元年春，王正月。

《春秋经》开篇六个字，“元年春，王正月”，虽然只有六个字，但我们要分成五点来讲。

第一点，我们先要讲讲“正月”。

有人可能要说，正月有什么可讲的？正月不就是农历一月，正月初一不就是春节吗？放到现在当然是这样，但是在春秋时代就没有那么简单了。

相传古代有所谓“三正”，“三正”其实就是三个正月，夏代的正月叫作夏正，商代的正月叫作商正，周代的正月叫作周正。这么多个正月其实都是历法的问题。

历法从大面上来说，有太阳历和太阴历之分，太阳历就是通过观测太阳来确定时间，比如说我们现在用的公历就是太阳历；太阴历则是通过观测月亮来确定时间，我们现在的农历就是太阴历[1]。

但是宇宙跟人类开了一个大玩笑。所有历法都是以天作为单位的，偏偏一年的精确时间是365天零5小时多一点儿，所以任何历法，不管是太阳历还是太阴历，一年下来都会有误差。我们现在的公历每年是365天，一年就误差了5小时多，4年下来就误差将近1天的时间。所以公历每隔4年就要设一个闰日，来弥补这些误差，这个闰日也就是2月29号了。

误差的问题放到太阴历里面就复杂多了。比如农历1年是360天，每年误差5天零5个小时多，几年下来就可能误差1个月。即使补一个闰月还是有误差，所以日积月累，日期和时间就对不上了。我们看日历以为是在过3月，实际上已经是5月了。

古人为了解决这个问题，就找了一天作为校验这一年时间的“定海神针”，这就是冬至。因为冬至是最容易通过观测来确定的日子。

冬至是太阳直射地面到达一年中的最南端，对于北半球来说就是一年中白天最短的一天。古人使用土圭来测量太阳的影子，越靠近冬至，太阳的影子就越长，而经过冬至之后，影子就会变短，所以影子最长的那一天就是冬至日了。

确定了冬至，一年中的每一天也就确定了，所以古人将冬至所在的月作为一年中的第一个月。用天干地支的地支称呼它为子月，冬至月后的第一个月称为丑月，冬至月后的第二月称为寅月，以此类推。

冬至虽然很容易观测到，但是以当时天文学的水平，想要预测它却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所以夏王朝就设置了一个正月，它们把寅月也就是冬至月后的第二月设置成正月。那么理论上说，冬至月也就是夏历的十一月，因为误差的缘故也有可能是十二月。所以每年十一月，夏王朝就会派专人观察日影的长度，如果在整个十一月中日影变短，那么就说明本年的冬至在十一月，十二月就开始备年货，正月就开始过年了。如果走完十一月日影仍然没有变短，就说明本年的冬至是在十二月，夏王朝就会在十二月后面加一个闰十二月，过完闰十二月之后才是正月。

这在《左传》中被称为「履端于始，举正于中，归余于终」（《左传·文公元年》），意思就是说以冬至作为一年的开始，在冬至后面设置一个正月，每年到最后发现有误差的情况，就把这些零头归属在一个闰月里面，也就是闰十二月，或者也叫十三月。

到了商代，商王朝把正月向前提了一个月。也就是以冬至月后的第一个月：丑月作为正月。到了周代，周王朝又把正月向前提一个月，把冬至月，也就是子月作为正月。到了秦代，再向前提一个月，把冬至月的前一个月，也就是亥月作为正月。

这些王朝每当改朝换代的时候，就在正月这个问题上较真儿，显得有点儿孩子气，但实际上确定正月对他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事情。因为这代表它们对宇宙和世界的认识，对天象的把控。用现在的话说，就是能不能代表最先进的生产力。

中国古代有个词叫作正朔。正就是正月，也就是每一年以哪一个月来开年。朔就是每一个月以哪一天来开月。正朔实际上就是历法的意思。当一个地方政权要归属中央政权的时候就会说，我遵守你的正朔。表面上看是地方政权遵守中央政权的历法，实际上是地方政权承认中央政权对于天象的权威。

