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5章 前言
老舍创作具有跨文化写作的独特性，在目前的研究中虽然得到了重视，却重视得不够，或者说挖掘得不够充分。本书立足于跨文化的角度，从问题入手，牢牢把握住老舍在文化转型阶段的变化性和多重文化影响下的多面性，着重于老舍对东西方文化的接受和辨析，但若穷尽式地全面展开研究，恐非一时所能够阐释清楚的，故仅捕捉其文化启蒙思想的几个闪光点“以一斑而窥全豹”。
老舍在20世纪上半叶，一贯以平和的精神来看待中国文化与西方文化，他认识到了东西方文化各有优劣，以积极的创作态度和丰厚的创作实绩，肩负起中国传统文化的改造、转化和创新的使命。
丰厚的传统文化教育经验与英国任教的经历使得老舍的思想、创作都打上了“跨文化”的烙印。老舍从《二马》的创作开始，不断在其作品中对东西方文化进行比较和思考。而《二马》的创作时间，也是“比较文化学”在英国方兴未艾之际，这一时代潮流势必影响着老舍的创作运思。再比如，老舍的《骆驼祥子》在美国的传播与接受过程，也反映了其小说的跨文化文本的特质。作为《骆驼祥子》的主要推介者，《每月一书俱乐部新闻》编委会评价了祥子身上具有的人类个体命运的共通性——“他为了最卑微的幸福所做的努力将使感性的读者洒下同情之泪，但命运不能打倒他，最终人类本性的善良在他身上纯洁地，胜利地显现。”[1]编委会主席坎比评价老舍借助祥子视角表现的北平：“18世纪伟大的英国小说曾以这种方式极为生动地描写了伦敦，《骆驼祥子》置身其中，毫不逊色。”[2]
本书认为，老舍创作中的跨文化意识至少表现为以下三个方面。
其一：与世界文化的对话意识。老舍说：“设若我始终在国内，我不会成了个小说家——虽然是第一百二十等的小说家。”[3]老舍的创作区别于其他作家的一个关键点是欧游经历，在英国伦敦教书时登上文坛，其旅英期间的早期作品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属于“海外华文文学”的一部分，即在本土以外从事汉语写作，当时的青年老舍是处在旅居国（英国）主流文化之边缘的“他者”，直接体验到两种文化的接触与碰撞，既有自身文化的反思，也有希望与旅居国的文化乃至世界文化平等对话的意图。
老舍曾经多次在文中表示，要创作出世界一流文学，狄更斯、但丁和托尔斯泰等就是榜样。英国人的种族优越感和殖民主义心态，以及英国人重视工商和法理的精神以及公民意识，促使他想要运用文艺提升中国的世界形象，唤醒民众，进行启蒙。这也促成了他至高的文学创作理想：“我们必须教世界上从文艺中知道，并且敬重新中国的灵魂，也必须把我们的心灵发展，提高到与世界上最高伟明哲的心灵同一水准。”[4]
身在异国的老舍在双重文化背景中进行创作，其作品常常具有东西方文化的属性，这是其作品中一条隐含又贯穿始终的叙事主线。
众所周知，老舍先是在国内接受了五四运动的思想，获得了一双新的眼睛，内心燃起了反帝爱国的情怀。旅英期间，在教书之余阅读了大量西方文学后从模仿开始进行最初的文学创作，由此正式登上文坛。在英国任教期间的老舍走上文坛后，和国内文坛的互动关系是怎样的？回国后，在20世纪30年代，老舍与主流文坛的关系又是怎样的？运用法国文艺理论家布迪厄的“场域论”，在《老舍与〈小说月报〉文人集团——兼谈老舍的文学创造之发展理路》一章中，本书从作家老舍的成长轨迹与出国讲学后形成的国际化视野，以及与国内文坛的互动等几个方面，剖析了老舍走上文学道路的历程，使我们更加明晰了老舍作品一开始就具有与世界文化对话的意识。
其二：抵抗基于欧洲中心主义的殖民主义话语。针对当时英国人之于中国的想象，老舍的创作是一种抵抗话语。当时英国流行把中国人写成“一种奇怪可笑的动物”，没钱到东方旅行的德国人、法国人、美国人到伦敦中国城找写小说、日记和新闻的材料，这些作品中的中国人形象是：“抽大烟，私运军火，害死人把尸首往床底下藏，强奸妇女不问老少，和作一切至少该千刀万剐的事情的。”[5]
