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汉文佛经的读诵、抄写、研习

佛教传入日本后，佛经又是如何传播的呢？在日本佛教发展的历史上，深受中国传统文化和佛教文化影响的圣德太子发挥过巨大的作用。《日本书纪》卷22《推古纪》元年四月条：“且习内教于高丽僧慧慈，学外典于博士觉哿，并悉达矣。”又二年五月是岁条：“五月戊午朔丁卯，高丽僧慧慈归化，则皇太子师之。是岁，百济僧慧聪来之。此两僧弘演佛教，并为三宝之栋梁。”高丽僧人慧慈来到日本，太子拜他为师。百济僧人慧聪来到日本之后，同样受到重用，两人成为在日本弘扬佛法的顶梁之柱。太子还制定了日本最早的成文法“宪法十七条”，其中第二条曰：“二曰笃敬三宝。三宝者，佛法僧也，则四生之终归，万国之极宗。何世何人，非贵是法？人鲜尤恶，能教从之。其不归三宝，何以直枉？”[16]例言要深信三宝，三宝指佛法僧，是一切生灵的归属之处，是所有国家的终极之教。无论何世何人，无不尊崇三宝。人类当中穷凶极恶者原本不多，所以应该皈依佛法。否则如何矫正邪恶？这是以法律条文的形式将佛教看作治理国家、教化民众的有效手段，因而极大地推动了佛教在日本的迅速传播。

圣德太子专研佛学，弘传佛法，具有十分丰富的佛学素养。《日本书纪》卷22《推古纪》十四年七月条：“秋七月，天皇请皇太子令讲《胜鬘经》，三日说竟之。”又是岁条：“是岁，皇太子亦讲《法华经》于冈本宫。天皇大喜之，播磨国水田百町施于皇太子。因以纳于斑鸠寺。”[17]这里记载了圣德太子为推古天皇分别讲授《胜鬘经》和《法华经》的史实。圣德太子因讲经说法，使得天皇法悦充满，将播磨国的一百町水田赐予太子。

下面，以“一切经”和“特殊愿经”《法华经》为例，进一步廓清汉文佛经在奈良时代传播的手段与方法。所谓“一切经”，泛指佛教经、律、论所有典籍的用语，亦称大藏经，略称藏经。日本学者田村圆澄在《古代国家与佛教经典》[18]一书中对奈良时代读诵、抄写“一切经”的情况进行过颇为深入的研究。这里在先学的引导下，对有关“一切经”的史料做一归纳，以凸显奈良时代大量的汉文佛经传至日本的史实，为本书研究提供文献学上的依据。

佛教传入日本，推古四年（596）位于飞鸟的法兴寺（飞鸟寺）建成。自此以后，擅长读诵、阐释经典的百济僧人来到日本。另一方面，朝廷任命的学问僧走出国门，往来于百济、新罗以及隋唐。而且，以大和为中心的寺院数量急剧增加，日本佛教由此走上一条兴盛之路。[19]白雉二年（651）十二月，孝德朝廷在临近难波丰碕宫海边的味经宫召集僧尼，读诵“一切经”。《日本书纪》：“冬十二月晦，于味经宫请二千一百余僧尼，使读一切经。”[20]这是“一切经”的说法首次出现在《日本书纪》当中。参加此次诵经法会的僧尼多达2100余人。这一人数与隋代彦琮撰写的《众经目录》（亦称《仁寿录》）中记载的诸经2109部的总数一致。石田茂作据此认为，此次“一切经”读诵活动是按照《仁寿录》所载卷数以每人一部经的形式进行的。[21]

在“壬申之乱”[22]中大获全胜的大海人皇子凯旋京城飞鸟，翌年（673）即位，即天武天皇。同年三月，奈良京城举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抄经奠基法会。《日本书纪·天武纪上》二年三月条：“是月，聚书生，始写一切经于川原寺。”[23]如上所述，飞鸟寺存有“一切经”。天武六年（677）天武天皇巡幸飞鸟寺，举办了由僧尼读诵“一切经”的法会。《日本书纪·天武纪下》六年八月条：“八月辛卯朔乙巳，大设斋飞鸟寺，以读一切经。”按照“新编全集本”的说法，此次法会当是为川原寺抄经活动圆满结束而举行的一次斋戒活动。[24]抄写“一切经”，即一人抄写一部经典的人数和经卷数量雄辩地证明了传至奈良朝的汉文佛经数量之庞大，它既反映了朝廷对佛教文化的重视程度，也折射出佛教文化本身影响的深广度。

