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研究的现状

中国新诗自晚清至五四发生始，就一直处在中与西、传统与现代、本土与西方的冲突与纠缠之中。这些冲突与纠缠所形成的“张力”，就是中国新诗现代性的特质和魅力所在。它不仅左右着中国新诗的发展，也贯穿于整个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每一个重要阶段。我们对中国新诗现代性问题的研究与思考，就是要在这种多元而复杂的文化语境中展开，从中形成自己的研究思路和阐释逻辑。一般来讲，中国新诗的话语资源，无非是来自异域的“西方”和源于本土的“中国”。再细化一下，也就是“西方的现代性话语”、“中国的古典诗歌传统”以及“中国的民间话语资源”三个方面。

目前，学界对中国新诗与西方话语资源关系的研究，用力颇多，成果也最为丰富。[17]对中国新诗与中国古典诗歌传统关系的系统研究，就相对不足。[18]对新诗与中国民间话语资源的关注，则显得更少。从笔者搜集和掌握的资料来看，现有的与本论题相关的学术研究集中于：

（1）中国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研究领域内，主要是对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发展史的学术梳理，尤其是对五四前后兴起的歌谣运动的历史描述等；

（2）中国思想文化史研究领域内，主要是对晚清至五四时期中国下层社会启蒙运动的研究、对五四至抗战期间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关系的探讨等；

（3）在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主要是较为普泛的中国现代文学、现代作家与民间文化之间的关系研究，或者是某种较为逼仄的“民间”理念指导下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

具体说来：

1.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民俗学）研究领域

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论。作为“中国现代民俗学之父”，钟敬文先生在《民间文艺学及其历史——钟敬文自选集》（山东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19]等著述中，以中国现代民间文学运动的参与者和见证人的身份，描述了晚清至五四中国资产阶级改良派、革命派和五四的现代知识分子，在西方人类学、文化学、民俗学的影响下所形成的现代民间文艺观，以及所倡导和开展的现代民间文艺实践。最为重要的是，钟敬文先生将五四前后兴起的民间歌谣学运动视为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将之与五四新文学有机地联系起来。王文宝的《中国民俗学论文选》（中国民间文艺出版社1986年版）、《中国民俗学史》（巴蜀书社1995年版）等著作，也为本文的跨学科研究提供了比较珍贵的民间文艺学资料和比较清晰的民间文学史线索。刘颖的《中国文学现代转型的民俗学语境》（安徽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为我们还原、营构出一幕幕中国文学从传统走向现代的民俗文化生态语境。刘锡诚的《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洋洋洒洒近百万言，从学术史的角度，详细地论述了整个20世纪中国民间文艺学的发展及学术研究的状况，书中关于中国现代作家、学者的民间文艺学研究对我们有一定的参考意义。

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关系。美国学者M.E.布朗在《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一文中认为民间文学的风格和技巧、形式和结构、语境和历史背景等是作家文学可利用的资源[20]。近年来，中国现代民间文艺学研究领域也充分注意到这一点，均将视角转向了中国现代民间文学与中国现代作家的关系研究。高有鹏的《中国现代民间文学史论》（河南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陈泳超的《中国民间文学研究的现代轨辙》（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刘锡诚的《20世纪中国民间文学学术史》（河南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等著作，均将胡适、周作人、刘半农、朱自清、郑振铎、闻一多、鲁迅、茅盾等著名的中国现代文学作家作为对象，重点阐释了他们的民间文艺观及民间文学研究，强调了他们的民间文学实践与现代文学创作之间的交融与互动关系。另外，黄永林的《20世纪中国大众文学的现代转型及其品格》（珠海出版社2003年版）、《大众视野与民间立场》（新华出版社2005年版）等著作，围绕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互渗、精英文学与通俗文学的互动、20世纪中国文学对民间价值的发现与运动等问题展开论述。另外，李小玲的《胡适与中国现代民俗学》（学苑出版社2007年版）、常峻的《周作人文学思想及创作的民俗文化视野》（上海书店出版社2009年版），分别以胡适、周作人等现代重要作家为个案，系统而深入地论述了他们的民俗文化观以及他们的现代民俗学研究情况，并强调了民俗学在他们的文学思想建构过程中的意义和作用。总之，上述著作对于我们更好地把握20世纪民间文学与作家文学的关系有重大的参考价值。