话虽然这么说，但毕竟古人的天文水平有限，他们不停地向前提正月，最后的结果是经常出错。比如《春秋》里面就经常有历法算错的情况，本来以为是在过正月，实际上过的是十二月。

到了汉代，汉初继承的是秦代以来以亥月作为正月的做法，但人们已经不堪忍受历法上的错误，所以汉武帝颁布太初历，重新以寅月也就是冬至月后的第二个月作为正月，这也就是今天农历的前身了。

前面讲了很多关于正月的事情，想说明的是，《春秋》里面的「正月」并不是我们今天的正月，它是周历的正月，也就是作为冬至月的子月。所以当我们看到正月的时候，我们的第一反应应该是把它减掉两个月，换算成今天农历的话，就是农历十一月。

第二点，我们要说说「王」。

中国最早的三个王朝分别是夏、商、周，后世称为三代，也称作三王。但实际上夏、商称帝，只有周称王。周代之后，秦汉以下皆称皇帝。所以中国历史上以王作为最高领袖的朝代就只有周代了。

在我们的印象里，王好像比帝低一个层次，一个皇帝下面有几个王是很正常的，但一个王底下有几个皇帝的情况从来都没有发生过。那么周代的领袖到底是怎么想的，为什么以前都称帝，到了他们要改称王呢？

这里我们要先讲讲什么是帝、什么是王。

帝即揥，也就是发簪。在古代，类似祭司这样神职人员会头戴特殊的冠冕，以和普通人区分，而在更早的上古时代，神职人员则仅仅是把头发盘起来，用一根簪扎住，以示区别。由此演化出戴簪的人也被称为揥，换句话说，帝本是指的神职人员。

我们看探索频道，那些模拟的远古部落画面：一盆火，旁边站一个大祭司，下面是一群信众磕头。如果我们把这个画面放到中国的历史长河中，似乎与中国的哪个时代都格格不入。在我们的感觉里，中国从夏、商、周，甚至从三皇五帝开始，一直到宋元明清都是一样的体制，从未存在过那样蛮荒的画面。

但我们从夏、商两代都称帝就可以知道，夏、商两代的君主们在作为世俗领袖的同时，恐怕在宗教上也是领袖。夏、商的时代很可能就是探索频道中火、祭司、信众组成的画面。

夏王朝末代君王叫作桀，也被称为夏桀，就是我们常说的桀纣两大暴君中的桀。夏桀有句名言：「天之有日，犹我之有民，日有亡哉，日亡我也亡矣」（《尚书大传·殷传》，上天拥有太阳，如同我拥有民众，太阳会灭亡吗？太阳灭亡，我才会灭亡）。

这句话放到我们今天，哇，好狂妄，难怪最后亡国。但是，如果理解帝这个称号本身所代表的神职方面的概念，再看夏桀的话，搞不好夏桀真的是这么认为的，他真的认为自己和神相通，甚至认为自己就是神，那他说出这样的话就不足为奇了。

接着，我们再来看看什么是王。我们知道，王这个字三横一竖，实际上在古字里是三个圈一个竖，就像三个珠子串在一起。在古代，王和玉是同样的一个字，是相通的。也就是说，王就是玉，玉就是王。而玉，在周代，是最高级别的祭祀品，是只有国君才能够使用的祭祀用品。那我们就理解了，王就是能够进献“玉”这种祭品的人。

帝是神职人员，在祭祀中是一个组织者，他可以自认为和神是相通的，甚至可以认为自己就是神，就像夏桀那样。但是王呢，他是供奉祭品的人。一边是神，一边是人，哪一个级别更高？当然是神的级别高。所以帝比王要高一个级别。

