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郁达夫与安庆

在郁达夫抵达安庆的时候，安庆是当时安徽的省会。据史料记载，安庆1217年建城，至今已有近800年历史;而自康熙六年（1667）安徽建省至新中国成立前，安庆一直是安徽省布政使司所在地。所以，这座城市的历史底蕴和文化积淀都非常深厚。尤其晚近口岸开放后，安庆更与上海、南京、武汉、重庆四个沿江城市并列为中国“长江五虎”城市，足见其在政治、经济、文化、军事上的重要地位。而作为省会城市，近代工业化以后，安徽省的第一座发电厂、第一座自来水厂、第一家电报电话局、第一条官办公路、第一个飞机场、第一家现代图书馆、第一张报纸……都作为省会配套诞生在这里，包括第一所大学。

郁达夫前来任教的安庆法政专门学校，就是当时安徽省唯一经中央政府教育部批准的高等学校。其前身为 1912年创办的私立江淮大学，1915年转为省公立安庆法政专门学校。如果从校址看，则前与1652年创立的“敬敷书院”、1898年更名的求是大学堂，后与 1928年创办的省立安徽大学和 1946年更名的国立安徽大学，都有一定的源承关系。

郁达夫曾三度赴宜，分别是 1921年10月至1922年1月，1922年9月到1923年2月，和1929年10月。前两次应邀在安庆法政专门学校担任英文教习兼英文科主任;第三次是去新创办不久的安徽大学，教授“两点钟文学概论”[1]，可惜时间很短，不到十天即因时局动荡并被列入赤色分子黑名单而离返上海，当然，事情完全了断，还是延续到了第二年的3月。

（一）教书与写作

郁达夫的赴宜执教，与诗人面对的生计问题直接有关。1920年成婚后，郁达夫必须面对家庭重担。在稍后的两篇纪实体散文《还乡记》和《还乡后记》中，诗人以沉重的心情真实记录了学业有成而生计无着的一代“零余者”的困惑和焦虑。1921年秋，他接受郭沫若的推荐，只身前往安庆，将教书视为编刊、写作以外的一份正式职业。1922年春离职返日本完成学业。等秋季学期到来的时候，郁达夫第二次出现在安庆。这一次，他携夫人孙荃一同前来，并在这里开始经营一个三口之家。郁达夫举家前往的定居地并不多，除杭沪京三地，安庆或许亦可视如诗人的第二故乡。

郁达夫三次来安庆，都是为教书，为谋职，为生计。作为省会城市，安庆绝不以经济实力雄厚见长，但安庆教育部门当时聘请教授的薪资却可能是同类学校中最高的。据记载，1921年郁达夫来安庆，薪水是每月200元;1929年，被聘为安徽大学教授，聘资是每月340元。作为对比，1923年的时候，鲁迅在北大兼课，10月19日日记中写:“收大学四月下半月及五月全月薪水共27元”，查《鲁迅日记》，这段时间鲁迅有 6 个半天在北大授课;1927年的时候，郁达夫得过一个上海法科大学德文讲习的兼职，每周 6 小时课，月薪48元;1933年，郁达夫移家杭州，接受之江文理学院的教聘，月薪 104元[2]。所以，安庆提供的是很高的薪资标准，足以让一位大学教授维持很体面的生活。

来安庆执教，虽然诗人多次表白，教书并不是自己最喜欢的职业，抱怨“教书的如何苦法”“如何不愿意教书”[3]，但事实上郁达夫还是非常投入，每天花“四点钟讲义”加“八点钟的预备”，一天十二点钟的劳动在备课和教学上[4]，颇得同事与同学的好评。并且，此后郁达夫断断续续的从业生涯中，教书是他经常选择的一个职业。他曾经在北京大学、武昌师范大学、广东（中山）大学、上海法科大学、吴淞中国公学、之江文理学院等高校任过教、兼过课，讲授英文、德文、文学概论和统计学。

从创作来看，郁达夫的安庆经历对其写作有直接的影响。从郁达夫在国内完成的第一部完整的短篇小说《茫茫夜》，到后来的《秋柳》《茑萝行》《迷羊》，都取自这段安庆经历;这些也都是郁达夫创作中重量级的作品。在这些作品中，同事关系和师生关系，家庭伦理和爱情伦理，继而性的苦闷和生的苦闷，这些带有鲜明郁氏色彩的创作内容，自成为我们今天还原郁达夫安庆经历的重要依据。

