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

这篇文字曾用于《于可先生文集》，经先生同意后稍加修改用在这里，一是表达弟子的心情，二是再度重温先生的道德文章。于可先生已过鲐背之年，身体依然健康，思维仍旧敏捷，只是语速更慢，步履更缓了些。他虽是耄耋老人，但还是非常健谈，特别是回忆往事的聊天每每过了两个时辰而不知。他是我的硕士研究生导师，更是我一生“问计于南山”的师长，可以说我是在先生的关注下成长的，我的每一步发展都凝结着先生的心血。我敬佩先生的道德文章，特对其学术贡献做如下归纳，以备后学参考学习。

一 基督教史及其学术研究

于可先生自20世纪80年代初开始，陆续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世界宗教研究》等学术刊物上发表论文，在基督教史、宗教改革史、马丁·路德研究等方面提出了系统的学术观点，成一家之言，被研究马丁·路德的芬兰专家卢卡南教授誉为“中国研究马丁·路德第一人”，此处所谓“第一”还指研究的水准。

根据先生自述，他选择基督教这个研究方向是接受了雷海宗先生的指点，因为雷先生曾对他说：“不了解基督教是怎么回事，是不可能学好世界史的。中国学术界自‘五四’以来，无人专门研究基督教史，你如有兴趣，将来可以研究基督教的历史地位与作用，但难度很大。”（《于可自述》，见陈洪主编《南开学人自述》（第二卷），南开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众所周知，改革开放以前，从事基督教史研究非常艰难，相关研究成果特别少见，诚如雷先生所言，相关研究人员更是寥寥无几，与今日盛况形成鲜明对照。究其原因不仅是当时的研究环境有极大局限性，而且也存在研究者的工作语言瓶颈和研究资料匮乏的问题。于可先生正是在这样一个艰深的领域首先进行了艰难的开拓性研究工作。

于可先生在这个“无人专门研究”的领域，艰苦探索，成就非凡。《试论原始基督教的政治思想》（《世界历史》1981年第4期）、《试论原始基督教的演变及其必然性》（《世界宗教研究》1986年第2期）、《原始基督教的产生》《原始基督教的发展和演变》（载《世界历史大事集》古代部分·第一分册，重庆出版社1982年版）和“当代新教的发展趋势”（于可主编：《当代基督新教》，东方出版社1993年版，第9章）等研究成果最有代表性，他认为对原始基督教的认知不能仅仅停留在一般知识性的了解和教义信条的解读，而是应在当时的历史变动背景中去分析其政治思想。他根据大量的史料得出结论，认为原始基督教不仅是犹太教的一个教派，而且是一个新的政治派别，其政治思想和行动纲领包括：揭露罗马帝国的黑暗统治，号召人民奋起反抗；提出建立现实的、平等的、公共消费的、劳动人民掌权的新社会；指出推翻罗马统治并建立理想国的途径和依靠力量。作为一个革命性的政治派别，其思想理论具有明显的现实性、鲜明的阶级性、实现平均主义的公正性、人人平等的公平性。然而原始基督教在经历了三百年之后，逐渐演变成为罗马帝国的国教，成为奴隶主阶级的御用工具。这是为什么？它是怎样演变的？具体过程又如何？对于这些问题于可先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认为原始基督教的演变首先表现在信徒阶级结构的变化和保罗派基督徒在斗争中逐渐占据了上风。随着保罗派的兴起，在流传的过程中，教会组织逐渐产生了长老或执事，他们多出自富有家庭，既有空余的时间，又能提供作为会堂的场所，教会组织内部的阶级构成发生了变化。由于原始基督教在流传过程中，非犹太人大量参加，阶级基础发生变化，保罗派在教义中大量吸收希腊罗马庸俗哲学，特别是吸收斐洛哲学与塞涅卡哲学，进而深刻改变了基督教的政治思想：即从反抗罗马的统治演变为主张服从罗马皇帝的统治，甘当顺民，神化皇权；从否定奴隶制度转化为承认奴隶制度的合理性，宣扬服从天命；否认地上的千年王国，把理想社会演化为虚幻的天国；从斗争哲学改变为宣扬无原则的忍耐与超阶级的爱。这一研究成果以坚实的史料证据和严谨的逻辑论说，拨开了认识原始基督教的层层迷雾，有助于人们对基督教特别是其早期发展历史的全面了解。

于可先生还在全面梳理基督教历史的基础上，对当代基督新教做了广泛调研，高度概括出当代基督新教的发展趋势，即信徒结构深刻变动、教会重心逐渐转移、在西方信仰危机的背景下呈现出世俗化、神学和教会组织的多元化和两极化趋势、第三世界信徒增加和民族化。这一观点以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为指导，系统总结了当代基督新教的深刻变化和发展趋势，准确把握了基督教整体历史发展的脉络，得到学界的广泛认同，并在很多大学中成为高等教育关于基督教历史发展的知识框架。