五四“歌谣”研究。阿兰·鲍尔德的《民谣》（昆仑出版社1993年版）是一本研究西方“民谣”理论的小册子，主要介绍了德国人赫尔德、格林兄弟，英国人夏普、布朗森，以及美国人蔡尔德等的“民谣”理论，谈及民谣的民众性、民族性、口头性、音乐性、自由想象性和非道德化倾向等特征，还结合柯勒律治、华兹华斯、济慈、叶芝、庞德等分析了民谣对诗歌创作的影响。吕肖奂的《中国古代民谣研究》（巴蜀书社2006年版），虽说研究的主要是中国古代民谣，但其中的第三章“民谣的文学意义——作为民间文学的民谣”、第四章“民谣与文人谣”，谈到了民谣的风格、艺术形式、语言价值及对文人创作的影响等。这些有关的民谣研究著作，对我们认识和思考民间歌谣运动与中国新诗的现代性问题是有启发意义的。

1918年，北京大学开始的以《〈歌谣〉周刊》为中心的五四“歌谣”运动，作为中国现代民间文学运动的起点，受到了中国现代民间文学研究界的相当注意。很多参与其中的民间文学学者都有一些关于“歌谣”运动的回忆性、描述性和纪念性的文字，[21]这些都成为我们今天进行五四歌谣研究的重要文献。近年来，值得一提的是，徐新建先生的《民歌与国学——民国早期“歌谣运动”的回顾与思考》（巴蜀书社2006年版）一书，该著通过对民国“歌谣运动”的回顾，其描述和分析涉及民国时期从学界到官方、从精英到民众以及从知识到实践等各个层面的社会状况。该著将研究的焦点对准发起、参与和组织这场运动的“新知识界”，重点考察他们如何处理“民”与“国”、“歌”与“学”的问题，即如何在“官方”与“民众”之间寻得某种平衡，又如何将这场“歌谣”运动融入“国家”“学术”中。其鲜明的问题意识和深入的学理思考，突破了过去平面化的歌谣描述，而将之带入一个更学术化的思想研究层面。另外还有张弢博士的《传统与现代的激荡：报刊中的“歌谣运动”研究》（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从报刊和传播角度，对“歌谣运动”进行了实证性解读。

2.中国现代思想文化史研究领域

晚清至五四，是中国社会急遽转型和剧烈变动的非常时期，社会文化语境异常复杂。作为中国社会底层的“民间”文化及其话语言说，在促成中国社会从传统向现代转型的过程中起到了重要的调适和缓冲作用。这一点，在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领域基本得到了认同。李孝悌的《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1901—1911》（河北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认为清末的下层社会启蒙运动开了此后中国各种“走向民众”运动的先河，对五四时期的“整理民俗运动”（即五四的北大歌谣运动），以及1920—1930年代晏阳初、梁漱溟的乡村建设运动以及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工农大众”革命等都不无启示。受“从叙述史学到面向问题的史学的转变”[22]的现代史学观念的影响，赵世瑜在《眼光向下的革命：中国现代民俗学思想史论（1918—1937）》一书中，有意把从五四到抗战期间的中国现代民俗学纳入思想史或社会思潮史的轨道，而将之作为一场“眼光向下”的革命来看待。并将之与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大革命”运动等有机地联系起来。认为“理解中国现代民俗学的产生与发展，不能不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反对军阀的北伐革命；反过来说，不深刻理解中国现代民俗学的产生与发展，也就无法全面理解五四新文化运动和反对军阀的北伐革命”。[23]美国学者洪长泰的《到民间去——1918—1937年的中国知识分子与民间文学运动》，也从思想史的角度，梳理和阐释了中国现代知识分子与现代民间文学运动之间的复杂关系。作者认为中国现代民间文学运动的意义，不完全在于它把民间文学的研究纳入了学院式的正轨，而主要在于它对现代中国知识分子产生的深刻影响。尤其在该书的第七章“知识分子与民众”中，作者重点分析了民间文学之于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的重要意义，“中国知识分子通过民间文学研究，发现了民众的重要性，最后更发现了‘自己’的社会角色和文化使命。在学术探索与身份重新认同的纠结中，新一代的知识分子经常面对下列一些问题：我们是谁？我们对‘平民’的立场是什么？什么是民众拥有而我们所没有的？我们‘到民间去’的目的，是向民众学习，还是去教育他们？虽然这场运动至1937年7月告终，但青年民俗者在20世纪20年代至1930年代所关注的大部分问题，至今仍是中国知识分子最关心的基本问题”。[24]今天读来仍十分在理。