同事关系和师生关系。郁达夫好诗好酒，豪爽仗义，诚恳善良，胸无城府，又饱读诗书，才华横溢，这样的人在任何社会都是大受欢迎的人。所以，现实中，郁达夫结交广泛，高朋满座，生活充满情致和雅兴。赴安庆时，郁达夫正好出版了《沉沦》，并因此受人关注。在安庆法政学校，郁达夫担任英语教习，并兼任英文科主任。作为一个众所周知的语言天才，郁达夫的英文教学是颇受学生和校方追捧和肯定的，郁达夫信任的校长光明甫也非常赏识他，“你成功了，你今天大成功。你所教的几班，都来要求加钟点了”[5]，这段对话虽然出自《茫茫夜》，但基本可视为一个事实;而作为一个熟读雪莱、歌德、狄更斯、华兹华斯的诗人，郁达夫的英文课想必不单单是枯燥乏味的语言课。这段时间的小说、散文、文艺随笔里随处可见的英语诗文，《芜城日记》曾经透露的“午后要预备讲《欧洲革命史》去”[6] 之类的信息，都可还原当年郁达夫课程内容之丰富和对处于“罗马的黑暗时代”[7] 里的学生的吸引力。郁达夫两个学期里积下的“友”债，抑或可在六年后故地重游时表现出来。1929年9月29日午前，郁达夫抵达安庆，10月1日的日记中，就记有“几日来，来访者多，颇以为苦”“晚饭后，偕同学数人，上东门城上去走了一圈，倒很想起了《茫茫夜》里的一点描写”[8] 这样的文字，让人感受同事关系、师生关系的热络。当然，学校里也有“许多黑暗的地方”“课程干燥无味”，还有忌刻心很重的“野心家”[9]，和一连串让他“气愤之至”[10] 和“万分的不快”[11] 的事情，甚至最后仓皇逃出安庆，都是当年郁达夫安庆生活的组成部分。

家庭伦理和爱情伦理。《茫茫夜》《秋柳》《茑萝行》等，多少记录了作者安庆生活的点点滴滴，包括家庭生活和爱情经历。这里涉及一个敏感的时代话题，即爱情自由、婚姻自主这一五四精神诉求，这一诉求被理所当然地建构了反专制、反封建的高度和价值。现代中国有幸拥有了以鲁迅、郁达夫为代表的一代启蒙知识分子，他们的呐喊与践行为我们打开了通往现代世界的闸门。我们既可以看到鲁迅《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娜拉出走以后怎样》这样的思考;也可以看到郁达夫式的《沉沦》，看到以更病态和极端的方式索求爱情的《茫茫夜》《秋柳》。为了爱情，为了“一副白热的心肠”，知识可以不要，名誉可以不要，甚至可以大跌眼镜地质疑“难道先生就嫖不得么”[12]。其实，这样的爱情伦理确乎与其家庭伦理背道而驰。在郁达夫本人，和鲁迅一样，是一个家庭伦理很明白、很传统的人。他孝顺母亲，虽然母亲不太温柔;他尊敬兄长，虽然一度表示与之决裂;他接受妻子，虽然妻子不是他主动选择;甚至他追求映霞另立家庭，也企求家人的祝福。但正是通过这样惊世骇俗的矫枉过正，通过这样“露骨的真率”，郁达夫以一种“艺术”的方式向世人开启了一个“把一些假道学、假才子们震惊得至于狂怒了”[13] 的艺术世界。或许，这是以反伦理建构新伦理的一种方式。

性的苦闷和生的苦闷。安庆教书的两年，正是郁达夫人生中角色深刻转型的阶段。这期间，他完成了学业，组建了家庭，得到了第一份正式的工作，从一名学子、人子，转而变身为人夫、人父。所以，《沉沦》时期单纯的无病呻吟式的“性的苦闷”，此时就为令人不安和同情的“生的苦闷”所取代。苦难的生计、复杂的世事和新生的生命一起奔涌而来，加剧了小说里主人公的惶恐、担忧、无奈和痛苦;同时，也加剧了主人公逃避现实、寻求刺激和麻醉的念想。“性的苦闷”携手“生的苦闷”，让郁达夫的创作既保有率真的个人性，也具有了广泛的社会性。《茫茫夜》，即是这一转型时期的代表性作品——既关注人性，也关注人生。

