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学术史回顾

金代文学是中国古代文学发展当中不可缺少的一环。自20世纪后半期以来，金代文学研究取得令人瞩目的成果。金代文学的研究朝着更加全面、深入的方向发展。特别是进入21世纪之后，随着中国古代文学研究的整体推进，文学分体研究、学科交叉研究，以及各种新观念、新角度的引入，给金代文学研究带来清新的活力和广阔的视野。就与本书相关的论题，也有越来越多的成果问世。

1.有关金代文学家族的研究

狄宝心《元好问年谱新编》体例谨严，考证精审，内容包括对元氏家族家世、著述、交游及所处时代、社会背景相关文献的全面考证与深入研究。王庆生《金代文学家年谱》[17]收录有金一代文学家共242人，除元遗山已有缪钺、狄宝心先生详谱而未收外，几乎囊括金代《中州集》《中州乐府》《河汾诸老诗集》三书全部作家。以大量的考证工作为基础，以翔实的文献资料来呈现金代文学家的行履和成就。其中包括家族资料、文学交往、仕宦生平、文学创作、文学特色等。

近年来，有关女真与其他胡姓家族文学的研究成果逐渐增多。代表成果有李玉君《论金朝皇族的文学艺术成就及其成因》[18]和刘崇德、于东新《论金代完颜皇族词——以胡汉文化融合进程为中心》[19]，兰婷、王伟《金代皇室教育》[20]等。田同旭《论金元帝王诗与民族文化融合》[21]指出金元帝王诗歌是草原文化和中原文化相互融合的艺术结晶，有利于中原传统诗歌吸收新的艺术成分，推动中原传统诗歌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周峰《完颜亮评传》[22]对完颜亮的一生做出全面描述与评价，在一定意义上复原历史的本来面目，肯定其在改革官制、重视科举等方面的贡献，还原出一个完整、全面的完颜亮来。由于偏重于历史的角度，所以对完颜亮的文学成就并未论及。范军、周峰《金章宗传》[23]向读者勾勒出一个类似于宋徽宗的、金代汉化最深的一个皇帝，举凡诗词歌赋、书法绘画，无所不通。

金、元耶律氏贵族文学是辽代耶律倍一系的皇族文学在新的历史时期的继续和升华，延绵四代，反映了契丹族后裔文学的水平和成就。刘达科《金元耶律氏家族文学世家探论》[24]一文，探讨耶律氏家族的文学成就。这一文学世家的形成充分显示了北方民族文化的边缘活力和各民族文化交融为中华文学带来的生机。漆水—燕蓟文化圈是耶律氏文学世家产生和发展的土壤。它上承渤海文化、唐文化，沿着自己独特的道路演进，代表契丹民族走出原始文化之后的主体性文化的走向。其最突出的特色就是体现了北方民族的游牧文化与汉民族的农耕文化的交流融合。

2.金代地域文化与文学家族的关联性研究

近年来，地域文化学逐渐引入古代文学的研究。罗时进《家族文学研究的逻辑起点与问题视域》[25]认为，地理环境不仅是抽象的物质性地理状貌，而且是与生产、礼制、习俗、精神以及审美相联系的要素结构。种种要素在长期社会发展过程中逐渐符号化，与其他地域空间形成的文化世界产生差异，成为特定的地域文明。这种地域文明的形成，将在生存文化（如生产方式和衣食住行习俗）、交际文化（如礼仪和规范）、精神文化（如语言、文学、艺术、宗教）诸方面产生影响，并在与地理环境的物质因素相互作用、与社会环境的文化互动中显示出意义和价值。实际上，将家族文学与地域文化研究相结合的研究可以追溯到陈寅恪。陈寅恪先生在《隋唐制度渊源略论稿》一书中，论及“魏晋以降中国西北隅即河陇区域在文化学术史上所具之特殊性质”时说：“当中原扰乱、京洛丘墟之时，苟边隅之地尚能维持和平秩序，则家族之学术亦得藉以遗传不坠。刘石纷乱之时，中原之地悉为战区，独河西一隅自前凉张氏以后尚称治安，故其本土世家之学术既可以保存，外来避乱之儒英亦得就之传授。历时既久，其文化学术逐渐具地域性质。”[26]陈寅恪对魏晋南北朝家族与地域的关系研究可以给我们研究金代家族与文学提供参考。一些研究金代文化的学者从我国南北文化的宏观视角，指出金代文化的特殊性。