当年西周一任天王姬发灭了商朝成为整个神州的统治者，史书记载为「贬帝号，号为王」（《史记·殷本纪》），这个「贬」字就是从称神号自贬为称人号的意思。

其实，周代不仅是贬称王，周代君主的自称也很奇怪。夏、商是以帝自称的，可是周代君主却自称“余一人”，“余一人”就是“我一个”，恐怕是因为玉这个东西是最高的祭祀用品，只有周王一个人能够用来供奉神明，所以他自称“余一人”。

周称王背后代表什么，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帝和王称号的区别也代表君主自我认知的不同。夏、商称帝，也就是君主自认为是神；周称王，则自认为是人。称呼的变化代表周决心从蛮荒时代以神为中心的原始宗教政权，逐步过渡到以人为中心的世俗政权，而周代在实际上也完成了这个过渡。当然，过渡的过程牵扯到方方面面的事情，这里就不再一一展开，以后碰到的时候会有对应的讲解。

到了秦始皇灭六国统一天下，造就出前所未有的中央集权的超级政权。为维持政权的合法性，秦始皇自称皇帝，并把所有与天相关的祭祀全部收归到自己的手中。由此，皇帝也就成了以天作为后盾，且唯一拥有与天沟通渠道的人，所以我们也称皇帝为天子，这本是皇权天授的一种方式。

秦始皇称帝，实际上再一次把自己放回到最靠近神的位置。但是时代已经变化了，世俗的思想早已深入人心，即使再称帝，也不可能真的以神自居，更不可能将神摆回到政治的中心。秦始皇的皇帝和夏商的帝虽然名同，但质已经完全不同了，当然这些都是题外话。

回到《春秋》，这里的「王」实际上指的是周王室，那么「王正月」就是周王室的正月，翻译成现代话就是周历正月。

第三点，我们要说说「春」。

春秋记事有一个特点，就是标注四时。它会把一年分成春夏秋冬，然后在每一段前面把季节标上。即使这个季节没有什么大事发生，它也会空标一个季节，比如「春王正月」，「夏四月」，「秋七月」等，而同为编年史的其他史书，比如《资治通鉴》，是没有这种情况的。可以说《春秋》之所以称为春秋，恐怕就是春夏秋冬的简称。

当然，《春秋》里面的春夏秋冬，相对比较机械。春指的就是一至三月，夏就是四至六月，秋指的是七至九月，冬指的是十至十二月。需要注意的是，这些时间都是周历的，换算成今天的农历，那么春其实是十一月、十二月、正月，完全就是我们感知中的冬天。所以说，《春秋》的春夏秋冬和我们感知中的春夏秋冬完全不是一回事。

第四点，我们来说说「元年」。

古代的国君年表都是从「元年」开始，接着是二年、三年一直下去。元就是始的意思，所以元年可以理解成执政的起始年。

需要注意的是，执政的起始年并不一定是执政的第一年。

旧君死，新君即位，要将旧君的年号改称为新君的元年，这被称为改元。改元有两种方法，一种叫作立年称元法，也就是新君即位当年即改元，这时候元年就是新君执政的第一年；另一种方法叫作逾年称元法，也就是新君即位要等到第二年才改元，这时候元年也就是执政的第二年了。

两种改元法可以说是各有千秋。对于《春秋》来说，主要使用的是逾年改元法。

逾年改元法是新君即位的第二年才改元，这对于一些比较短命的倒霉国君很麻烦，比如三月即位，六月就去世，还未逾年，自然也就没有改元，这些国君虽然在国君世系上享有正式国君的待遇，但在该国的年表上则没有他们的身影，以后我们碰到类似情况的时候，会做特别的说明。

前面讲了「正月」，讲了「王」，讲了「春」，讲了「元年」。写出来的六个字，我们讲完了。所以第五点，我们要讲讲没有写出来的三个字，「公即位」。

这一年是鲁国第十三任国君鲁息姑[2]执政的元年，按照惯例，《春秋经》应该记「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公即位，也就是国君即位的意思。但是《春秋经》没有写「公即位」这三个字，因为鲁息姑是摄政。这也是《春秋经》记事的一个特点。该写的字没有写，代表的是一种态度。