老舍看到“作小说的，写戏剧的，作电影的，描写中国人全根据着这种报告和传说，然后看戏，看电影，念小说的姑娘，小孩，老太太和英国的皇帝，把这种出乎情理的事牢牢的记在脑子里，于是中国人就变成世界上最阴险，最污浊，最讨厌，最卑鄙的一种两条腿儿的动物”[6]。由于艺术生产和艺术传播的强大功能，当时的欧洲文艺生产出一种关于“中国想象”的权力话语，使得欧洲人对中国人的看法“知识化”和“真理化”了。《二马》中英国伊牧师在中国传教二十多年，实际上是假借传教，推行殖民主义：“他真爱中国人，半夜睡不着的时候，总是祷告上帝快快的叫中国变成英国的属国；他含着热泪告诉上帝：中国人要不叫英国人管起来，这群黄脸黑头发的东西，怎么也升不了天堂！”[7]
再看老舍笔下一个英国主妇心中的中国印象：伊太太对马威在保罗无理挑衅时，奋勇反击，感到不能忍受，“她动了怒，完全是因为马威——一个小中国孩子——敢和保罗打架。一个英国人睁开眼，他，或是她，看世界都在脚下：香港、印度、埃及、非洲……都是他，或是她的属地。他不但自己要骄傲，他也要别的民族承认他们确乎是比英国人低下多少多少倍”[8]。
可见，当时英国人普遍具有浓厚的种族优越感和殖民主义意识。而老舍的创作一开始就具有这种跨文化意识的自觉，即抵抗基于欧洲中心主义的殖民主义话语。
其三：东西方文化的文化批判和反思。首先来看文化对比。老舍一方面虽感慨于英国人具有国家意识和公民意识，但又并不完全认同于英国人的工商和法理精神背后的冷漠与自私；另一方面在同情和留恋于中国文化中深厚的人情味和礼义之时，又批判老马等所代表的国民性中的半殖民地性格，这是一种苟且、国家观念薄弱的文化自卑心理。
老舍试图运用手中如椽之笔“比较中英两国国民性的不同”[9]，即要表现“中国人与英国人的不同处”，“我不能完全忽略了他们的个性，可是我更注意他们所代表的民族性”[10]。既反对西方人的东方观中所包含的西方霸权主义，同时反对“老”民族身上落后的“半殖民地性格”：如《二马》中的老马，他愚昧、懒散，面对西方时又卑躬屈膝，当老马听说英国要出兵中国，竟然规规矩矩地站起来说：“欢迎英国兵！”因为“（他）那一辈的中国人是被外国人打怕了，一听外国人夸奖他们几句，他们觉得非常的光荣”[11]。而作为对照，小马代表了理想的新国民：“自要能有益于国家，什么都可以放在一旁。”[12]
老舍一直关注教育，在他的审视下20世纪早期的国民教育是“千疮百孔”的。老舍“差不多与教育事业没断过缘”，其笔下与教育相关的小说自然占了其作品相当大的一部分，嬉笑怒骂之间，直指中华民族的精神痼疾。
老舍创作《老张的哲学》时身处英国，于公民社会中耳濡目染的老舍并非全盘接受英国文化，也没有全部倾向于中国传统文化，他善于取其精华弃其糟粕，在跨文化的视域融合中进行中英文化的交互参照，以客观的视角剖析审视中国与英国的不同。
在老舍看来，英国人身上独立理性的品质和社会公德心正是中国人所欠缺的。中国之所以落后，是因为国民无思想，教育理念和制度滞后。所以国人自尊的唤醒和能力的提高是救国的必要途径，教育在此时被提升至极高的地位。“在写‘老张’以前，我已作过六年事……这成全了‘老张’。”[13]书中故事发生的时间大概在1919年到1923年之间，封建统治虽已拆解，社会结构却并没有彻底重建。从《老张的哲学》中可见社会转型时期的一组恶性循环：黑白颠倒的社会无法提供有实质意义的教育，家庭教育也在逼迫孩子重蹈覆辙，导致一代青年涣散如蝼蚁，最终这样的人又流入社会、组成家庭，继续将这种思想上的“遗传病”传染给自己的下一代。
其次，老舍对西方文学有所借鉴。比如在独特的跨文化背景下，老舍以开阔的视野和世界性的眼光，建立了多元的文化选择体系，那么作为一个具有跨文化意识、进行跨语境写作的作家，是怎样借助西方的景物描写技巧在小说中呈现出一种东方格调的？
毋庸置疑，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老舍是一位景物描写的圣手，一登上文坛，即被朱自清誉为写景的大师：“写景是老舍先生的拿手戏，差不多都好。”[14]那么好在哪里？而且这个“好”与他阅读康拉德等英国小说家的作品是否具有某种关联？
老舍的景物描写极具个性，在他的小说中，景物描写是他描绘的典型环境中不可分割的部分，他不仅将写景融入小说的整体结构框架之中，更是将景物与人物紧密联系。从景物描写和老舍的跨文化意识入手，我们可以发现：一是“景物”描写是中国古典美学的主要组成部分。二是在跨文化视角下，不同文化语境下人们对自身与外部环境关系的观念有着很大差异。
