文化与孝道文化”展开研讨。[143]
9月29日，由全国台联、闽南师范大学主办的“闽台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学术座谈会”在北京台湾会馆召开，全国台湾研究会严峻主任、台湾成功大学陈益源教授、台湾戏曲学院副校长蔡欣欣教授等两岸专家学者围绕闽台非遗保护，就民间信仰、戏曲、方言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并提出两岸在非遗保护领域加强合作的愿景。[144]
10月10日，第三届“中国非遗博览会·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论坛在山东济南举办，来自文化部、中国艺术研究院、山东省及济南市地方政府的相关负责人以及国内非遗保护专家和国家级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代表齐聚一堂，就“加强文化生态的整体性保护，促进区域文化的可持续发展”这一主题展开深入讨论，具体论题涉及文化生态保护区的建设、经验推广、监管体制建立、评估标准制定等，探寻推进非遗整体性保护和文化生态保护区建设的有效途径。[145]
10月18～19日，“第十届海峡两岸文化创意产业高校研究联盟论坛”在杭州白马湖举行。来自海峡两岸的近150所高校、科研机构、行业协会及文化创意企业的250余位代表参加了此次论坛。本届论坛以“中华文化的创意实践”为主题，设立了“中华文化资源涵育和文化传承”“区域转型与特色文化产业发展”“城镇发展与文化空间营造”“国际文化市场与文化贸易”和“中华文化创意与文化企业”等五个分论坛，对中华文化的传承、文化创意产业开发和城镇文化发展等问题进行了研讨。[146]
10月31日～11月2日，“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坛”在北京举办。中国外交部、对外文化交流协会、文化部非遗司等单位的有关领导，以及中国社会科学院、华中师范大学等科研机构、高校的学者们参加了讨论。此次论坛以“促进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可持续保护与开发”为主题，具体议题有“纳西东巴文化”“中国少数民族神话中的婚姻故事”“阿昌族创世史诗《遮帕麻与遮米麻》的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等。[147]
11月1～2日，“中国艺术人类学国际学术研讨会”在北京舞蹈学院拉开帷幕，艺术人类学领域近三百名中外专家出席该会。会议以“文化自觉与艺术人类学研究”为主题，围绕“艺术人类学与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艺术人类学理论”“非遗理论与个案”“舞蹈美学与舞蹈人类学”“造型艺术”“民俗与表演艺术”等议题展开研讨。[148]
11月2日，中国刺绣文化保护研讨会在长沙市举行。全国28大绣种的80余名代表性传承人与会。湘绣学者李湘树、中国青年刺绣艺术家毛珊、发绣艺术家孟永国、织绣专家殷安妮、苏绣大师姚建萍、中国艺术研究院研究生院哈斯其木格等刺绣专家学者先后发表主旨演讲。会上，中国非遗保护协会刺绣专业委员会正式揭牌，并选举产生了第一届主任委员、副主任委员和秘书长等协会负责人，成为目前中国最大最全的刺绣行业组织。[149]
11月16～17日，“世界中联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研究专业委员会第二届学术年会暨中医药传统知识保护国际学术大会”在洛阳召开。来自中国大陆、台湾地区，美国、芬兰等130余名中医传统知识保护领域的专家和学者就中医药传统知识与非遗保护相关方面的研究工作经验和心得进行了热烈而深刻的讨论。[150]
11月30日～12月2日，由中山大学中国非遗研究中心主办的“文化遗产传承与数字化保护暨第二届文化遗产传承与数字化保护协同创新中心工作会议、第一届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工作站会议”在广州召开。来自全国各地的专家学者围绕我国文化遗产传承与数字化保护，就数字化技术背景下非遗的保护传承与开发利用、非遗的可视化与传承、中国非遗数字化标准制定等问题进行了交流与讨论。[151]
12月5～7日，“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与民俗生活实践”学术研讨会在山东济南召开。来自山东省17地市的130余名代表和多名特邀专家出席了大会。本届年会的学术研讨主题为“中华传统文化传承与民俗生活实践”，议题旨在挖掘和勾勒更多齐鲁民俗文化资源的现实图景，关注当下城镇化进程中出现的种种问题，反思民俗文化在生活实践中的重要性及现实问题。[152]
12月6日，由文化部非遗司主办，中国戏曲学院、中国戏曲表演学会承办的“全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戏曲剧种研讨会”在北京举行。该研讨会旨在进一步研讨非遗戏曲剧种的历史沿革、名家名剧、行当流派等，推动非遗剧种及濒危剧种的挖掘、整理和抢救工作。会上，专家学者分别就“非遗剧种表导演及剧目创作研究”“入选非遗对于戏曲剧种发展的意义”“非遗剧种与地域文化关系研究”等议题进行了讨论和交流。[153]
12月10～11日，由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美国杜兰大学及红河学院联合举办的“从东亚与美国的视角看传统艺术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与保护”国际学术研讨会在云南省红河州召开。来自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云南大学以及美国、日本、韩国、越南、菲律宾、新西兰等国的40余名专家学者，围绕传统艺术的传承与保护、非遗传承与保护、文化多样性等问题，结合本国、本地区非遗保护现状进行深度剖析，为非遗保护献计献策。[154]
12月11～14日，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亚太地区世界遗产培训与研究中心、国家政府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相关部门、国际及中国非盈利民间历史文化遗产保护组织相关专家学者共聚“2014华南（广州）历史文化遗产保护论坛”，向社会公众展示了当下历史文化遗产保护领域的经验和成果，并就“城市遗产管理”“历史遗产民间保护工作”“历史遗产保护工程计划和管理”“历史遗产应用”“历史记忆与影响记录”等尚存的问题与挑战进行了研讨。[155]
（二）学术著作
2014年非遗保护的研究在已有基础上继续深入，对之前以及现阶段我国非遗保护和传承中的不足进行了学术上的反思，对未来的非遗传承与发展提出了专业的建议和构想。