金朝与南宋隔江而治的状况，造成了当时北方地域文化与南方地域文化两大文化范型分化与强化的趋向以及并行发展的格局，那么对于辽金文学的阐释和评价，便涉及一个文化上的认同和立足点的问题。赵维江《地域文化视野中的辽金文学研究》[27]认为，北方地域文化视野不同于“正统”的中原文化视野。北方地域文化概念在辽金时期已与其他历史时期（包括统一王朝和南北分治时期）大不相同，一是地理上它向北大大推移；二是民族和文化属性已掺入了更多的异质成分。民族的斗争与融合，文化的互动与同化（尽管汉化为主要趋势），使得这种环境中所产生的文学已不可能只是一些形式上的变易而不产生某些新质素。赵维江先生还强调，北方地域文化视野中的辽金文学研究，也应当关涉到从特质文化到精神文化的不同层面和侧面，如北方地理环境、北方文化生态、北方民族关系、北方民俗民风、南北文化关系、北方学术传统、北方文学传统等等。这每一方面都可成为辽金家族文学研究的一个有力切入点，由此会发现许多新的信息，使我们能够更准确、更明晰地作出分析和判断。李成《再论“金源文化”的特征》[28]就认为，金源文化是在女真族半农半牧半渔猎的生活方式和历史发展中形成的，因此具有以农业文化为主兼具草原文化和渔业文化的特征，因而金源文化具有开放性、开拓性和创造性的特征，而这些也毫无疑问地影响到了女真家族文化与文学的发展。

金代是辽宁地域文化发展的重要时期。王德朋《金代辽宁地域文化述略》[29]专门探讨金代辽宁地区的文化发展。他认为，教育方面，学校体系日益完善，辽宁籍士人在科举考试中脱颖而出；文学方面，涌现出一批辽宁籍文学家，出现了一批描摹辽宁山川风物的文学作品；宗教及艺术方面，佛教的影响在前代基础上继续扩大，书法、绘画作品的创作及收藏更加广泛。金代辽宁地域文化的进步，是各族人民共同创造的结果，同时也为元明清辽宁文化的进一步发展奠定了重要基础。孟繁清等著《金元时期的燕赵文化人》[30]以金元时期民族斗争与民族融合的前沿燕赵地区文化名人为研究对象，讨论社会变革对文人的影响。赵继颜《金元之际山东三世侯》[31]汉人世侯起于战乱、乱中求治的东平行台、不断作乱的益都行省、保境安民的济南知府、汉人世侯的罢黜。乱中求治、安定一方的同时，兴教办学、传承文化。聂树锋、王秀珑《史氏家族在真定》[32]肯定了金末元初汉族世侯在收留大量知识分子和士大夫、保护中原封建文明传统方面所作的贡献。

王万志《略论金代山西文人与地域文学的发展及原因》[33]将金代山西地域文学的发展历程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金太祖到海陵王迁都之前（1115—1153），是金代山西地域文学的复苏期；二是海陵王迁都之后到章宗朝（1153—1209），是金代山西文学的发展期；三是从卫绍王到金亡（1209—1234），是金代山西文学的繁荣期。金代山西地域文学在金末迎来鼎盛局面主要有三方面的因素：一是中原文化重心的北移；二是“壬辰北渡”时期山西士人的回归；三是金末山西文人的忠国意识与使命感。文章认为：中原文化重心的北移、“壬辰北渡”时期山西士人的回归、文人的忠国意识与使命感导致金代山西文学的鼎盛。刘扬忠《金代山西词人群》[34]指出，金代山西词人群不但是一个地域作家群体，也是一个主导金词后期发展方向的文学流派。第一，这个群体的核心人物和主帅，就是金代文学巨擘元好问，这一点应当没有任何疑问。第二，这个群体有着共同的审美追求和群体艺术风格，这就是近代词学家陈匪石论元好问所选《中州乐府》之风格时说的：“雄阔而不失伧楚，蕴藉而不流于侧媚”（《声执》卷下）。这一点可从元好问、二段、李俊民等代表作家的作品得到证明。第三，山西词人群成员之间曾有大量的艺术交流和作品唱和活动。第三点尤为重要。试看不少文学史著作都认定过这样一种流派：其成员生不同时，或虽同时而互相间并无自觉的群体聚合和艺术交流，仅仅是审美倾向和艺术风格相近而被后人“追认”为一派。这其实算不得完整意义上的流派。山西词人群则大不相同，他们不但审美倾向和艺术风格相近，而且开展过大量的群体聚会与唱和活动。“山西词人群”并非我们仅凭作家籍贯划定的一批地域词人的凑合体，而是由许多共时态的作家聚合并开展过创作“集体活动”的自觉的词派。