《二马》是老舍在英国任教时写作的三部长篇小说中的最后一部，记叙了马氏父子在英国的生活故事，集中体现了老舍景物描写的精湛技艺和独特风格。作品里的景物描写，以传统的中国文化为核心，以西方文化为参照，揭示出老舍多元的文化选择态度。从想象和视觉的角度来品读老舍笔下的景物，会发现其在文学创作中不自觉地“以画作文”，将绘画艺术融入了景物描写之中。老舍与绘画的不解之缘和独特的人生经历，使得景物描写呈现出绘画美。
老舍在其作品中极其重视景物的色彩描写，“移步换景”式的构图美、“融画于文”的色彩美，使作品的景物描写充满了绘画感。老舍小说所表现出来的五光十色的画面感，明显存在着对康拉德印象主义的借鉴与模仿。这些特征促成了老舍景物描写片段的脍炙人口。
继之，通过对老舍小说中景物描写的语言的研究，我们可以发现老舍的“白话”写作受到当时国内白话文运动以及老舍推崇的但丁提出的“欧洲俗语论”的影响，另加上创作《二马》时的英国社会环境的影响。这使小说《二马》成为其第一部域外使用白话著成的小说。
欧游归来，又在南洋短暂停留的老舍，其跨文化意识还反映在对待儿童的眼光上，他明显借鉴了西方文化中平等、尊重、情感教育等富有现代性和前瞻性的教育理念和价值内涵。老舍呼吁的很多对待儿童的方式至今仍有现实意义。
受“五四”的影响，老舍立足于人道主义，坚持“儿童本位”，强调儿童平等的地位，提倡尊重儿童，在儿童与儿童之间、成人与儿童之间以及不同族群的儿童之间都强调平等和尊重的关系。
在儿童成长观上，老舍受到卢梭“自然教育”的影响。老舍的《新爱弥耳》采用了对卢梭《爱弥儿》进行“仿写”的手法。在老舍看来，儿童的健康成长应为生理与心理两方面的健康发展。他希望儿童在生理上能健康强壮、充满生机与活力。老舍特别珍惜儿童的天真心性，希望儿童被尊重、被爱护，认为儿童教育应该顺应儿童的生理、心理特点，要摒弃旧式的落后教育思想、教育方式，要以爱和情感培养、发展儿童，让儿童成长为人格健全的人。老舍提出“情感教育”，成人应该给予儿童“爱的教育”，爱儿童，也使得儿童学会爱人爱己。此外，老舍还指出陈旧腐朽的大环境只会让人性被压制，新的文化环境才能让儿童得以健康地成长。
再次，文化对比必然会引起文化反思与文化批判。老舍于20世纪20年代旅居英国，其思想和创作在很大程度上受到英国文学的影响。特别是英国文豪狄更斯具有反讽意味的社会批判风格，深深地被老舍借鉴并运用在作品中，于是有了老舍的“幽默”；此外，英国哲学家、思想家罗素与德国哲人尼采等人的“婚恋”“存在哲学”等思想也在老舍的创作中留有痕迹，于是关于“婚姻自由”“生命哲学”的深入思考也在老舍的作品中屡屡显现。
在中国现代文学作品中，与“婚恋”相关的文本不在少数。一来，这些话题呈现的内容是与每个生命个体切实相关的问题；二来，随着西方启蒙思潮逐步影响中国，有识之士受到西方先进思想的熏陶，开始批判、反思中国封建文化中束缚、摧残人性的糟粕，积极宣扬追求自由、平等的观念，因此，对“婚恋”“男女平等”等问题的关注是应运而生的跨文化产物。
老舍作为现代文学的重要作家之一，对此问题也有着敏锐而持久的关注，并在作品中彰显着他跨文化视野的广阔性、客观审视问题的思辨性、不拘泥于现实的超越性以及跨时代的前瞻性。
1933年走向成熟的作品《离婚》，以“离婚”主题出发，以其独特的“京味儿”幽默语言，描绘了北平市民阶层灰色的人物生活群像，给生命个体形而上的关怀。这种犀利而敏锐的批判，既有西方思潮影响的痕迹，又从中国现实出发，从当时人们热议的“离婚”话题出发，用机警幽默的语言引发人们对现实生活、对理想的诗意生活的思考，这样的跨文化眼光在中国现代作家中是很可贵的。
此外，在长篇小说《骆驼祥子》、中长篇小说《鼓书艺人》、短篇小说《抱孙》《生灭》《一筒炮台烟》等作品中，老舍都谈及了“生育”方面的问题，虽然老舍并没有像女作家一样直面女性的生育痛苦，但他通过对传统生育习俗的批判以及对女性生育的关怀等方面展现了他对传统文化的反思；而在这一过程中，尽管老舍接受了西方某些先进的文化与思想，但对东西方文化的判断也没有走向单纯推崇西方文化的偏激，因此老舍的文化启蒙有着他独特的客观性与超越性。因此，老舍的跨文化眼光是开阔而冷静的。