经过十多年的摸索和积累，我国非遗保护工作搜集整理了大量具有历史、文化和科学价值的珍贵实物和文字、音像资料，数字化保护工作越来越迫切。杨红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研究》正是这方面的一部力作。结合国内外的研究、实践成果，该书提出了非遗数字资源的核心元数据元素集方案和非遗项目分类编码体系。作者对非遗数字化保护、数据库建设的标准体系进行理论梳理，确定了非遗数据库标准化工作的具体内容，并通过引入美国等国家数字化保存标准研究中资源格式、技术规范等方面的阶段性成果，为国内非遗数字资源标准化具体文本的研究提供务实的启发。在具体非遗类别的数字化保护方面，有彭冬梅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与传播研究——以剪纸艺术为例》。该书对剪纸艺术的可持续发展、剪纸艺术数字化符号库的创建、计算机辅助剪纸设计系统、计算机剪纸展示系统、剪纸数字化保护的其他方法手段等进行了理论与实践的探索，对其他非遗项目的数字化研究也有一定的借鉴意义。
2011年我国颁布《非遗法》，中国进入了依法保护非遗的新阶段。非遗法律体系的建构和完善一直是社会各界关注的热点。2014年，刘红婴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体系》是一本全面研究非遗法律体系的专著。该书以物质遗产为参照审视非物质文化遗产，创建性地提出了作为公法遗产的非遗法律体系的理论、区域间协作的思路和建立国家遗产制度的构想。具体内容包括非遗的国际法框架，非遗的法定标准，非遗的范畴、组织机构与法定程序，非遗法的关联因素，非遗的国内法，中国非遗的法律路径等，具有较高启示性。
此外，杨明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以“法律结构”为逻辑线索展开体系化的研究，试图勾勒出“涉及的利益主体—利益主体享有的权利之定性—利益主体之间的具体法律关系”这样的架构，对“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法律结构”进行解析，是将“维护文化多样性之价值取向”落实到制度层面的重要理论工作，也是制度构建的基础性研究。书中对私法保护与行政保护的关系、交易成本与保护模式的关系、如何避免利用者的不正当占有及政府的寻租行为等问题的研究，对当下非遗的法律保护工作有一定借鉴意义。另外，赵虎敬的《新疆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从实际操作的角度对新疆非遗法律保护的体系构建和优化展开研究，对非遗法律体系的建设也有重要实践意义。
2014年10月，《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2014）》（以下简称《报告》）由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出版，是中山大学中国非遗研究中心宋俊华主持编撰的第四部中国非遗保护发展报告。《报告》对2013年非遗保护各项工作进行了归纳和总结，指出我国非遗保护进入了依法保护、科学保护、全民保护、积极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的稳健发展阶段。《报告》还对我国非遗保护中存在的问题与面临的挑战提出了积极的意见和建议。
2014年底，吕品田主编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年鉴（2010年）》由文化艺术出版社出版，载录了反映2010年度非遗保护领域新变化、新成就、新事件和新成果的信息资料，是了解该年度我国非遗保护工作发展进程的重要参考。
在非遗具体类别的研究方面，代表性成果有山东大学文化遗产研究院主持编撰的《中国民俗文化发展报告：2013》。该书以年度报告的形式，从民俗文化的视角观察我国重要社会问题，以富于前瞻性的思考，为国家的社会与文化建设积极建言献策。另外，《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与民间文学》一书，选辑了刘守华教授近年来关于非遗保护与民间口头文学等方面的40篇论文，内容包括民间文学类非遗保护的综合评论、策略和构想，对民间文学类非遗的保护具有重要参考价值。
在非遗区域研究与个案研究方面，有施强、谭振华主编的《中国彝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徐凤著的《甘肃非物质文化遗产概论》、朱祥贵等著的《以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模式创新实证研究：以宜昌长阳土家族自治县为例》、汪振军著的《河南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产业化研究：以河南10个重点地区为对象》和汪欣著的《传统村落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以徽州传统村落为个案》。这些论著或者对某一民族、某一区域非遗保护的现状和问题进行系统整理和研究，或者从某一区域具体案例出发，对村落文化变迁、文化产业发展等进行深入细致的探索和研究。
此外，2014年，非遗相关项目的丛书、专辑、图录也大量出版。其中，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丛书”、浙江摄影出版社的“浙江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丛书·第二批”、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的“争奇斗艳的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彩图版）”等系列丛书，通过图文并茂的形式，将不同非遗项目全面、有趣地展示出来，对于传播、普及非遗知识具有积极意义。除了丛书，诸如《木兰传说》《观音传说》《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薅草锣鼓》等在调查和资料整理分析基础上形成的专著，具有科普和学术双重功能。而类似国家图书馆中国记忆项目中心编著的《大漆髹饰传承人口述史》和王颖、杨光熙主编的《海岛“非遗”的文化记忆：舟山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小传》，以非遗传承人为主体，通过其口述将文化记忆保存出版，具有重要的科普和文献档案价值。
就2014年的情况来看，非遗理论研究著作数量不多，个案研究和普及性图书数量较大，表现出“重器轻道”现象。中国的非遗保护虽历经十余年，但从学科建设的历程而言还很年轻，基础性理论和方法论的建构仍需努力。
（三）研究论文
1.基础理论研究
