崇经尊儒·融合佛道·尚武论兵
——陆游思想体系论纲
欧明俊
（福建师范大学 文学院）
笔者一直强调，完整的陆游形象是两种身份的并合，一是“文学家”陆游，一是“学者和思想者”陆游。近百年来通行的陆游研究，大都接受从西方引进的“纯文学”观念，把陆游身份肢解为“纯文学”家，把“学者和思想者”身份排除在研究视野之外，“遮蔽”了历史上真实的陆游形象。好在这一现象早已引起朱东润、于北山、邱鸣皋等学者的注意，有一些研究成果。本文即在学界已有成果和笔者《陆游研究》等基础上进一步展开系统论证。宋代文人典型形象是官员、学者、文人三位一体，陆游是突出代表。作为“学者和思想者”的陆游，饱读诗书，知识渊博，识见深刻，兼具才、情、学、识，崇经尊儒，融合佛、道，尚武论兵，有自己比较完整的思想体系，值得认真深入分析和评价。
一 崇经尊儒
陆游出身于世家大族、书香门第，世代崇尚经学，经术传家。高祖陆轸于真宗朝官吏部郎中，直昭文馆，开启业儒守官、经学传家的家风，陆游《闲游》自豪地说“五世业儒书有种”。祖父陆佃于徽宗朝官礼部侍郎、吏部尚书、尚书左丞，家多藏书，师从王安石治经，以说《诗》名于世，尤精通礼学，得神宗赏识，有《二典义》《礼记新义》《礼象》《春秋后传》等著作。父亲陆宰继承父志，通经学，家藏书万余卷，著有《春秋后传补遗》一卷。陆游家收藏经书甚富，自称“茅屋三四间，充栋贮经史”（《冬夜读书》）。他幼承庭训，勤苦读经，“遗经在椟传家学，大字书墙作座铭”（《自述》）。自觉以承继并“躬行”家学为己任，“经术吾家事，躬行更不疑”（《自儆》二首其二）。表示自己恪守经学，为子孙后代树立榜样。教育儿孙，“学问参千古，工夫始一经”（《示元敏》）。读经时应“惧如临战阵，敬若在朝廷”（《读经示儿子》）。态度不可轻佻，要以敬畏态度对待经学。
陆游认为“道”在“六经”中，因为“六经”中“圣道醇”，所以最值得尊崇。“欧尹追还‘六籍’醇，先生诗律擅雄浑。导河积石源流正，维岳崧高气象尊。”（《读宛陵先生诗》）“‘六籍’唯残圣道醇，中更秦火不成尘。”（《读华陀传》）“‘六艺’江河万古流，吾徒钻仰死方休。”（《六艺示子聿》）陆游诗中反复强调“六经”重要性，充分肯定其恒久价值和独尊地位。“‘六经’圣所传，百代尊元龟。”（《六经》）“‘六经’日月未尝蚀，千载源流终自明。”（《次金溪宗人伯政见寄韵》）“‘六经’如日月，万世固长悬。”（《〈六经〉示儿子》）可见经学在他心目中的崇高地位。他读经，最看重其中的“道”，“道在‘六经’宁有尽，躬耕百亩可无饥”（《示儿子》）。陆游晚年仍一如既往地尊奉经学，“‘六经’未与秦灰冷，尚付余年断简中”（《冬夜读书有感》），“平生学‘六经’，白首颇自信”（《病中夜思》）。
陆游坚持正统思想，尊崇“六经”，因此排斥“异端”。“吾徒宗‘六经’，崇雅必放郑。”（《冬日读白集爱其贫坚志士节病长高人情之句作古风》十首其六）“万事忘来尚忧国，百家屏尽独穷经。”（《自咏》）“落落要居流俗外，兢兢恐堕异端中。”（《北窗怀友》）“士生学‘六经’，是为圣人徒……异端满天下，一扫可使无。”（《斋中杂兴十首以丈夫贵壮健惨戚非朱颜为韵》）“民贫乐岁尚艰食，道丧异端方肆行。”（《书感》）“古学尊皇极，淫辞斥异端。”（《示子聿》）“亡羊戒多岐，学道当致一。信能宗阙里，百氏端可黜。”（《大寒》）“孟子辟杨墨，吾道方粲然。韩愈排佛老，不失圣所传。”（《杂兴》）陆游强调努力恢复“道术”“儒术”，“努力更思恢道术，酒杯虽把不须深”（《冬晴稍理旧学有感于怀》）。“老益尊儒术，闲仍为国忧。”（《初秋夜赋》）陆游通过读经书与古代圣贤进行心灵交流，“残编幸有圣贤对”（《独立》）。“窗间一编书，终日圣贤对。”（《北窗》）从圣贤身上学习高尚道德、完美人格。