从跨文化角度剖析、评析老舍小说的“离婚”以及“生育”叙事，这两个话题本身无论在文学世界还是在现实社会都是不容忽视的主题，有着不容忽视的当下意义。随着社会离婚率的持续上升，婚姻伦理观念的不断变化，有关婚育的文学叙事更应作为某种思想上的引领得到作家以及读者更多的关注与挖掘，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讲，老舍先生的作品又有着划时代的超越性。
既然老舍从英国登上文坛的那一刻起，就具有文化批判与文化反思的跨文化意识，那么老舍的这种跨文化眼光是否受到包括基督教在内的宗教伦理的影响呢？
事实证明，20世纪20年代参加基督教的活动，并未使老舍走向超验的宗教，走向对“上帝”的追寻，但却开启了他对人的心灵（或曰灵魂）的探寻。这个“灵”的内涵，并非个体对于超验性宗教体验的追寻，不是个体生命的灵修，而是在超越世俗的层面上指涉的高尚的精神追求。
总之，老舍的跨文化视角，就是站在人类文化共通性的立场上，而非从狭隘的民族主义出发，带着偏见看问题；它首先是一种比较后的理性思考，只有对本民族文化与其他文化利弊皆有审视与反思的人，才能够具有这样的视野与胸怀。
而这种理性思考除了欧游经历之外，也离不开老舍早年的母亲和刘善人的教育、满族身份影响、早期接受师范教育以及从教等经历的影响，乃至宗教活动的参与经历——包括加入基督教会和参与佛教的慈善活动。这些人生经历的影响，形成了老舍看待东西方文化的基本视点：既不因热爱本国文化而护短；也不因盲目崇拜他国文化而自卑。正如《四世同堂》中所说的：“生在某一种文化中的人，未必知道那个文化是什么，像水中的鱼似的，他不能跳出水外去看清楚那是什么水。假若他自己不能完全客观的去了解自己的文化，那能够客观的来观察的旁人，又因为生活在这种文化以外，就极难咂摸到它的滋味，而往往因一点儿胭脂，断定他美，或几个麻斑而断定他丑。”[15]
老舍的世界眼光与跨文化意识，与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不谋而合。汤因比强调：“为了持一种公正的全球观点，必须抛弃自己的幻觉，即把自身所处的特定国家，文明和宗教当作文明的中心并认为它们比别的国家，文明和宗教优越。这样的历史立场是全面认识世界真实景象的巨大障碍。”[16]
汤因比在他那部著名的《历史研究》中，通过对21个文明诞生过程的研究提出的“挑战与应战”模式，“挑战”指的是外在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向人们提出了一些不容回避的历史课题；“应战”指的是人们面对新的文化现实采取的文化对策。汤因比的历史研究证明：每一种文化的形成与发展，都是成功应对挑战的结果。换句话说，每一次成功“应战”，都会为一种文化模式的出现和发展积蓄能量。每一次不成功的“应战”，或无力“应战”，都可能导致一种文化模式的衰亡。
老舍的跨文化意识就是看到20世纪上半期中国文化在世界文化格局中面临的“挑战”，而试图从一个现代作家、一名现代知识分子的角度对于中国文化的“应战”做出的思考尝试。
对于老舍的跨文化意识，王本朝先生的论断切中肯綮：“在现代主义面前，老舍是传统的；相对传统主义，老舍又过于西方，有鲜明的反传统倾向。可以说，老舍是不中不西，既现代又传统的作家，他站在从传统到现代，既西方化更趋中国化的中间地带。”[17]“老舍是一位伟大的作家，他的意义不仅在于其丰厚的文学贡献及其资源，而且在于他作为一位富于传统人格和现代思想的知识分子，还具有某种文化学和思想史的当代价值。”[18]
这也是这项研究的出发点与宗旨。2016年年底，上海译文社副社长、学者、翻译家赵武平先生在美国发现了未删减版的老舍著作《四世同堂》第三部《饥荒》的英文原稿，一时引发了巨大轰动。2017年《收获》第1期刊登了《四世同堂·饥荒》。2019年是老舍先生诞辰120周年。老舍研究在未来的历史长河中将是一个不断被解读、被发掘、被阐释的过程。比如“老舍的小说译本以及传播研究似仍未得到足够的重视”[19]。本书从跨文化视野对老舍的创作进行了再阐释，对于此角度的老舍研究力图略尽绵薄之力，以期抛砖引玉之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