从学术研究角度来说，基础理论对于一个学科建设的重要性毋庸置疑。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作为一个年轻且旁涉广泛的学科，基础理论的成熟度将直接影响其学科的地位和立足点。因此，加强理论研究在今天显得尤为重要。2014年，国内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建设的思考更加成熟和理性。
非遗的理论思考一个重要体现点是对UNESCO《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以下简称《公约》）的理解。户晓辉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公约〉能给中国带来什么新东西——兼谈非物质文化遗产区域性整体保护的理念》[156]在中国历年非遗保护工作实践的基础上，深入剖析了《公约》的精神实质和思想内涵，反思我们是否真正理解和践行了《公约》的要求。作者在重新界定“非遗”与“民俗”的差异、英文“保护”一词的不同含义和要求之后，提出中国非遗保护工作应对的新框架、新伦理、新思维和新举措。这里面既包括国际性的眼光和理念，还涉及保护过程中权力让渡、权利尊重以及相关人员的意识提升、能力建设等内容。该论文为我国非遗工作的未来方向提供了一种思路。
此外，学者们将注意力进一步转向了非遗保护工作框架和理论的“中国化”，梳理非遗话语形成和发展的国际环境，反思中国实践中因文化差异所造成的割裂和疏离，力图建立一个适合中国社会环境和文化氛围的观念体系和理论架构。如彭兆荣的《文本、语义与语境——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实考述》[157]试图反思我国“遗产运动”在“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语境中的西方中心化和近代“物质主义”特质，从而带有明显的“遗产政治学”意味；并指出要以“词与物”的方式剖析其知识生产逻辑，自觉、自主地到中华文化传统中寻找、选择符合自身特色和结构的非遗“名与实”，从而建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中国范式”。林敏霞的《道—学—技—承：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图式建构的“中医”启示》[158]则从中医的申遗来思考非遗的“中国范式”。作者提出了“医道——遗存之道”“医学——遗存之相”“医技——遗存之技”“医承——遗存之法”四个层面的中医理论体系，体现了建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理论体系和图式”的努力。从这两篇文章可以看出，中国学者已经从“非遗运动”的白热化状态中冷却下来，开始理性思考中国非遗在国际语境中的地位、价值和方向，希望在与UNESCO及《公约》的思想对接中，结合中国非遗保护实践，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非遗话语体系，并积极参与和影响国际非遗体系的进一步完善和发展。现在，这方面的努力仅仅是开端。
2014年，学者们继续在非遗的“本真性”问题上有所探讨。与以往相比，这种探讨越来越趋于理性、开放和实际。虽然仍有小部分声音囿于“原生态”理想，但更多的学者则对“本真性”抱以理解、开放和实事求是的态度。代表性讨论有王霄冰的《从〈祭孔乐舞〉看“非遗”的舞台表演及其本真性》[159]及蔡磊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价值特征与保护原则》[160]。前者在田野调查的基础上提出了“表演的本真性”，非遗的文化展演在审美意义上是一种本真性呈现。作者指出，“表演并不意味‘伪’和‘假’，在建构‘表演的本真性’的过程中，关键并不在于复制一种古老的形式，而在于领会、体验、传达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精髓和灵韵”。在当代社会，文化展演也是非遗传承的一种有效方式。蔡磊则从理论分析的角度说明非遗“变异”的常态性，提出在多元、异质和流动的文化遗产现实图景下，超越“探求本真性”的学术范式，转向探讨其缘起和功用似乎更有价值。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一个多学科交叉的研究领域，非遗研究不仅从多个学科吸取合适的研究方法和理论，也反过来影响相关学科的研究。2014年，不少学者都从交叉学科的角度，对非遗作进一步的研究。董晓萍的《数字民俗搜集理论》[161]以民俗学与数字信息学为视角，分析数字民俗搜集理论的基础作用，并提出了时间信息、空间信息和专题信息三个基本信息类型。田兆元的《经济民俗学：探索认同性经济的轨迹——兼论非遗生产性保护的本质属性》[162]则从经济学与民俗学视角出发，从概念、现状、价值和面对问题及解决策略等方面梳理民俗经济的理论问题，并试图寻找与非遗的契合点，解决生产性保护的理论问题。
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问题仍是学者们的重要研究角度之一。其中以宋丽华、董涛、李万社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分类的问题解析与体系重构》[163]为代表，面对目前分类体系偏重申报等问题，建议从艺术学、社会学、人类学、法律保护的角度出发，结合中国传统文献分类思想，编写非遗专属叙词表，增强非遗概念的表达功能，进一步重新厘定分类标准。詹一虹、周雨城则从民间音乐入手，针对目前非遗分类层次模糊、归属不明等问题，试图构建民间音乐类非遗多线性多层次的分类体系。[164]
2.保护策略与实践的探讨
2014年，学者们对具体的非遗保护策略和保护实践有更为及时、敏锐的探讨，越来越多的学者从中国社会现实与发展图景中提炼、总结、发现非遗保护的规律和方法。
生产性保护是非遗保护“中国经验”的重要内容。徐赣丽以广西壮锦生产性保护实践为个案，发现传统技艺在现代化转型中往往丢失了核心内容和文化蕴涵，强调在生产性保护中应着重保护核心工艺，最大限度保持产品的文化特性和附属意涵。[165]高艳芳、孙正国的《日常需求与文化创意：“生产性保护”的观念与路径》[166]则提出生产性保护应将非遗还原至日常生活，使其仍具有日常需求的功能，并注意到文化创意的重要性。“生产性保护”原来的意义指向，是传统技艺、传统美术和传统医药药物炮制类领域。在此基础上，有学者将视野放大，扩展至其他门类，潘文焰、仲富兰的《我国传统节日文化的生产性保护路径研究》[167]即是一例。文章分别从传统节日的识别系统与实体系统出发，提出了传统节日文化的保护路径和策略，认为要进行动态的“生产式保护”而非静态的馆藏式保护。张礼敏则以传统手工艺为例，提出非遗的“理性商业化”，认为应当重视部分非遗天然具有的商品属性，并推动其适应现代审美需求和生活需要的自洽性转变。[168]这与高艳芳、孙正国文章中的观点具有一致性。