二 马丁·路德专题研究

宗教改革的发起者是德意志人马丁·路德。对于这位深受德国人民爱戴的教士，我国学者并不陌生。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对马丁·路德宗教改革及其引发的德国农民战争有精彩的论述，其阶级分析的思路很受我国学界的欢迎，因此在相当长一段时间里，依据马克思、恩格斯的阐释进行的研究形成了我国学者的思维定式。于可先生有针对性地开展基础研究工作，实事求是地重新梳理其改革实践活动，全面解读其作品，客观分析评价其历史作用，形成了客观合理的结论。其相关系列研究成果不仅为我国学界所公认，也为国际学界所关注，于可先生进而成为我国马丁·路德研究的首席专家，代表中国学界参与多种国际学术活动。1995年在海德堡大学举行的路德研究国际会议（International Congress for Luther Research）期间，于可先生与雷雨田教授向有关负责人倡议编译15卷本的《路德文集》，受到与会者的高度重视。会后，达成具体合作意向：由中国（含香港、台湾地区）和美国的“路德学者”组成编委会共同主持落实此项工作，于可先生与美国教授被选举为编辑委员会轮任主席（2012年先生辞去该职务）,2015年《路德文集》中译本已出版了4卷，其他11卷也将陆续出版。

《马丁·路德早期政治思想初探》（《世界宗教研究》1983年第2期）、《加尔文的“预定论”与资产阶级——兼与马丁·路德“唯信称义”说比较》（《历史研究》1985年第3期）、《论西欧资本主义早期的观念更新问题（兼评加尔文主义的历史作用）》（《史学理论》1988年第2期）等论文在其发表的50多篇研究成果中最有代表性。作者以历史唯物主义的研究思路，对马丁·路德的政治思想做了深入的探讨，认为这个宗教改革运动的发起者是在欧洲特别是德意志历史巨变的时代，在人民群众运动的推动和支持下，提出了拯救德意志民族的政治思想，包括作为其政治思想理论基础的“因信称义”（唯信称义）和三大政治主张，即驱逐罗马教廷的政治特权、经济势力于德意志国土之外，实现民族独立；政教分离，君权独立，建立民族的与廉俭的教会；批判等级制度，为市民资产阶级争取自由、平等。难得的是，于可先生分析了马丁·路德早期政治思想的历史进步性和局限性，认为它是16世纪德意志历史的产物，反映了当时正在成长的、不成熟的市民资产阶级的政治要求，既有革命性的一面，又有明显的软弱性、不彻底性与对国内封建势力的依赖性，因而在革命的关键时刻，他必然投效诸侯，反对农民战争，这是那个时代德意志市民资产阶级两面摇摆的政治态度的具体反映与表现。

于可先生充分肯定了马丁·路德开启欧洲宗教运动的巨大历史功绩，指出正是路德提出的改革主张和思想理论突破了天主教长期禁锢人民精神的枷锁，打破了信仰上帝必须通过罗马教会规制的要求和信仰不自由的思想牢笼，瓦解了罗马教会在信徒与上帝交流中虚构出的特殊作用，将罗马教廷一再强化的神学限制和罗马教廷掌控信徒信仰的关键“角色”打得粉碎，进而赋予普通信徒直接阅读和自由理解《圣经》的权利。这一观点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学术界实有振聋发聩的学术意义，因为它突破了当时中国学者在马丁·路德研究中思想僵化的学术束缚，打破了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学界对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解读和理论方法上的思维模式，树立起马克思主义在相关问题上的中国式解读，因此在学者中产生了积极的反响。

三 宗教改革史及其流派沿革

基督教自产生之日起便不断变革，以适应时代的变化。其早期历史上的保罗派改革促使该教向世界性宗教迈出了一大步，中古时代其不同教派的变革又为今日基督教整体构架奠定了基础。但是，其中最大的变革发生在近代早期的欧洲，宗教改革推动了基督教历史上的第二次大分裂，也同时开创了基督新教自由发展的时代。当时，我国学界在宗教改革史和基督新教发展史方面的研究都比较欠缺，于可先生知难而上，在这一领域进行了大胆的开拓性研究，并取得了重要成果，为学界所公认。

于可先生全面研究了欧洲宗教改革各个主要流派，最为学界认同的是其对加尔文和宗教改革整体思想的研究。他对比了欧洲宗教改革两大重点地区的实况，认为法国——以及瑞士——资产阶级与德意志资产阶级面临的历史环境不同，其中心任务是批判天主教的封建神学，建立适合法国国情的资产阶级神学理论，为资本主义的合理性提供理论基础和宗教依据，加尔文很好地完成了这一历史任务。加尔文提出的“预定论”（包括“天命说”“拣选说”和“呼召说”）等救赎理论，是其继承保罗、奥古斯丁的救赎理论并推进马丁·路德“唯信称义”说的重要思想成果，将被动的宿命论变为法国资产阶级急需的新救赎观，对新兴资产阶级的发展具有重要意义。这一结论精练地解释了经历改革的基督新教是如何转变为资本主义精神的。特别是于可先生对加尔文和马丁·路德思想理论高度概括精练的总结，清晰地向人展示了复杂多变，甚至令人眼花缭乱的欧洲宗教改革的理论内核，这一学术结论至今为后辈学者所引用。