（二）爱情与友情

郁达夫的文字情感充沛。但是，综观郁达夫的文字，除了写给夫人孙荃和王映霞的情书，其笔下浪漫、真挚、热烈、美好的爱情其实并不多见，多的是从爱情旁逸斜出的两种情感:亲情和孽情。在郁氏情感世界里，亲情和爱情，孽情和友情，总是纠缠在一起，让人难分泾渭。而这一情形，在安庆经历和书写中体现得尤为充分。

亲情和爱情。郁达夫有一个乡间的原配夫人，知书达礼，容貌清秀，从郁达夫私下写给夫人的诗、书、字、文里，我们不难发现儿女情长，也不乏志同道合。两人和诗、对联，讨教文学和诗学，《云里一鳞》和其他几封家书在浙大版《郁达夫全集》首次以全貌示人，其中写于 1922年2月从安庆辞职赴日本参加毕业考试途中的一封家书，以“兰坡，我所最爱的兰坡”直呼爱人[14]，文字之热辣丝缕不输后来写给王映霞的情书。至于夫唱妇随，一起去郁达夫谋职的异地同居，在新文学作家里更是不多见，即便有如鲁迅，朱安夫人赴京也只是伺候母亲的需要;而孙荃，则是诗人发泄“社会上受来的种种苦楚，压迫，侮辱”的“我的最爱的女人”[15]。遇见王映霞之前，郁达夫后来辑为《日记九种》之一的《劳生日记》《病闲日记》里，就记载着大量对远在千里之外的夫人和孩子的思念。从 1926年11月3日到 12月2日，郁达夫日记里记载的写给孙荃的家书就有 11 封之多，11月3日这天，因为接到了北京女人的“悲伤”的来信，竟一天“作了两封信去安慰她去了”[16]，互诉相思之苦。这一个月里，郁达夫还分三次给北京寄去400元钱，期间并托人稍带20 余元燕窝给孙荃。要知道，这个时候，郁达夫与孙荃的婚姻已走进第七个年头，也就是常人所说的“七年之痒”，但日记记录下来的仍然是让人艳羡的热烈的相思。遇见王映霞之后，诗人新生恋爱，但对孙荃夫人和孩子，仍是写信、寄钱、买燕窝，为她们“牺牲我的一切”[17]。所有这些事迹，才是我们应该还原的郁达夫与原配夫人之间的真实关系——这是一种升华为亲情的爱情。从某种意义上讲，亲情比爱情，或更具有长久的生命力。虽然，它可能不像爱情那么浪漫传奇，那么惹人关注，但亲情是血浓于水，不分你我，不争高下，是完全的合二为一，裸呈相见。这是人间任何情感不能取代、任何力量不能分割的，是可以相伴一生、相守一世的最绵长的纽带。或者说，它不是爱情的蜕变，更不是爱情的坟墓，它是爱情的升华状态。

这样的情感，《茑萝行》里记得最真切。通过这个“不能爱而又不得不爱的女人”，郁达夫剖析了这种亲情的力量。“啊啊，我的女人，我的不得不爱的女人，你不要在车中滴下眼泪来，我平时虽则常常虐待你，但我的心中却在哀怜你的，却在痛爱着你的;不过我在社会上受来的种种苦楚，压迫，侮辱，若不向你发泄，教我更各向谁发泄呢！啊啊，我的最爱的女人，你若知道我这一层的隐衷，你就该饶恕我了”，和“你倘能恨我怨我，怨得我望我速死，那就好了，但是办不到的，怎么也办不到的，你一边怨我，一边又必在原谅我的，啊啊，我一想到你这一种优美的灵心，教我如何能忍得过去呢!”[18] 这两段话，把一位才谋教职旋又失业的怯弱的“暴君”对跟着他一起来 A 地教书的“不幸的妇人”的歉疚、忏悔之情袒露无遗，在无比包容和宽厚的亲情面前，所有的恩怨、喜怒都显得纤弱不堪。

