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研究方法

英语世界的张爱玲研究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不同的学者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中，受到意识形态、阶级、种族、性别等方面政治文化因素的影响，各自依据自身所掌握的原始材料和所选取的理论进行分析，其所拥有的学术视野、所运用的方法以及带给我们的洞见各不相同。任何一项研究都必然是在原有研究的基础上推进的，本书没有先进行理论观点的预设，只是将本书定位为对英语世界的张爱玲研究这一课题的基础研究阶段，即着重于对原始材料的收集、整理、研读和分类，希望从中透视出其发展的基本脉络并能在此基础上进行更深入的理论研究。

本书是在比较文学和文学变异学的视域下对英语世界的张爱玲研究进行全面的梳理，在占据大量原始资料和海内外学者既有研究成果的基础上，通过文献梳理法、文本细读法、比较法、翻译法、整合描述法等研究手段，多角度、全方位地分析、阐述英语世界的张爱玲研究。

比较文学研究领域，除了法国学派的“影响研究”和美国学派的“平行研究”，中国学者提出的比较文学变异学是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重要突破，开启了注重异质性和变异性的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新阶段。变异不仅仅是文化与文学交往中的重要概念，也是比较文学中最有价值的内容，更是一种文化创新的重要路径。

不同文明文学的异质性与变异性大于共同性，而异质性与变异性研究是中国比较文学学科理论的一大收获，也是跨文明比较文学研究中的一个核心问题。异质性是跨文明语境下的必然产物。应当说，变异性在没有跨异质的同质文明中也是存在的，而在跨文明研究中则更进一步突显出来，成为一个几乎绕不开的重要问题。鉴于此，在2005年中国比较文学第八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比较文学变异学（The Theory of Variation of Comparative Literature）设想首次被中国学者正式提出。

变异学是指对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文学现象在相互影响交流中呈现出的变异状态的研究，以及对不同国家、不同文明的文学相互阐发中出现的变异状态的研究。通过研究文学现象在影响交流以及相互阐发中呈现的变异，探究比较文学变异的规律。[21]

变异学的研究范围包括跨国变异研究、跨语际变异研究、文学文本变异研究、文化变异学研究和跨文明研究五个方面，它们共同构成了比较文学变异学的研究领域。比较文学变异学直接面临跨异质文明间的交流与对话，而文学在不同的文化模子中穿梭，必然受到本土文化的限制、筛选、歪曲、变形，引起文学表现的歧义。其结果要么是在强化接受者的主体意识和自我认同的基础上吸收被接受对象，要么是在削弱接受者主体意识、弱化自我认同的基础上，给自我文化增添新的文学元素。这些新的文学元素正是在跨文明互动过程中文化过滤作用的结果，它源于文学因文化模子的不同而产生的不可避免的变异。比较文学变异学的研究重视的正是所有变异现象背后的深层原因和促使发生变异的内在规律。

从张爱玲这个个案，我们可以看到因不同的国家、语言、文化、心理、意识形态、历史语境等因素，她的作品在译介、流传、接受的过程中存在着语言、形象、主题等方面的变异。张爱玲相对于其他中国作家，她的优势在于她本人能熟练地使用中文和英文两种不同的语言进行创作，同时张爱玲的很多作品，都有中文和英文不同的版本，其中既有别人翻译的，也有她自译的作品。本质上讲，翻译就是译者在两种语言范围内的文化对话与交流，是两种不同文化内涵的异质语言的比较。在跨文化文学的交流中，作为“文字流传物”的作品必须首先与特定的读者或译者遭遇，也就是说，首先起作用的是读者或译者所经历过，同时也为社会群体所经历过的生活，及其属于个人的独特生活体验、人生遭遇、个人志趣和由此所决定的道德观、生活观和文化观等。翻译的过程必然使得交流信息在内容和形式方面发生不同程度的变异，变异是接受主体文化过滤的结果，所以变异是接受者主体性、选择性、创造性的表现。

翻译实际上是文化之间的潜对话、文化之间的协商。对翻译的研究，尤其是跨异质文化文学翻译的研究，在很大程度上是研究受到自己的本土文化制约的译者在特定时空中采取什么样的翻译策略筛选、删减、切割原著，研究译者的文化因子如何渗入其间，使原著变形、扭曲，使原文本信息进入目的语的文化语境中并发挥作用。张爱玲的自译尤其反映了文学与文化从一国传到另一国必然会面对的语言翻译的变异、接受的变异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