于可先生对于加尔文思想的研究并没有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探讨了这一思想是如何影响欧洲资产阶级发展的。他深刻指出，西欧从封建制向资本主义制度转变时期，反封建思想观念斗争、进行观念更新具有长期性与艰巨性。自文艺复兴以后，对封建观念的批判长达400年之久。即便从加尔文主义诞生之日计，也有近200年的历史。在长期的反封建斗争中，以宗教的说教、上帝的监督强化新观念的树立和思想更新成为重要特点。在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前，它是发动革命的理论和精神力量，在革命后，以之改造社会和人的思想，并逐步形成一种传统，对西欧、北美有关国家的影响长达200年之久。启蒙运动后，由于科学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国家实行政教分离，人们的宗教观念逐渐淡薄。但是，宗教迷雾开始消散后，这些资产阶级商品生产的新观念已根植于世俗社会之中，从西方奋发向上的企业家、事业家、科学家、社会中坚与精英人士中不难找到加尔文主义思想观念的痕迹与精神。于可先生归纳总结了加尔文学说具有突出贡献的几个方面：在人的价值观念、忠于职守并努力提高效率的观念、把握机会的机遇观念、勤奋节俭观念、时间观念、民权观念、商品经济和商业精神，从而解决了资产阶级发展中的思想理论难题。加尔文主义的思想观念，尽管具有明显的资本主义性质，但与西欧的封建观念相较，诸如封建贵族的骄奢淫逸，浪费无度，生活昏庸，无所事事，讲求门第，饱食终日，高高在上，追求神权等，无疑具有历史的进步性，理应属于人类历史上优秀文化遗产的一部分。

于可先生还对受到热捧的马克斯·韦伯的观点进行批评，十分到位，认为韦伯脱离了历史发展的物质背景，单纯从人类精神层面分析问题的方式方法缺乏研究物质运动的基础，而后者是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这些观点之深刻，至今仍然闪烁着思想的光辉。

四 基督宗教知识普及

很长一段时间以来，学术界形成了一种不成文的习惯，将研究成果转化为适合普通民众理解的知识即所谓“大众普及”工作视为分外之事，不屑于为之劳神费力。学者们愿意在书斋里沉思默想而不愿意面对普通百姓，愿意在课堂上对学生们高谈阔论而不愿意解答一般民众的问题，并以“阳春白雪”自诩，难与“下里巴人”为伍。于光远先生对这种情况也深表担忧，公开提出我国民众对于基督教历史和基本宗教知识无知的状态，并呼吁学界需要大力开展基督宗教知识的普及工作。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于可先生充分发挥专家学者的优长，投入相关的写作工作。目前，我国学界忽视学术成果普及工作的情况已经大有改观，而在基督宗教知识普及工作方面，于可先生是先驱者之一，直到八十多岁时还在为此笔耕不辍。于可先生普及基督教历史知识的作品非常丰富。由《外国史知识》杂志连续刊载的《基督教史话》便涉及基督教的基本概念、基督教的产生及其演变、基督教的派别、基督新教及其宗派、马克思主义与基督教等（《外国史知识》1985年第4—8期），向读者细致地介绍了相关知识。由《世界宗教文化》杂志连续刊载的基督新教及其宗派则涉及了加尔文宗、路德宗、公理宗、贵格宗、卫斯理宗、浸礼宗、安立甘宗，以及基督新教几大教派之外的其他派别等基督新教的历史知识（1984年第1期—1985年第1期、1988年第4期）。《基督教史话》（载《世界古今宗教史话》，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和《耶稣》（新蕾出版社2000年版）也是于可先生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向广大读者普及相关知识的作品，其中包含着他常年进行艰深学术研究的心血。

于可先生一生致力于高等教育事业，始终坚持工作在本科教学的第一线。实事求是地讲，由于历史的原因，于可先生开始全身心投入学术研究和教学工作的时间比较晚。但是他克服了诸多不利因素，珍惜分分秒秒，深入钻研学问，不求功名利禄，后半生专一治学，心无旁顾，持之以恒，坚持不懈，取得了令学界同仁和后辈学人敬佩的成果，受到国内外同行的重视。不仅前往国内许多所高校讲演，还先后多次出国进行学术交流，于1989年应美中学术交流会邀请赴明尼苏达大学圣克罗第分校，路德神学院等四所院校访问讲学。不久又参加在德国海德堡大学、丹麦哥本哈根大学等地举行的相关国际会议和讨论会，1993年，受邀参加美国的“马丁·路德国际学术讨论会”。其学术成就深受国外相关权威学术组织的认可，授权他推荐中国学者参加相关会议。

作为于可先生的弟子，我一直以先生为榜样，学习先生治学一丝不苟、为人诚实可靠的品行，希望先生能够健康长寿，以苏轼的《次韵子由三首》诗句“到处不妨闲卜筑，流年自可数期颐”为结尾吧。

陈志强于南开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