“孽情”和友情。在郁达夫的安庆写作中，大家更感兴趣更想探究的，应该是婚姻、爱情之外那个“寻花问柳”的于质夫，那个同性爱、恋物癖、逛窑子、吃花酒的于质夫。跟亲情一样，这种情感也从爱情突变而来，我们称它“孽情”。这里需要辨别的，可能就是“孽情”和“友情”的关系。郁达夫写了不少爱情之外的孽情，还振振有词予人以口实。最为经典的段子有两个，一是质夫选妓女的条件。他要年老貌丑没人怜的海棠。海棠是“鹿和班”里的一名弱者，容貌不佳，身世苦难，鲜有人垂青，还带着个孩子。质夫与海棠的交往，表面上看，像是变态性心理作祟，事实上，或颇类于知识分子对弱势群体的同情，是他的“侠义心”[19] 和“劫富济贫的精神”[20] 在这个特定场合的一次排演，“我要救世人，必须先从救个人入手。海棠既是短翼差池的赶人不上，我就替她尽些力罢”[21]，朋友吴风世也说“人家都知道你对海棠是一种哀怜”[22]。郁达夫写下那些“孽债”，可能更想表明的，正是他的这种友爱之心、怜悯之心，一种基于知识分子济世情怀的同情和友情，即便对于最底层的女子也不例外。二是质夫对教员嫖娼的脱辞，“学生嫖得，难道先生就嫖不得么”[23]。那样坦率的一种表白，未尝不是对世俗之见的鄙视和嘲讽。为了自由，可以不要名誉;为了真性情，可以不顾虚伪的道德。这种大胆或源自诗人对同性爱、恋物癖、逛窑子、吃花酒的宽容和理解，对不为社会所容纳的另类群体的某种同情。从某种意义上讲，这或许也是社会文明进步的一种标志。事实上，郁达夫的《茫茫夜》《秋柳》，包括后来的《她是一个弱女子》《迷羊》，的确都令人震惊地描述了那样一个非常态的世界，成为郁达夫最受非议、最需甄别的一种写作。

“质夫的意思以为天地间的情爱，除了男女的真真的恋爱以外，以友情为最美。”[24] 显然，这种“友情”是广义的、宽泛的，涵盖一切情感的“友爱”与“同情”，是以平和的心接受任何一种存在。这份悲悯，不是推托，不是掩饰，正如鲁迅的大欢喜和大慈悲:“无尽的远方，无数的人们，都与我有关。”[25]

（三）纪实与虚拟

郁达夫采取自叙传形式写作，强调“生活和艺术紧抱在一块儿”，即主张生活就是艺术，艺术就是生活。因此，从理念上讲，自叙传作家都比较着意于体验丰富多彩的个人生活，以便在文学创作中如实展示富有戏剧色彩和传奇色彩的人生素材。但事实上，郁达夫的自叙传，却是在“体验”之外，多有想象和虚构。1922年6月《〈茫茫夜〉发表之后》一文里，郁达夫坦白“我平常作小说，虽极不爱架空的做作，但我的事实（Wahrheit）之中，也有些虚构（Dichtung）在内，并不是主人公的一举一动，完完全全都是我自己的过去生活”[26]。

那么，在郁达夫的创作中，艺术虚构与人生真实，有怎样的一种“权衡”？

新文学之初，知识分子努力建构平民本位的叙述视角，通过语言、内容、情感、立场的平民化，打破传统等级社会里知识分子（和统治者）对文字和话语的垄断，体现新文学的现代性、平民性，以收获劳工的信任，唤醒底层的同情，从而获得与民众对话的机会。这是新文学作家致力于抵达的一个目标。所以，跟传统故事里帝王将相、才子佳人不同，也跟今天小说中英雄豪痞、俊男靓女有异，新文学作家主张“劳工神圣”，关注“弱势群体”，践行“平民文学”，其主人公多为社会底层频遭压迫的老中国儿女、弱中国儿女。