以秉承传统为本，在此基础上吸收传统因素，转化成丰富多彩的现代品牌，开发非遗衍生品，让更多的非遗元素进入当代人的日常生活，成为生产性保护的新路径。潘鲁生的《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转化的亚洲经验与范式建构》[169]考察了日本等亚洲国家的非遗保护实践，发现亚洲国家的生产性活态传承形成了两种范式：原生态、聚落化传承发展的“手艺农村”范式，以及凝练传统文化元素和精神的“设计产业”范式。作者认为以当代设计观念转化非遗资源的传统文化样式、以当代设计语言转化传统文化元素、以当代设计创意产业转化传统文化产业、以当代品牌设计转化传统代工生产是实现非遗活态传承、促进非遗保护和发展的重要途径。
整体性保护也是我国非遗保护的一大举措，涉及非遗文化空间的传承、保护乃至重构。随着文化生态保护实验区的建立，学者们在这方面的研究具有现实指导意义。周建明、所萌、岳凤珍的《文化生态保护区的理论基础与规划特征》[170]从城市规划角度，对文化生态保护理念的形成与发展进行了系统梳理，在剖析与总结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特征的基础上，提出将空间规划与文化生态保护规划有机结合的文化生态保护区规划模式。王德刚的《空间再造与文化传承——栖霞古镇都村“非遗”保护工程实验研究》[171]则从具体个案的调查研究出发，分析社区的整体改造过程和存在问题，利用空间生产理论，提出生态营造原则、文化与经济的双重属性原则、社区利益原则和整体性原则等空间再造的基本原则。
我国非遗保护在政府主导下有序推进，民间参与度日益提高，文化持有者的主体位置受到关注，学者对文化主体的研究也逐步深入。董晓萍的《政府非遗与民间非遗——从两种知识的角度切入》[172]认为，非遗保护涉及现代学校教育与未进入现代学校教育系统的两种知识，过去政府与学者作为知识阶层的代表大多从第一种知识体系展开研究和制定保护策略，而作为文化主体的“民间非遗”应充分认识和吸收第二种知识，在研究和保护策略方面与“政府非遗”汇合。杨征的《论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保护政策中“群体性”的缺失》[173]提出，非遗传承人大多具有群体性特征，应从观念认识和政策表达上提高对“一般性传承人”的认同和重视，打破“政策垄断”，营造“群体传承”氛围。在《民间传承中“传承人”的传承生境与保护对策研究——以海南黎族传统工艺“传承人”为例》[174]中，段超和林毅红则从传承人传承困境、认定机制缺陷和传承人发展瓶颈等角度出发，提出代表性传承人和非代表性传承人的推选认定、责任和退出机制、监督机制等传承策略。
在非遗传承研究中，传承人口述史研究受到学界关注。与传统史学相比，“口述史学更加侧重对‘人’本位的研究，是以笔录或影音等方式来搜集、整理特定个人、群体或组织的口头回忆或重大历史事件的个人评论”[175]。目前，口述史学方法较广泛地应用于人类学、社会学和民俗学中。在非遗领域的口述史更加侧重文化主体的话语权和表达文化诉求的权利。此方面的文章有王拓的《口述史：“非遗”传承人获得话语权的媒介与途径》[176]和李海云的《当代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口述史研究的适用与拓展》[177]。前者强调口述史研究可以唤醒传承人的文化自觉与文化自信，是传承人获得话语权的媒介和途径；后者从具体的研究方法上，对非遗口述史的内在特性、学术适用与社会应用等方面加以阐释。此外，还有学者关注传承人的生活史，如王建民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生活史研究》[178]，梳理了以文化传承人为中心的民族志方法论。而陈静梅从制度运作的种种弊端中反思传承人研究问题，提出要从传承人与调查者的互动关系、传承人群体的差异比较、引入性别视野等方面研究传承人的理论构建[179]。
此外，还有学者从具体的非遗门类出发，进行单项非遗的保护与实践对策研究。如杨利慧的《遗产旅游与民间文学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一二三模式”——从中德美三国的个案谈起》[180]、金辉的《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物质性保护》[181]以及耿涵、马知遥的《“非遗”语境中民间美术与艺术设计的共向发展刍议》[182]等分别从具体非遗门类的具体问题出发，为其传承保护贡献对策。
3.非遗法律建设的探讨
2014年学界继续关注非遗法律体系的建构与完善。这方面讨论得很多，以辛纪元、吴大华、吴纪树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的不足及完善》[183]为代表。该文从国家立法和地方立法两个层面分析发现，我国非遗存在立法规范不足、商业开发过度、传承人制度不完善等问题，提出应当首先明确基本原则，完善非遗法律体系，才能构建相应辅助机制。
非遗知识产权立法问题一直是学界关注的热点。陈杰的《论文化遗产法律制度中的隐喻——以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私权保护为例》[184]阐述了我国非遗私权保护的合理性，又指出现在学界对于非遗的私权保护模式是知识产权还是特别权利的讨论，根源在于特别权利论者用著作权和专利权来隐喻知识产权。非遗法律建设当务之急应该是如何构建具体权利，而不是纠缠于是否应该将私权纳入知识产权法律制度之中。与此同时，严永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个案研究——以安顺地戏为例》[185]从社会热点“非遗第一案”出发，提出在现行法适用方面，非遗法和著作权法可以为安顺地戏知识产权保护提供一定的空间，但存在诸多困难，只有通过制度创新，制定“民族民间文艺特别著作权保护条例”，才是解决民族民间文艺知识产权保护问题的根本出路。
与国家层面立法相对应，民族和地方相关法律法规的建立、完善和落实也有重要意义。何秋的《民族自治地方少数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法律保护——以广西壮族自治区非遗保护为例》[186]从广西少数民族非遗的法律保护现状入手，分析其存在的不足和缺陷，从而明晰民族自治地方的少数民族非遗法律保护中亟须重点解决的问题。在此基础上，作者提出确立少数民族非遗权利主体、进行特殊保护、建立知识产权保护框架、确定危害行为法律责任追究机制等观点。而刘贞磊的《人口较少民族非物质文化遗产法律保护之理论证成与可行性考察》[187]认为，现行非遗法律建设有必要从民族平等理论、保障人口较少民族文化权利以及国家知识产权战略需要入手，加快人口较少民族的非遗法律建设，并从国内法和国际法两个层面考察了人口较少民族非遗知识产权保护的可行性。
4.非遗信息化的研究
