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中国古代文论的价值
中国古代文论是古人对文学创作和批评的理论总结，数千年来，一直指导并推动着中国古代文学创作与批评的开展，成就了中国文学的辉煌，在世界文学史上写下了灿烂的一页。我们为我们祖先的《诗经》、楚辞、汉赋、唐诗、宋词、元曲和明清小说自豪，惊叹这些不同类型的文学作品所表现出来的美妙情思和精神力量。试想，如果没有中国古代文论，中华民族的文学传统会一代一代地延续下去吗？中国文学会表现出如此旺盛的生命力吗？这种理论自有它的精髓所在。这种理论的精髓是什么？这正是今天人们应着力发掘和思索的。文学虽有古今之别，但是，文学理论却是古今相通的，古代的理论对今天的文学创作与批评仍然会发挥作用。正是在这个意义上，中国古代文论才有价值。
中国古代文论无论是从理论内涵还是从理论表述上说都有独特之处。它的范畴具有准体系特征，这是与它采用感悟的经验性表达有着密切关联的，运用最为形象而精练的语言，表达最为丰富的思想。而这正是当今中国文学理论最为缺乏的。当今中国的文学理论，欧美话语是权力话语，无论体系还是具体范畴，基本是欧美的，缺乏原创性，更缺少民族性。长期以来，用西方的理论模式和话语形式来研究中国古代文论，导致对理论范畴的研究不够深入，误解良多。因此，目前的当务之急是，全面、准确而有创造性地清理中国古代文论，并将之切实运用到中国当代文学理论话语体系的建构之中，只有这样，中国古代文论才能显现它的当代价值。
如何全面、准确而有创造性地清理中国古代文论？我们认为，最为关键的是，选择一些鲜活的、至今仍有理论价值的范畴重点清理。在充分尊重这些范畴的本原意义的基础上，结合当今文学理论的发展进行重新阐释，赋予其当代意义。在中国现代文学理论和美学的发展史上，曾经有过成功的案例。例如，“意境”范畴的复活，就是以王国维和宗白华为代表的文学理论家和美学家对之进行现代阐释的结果。王国维运用现代观念来阐释“境界说”，将境界区分为“有我之境”和“无我之境”、“造境”和“写境”、“大境”和“小境”、“隔”和“不隔”等类型（见王国维《人间词话》），并经验性地阐释“境界”的意义，赋予其新的理论内涵，为“意境”的现代化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宗白华将“意境”置于当下的语境中，分析了“意境”的“化实景而为虚境，创形象以为象征”的特征，这就是他对旧文化的态度，即“以同情的了解给予新的评价”，将意境的现代化推进了一大步。[7]当今，“意境”作为一个鲜活的范畴活跃在文学理论和美学领域，是中国古代文论和美学对世界的一大贡献。由此可见，中国古代文论范畴并非全部僵死，其中很多应具有当代价值，可以进入当代文学理论的话语体系之中。
中国古代文论的当代价值首先表现在，它的理论内涵与当下的文学理论能够形成对接，并直接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组成部分。
长期以来，学界对中国古代文论的认识一直存在这么一些误区：首先，是过时论。不少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文论的理论内容已经过时，不能适应当今文学创作和批评发展的实际，没有价值，应该抛弃。这是一种极端认识。还有一种观念认为，中国古代文论虽然已经过时，但是，可以作为一种传统文化来研究，是为了增强中国传统文化的涵养，不是为了用。[8]其次，更有甚者，有学者认为中国古代根本就不存在什么文学理论。既然中国古代没有文学理论，而当代又需要，只好到西方去寻找，因此，全面引进西方文学理论就成为必然。
受这些思想与观念的影响，不少学者在研究中国古代文论时，不能正确认识这些理论范畴的价值，或者仅看到它的局限性，或者将它归属于西方文学理论某一范畴的门下，以为它只能是西方的发明。诚然，中国古代文论所讨论的内容都具有特定的历史性，也具有具体的理论针对性。随着文学的发展，文学理论也会发生相应的变化。然而，文学有它的真理性，文学的真理性并不会随着历史的发展而湮灭。因此，文学理论的真理性也是不言而喻的。如“诗言志”和“诗缘情”，这是中国古代对文学本质的双重认识，在今天仍有价值。不能说，当今社会已经进入现代或后现代社会，文学的本质就消失了。文学就不需要表达情感、展示理想和志向了。而当今文坛，确实有很多人这么说，也这么做。致使当今的文学创作，充斥着大量无聊游戏的内容，注重低品质的娱乐，从而导致中国当代文学创作面临着严重的危机，其中最为直接的原因就是，中国现代文学抛弃了“言志”“抒情”的传统，抛弃了文学的本质，从而，也抛弃了文学的责任，最终抛弃了作家和诗人的责任。早在20世纪90年代，著名新诗批评家孙绍振就曾经义愤填膺地批评后新诗潮的诗歌创作，将他们贬低为“艺术的败家子”，斥责他们抛弃了诗歌的本质，将会受到历史的嘲笑。[9]因此，重塑文学本质论，中国古代的“诗言志”“诗缘情”是人们不能不汲取的有价值的理论资源。
其次，中国古代文论的经验性表述具有极强的操作性，能够矫正现代文学理论过分抽象而不切实际的弊端，指导当下的文学创作与文学批评。