3.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领域

“民间”与文学史研究。胡适的《白话文学史》[25]与郑振铎的《中国俗文学史》（商务印书馆1938年初版）是从“民间”观念出发的中国文学史经典。胡适以他的五四“白话”新诗实践为基础，在《白话文学史》中提出了“一切新文学的来源都在民间”“庙堂的文学终压不住田野的文学；贵族的文学终打不死平民的文学”等著名论断，为中国新文学的合法性作论证。在此基础上，胡适将白话文学史置于中国文学史的中心位置、正统地位，并认为“白话文学史”是最富于创造性的文学史，乃活的文学史，从而在传统的文人文学史之外，提供了一条全新的文学史书写路径。其意义是十分重大的。郑振铎一直关注中国文学中的“俗文学”部分。在他看来，“‘俗文学’就是通俗的文学，就是民间的文学，也就是大众的文学。换一句话，所谓俗文学就是不登大雅之堂，不为学士大夫所重视，而流行于民间，成为大众所嗜好，所喜悦的东西”。[26]郑振铎认为正统文学的范围太狭小，而俗文学的地盘则相对较大。因此，“中国文学史的中心是‘俗文学’”。[27]这两部以“民间”为理念的中国文学史为此后的中国文学史研究拓展了视野、奠定了基础，也为本论文提供了重要的文学史理论借鉴。

陈思和的“民间”，是与“庙堂”“广场”相对的一个概念，强调的是一种民间的精神和民间的价值立场。在陈思和看来，“民间”既独立于国家权力之外，具有自由自在的特点，但同时又具有藏污纳垢的性质，是一个难以简单作价值判断的概念。[28]陈思和的“民间”理念及其当代阐释，给20世纪中国文学研究带来了一个全新的研究视角和一种全新的话语体系，具有开创性意义。此后，王光东作为陈思和民间话语理论最重要和最执着的阐释者，他尝试着将陈思和的“民间”理念向前延伸，从当代拓展到现代，进入抗战以前的中国新文学研究中去，探究“民间”话语尽可能大的文学史阐释领域。王光东进入五四以来的中国新文学研究领域后，将“民间”视为新文学的另一种传统，强调了“民间”对于中国新文学的“现代”意义与“现代”价值，并结合较为典型的中国新文学作家，依次展开对“民间”与“启蒙”、“民间”与“大众”、“民间”与“审美”等多个现代文学命题的深入论述。在王光东看来，民间是一个多维度、多层次的概念，其意义是敞开的，存在着多样化的表达。[29]

“民间”概念，从陈思和的提出，经王光东等的阐释和发挥，到我们今天，几乎与“民间”相关的一切文学批评术语，如民间立场、民间精神、民间审美、民间记忆等，都受到追捧。许多作家、作品主动或被动地贴上了“民间”的标签，几乎新时期以来所有著名的作家都有过“被‘民间’”的经历：汪曾祺、韩少功、阿城、王安忆、莫言、余华、张炜、张承志、阿来……。在这样的语境下，“民间”被无限放大且成为一个无处不在、无所不能的批评能指。这就值得我们去注意和反思了。显然，“民间”已经明显地被妖魔化了，这种妖魔化的背后其实预示着“民间”理论的某种文化虚妄性。

与“民间”相关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郭国昌的《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众化之争》（百花洲文艺出版社2006年版）以“大众化”思潮在20世纪文学演进中所引发的论争为线索，具体考察、梳理了近一百年来大众化思潮的衍化与流变，将20世纪中国的“文学大众化”归纳为启蒙、革命、救亡三种类型，认为20世纪中国文学的“大众化”存在被政治化、被民间化的倾向。该书的“民间化的必要性”和“新诗的歌谣化”等章节对本著有一定的参考价值。王文参的《五四新文学的民族民间文学资源》（民族出版社2006年版）从民族民间文学资源的角度来研究五四新文学，具体描述了五四前后的民间文学概况、《歌谣周刊》与新文学的关系、民间方言土语与新文学建设，并以刘半农、鲁迅的文学创作为个案分析了五四作家对于民间文学的利用等。该著关于“民间”的资料比较翔实，但也比较驳杂，还停留在堆砌的层面，缺少有效的提炼和深入的学理分析。另外，曹而云的《白话文体与现代性——以胡适的白话文理论为个案》（上海三联书店2006年版），从发生学的角度对五四的“白话”文体作了知识考古和身份辨析，并以胡适为个案，将胡适及其白话文理论放在中国文学的现代性背景中作全方位的考察，依次展开白话文理论与现代性、传统性、语言问题、文学问题等之间的关系的论述，给我们还原并展示了现代“白话”文体的多元性与复杂性。这种研究问题的方法和思路是值得我们认真借鉴的。刘进才的《语言运动与中国现代文学》（中华书局2007年版）在掌握了大量原始材料的基础上，从“语言—文学”的角度，从现代文学的外围和文学场域出发，将中国现代的语言运动，包括汉字改革、白话文体、国文教学、方言调查、语言规划等，作为考察对象，来分析语言运动对于中国现代文学的发生、发展的重要作用，从而将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推进到一个新的研究空间。岳凯华的《五四激进主义的缘起与中国新文学的发生》（岳麓书社2006年版）的第六章“民间的想象”将五四文人对“民间”的发现以及他们的民间情怀，纳入五四激进主义的阐释体系中，也有一定的新意。