2014年非遗的数字化与数据库建设研究继续深入。如何建立准确的、规范的和可操作的元数据标准是非遗数字资源建设的核心难题。许鑫、张悦悦的《非遗数字资源的元数据规范与应用研究》[188]由此出发，结合我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作申报书》和政府非遗数据库的实际情况，从资源内容、属性及管理规范两个角度，提炼出非遗资源的核心元数据集，再根据非遗特点进行元素扩展，试图构建一套更具兼容性、互操作性和非遗特色的元数据规范体系。此外，叶鹏、周耀林的《论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档案元数据的创立思路与语意标准》[189]也试图通过各国相关领域代表性元数据标准的比较研究和语义分析，提出非遗档案元数据的设计思想、创立思路和基本内容。
王伟、许鑫、周凯琪的《非遗数字资源中基于时空维度的传承可视化研究——以湖口青阳腔为例》[190]关注非遗数字资源中的可视化研究，试图通过社会网络分析、地理信息可视化展示、形式时间与空间相耦合的传承关系，综合展现非遗数字资源中的时空可视化效果。漆亚莉、申启明的《民族服饰资源数字化保护与开发探索——以构建“壮族服饰文化数据库”为例》[191]着眼于民族服饰文化资源的数字化保护、管理、研究与利用，认为在数据库系统建设时，要明确项目的目标、原则，划分主要的层次结构以及发布的综合平台设计等内容。
在非遗档案的研究和保护方面，杨杰宏的《“非遗”语境下口头传统文献整理的问题检析》[192]反思目前民族口头传统文献整理工作中的诸多问题，如全集不全、音系失真，以及忽略传承人贡献、脱离民族传统文化语境等，从方法论、操作方式上对口头传统文献的搜集、整理提出了有益的思考及方法。此外，许鑫和赵嘉伦的《图书馆参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状与建议》[193]聚焦图书馆参与非遗保护的研究与实践，探讨了公共图书馆在非遗数字资源建设中的作用、形式和功能。戴旸和李财富的《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标准体系的若干思考》[194]和戴旸《应然与实然：对我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建档主体的思考》[195]积极讨论了我国非遗建档的标准和主体问题，并认为非遗项目和传承人的建档标准应该同时进行，且非遗建档工作应从政府一力主导，过渡到激发群体智慧，多元主体共同参与。
在现代互联网及媒体技术高速发展的形势下，有学者注意到非遗与媒体信息传播的互动关系。王隽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媒体传播：二维耦合和发展路径》[196]试图在传媒产业经济学、新制度经济学以及系统科学等理论框架下，就平面、广播电视、网络等媒体与非遗的保护和传承关系进行讨论，试图提出非遗保护与传承的新路径。王巨山的《影像记忆与文化表达：传播学视角下的非遗题材电影解读》[197]则从电影行业的运作规律与创作机制对非遗传播可能形成一定负面影响方面，提出电影创作者先要树立正确的文化意识，然后再加大非遗题材电影的创作力度。钱晓虎、曾立新的《数字影像在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影像思维研究》[198]认为，数字影像在非遗保护中要以充分凸显非遗项目的内在特质为目标，在拍摄和制作时遵循完整性、真实性和客观性等原则，注重真实与再现的影像思维、旨在表情达意的影像思维、在现有表现形式上开拓性的影像思维等。
5.城镇化建设与非遗保护关系的探讨
首先是城镇化与非遗保护的关系。传统中国是一个农业社会，非遗一直在传统文化环境中形成与发展。现在，随着国家高速发展，社会环境与村落结构发生了巨大变化，非遗所依存的环境遭到破坏。2014年，城镇化建设与非遗保护的关系受到了政府、学界乃至传承人的极大关注。这方面以徐艺乙的《问题与对策：城镇化进程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199]和彭兆荣的《我国城镇化建设与文化遗产保护的关系》[200]为代表。前者从非遗面对城镇化产生的问题切入，从基础理论研究、工作体系建立、风险管理预测评估等角度试图找到解决途径和方法，特别是提出了建立专门的风险管理机制，对文化遗产风险管理进行预测和评估，作出预案进行规避，最大限度地使非遗在城镇化进程中得到妥善保护；后者则立足于我国传统和现代化发展的实际情况，从文化遗产的本质和发展历程出发，对我国传统城市发展与文化遗产的关系进行梳理，分析了城镇化进程中可能出现的问题和弊端，提出继承“城郭—城邑—家国”一体，融合“天人合一”传统和“城—郊—野”城建形制的观点，对于当前城镇化发展中非遗的保存和保护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其次是城镇化背景下非遗保护的个案研究。如孙荣艾的《城镇化与传统体育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研究——以建瓯挑幡为例》[201]就以建瓯挑幡为调查个案，考察城镇化进程中传统体育的文化空间、传统功能和传承方式的变迁，提出了回归原真、实施整体性保护、嵌入民间信仰仪式等保护路径。董记、李倩、朱友光等的《新型城镇化背景下淮安的文化遗产保护研究》[202]从淮安城乡一体化进程中文化遗产的保护现状和存在问题出发，探讨了对文化遗产集中实施整体保护以及通过合理开发利用反哺城镇化建设的可能性。张力的《论人龙舞民俗与城镇化发展相适应的对策》[203]从地方城镇化建设与人龙舞民俗的矛盾冲突入手，探索传统民俗与城镇化发展相适应的对策，提出强化当地居民参与意识、文化创新意识、文化主体意识等建议。
最后是传统村落的保护。在这方面，既有综合性、概览性的研究如周乾松的《城镇化过程中加强传统村落保护的对策》[204]，也有基于具体村落的个案研究如《新城镇化背景下羌族原生态村镇可持续发展研究》[205]和《新型城镇化背景下传统村落特色文化的保护与传承——基于缸瓦窑村的考察》[206]。前者提出传统村落的保护，当务之急是非遗资源的认定标准和保护政策的完善；后二者则呼吁加强传统村落的文化空间和文化生态保护。
6.非遗校园传承的研究
2014年的非遗传承研究中，校园教育受到关注。在现代教育体制下，绝大多数人都是在校园教育中形成个人的知识体系以及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因此，对于非遗的传承和发展，学校教育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综观2014年的相关研究，学者们大多从高校对非遗保护工作的影响、高校非遗专业建构、艺术类非遗教育以及非遗知识的普及教育等方面切入。如刘宁的《地方高校对本土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措施研究》[207]注意到了非遗保护对高等教育学科建设及素质教育的影响，从高校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科化建设、高校文化资源库和产学研合作实践平台三方面提出相应建议。
