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表现特点

这一时期南方民族文学话语建构总体上具有如下几个特点：

一是多元并存。这一时期，南方民族文学话语建构的一个突出特点便是多元并存，这便是启蒙话语、民族话语、传统话语、阶级话语与救亡话语等不同类型甚至不同性质的话语同时并存。最明显的情况是，“五四”运动之后，在南方民族文学中，既有以自由主义思潮为归趋的启蒙话语，也有推崇马克思主义学说的阶级话语，二者虽然性质迥异，立场对立，相互争夺话语权，但却都开辟了自己的发展道路，获得了各自发展的空间。比如，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以后，以苗族作家沈从文为代表的自由主义作家，追寻的是以胡适为代表的自由主义学说与英美资本主义道路，不能接受马克思主义学说，不认同阶级话语，营造的主要是以自由、平等、民主、人权为核心内容的启蒙话语。而以彝族作家李乔、白族作家马子华为代表的左翼作家，通过接受普罗文学运动与“左联”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追求苏联社会主义道路，他们在作品中生产的是以阶级斗争、以推翻剥削阶级、剥削制度、建立新的社会制度为核心的阶级话语。启蒙话语与阶级话语一左一右，同时并进，表征了这一时期南方民族作家对中国前途的不同思考，并形成了彼此之间的对话与碰撞。

二是相互混杂。这一时期南方民族文学话语建构的另一个特点是相互混杂，即许多不同类型的话语同时存在于南方民族文学作品中，或者出现两种话语交叉的情形。比如，在苗族作家沈从文1928年推出的长篇小说《阿丽思中国游记》中，启蒙话语、民族话语、传统话语如同三个声部一齐发出声响。就启蒙话语而言，它在作品中表现为对中国国民劣根性或文化劣根性的批判与对统治者暴政的谴责。就民族话语而言，它在作品中表现为对苗族同胞遭受大汉族主义政策压迫而形成的悲苦生存命运的深切同情，及对苗族文化的由衷礼赞。就传统话语而言，它在作品中表现为对苗族同胞纯朴、自然、善良的人性的讴歌，并贯穿着古代道家的哲学思想与伦理诉求。而在彝族作家李乔、壮族作家华山的作品中，救亡话语与阶级话语往往紧密地交织在一起，或者说在救亡话语中往往掺杂着阶级话语。比如，在李乔的短篇小说《饥寒褴褛的一群》中，既有描写国民党地方政府为了抗战而征兵的救亡话语，又有揭露国民党下层军官营私舞弊、中饱私囊、消解国民党政权历史合法性的阶级话语，前者是铺垫，后者是重心。在华山的报告文学《碉堡线上》中，既有宣传抗日救国的救亡话语，又有歌颂八路军抗日政权人民性的阶级话语，救亡话语是主导，阶级话语是补充。

三是不断嬗变。这一时期南方民族文学话语建构的第三个特点是不断嬗变，即随着时代主题的变化而变化，不同的话语出现此消彼长的情形。就“五四”以后中国现代思想史的演变来看，首先是“五四”运动开启了启蒙运动，促成了启蒙话语的诞生。而随着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推进与马克思主义学说在中国影响的扩大，阶级话语在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开始登上中国历史舞台，并不断发展壮大。“九·一八”事变之后，随着民族危机的加深，救亡的时代主题最终压倒了启蒙的时代主题，启蒙话语也让位于救亡话语。在抗日战争结束之后，国民党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斗争导致阶级话语被凸显为主导性时代话语，也使其在思想、文化领域取代了救亡话语与启蒙话语的位置。受时代主题变化的直接影响，这一时期南方民族文学话语建构也发生了这样的演变轨迹，即最早为启蒙话语，而后兴起阶级话语，再后是救亡话语面世并取代启蒙话语。伴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阶级话语最终代替救亡话语与启蒙话语成为主导性文学话语，并为下一时期阶级话语在南方民族文学作品中占主导地位打下了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