另外，贺仲明从大众化、本土化、民族化和农民的角度研究与思考中国新文学，[30]王爱松关于《文学本土化的困惑与难题》（《江海学刊》2002年第4期）的思考，赵黎明的《“汉字革命”——中国现代文化与文学的起源语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10年版），刘继林的《现代中国文学“民间”话语的考量与反思》（《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13年第6期）、《20世纪上半叶中国民间话语现代意义的生成与衍变》（《兰州大学学报》2016年第4期）等，也对本著关于“民间”问题的思考有启发意义。

与“民间”相关的中国新诗研究。李怡比较早的注意到中国新诗与民间诗歌传统的关系，在《中国现代新诗与古典诗歌传统》（西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一书中，就有一个章节专门论述了《国风》《乐府》与中国现代新诗的歌谣化趋向，并将新诗的“歌谣化”纳入新诗对古典诗歌传统资源的继承和发展上来考察。其实，我们换一个角度看，也就是在探讨中国新诗的“民间”传统问题。近年来，在中国现代诗歌研究领域，对“中国现代诗歌的发生”的研究成果比较多，尤以博士学位论文的写作为代表。姜涛的《“新诗集”与中国新诗的发生》（北京大学，2002年）、谢应光的《中国现代诗学发生论》（四川大学，2005年）、荣光启的《晚清至五四：现代汉诗的发生》（首都师范大学，2005年）、赖彧煌的《晚清至五四诗歌的言说方式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6年）、邓庆周的《外国诗歌译介对中国新诗发生的影响研究》（首都师范大学，2007年）等，这些博士学位论文置身于晚清至五四的社会历史语境中，从公共话语空间、传播媒介、翻译阅读、消费接受、话语言说方式（语言、文字句式）等层面，勾勒出了五四新诗发生的现代性历史场域，为本著从民间的视角研究中国诗歌（尤其是五四新诗）提供了更为开阔的思维。

在中国新诗研究中，与“民间”相关的研究话题近年来已经有人开始涉足。王泽龙的《中国诗歌民族化历程的回眸》（《人文杂志》2001年第1期）、刘继业的《新诗的大众化和纯诗化》（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年版），描述出了中国新诗发展史中的“民族化”历程，以及“大众化”与“纯诗化”的变奏与消长。邓晓成的《现代性视域中的大众化诗潮：1917—1949》（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从现代性出发，论述了大众化诗潮在其现代性的发生、展开与演进过程中与诗歌的平民化运动、大众化运动及民族形式想象的关系，并对大众化诗潮的现代性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探讨，揭示出了大众化诗潮与现代性的纠缠、矛盾与冲突。颜同林的博士学位论文《方言与中国现代新诗》（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从纵横两个层面交错阐释了方言与中国现代新诗的复杂纠结关系，既肯定方言（包括歌谣、口语、土语等）作为一种语言资源在中国新诗建构中的意义和作用，同时也清楚地认识到了方言本身所存在的局限和劣势。文中，作者对于“方言入诗”问题的困惑和思考也是难能可贵的。姚涵的《刘半农对五四新文学的贡献》（上海社会科学院出版社2015年版）以刘半农为个案，对其在中国现代文学中的实践进行了全方位的研究，该著的第三章“民间文学纳入新文学的建构——以1917—1925年诗歌创作和理论为中心”，重点分析了刘半农首倡的歌谣运动、刘半农的诗歌理论以及新诗创作情况，充分肯定了刘半农将“民间文学纳入新文学的建构”的文学革命初衷及其文学创作实践的意义。

另外，在“歌谣”与“新诗”问题上，贺仲明的《论民歌与新诗的复杂关系——以三次民歌潮为中心》（《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8年第4期）、张桃洲的《论歌谣作为新诗自我建构的资源：谱系、形态与难题》（《文学评论》2010年第5期）、赵黎明的《开辟新文学的另一种传统——〈歌谣〉周刊活动与五四新文学的构建》（《长江学术》2009年第1期）、刘继林的《民间歌谣与五四新诗的现代性建构》（《厦门大学学报》2017年第5期）等，也为我们的研究提供了不少的借鉴。还有其他的一些著作和论文，由于篇幅所限，在此就不一一赘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