此外，更多学者从非遗具体门类特别是艺术类非遗出发，探讨高校教育对非遗的传承。如《高校音乐教育中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研究》[208]和《湖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高校艺术教育的融合》[209]两篇文章，前者具体从音乐类的特点出发，将高校原有的音乐教育与音乐类非遗的保护传承结合起来，探讨高校音乐教育中实现非遗传承的现实路径；后者则从具体地区出发，尝试将非遗传承融入高校艺术教育当中。也有学者探讨非遗专业研究生培养的具体模式，如《“非物质文化遗产”领域艺术硕士的培养模式研究——以泉州师范学院南音专业艺术硕士培养为例》。[210]
除了学历教育，学者们也积极探讨非遗在学校的普及教育问题。谢中元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在高校美育中的价值参与》[211]针对目前高校美育教育边缘化的现状，提出非遗教育应与“学生入田野”结合起来，从多方面促进大学生审美知识和能力的提升。刘倩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与高校德育教育——以广东地区音乐类文化艺术为例》[212]则联系高校德育教育，提出把非遗引入高校的德育教育。此外，《高校推广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教育的路径研究》[213]从教学实践的调研出发，对高校大学生非遗认知情况和问题进行分析，提出高校非遗教育的具体建议。
七 问题与展望
2014年是我国非遗保护承上启下的一年。在这一年里抢救性保护、生产性保护、整体性保护以及数字化保护、依法保护等各项工作在稳步推进，逐渐深化。在此过程中，随着我国社会经济发展，非遗大环境出现了一些新的变化，非遗保护工作也面临着新的挑战。
首先，努力探索非遗保护与城镇化协同发展的路径。
根据《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214]（以下简称《规划》），城镇化是实现我国社会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重要战略，是中央制定的经济工作重点之一，也是中国未来几十年的社会发展目标。城镇化的快速发展，意味着传统村落锐减，农村居民流失，传统习俗逐渐消亡，乡土文化传承发生断裂，非遗赖以生存的社会环境遭到破坏。在这样的形势下，我国非遗面临着新的挑战。《规划》明确提出我们要“走以人为本、四化同步、优化布局、生态文明、文化传承的中国特色新型城镇化道路”，将“文化传承、彰显特色”作为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基本原则之一，进而提出根据不同地区的自然历史文化禀赋，体现区域差异性，提倡形态多样性，防止千城一面，发展有历史记忆、文化脉络、地域风貌、民族特点的美丽城镇，建设历史文化底蕴厚重、时代特色鲜明的人文城市。这就在国家政策和法律层面给非遗的保护与传承提供了机遇。由此可见，非遗保护与城镇化建设并不是不可协调的，有挑战，也有机遇，必须努力探索非遗保护与城镇化协同发展的道路。
2014年6月17～18日，由文化部主办，文化部非遗司和中国非遗保护中心承办的“城镇化进程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论坛”在北京举行。非遗领域的知名专家、国家级传承人以及保护单位代表、新农村建设社区代表参加了论坛。大家围绕“城镇化进程中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这一主题进行了深入、广泛的讨论。国家非遗保护工作专家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周小璞提出，城镇化进程中的非遗保护工作应遵循几条原则：“一是要摸清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家底，制定相应的保护计划和措施；二要运用文字、图片、录音录像、数字多媒体技术等多种形式进行抢救性记录；三是要关注非物质文化遗产相关群体、社区、社会组织的迁移变化，尽量不予拆散，保留原有人际关系；四是要特别重视非遗项目较集中的古村落的整体性保护，加强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历史文化街区、民族风情小镇文化资源挖掘和文化生态的整体保护；五是要充分发掘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文化底蕴和人文价值，将其转化为可供物质消费或精神消费的文化产品、文化服务，从而获得更大的生存和发展空间。”[215]在城镇化建设中，非遗的保护是首要的，特别是历史文化名城名镇、历史文化街区、民族风情小镇的建设，其实就是非遗的整体性保护在城镇化建设中的具体运用。非遗的保护是面向未来、面向民众的，因此在城镇化建设中，由非遗转化的文化产品、文化服务其实就是非遗传承与发展的一个现实维度。实现城镇化建设与非遗保护的协同发展，关键在于政策上明确两者的关系，对策上经过专业的论证，然后谨慎对待发展。
实现城镇化建设与非遗保护的协同发展，人也是很关键的一个因素。中山大学中国非遗研究中心副主任刘晓春教授提出：“保护、活化传统村落、市镇，以维护、保育非遗传承的传统文化空间，激发传统中国村落、市镇的内在生命力，是一个值得探讨的思路。”[216]借鉴日本与中国台湾地区的社区营造经验，他认为中国大陆新型城镇化过程中非遗保护应该关注新型社区的建设。首先，充分了解社区居民的需求，尊重他们的意愿，充分调动大家的积极参与热情，激发大家的创造性；其次，充分发掘社区的历史文化资源，建设能够维系居民认同、具有历史感的社区；最后，充分尊重社区现有的自然环境，在尊重自然肌理与历史文脉的基础上，建设保有历史文化记忆的社区。
其次，进一步完善和推进我国非遗保护法律体系的建设。
2011年我国颁布实施了《非遗法》，标志着我国非遗进入了依法保护的新阶段。到2014年底，国家以及地方层面陆续制定了相关的实施条例。现行的法律制度在一定程度上给我国非遗保护提供了法律保障和支持，但仍存在很多不足。正如我们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2014）》中所说的：“《非遗法》是一部行政法，主要规范政府和行政部门的行为，对非遗涉及的权利主体、权利客体以及民事权利的很多内容无所涵盖和体现，导致了非遗在保护和利用过程中不容易维权。”[217]