郁达夫的自叙传写作，就是通过纪实和虚构的交错，“自叙”与“他叙”的叠加，通过自我贬抑与自我暴露，来呼应那个年代的社会阅读，接近那个年代的社会审美，从而求得社会大众的认同与共鸣，让自己成为“劳工”“弱者”和“平民”的同党，成为他们的盟友，成为他们的代言人。

郁达夫的这一创作本质，或并未获得应有的认识。90年前，已经出版《沉沦》并遭遇相当误读的郁达夫就表示过他对自己作品的担忧，在1922年3月写下的文艺随笔《艺文私见》中，郁达夫期待“真的文艺批评”，期待“真有识见的批评家”[27]，希望人们不至过于简单地辨认他创作中的真与假。

回到当年的文学现场，郁达夫的创作至少有三种情形是真假难辨的，或者说诗人是在“以假乱真”——“哭穷”。经济地位低下是底层平民的显在状态。郁达夫笔下，尤其回国以后写下的小说散文作品，《血泪》《茑萝行》《春风沉醉的晚上》《还乡记》《还乡后记》……人物的穷愁潦倒是常态。伴随着贫穷、动荡、饥饿和疾病，郁达夫“诉愁诉恨，更诉说无钱”[28]，向世人演绎了一幅幅“生的苦闷”的现实图景。在这些作品中，《春风沉醉的晚上》比较有代表性。作品里有两个主人公。一是知识分子“我”，二是纸烟女工“陈二妹”。失业者“我”搬进上海邓拓路贫民窟的一个灰黑破旧的亭子间，正与陈二妹相邻。小说中两次提到钱，先是两人谈及女工的收入:“每月九块钱”，饭钱“四块钱一个月”;除了饭钱，每月可省下五块钱来，“够你付房钱买衣服的么？”“那里够呢!”[29]后来是“我”得了五块钱稿费。买了一件竹布长衫，搬回一堆零食，洗了一个澡，一下午花掉三块钱，“连我原有的一块多钱合起来，付房钱之后，只能省下二三角小洋来，如何是好呢!”[30] 郁达夫用这样煽情的苦情文字，让人心生对底层民众——知识分子和劳动女工——困顿生活的同情。

而对照《银元时代生活史》，同样是20年代初，同样是八九块钱的薪水，陈存仁的记录是“我虽然每月只得薪资八元，但袋中常有铿锵的银元撞击声，气概为之一壮……第一个月，吃过用过，口袋中还余五块钱”[31];郁达夫的叙述是“哪里够呢”“如何是好呢”。一个慷慨铿锵，一个怨艾不尽，究竟孰真孰假？

作为典型的浙西文人，郁达夫的个人生活和家庭生活，基本上是比较殷实、富足、滋润的，用郁达夫自己的话说，平时“挥霍惯了”“虽则不是豪富，然而也可算中产”[32]，最低限度，即使回到家乡，“养养你，养养我，养养我们的龙儿的几颗米是有的”[33]。两相对照，我们不难觉察到郁达夫“自叙传”小说纪实之余的些许虚拟或虚饰，其中多少暴露出来一点“哭穷”的意味，即不是真穷，而是“哭穷”。究其功能，则在通过放大、夸张知识分子与劳动者面临的贫穷、饥饿状态，展示社会底层民众“同是天涯沦落人”的艰辛和苦难，“替穷人哭”，从而对现政、对社会加以批判，完成五四知识分子对社会人生的终极关怀和使命。从小说创作来看，这样的虚拟无可厚非;而从阅读接受来看，郁达夫类似“把伤口撒上盐”的“暴露”文字，亦是颇能投当时读者，尤其是年轻读者之好，从而获得他们的共鸣的。

“恨娶”。作为一个等级社会、特权社会，传统中国长期由少数人主宰游戏规则，掌握资源分配。从社会最细胞的家庭关系看，家长至上、男主女从的家庭秩序，导致婚姻关系的种种弊端，比如婚姻须由父母做主，男人可以三妻四妾等。这样的社会伦常和等级秩序正是五四新文化运动致力于打破的专制文化的核心弊端。五四一代知识分子，都留有那个动荡、转型时期特殊的经历和身份，他们生长在旧有体制下，接受传统文化教育，包括个人生活也已遭遇父母之命，有一个父母赠送的婚姻，比如鲁迅，也包括郁达夫;但历史的车轮毕竟已经开进了 20世纪，随着传统帝国的瓦解、科学思想的渗透和现代教育的启动，新思想新文化开始在中国大地飘荡，五四运动应运而生。所以，这一代知识分子自然又成为创造、传播新思想新文化的先驱，并在这样的时代语境下身体力行，甚至以矫枉过正的方式，打破中国社会金字塔式的等级结构和坚厚障壁，实现他们的精神诉求和文化情怀。

