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蜀道”得名与乐府旧题《蜀道难》系列源流论

文学“蜀道”之名，最早出于何处何时？从今见古籍查知，最早出于唐初文学文献《艺文类聚》。该书卷四十二乐部二“乐府”有载录说：

梁简文帝《蜀道难》曲曰：巫山七百里，巴水三回曲，笛声下复高，猿啼断还续。

梁刘孝威《蜀道难》篇曰：玉垒高无极，铜梁不可攀，双流迸巇道，九坂涩阳关，邓侯束马去，王生敛辔还，嵎山金碧有光辉，迁亭车马正轻肥，弥思王褒拥节去，复忆相如乘传归，君平子云寂不嗣，江汉英灵已信稀。[1]

此“乐府”歌辞，采自汉末曹操《短歌行》始，魏明帝、晋陆机以降，六朝至隋卢思道等诗数十首。简文帝（萧纲）《蜀道难》曲咏蜀道之难在于巫山、巴水的曲回和凄凉，实际是咏当时长江下游南朝政治中心入蜀的水道，与后面刘孝威《蜀道难》篇颇有不同。明代何宇度说：“蜀道难自古记之，梁简文帝诗云‘巫山七百里，巴水千回曲’，为川东舟行峡中作也。李白诗云‘不与秦塞通云烟’，为川北栈道作也。大都蜀道无不难如上青天者，峡固险矣，而陵亦匪夷。如夷陵至巴东之陆程，则视栈道何异，是其难又在楚不在蜀耳。”[2]看来，该诗具体要展现的是由楚入蜀的道路之艰险难行，无疑。

刘孝威诗写的蜀道之难，显然是在陆路，且要经过玉垒、铜梁两地，在川西。嵎山金碧有辉，说明途经的山高峰存在着积雪或冰川。诗中提到的王褒和相如，均为西汉重臣。汉班固《两都赋》序云：“故言语侍从之臣，若司马相如、虞丘寿王、东方朔、枚皋、王褒、刘向之属，朝夕论思，日月献纳。”可谓一证。据刘孝威《蜀道难》篇，早在景帝、武帝时，蜀人王褒和司马相如就往来于蜀道上，持节任职，这也可从《汉书》的记载上得到印证。王褒后期在成都写有《僮约》篇，其中“脍鱼炰鳖，烹茶尽具”和“武阳买茶，杨氏担荷”的记载，可和《华阳国志·蜀志》“南安、武阳皆出名茶”之述互为补充，说明当时蜀地饮茶至少已开始在中产阶层流行，茶叶买卖也已很寻常。这比美国茶学权威威廉·乌克斯《茶叶全书》所说的，“五世纪时，茶叶渐为商品”，早了五百多年。当然，从王褒的记述还看不出蜀道和茶运之间的关系。《艺文类聚》列两首《蜀道难》入“乐府”，并未有更多说明。

比较而言，宋人则兼顾较多，关于乐府《蜀道难》的记载就更显丰富。北宋郭茂倩《乐府诗集》设“蜀道难”题，时限仍追溯至汉代。与郭茂倩同代人苏颂《苏魏公文集》卷五九有《职方员外郎郭君墓志铭》，是苏颂为郭源明所作墓志，其中提到“郭源明有子男五人，首即茂倩，任河南府法曹参军”。元陆友仁在《研北杂志》卷上对此补充说：“郭茂倩，字德粲，太原人，通音律，善汉隶，尤精古乐府。有所纂《乐府诗集》行于代。”[3]因为关于郭茂倩的生平记载并不是很多，仅知的这两条表明：他在元丰七年（1084）任下级官吏，个人文艺才能方面很突出，于音律、隶书和古乐府都很内行，为他编纂百卷本的《乐府诗集》具备了才质条件。傅增湘先生认为该书最早刻于北宋而印成于南宋初，当为绍兴间杭州刻本，流传极为稀少，今日广见者为元刻本[4]。郭茂倩《乐府诗集》卷四十按时间顺序收有7首《蜀道难》，分别是：南朝梁简文帝萧纲2首、南朝梁刘孝威2首、南朝陈阴铿1首、唐张文琮1首、唐李白1首，并在梁简文帝《蜀道难二首》之下题注说：