对于非遗民事法的立法问题，社会各界一直关注的非遗知识产权法依然没有太大进展。现阶段，法学界对非遗的民事权利适用知识产权法还是特别权利法依然有不同意见。在立法实践中，著作权法、专利法、商标法和文物保护法等并没有体现出与非遗积极衔接的修订内容，倒是这两年陕西、宁夏、湖南等地方在非遗知识产权法立法方面做了一些积极尝试，但总的来说进展比较缓慢。对于非遗知识产权立法的现实困境，新疆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郭蓓副研究员剖析道：“目前，非物质文化遗产国际知识产权保护的问题一直陷于僵局之中。大多数国家，尤其是绝大多数发达国家尚未立法对非物质文化遗产予以知识产权保护。如果我国在将来的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的国内立法中采用传统知识产权保护模式，在国民待遇原则下，意味着必须同时给予共同缔结或加入国际条约的缔约方国民所有的外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以同等知识产权的保护，而该国却很有可能没有在相关知识产权法中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权利，由此形成我国保护外国人在我国享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而外国不保护我国国民享有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权利的局面。……因此，传统知识产权模式对于发展中国家的非物质遗产保护模式需要重新构建。”[218]在全球化的背景下，非遗的知识产权保护必须具有国际视角。传统知识权利与现代知识产权之间确实存在着立法背景、法律主客体以及权利义务关系的不同，但是面对全球的文化多样性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现实和需要，人类社会有责任在知识产权的框架下，从现代知识产权扩展出一个兼容传统知识产权的知识产权法体系。作为一个有担当、有责任感的大国，中国应该积极推动国际社会在传统知识议题上的深层对话，寻求传统知识产权制度在法理上取得突破。与此同时，在国内立法方面，应该加快相关法律的修订工作，补充可以与《非遗法》相支撑和衔接的内容；考虑制定《民族民间文艺特别著作权保护条例》[219]和《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法》《民间艺术保护法》《传统知识保护法》[220]等法律法规，为非遗的保护传承提供完备的法律支撑。
再次，推动数字化保护的全面和深入发展。
经历过农耕文明和工业文明，中国正在进入后工业社会，互联网与全球化的世界背景下，数字化代表着人类社会未来资源利用发展的一个重要走向。因此，数字化保护不仅关系到非遗的立档保存，对于非遗的宣传弘扬、传承振兴也有着至关重要的作用。
目前我国已经完成了《非物质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专业标准》的制定工作，数字化的培训和采集工作也进入了实质操作阶段。接下来应该进一步完善非遗数字化采集、资源数据库建设和数字化标准规范等一整套详细的、可操作的标准，指导全国非遗数字化建设的具体实践。因此，必须加强非遗数字化保护的经济支持，建立非遗数字化保护专项支持资金，吸引社会资金参与非遗数字化保护。鼓励和支持企事业单位、社会团体和个人等通过捐赠、设立专项资金或者保护基金等方式参与非遗数字化建设。同时，加快构建国家级非遗数字资源库体系和特色非遗数字资源库体系，并在此基础上建立非遗基因信息库。[221]
数字化不仅改变了非遗资源的传统保存方式，也是非遗资源利用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近期，网络、电视、电影等数字传媒逐渐介入非遗的保护与传承，不仅专业力量参与了非遗纪录片、非遗题材影视片制作的探索，民众也在这个自媒体时代开始乐在其中。数字传媒对扩大非遗公众影响力，带动外围产业参与非遗的传承发展，最终实现非遗的生活文化存在无疑都有积极的作用。因此，加强这方面的研究和引导不仅有价值也是必要的。
最后，积极推动非遗全民保护模式的形成。
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个人和群体、族群和社区、民族和国家的财富，也是整个人类的财富，因此任何人都有权利和义务参与非遗的保护和传承。文化遗产保护不仅政府责无旁贷，同时也是全体公民应尽的义务。在中国，社会力量逐渐参与非遗的保护与传承，开始形成“全民保护”的保护模式。
事实上，我国政府一直鼓励和支持社会力量参与非遗的保护工作。2014年6月6日，第三届“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薪传奖”在北京颁出，这届薪传奖还首次设立了“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贡献奖”，以表彰为非遗保护做出突出贡献的个人和机构。中国艺术研究院院长、中国非遗保护中心主任王文章强调：“不断提高社会公众的参与意识，是持久做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根本。多年来，中国艺术研究院·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不断引导、鼓励社会力量投入到保护工作中来。”[222]今后，国家应该采取更多积极有效的措施，鼓励和支持个人、企业以及非政府组织等社会力量参与非遗保护工作，推动非遗全民保护模式的最终形成。
在基层调研中，我们发现民间传承人的热情已经被调动起来，他们往往比保护体制内的代表性传承人更加具有顽强的生命力。有的一般传承人甚至在某些方面比代表性传承人具有更高超的技艺和才华，有的一般传承人因为各种原因依然自动隐藏和被动隐藏在民间。而非遗的传承与发展，实际上是所有的传承人，包括社会民众、政府、专家学者合力而成的。因此，非遗的保护应该注意非代表性传承人这个群体，鼓励其成立民间传承基地和协会，在政策和保护措施上给予更多的认可和支持。
[1] 作者简介：宋俊华，文学博士，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主任，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学、中国传统戏剧史；倪彩霞，文学博士，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传统戏剧史、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学；王明月，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学；高菲，中山大学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学。