与鲁迅身边的朱安夫人不同，郁达夫原配孙荃是一位乡间“才女”，能诗会文且颇具文采，郁达夫称其诗“已欲与文诗相抗矣”[34]，甚至建议她抄清诗稿，自己“当为汝制小序一篇，夸示同人”[35]。可见两者之间颇有共同语言，毫无疑问，这是两人的爱情基础。但作为对比的是，我们也看到，出现在《茑萝行》《十一月初三》《还乡记》《还乡后记》《一个人在途上》等作品中的那个女人，常被郁达夫以“一点也不爱她”“不能爱而又不得不爱的女人”称呼，让人联想诗人对原配或是怜多于爱，亲情多于爱情;而我们熟悉的《沉沦》《南迁》，尤其安庆相关的《茫茫夜》《秋柳》，更可以看到郁达夫不甘既有婚姻、寻求婚外刺激的种种病态的爱情行为和苦闷心理，“恨娶”之心溢于言表。

其实，跟“哭穷”一样，“恨娶”情节也是郁达夫一次巧妙的伪装，他把自己包装成了一个时髦的让人同情的专制婚姻受害者，和引人效仿的自由爱情追求者的形象。结合我们对更为纪实的日记和书信的细读，需要明白的是，这里有的是真实的爱情理想，但却加了些虚拟的爱情事实。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我们可以想象郁达夫通过“性的苦闷”的宣泄，试图完成的对传统婚姻、爱情秩序，甚至社会等级秩序的撼动。

“卑己”。在虚实难辨的小说散文之外，从郁达夫更大量的文字里，我们能看到的是一位诗人对自身才华和才干的自信与自恋。他《四十自述》中自称“九岁题诗四座惊”;他闯荡了四所中学，加起来不满一年的初中教育，却在赴日一年后考入东京八高，一所日本人都引以为豪的高中;在长兄的引荐下，他在日本与日本诗人和诗人团体往来密切;他考进东京帝大，与郭沫若等一干同学发起成立创造社，主持《创造》丛书和刊物的编辑;他的小说自成一体，影响不凡;他与鲁迅结下了一生的友谊，并共同成为现代小说的泰斗;他一生朋友无数，生活浪漫，经历传奇，是众人艳羡的“富春江上神仙侣”……常识地来看，郁达夫好像没什么理由“卑己自牧”;他的自我认知里，写下的也应该是自得与自恋。

但是，郁达夫影响深远的自叙传小说和纪实体散文，留给世人的抒情主人公却常常是一个身无长物、哀哀戚戚的“零余者”形象，生活困顿，爱情旁落，报国无门，济世无方，总是处在自责自问之中。这种深入骨髓的自卑自怜、自我贬抑，成了郁达夫人物形象里标签式的印记。与“哭穷”“恨娶”一样，“卑己”，亦是郁达夫在文学写作里完成的一种虚实变招，以自我解剖、自我暴露、自我“牺牲”的方式，显示处于现代社会转型大潮中知识分子的柔弱与无奈。

“哭穷”“恨娶”和“卑己”，是郁达夫自叙式写作中表露出来的独有的心态和姿态。当年，郁达夫就认为“文艺是天才的创造，不可以规矩来测量的”[36]，他把真相藏在虚拟的文字背后，把真情藏在虚构的故事背后，呼唤真的读者能除去“伏在明珠上面的木斗”[37]，点亮火把，“在黑暗不明的矿坑里，看得出地下的财宝来”[38]。

这是郁达夫对当年，也是对今天读者的一点希望、一点要求。看得出来，纪实也好，虚拟也罢，他期待的是一个公正的、能深知其内在而不为表象所迷惑的阅读。

（2012年4月为安庆图书馆讲座作，原刊《中文学术前沿》第7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