所谓“特殊愿经”，是“一切经”的对应词，指“一切经”当中某部因其所具有的独持信仰而被特意抄写的经典。“特殊愿经”有以下几类：作为护国三部经的《法华经》《金光明最胜王经》《仁王般若经》；用作消灾灭祸的般若系列，如《大般若经》《般若心经》《金刚般若经》《理趣经》等；与陀罗尼相关的《大佛顶陀罗尼经》《诸佛陀集会罗尼经》《随求陀罗尼经》等，由此可以窥见早期的奈良朝抄经具有相当浓厚的密教色彩；此外，与弥陀信仰相关的《阿弥陀经》、与药师信仰相关的《药师经》、与弥勒信仰相关的《弥勒经》、与观音信仰相关的《观音经》以及讲授大乘菩萨戒的《梵网经》等，都是重点抄写的对象。根据石田茂作的调查，抄写超过1000卷的“特殊愿经”有：《法华经》12384卷、《大般若经》9000卷、《华严经》5980卷、《法华经》《寿量品》4000卷、《金刚般若经》2865卷、《般若心经》2728卷、《观世音经》2300卷、《千手千眼经》2023卷、《金光明最胜王经》1910卷、《称赞净土经》1800卷、《金刚寿命经》1000卷。从该调查结果可以看出，《法华经》独占鳌头，证明其在奈良朝的影响是何等的根深蒂固。[25]

上述有关“一切经”的史料和“特殊愿经”抄写的史实，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反映了汉文佛经传入奈良时代的历史背景，为本书研究提供了坚实的文献学支撑。需要补充一点，在本书下面的论述中，每当引用汉文佛经时，我们尽可能地依据石田茂作的《从写经所看到的奈良朝佛教的研究》[26]，注明所引佛典在正仓院文书中的抄写年代及辑录页数，以增强文献资料的可信度。当然，一些佛典在正仓院文书中并没有著录，但并不能因此排除它们已经传到上古的可能性。因为上引有关“一切经”的史料记载恰好说明了这一点。

汉文佛经传入日本后是如何被阅读的？这一问题也与汉文佛经传入日本的历史背景密切相关。其中，“南都六宗”所发挥的作用不容小觑。关于“南都六宗”与中国佛教学派的渊源以及各大寺院研读各宗派著述的情况，杨曾文的《奈良佛教六宗》[27]一文进行过深入探讨，具有很大的启发性。这里以史料为依据，聚焦中日韩三国在佛教宗派系谱上的传承关系。随着中日佛教文化交流规模的不断扩大，除大量汉译佛经传入日本之外，中国的佛教学派和佛教宗派的著作也逐渐传入日本。面对这种情况，朝廷采取何种态度显得尤为重要。《续日本纪》卷8《元正纪》养老二年（718）十月条：“智鉴冠时，众所推让，可为法门之师范者，宜举其人显表高德；又有请益无倦，继踵于师，材堪后进之领袖者，亦录名腊，举而牒之；五宗之学，三藏之教，论讨有异，辨谈不同，自能该达宗义，最称宗师，每宗举人并录；次德根有性分，业亦粗细，宜随性分，皆令就学；凡诸僧徒，勿使浮游，或讲论众理，学习诸义，或唱诵经文，修道禅行，各令分业，皆得其道。”[28]这则记载充分表明了朝廷对僧尼从事佛学研究所采取的开放态度：鼓励僧纲向朝廷推举智德兼优的人才；推荐有才干的学僧担当僧官职务；推举“五宗”和三藏造诣深湛者为宗师；根据僧尼的资质，组织他们学研佛法，或读诵佛经，或修持禅法。在这一政策导向下，传入日本的中国佛教宗派经奈良佛教界的咀嚼消化和重新组合，逐渐形成当时具有代表性的六宗：三论宗和成实宗、法相宗和俱舍宗、华严宗、律宗，史称“奈良六宗”。相对于平安时代的都城京都而言，奈良被称作“南都”，故亦称作“南都六宗”。[29]