对中国当下的文学理论，人们有一个总体的印象：表述过于抽象、玄虚，不切实际。理论家们经常拿一些自己并没有完全理解、也不成熟的西方术语来论说问题，乃至离当下的文学创作与批评实际很远，引起作家和读者的反感。理论虽然灰色，但是，不能无边无际。真正有价值的理论，应该解决具体问题，使人理解，给人启发。这一点，中国古代文论做出了榜样。中国古代文论都是针对具体的现象的，很少空泛地发表议论。言辞简洁，点到为止。比如，陆机对“应感”理论的认识，其实就是他创作体验的升华。他认识到，文思会突然到来或突然消逝，“来不可遏，去不可止”，人力无法控制。对这种现象，他百思不得其解，“未识夫开塞之所由”。然而，人们从陆机的困惑当中，还是得出了一些答案：“应感”现象与中国传统非常看重的神秘的感应有关联，是人与自然、社会自由感发的现象。当今，这种现象依然存在，依然神秘，我们还不能完全揭开作家在创作过程中所产生的感应的奥秘，但是，我们却能够理解这种创造现象所具有的理论价值。今天看来，正是因为应感是一种经验性的范畴，说不清道不白，它的理论价值才不可低估。创作过程本身就是神秘的，是不能运用定量分析的科学手段进行论证的，而只能靠感悟。
再次，中国当代文学理论可以尝试运用中国古代文论去解释、说明问题。对中国古代文论的创造性的运用，有利于弘扬中国的文化传统，从而建立起具有民族特色的当代文学理论。
创造性地运用中国古代文论，其前提是对古代文论范畴进行创造性的阐释。中国古代文论范畴非常复杂，同一范畴，在不同时代出现，其理论内涵差别很大。因此，对中国古代文论范畴的研究，应首先发掘其在不同时代的意义变化，揭示范畴意义演化的轨迹；然后，再考虑对其意义的取舍问题。因此，当今对古代文论范畴意义的选取，不能够全部照搬，应该采取“古为今用”的立场，即选取那些至今仍有理论价值的部分意义，进行现代性的阐释，并且力所能及地将其运用于当下文学理论与创作批评。
例如，“比兴”就是一个意义极其丰厚而在当下又具有价值的范畴，其意义的丰富性和复杂性超过任何一个范畴。先秦有“六诗”（风、赋、比、兴、雅、颂）之说，比、兴为其二，那么，“六诗”究竟是乐歌的种类还是教诗的方法，不得而知。到汉代，比、兴被视为诗歌创作的两种方法。后来，人们一直沿着这一思路进行研究，内涵不断扩大。然而，即使将之作为创作的两种方法，不同时代的看法也不一致。有人认为比是比喻[（东汉）郑众]，兴是起兴[（南朝）刘勰]；有人认为，比是“因物寓志”，兴是“言有尽而意有余”[（南朝）钟嵘]；还有人认为，兴是发兴、感兴，是“感发志意”[（南宋）朱熹]等。其中最为典型的是，刘勰将比、兴合在一起，探讨了“比兴”的意义，尽管在论述的过程中仍然是比、兴分说，但是，毕竟传递出一种信息。比、兴的意义相近，它们可以组成一个范畴。当“比兴”成为一个范畴时，就不是单纯的创作方法问题了，实际已是一种思维方式。这种思维方式所具有的想象、象征、隐喻等特征，完全能够融入当代的文学理论，在建设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话语体系中发挥重要作用。
中国古代文论是中国古代文学理论家们经过长期思索、研究逐步提炼而成的。很多理论虽然具有历史局限性，在当今仍然具有价值。我们要建构具有民族特色的当代文学理论话语体系，仅仅从西方拿来，不是上上之策。西方文学理论话语可以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参照，但是不应成为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主宰。更重要的是，应从中国古代文论中去寻找理论的生长点，改造中国古代文论的范畴，切实将之运用到中国当代文学理论的建设之中。只有这样，才能建造起具有民族特色的文学理论大厦。
[1] “诗学”这一概念明确见载于杨载《诗法家数》，其论赋、比、兴云：“此诗学之正源，法度之准则。”见何文焕辑《历代诗话》，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727页。
[2] 参见朱自清《诗言志辨》序，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
[3] 朱自清：《诗言志辨》，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页。
[4] 朱光潜：《诗论》，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抗战版序”第1页。
[5] （南朝）钟嵘：《诗品注》，陈延杰注，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年版，第20页。
[6] 程琦琳：《中国美学是范畴美学》，《学术月刊》1992年第3期。
[7] 参见宗白华《中国艺术意境之诞生》，《美学散步》，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68—70页。
[8] 参见罗宗强《古文论研究杂识》，《文艺研究》1999年第3期。
[9] 参见孙绍振《向艺术的败家子发出警告》，《星星》1997年第8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