鲁息姑的父亲是鲁国第十二任国君，叫作鲁弗湟。鲁弗湟的正室叫作孟子。注意，这位孟子可是一位女性，不是我们熟悉的孔孟之道的亚圣孟轲。春秋时代的女性多数没有名字，称呼也比较随便，大多数都是以大姑娘、二姑娘、三姑娘这样按照排行来称呼。古人排行常用“伯、仲、叔、季”或“孟、仲、叔、季”来划分，伯也好，孟也好，指的都是排行老大。对于孟子来说，孟是她在家的排行，子则是她的姓。所以孟子就是子姓家大姑娘的意思。

鲁弗湟还有一位妾侍，叫作声子。声子就是鲁息姑的母亲。

孟子早年去世没有子嗣，鲁弗湟又娶了仲子作为他的正妻。这位仲子可是大有来历的。她是宋国第十二任国君宋司空的女儿。据说她出生的时候，手上有鲁字型的掌纹，所以在宋国被戏称为“鲁夫人”，宋司空也就因此把她嫁到鲁国。

从今天的角度上来看，鲁字还是挺复杂的，掌纹像鲁字，那手应该长成什么样呢？还好古字中“鲁”比较简单，上面是“止”，下面是衣服的衣少一横一点，可能与掌纹相似。当然“鲁夫人”的说法也有可能是宋司空为了嫁女儿附会的。

仲子为鲁弗湟生下子嗣，叫作鲁允。鲁弗湟在世的时候，把鲁允立为太子，但他去世的时候，鲁允的年纪太小，所以由鲁息姑摄政。

鲁息姑虽然摄政，但是称公。称公，就意味着以国君自居。这在今天看来是很不可思议的事情。摄政的臣子怎么能以国君自居呢？以我们最常看的清宫戏为例，孝庄皇后为了保住儿子福临的帝位，由多尔衮摄政。多尔衮历称叔父摄政王、皇叔父摄政王、皇父摄政王，但从来没有称过摄政帝。称王，毕竟还是臣子，称帝就变成国君了，所以即使以多尔衮权倾朝野也不敢以摄政帝自居。

尽管如此，鲁息姑的摄政称公在鲁国却是有先例可循的。鲁国的开国始祖周公姬旦就曾经摄政称王。

姬旦在中国古代社会可是响当当的人物，我们以后还会经常提到他。据说他礼贤下士，做到了「一沐三捉发，一饭三吐哺」（《史记·鲁周公世家》），就是说，吃饭的时候有人求见，姬旦顾不得把饭咽下去，就先吐出来去见客。回来接着吃，又有人来，又吐出来，再吃，再吐，一顿饭要折腾三回。洗头的时候有人来，姬旦等不得头发干，就抓着头发出去见客，回来接着洗，又有人来，又抓头发，如此又是好几回折腾。所以，三国的曹操在《短歌行》里说「周公吐哺，天下归心」，说的就是这位姬旦。

姬旦是西周第一任天王姬发的弟弟，姬发去世的时候，儿子姬诵年纪还小，所以就由姬旦摄政称王。但是这引起姬发其他几个弟弟的不满，他们先是造谣生事，说姬旦要篡位，然后以此为借口起兵讨伐姬旦。姬旦花了三年的时间才平定叛乱，一共摄政七年，最后还政给姬诵。

姬旦，如此响当当的人物摄政称王都受到非议，甚至引发叛乱，鲁息姑不过是一个毛头小伙子，要声望没声望，要经验没经验，摄政称公所受的压力可想而知。所以在鲁息姑执政的十一年间，低调、谨慎就成了他的主要行事作风，睦邻友好就成了他的主要外交政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