金代山西作家作出了突出贡献。李正民《金代山西文学论略》[35]强调，金代山西数以百计的文学家在特定历史阶段游牧文明与农业文明的冲突、互补、交融的进程中，为建构多元一体的中华文化大厦作出了独特的贡献。李正民注意到，研究金代山西文学，还有一个突出的现象值得注意，即文学世家甚多，如浑源刘、刘汲、刘从益、刘祁、刘郁，雷思、雷渊、雷膺，忻州元德明、元好古、元好问、元严，永济李献诚、李献卿、李献能、李献甫，稷山段克己、段成己，临猗陈赓、陈庾。涉及其他朝代的还有著名的闻喜裴家、太原王家、榆次常家、阳城陈家、洪洞董家，等等。深入研究这一现象，具有重要的文化史意义。

3.金代文化政策与文学家族的关联性研究

21世纪以来，对金代文学的跨学科交叉研究，也取得突破。金代文学与科举制度、教育制度、书法绘画、佛道思想等相结合的研究成果不断呈现。在长期的发展过程中，依据教学内容、创办者、办学目的的不同，金代私学分为家学、女真贵族官僚家塾、学者自设私塾、官宦私塾和自学五大类型。兰婷《金代私学教育》[36]研究指出，与其他朝代私学相比，金代私学具有类型多样化、设置早于官学、教育对象比官学更加广泛等自身特色。金代私学对于金代文化知识的传播和发展，科学文化教育的普及、交流，以及各民族文化素质的提高，均起到重要的促进作用。刘达科《金朝科举与文学》[37]中认为，科举作为统治集团网罗人才、提高政权素质的重要手段，在金朝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同时，它也使文人素养得到提高，作家队伍得以壮大，为文坛繁荣提供了保证，奠定了基础。文人队伍的阵容和水平与科举制的健全成熟、文学家族的大量出现息息相关。裴兴荣《金代科举与文学》一书对金代进士的地理分布进行了详细的统计，并对金代进士家族的地理分布、主要类型及形成原因进行了专门的分析。书中还涉及金代状元包括浑源刘氏家族、莒州张氏家族等对家族文学的影响。作者认为：“状元们凭借突出的文学才能，博取超常的功名富贵，成为时代的宠儿。他们的文学创作，尤其是场屋之作，必然会引起众多文人的关注和效仿，进而对文坛产生较大的影响。这种影响首先及于状元家族的子孙后代；波澜所及，也影响到本乡文人；其影响深远地几乎贯穿于金代百年文学发展史。”[38]薛瑞兆《论金代社会的藏书风尚》[39]认为，文章从皇家藏书、学校藏书、寺院藏书、道观藏书、私家藏书五个方面考察了金代藏书状况及其意义，金代藏书活动广泛而持久，既与当时雕版印刷的繁荣相关，又与当时文化教育的发达相适应。这表明了女真入主中原后对文献典籍的重视，反映出一代藏书风尚形成的内在原因，加速了当时社会的封建化进程。其中论及私家藏书时，薛先生指出，入金后，“从权贵到士庶，藏书蔚然成风，与官藏、公藏等汇成一代藏书文化”[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