[2]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在北京、上海、广州设立知识产权法院的决定》，《人民日报》，http：//paper.people.com.cn/rmrb/html/2014-09/01/nw.D110000renmrb_20140901_4-04.htm，2014年9月1日。
[3]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设施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http：//www.sdpc.gov.cn/zcfb/zcfbtz/201408/t20140805_621301.html，2014年5月4日。
[4] 《国务院关于推进文化创新和设计服务与相关产业融合发展的若干意见》，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03/14/content_8713.htm，2014年3月14日。
[5] 《文化部加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十一项措施》，中国经济网，http：//www.ce.cn/culture/gd/201408/20/t20140820_3390730.shtml，2014年8月20日。
[6] 《河南省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条例》，《河南日报》，http：//newpaper.dahe.cn/hnrb/html/2014-01/22/content_1021208.htm？div=-1，2014年1月22日。
[7] 《河北出台非遗条例 明确政府非遗保护责任》，《法制日报》，http：//www.legaldaily.com.cn/bm/content/2014-06/05/content_5571776.htm？node=20731，2014年6月5日。
[8] 《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文件湘政办发〔2014〕59号湖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进一步加强知识产权保护工作的通知》，湖南省知识产权局网站，http：//www.hnipo.gov.cn/hnzscqj/zwgk/tz/content_28257.html，2014年8月26日。
[9] 《贵州出台全国首部省级非遗保护发展规划》，中国新闻网，http：//www.chinanews.com/cul/2014/06-13/6279655.shtml，2014年6月13日。
[10] 《国家发展改革委办公厅 文化部办公厅关于印发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利用设施建设实施方案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网站，http：//www.sdpc.gov.cn/zcfb/zcfbtz/201408/t20140805_621301.html，2014年5月4日。
[11] 《教育部关于印发〈完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指导纲要〉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教育部网站，http：//www.moe.edu.cn/publicfiles/business/htmlfiles/moe/s7061/201404/166543.html，2014年3月26日。
[12] 《关于印发文化体制改革中经营性文化事业单位转制为企业和进一步支持文化企业发展两个规定的通知》，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网站，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4-04/16/content_8764.htm，2014年4月16日。
[13] 《陕西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陕西省人民政府网，http：//www.shaanxi. gov. cn/0/sxzb/8273. htm，2014年1月1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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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7] 宋俊华主编《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发展报告（201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5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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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9] 严永和：《非物质文化遗产知识产权保护个案研究——以安顺地戏为例》，《文化遗产》2014年第2期。
[220] 王小平：《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法律保护》，《光明日报》，http：//news.gmw.cn/2014-02/26/content_10509938.htm，2014年2月26日。
[221] 参考王晓芬《文化遗产数字化保护的优势与路径》，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网，http：//www. ihchina.cn/show/feiyiweb/html/com. tjopen. define. pojo. feiyiwangzhan. BaoHuLunTan. detail. html？id=212c1065-2b7f-47b3-93ea-0eee6a4a76d1&classPath=com. tjopen. define. pojo. feiyiweb.baohuluntan.BaoHuLunTan，2014年2月27日。
[222] 《第三届“中华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薪传奖”颁出》，中新网，http：//www. chinanews. com/cul/2014/06-06/6254319.shtml，2014年6月6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