《古今乐录》曰：“王僧虔《技录》有《蜀道难行》，今不歌。”《乐府解题》曰：“《蜀道难》，备言铜梁、玉垒之阻，与《蜀国弦》颇同。”《尚书谈录》曰：“李白作《蜀道难》，以罪严武。后陆畅谒韦南康皋于蜀郡，感韦之遇，遂反其词作《蜀道易》云：‘蜀道易，易于履平地。’”按铜梁、玉垒在蜀郡西南，今永康是也。非入蜀道，失之远矣。[5]

《古今乐录》十二卷，陈代释智匠著。清人王谟《汉魏遗书钞》序称：“此书（《古今乐录》）宋时尚存，宋人郭茂倩所编《乐府诗集》大率据此书及吴兢《乐府解题》为多。而此书又多引张永、王僧虔二家《技录》。”刘跃进先生评其“是研究魏晋南北朝时期音乐文学艺术的极为重要的著作”，并指出“郭茂倩编《乐府诗集》对于汉魏六朝乐府诗的编纂，主要依据的就是这部著作”。[6]该书最早著录于《隋书·经籍志》：“《古今乐录》十二卷，陈沙门智匠撰。”新旧《唐书》、《宋史》著录十三卷。《玉海》卷一〇五“音乐”载：“《中兴书目》：《古今乐录》十三卷，陈光大二年僧智匠撰，起汉迄陈。后周王朴上疏曰：室示《古今乐录》。”后周王朴上疏，《资治通鉴》卷二百九十四有载，可见此书在唐、五代、两宋时期影响之大。实际上，郭茂倩《乐府诗集》卷三十六“相和歌辞·瑟调曲”题解，全部引用了王僧虔《技录》，具体曲目如下：

瑟调曲有：《善哉行》、《陇西行》、《折杨柳行》、《西门行》、《东门行》、《东西门行》、《却东西门行》、《顺东西门行》、《饮马行》、《上留田行》、《新成安乐宫行》、《妇病行》、《孤子生行》、《放歌行》、《大墙上蒿行》、《野田黄爵行》、《钓竿行》、《临高台行》、《长安城西行》、《武舍之中行》、《雁门太守行》、《艳歌何尝行》、《艳歌福钟行》、《艳歌双鹄行》、《煌煌京罗行》、《帝王所居行》、《门有车马客行》、《墙上难用趋行》、《日重光行》、《蜀道难行》、《棹歌行》、《有所思行》、《蒲坂行》、《采梨橘行》、《白杨行》、《胡无人行》、《青龙行》、《公无渡河行》。荀氏《录》所载十五曲，传者九曲。武帝“朝日”“自借”“古公”，文帝“朝游”“上山”，明帝“赫赫”“我徂”，古辞“来日”，并《善哉》，古辞《罗敷艳歌行》是也。其六曲今不传。“五岳”《善哉行》，武帝“鸿雁”《却东西门行》，“长安”《长安城西行》，“双鸿”“福钟”并《艳歌行》，“墙上”《墙上难用趋行》是也。其器有笙、笛、节、琴、瑟、筝、琵琶七种，歌弦六部。张永《录》云：“未歌之前有七部，弦又在弄后。晋宋齐止四器也。”[7]

从这段《古今乐录》的原载文字来看，汉晋之际乐府旧题“瑟调曲”的种类极为多样且内容丰富，一度颇为普及甚至流行。至迟在王僧虔所在的晋宋时期，《蜀道难行》作为乐府旧题“相和歌辞·瑟调曲”流传未衰，且文艺地位和现在人们熟知的《雁门太守行》、《东门行》、《罗敷艳歌行》、《野田黄雀行》足可相提并论。有学者称：“早在六世纪中期僧智匠编辑《古今乐录》时（《蜀道难》）已是声腔失传，不能歌唱了”[8]的说法，是把《蜀道难行》和后来的《蜀道难》篇（诗）混为一谈，失察所致。《艺文类聚》未提及瑟调曲《蜀道难行》，说明或在隋唐之际，该曲就已失传不歌。至郭茂倩所云在北宋已失传，已相距很久。唐吴兢《乐府解题》说“《蜀道难》，备言铜梁、玉垒之阻”，是相对于刘孝威《蜀道难》篇而言，并未提到瑟调曲《蜀道难行》，可资为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