三论宗得名于印度高僧龙树的《中论》、《十二门论》和龙树的弟子提婆的《百论》这三部经典。后秦鸠摩罗什（344～413）译出三论后，经南朝梁代的僧朗、僧诠，至陈代的法朗，三论学说打下了坚实的基础，直至法朗的弟子吉藏（549～623）于初唐正式创立三论宗。高丽僧慧灌于推古三十三年（625）来到日本[30]，止住元兴寺，传授三论宗。此为日本三论宗第一传。慧灌向福亮[31]传授三论宗，福亮又传授给智藏，智藏为日本三论宗第二传。道慈（？～744）师事智藏，曾入唐求法，养老二年（718）回国，成为日本三论宗三祖。三论宗在日本的传播及研读，得益于高丽僧人入唐求法和赴日传法。与此同时，日本僧人直接入唐求学，也对三论宗的继承与发扬做出了贡献。

成实宗所依经典是古印度诃梨跋《成实论》，故名。该经由鸠摩罗什翻译，经南朝僧导、北魏僧嵩的研究及注疏而兴盛起来。在日本，成实宗依附于三论宗。高丽僧人慧慈、慧灌，百济僧人慧聪、观勒[32]等人，既是三论学者，又通成实之学[33]。南朝梁代的法云曾结合《成实论》讲解《法华经》，所著《法华义记》对圣德太子的《法华义疏》影响颇大。天武天皇时，百济僧人道藏[34]曾赴日讲授《成实论》，撰写《成实论疏》16卷，该书后来成为讲习《成实论》的必备参考书。元兴寺[35]、大安寺、西大寺、法隆寺等是传授三论宗的寺院，同时也兼习《成实论》。[36]

法相宗由玄奘（602～664）及其弟子窥基（632～684）创立，所依根本经典是《解深密经》《瑜伽师地论》《摄大乘论》等。将法相宗传入日本的是日僧道昭（629～700）。孝德天皇白雉四年（653），道昭随遣唐使到达长安，在玄奘门下学习唯识论。[37]齐明天皇七年（661），道昭返回日本，在元兴寺宣讲法相宗。此为日本法相宗第一传。[38]齐明天皇四年（658），智通、智达[39]乘新罗船入唐，跟随玄奘学习唯识教义[40]，回国后继续在元兴寺传法。此为日本法相宗第二传。[41]第一、二传的最大特点就是日本学僧都直接受教于玄奘法师。

俱舍宗主要研习印度大德世亲的《阿毗达摩俱舍论》，故名。《俱舍论》是小乘佛教论书。在中日两国俱舍宗仅依附于法相宗，并未成为一个独立的宗派。奈良时代的俱舍宗，随着法相宗一起由道昭、智通、智达传入日本。当时法相宗的代表人物是义渊。义渊（？～728）[42]门下高僧大德辈出，如行基、玄昉、良辩等，道慈、道镜两人也是其弟子。[43]行基（668～749）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大力践行教学活动，在朝野内外具有广泛的影响。他深入民间，摄受信众[44]；组织信徒，兴办公益事业[45]；为兴建卢舍那佛像，四处化缘，募集资金[46]。

华严宗，顾名思义，就是以《华严经》为根本经典的佛教学派。华严宗经唐代法藏（643～712）正式创宗，唐初的杜顺及其弟子智俨被追认为初祖和二祖。日本华严宗的初祖是最早弘传《华严经》的新罗僧人审祥，二祖是邀请审祥传法的良辩（689～773）。[47]审祥曾入唐从法藏研习华严宗，圣武天皇天平十二年（740）受邀赴日。审祥以东晋佛陀跋陀罗所译60卷本《华严经》为蓝本，辅以法藏撰写的《华严经探玄记》，在大安寺每年讲经20卷，持续三年。圣武天皇特别尊崇华严宗，从天平十六年（744）以后，每年下诏讲说《华严经》，东大寺所供奉的大佛像即为华严教主报身卢舍那佛。奈良时代，东大寺是华严宗的中心道场，大安寺、药师寺、西大寺、元兴寺也是研修华严宗的重要场所。[48]

律宗以弘传戒律为宗旨，故名。律宗所依据的主要经典是《四分律》，大致可分作相部宗、南山宗和东塔宗三派，唐代道宣开创的南山宗被视为中国佛教律学的正统。日本在佛教传入后，尽管从中国和朝鲜传入了一些戒律，但很长一段时间一直无法按照戒律规定举行度僧授戒的仪式。天平胜宝六年（754），历经千辛万苦的鉴真[49]（688～763）和尚抵达奈良，标志着中国律宗正式传入日本，鉴真被日本律宗奉为祖师。值得关注的是，鉴真一行还带去了大量的汉文佛经资料。根据杨曾文的统计，主要包括以下几类：一是佛经，二是戒律，三是律宗三家的律学注疏，四是天台宗章疏及其他佛教著作，等等。[5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