陆游《家世旧闻》载，祖父陆佃极爱王辅嗣《解易》，《跋苏氏易传》说父亲陆宰宣和中于蜀中得到《苏氏易传》，传给自己。陆游师从曾几，曾几精于《易》学，有《易释象》五卷。《易经》被誉为群经之首、大道之源。《周易》在陆游心目中占有神圣地位，他自然尊崇《易经》，读《易》，学《易》，研究《易》，传播《易》，实践《易》。诗中常咏及读《易》情形和心得，“大《易》中含造化机，王何元未造精微”（《读易》）。“于虖易学幸未泯，安得名山处处藏。”（《元日读易》）《跋蒲郎中易老解》详叙易学源流，《跋潜虚》提出易学见解。他读《易经》时，态度虔诚严肃，正襟危坐，心存敬意，“危坐读《周易》，会我平生心”（《秋夜读书》）。焚香静坐，心平气凝，与古圣贤进行精神对话。“道室焚香勤守白，虚窗点《易》静研朱。”（《斋居书事》）“玩《易》焚香消永日，听琴煮茗送残春。”（《闲居书事》）“问看饮酒咏《离骚》，何似焚香对《周易》。”（《书怀示子遹》）焚香读经，表示敬仰和崇拜。陆游还将《周易》置于床头，便于在睡觉之前阅读，可见酷嗜程度，“病骨未销谗未已，聊须《周易》着床头”（《闲中戏书》三首其三）。“漫将《周易》着床头，本不洗心那洗耳。”（《寄题周丞相平园》）世事无常，人生百变，兼济不得，归隐田居，独善其身，只要《周易》在，舍弃一切，回归本真，足矣。“穷每占《周易》，闲唯读《楚骚》。”（《遣怀》四首其二）“老喜杜门常谢客，病唯读《易》不迎医。”（《读易》其二）“病里正须《周易》，醉中却要《离骚》。”（《六言杂兴》九首其四）“体不佳时看《周易》，酒痛饮后读《离骚》。”（《杂赋》十二首其五）《周易》是陆游穷愁困顿时排忧解愁的“良药”，通过读《易》，可以忘病、忘时、忘忧，静心宁神，达到自由超脱的境界。陆游自己重视《易经》，并以此教育子孙，“汝少知读《易》，外物莫能揺”（《寄子虚》）。“岂无深谷结茅屋，父子读《易》消年光。”（《子聿至湖上待其归》）“稚子勇过我，琅琅诵《易》声。”（《晓赋》）父子共同研读《周易》，传承家学。《跋苏氏易传》《跋朱氏易传》《跋兼山先生易说》《婺州稽古阁记》等文中皆可看出陆游对《周易》的研究已很深入。《入蜀记》《老学庵笔记》《家世旧闻》等都论及《周易》，诗中多用《周易》典故。
对《易》学，陆游主张兼容并包，不泥于一家，他说：“《易》道广大，非一人所能尽，坚守一家之说，未为得也。元晦尊程氏至矣，然其为说亦已大异，读者当白知之。”（《跋朱氏易传》）陆游家学既重经学、儒学，也重道家、教道。《周易》于儒、道二家中皆享有独尊地位，《周易》思想既为儒家所吸收，也为道家所借鉴，说明二家思想有共通之处，只是所取不尽相同。陆游既尊奉儒家思想，也吸收道家思想，将其融会贯通。[1]
陆游嗜《尚书》《诗经》，《幽居》三首其三：“《诗》《书》六十余年梦，更拟传衣付小儿。”《自述》曰：“《诗》《书》修孔业，场圃嗣《豳风》。”《秋夜纪怀》三首其二：“垂世《诗》《书》在，儿童勿外求。”《病足昼卧梦中谵谆乃诵尚书也既觉口占绝句》诗中，病中亦梦见《尚书》。陆游衣冠整齐，心存敬意读《尚书》，“晨起衣冠读《典》《谟》”（《读经》）。“读诗读《七月》，治书治《无逸》，王业与农功，事异理则一。”（《杂兴》）《无逸》出自《尚书》，传为周公所作，“君子所其无逸，知稼穑之艰难”，“无逸”即不要贪图安逸。陆游有“农本”“民本”思想，有“美政”理想。《尚书·大禹谟》云：“德惟善政，政在养民。”[2]又《尚书·五子之歌》云：“民惟邦本，本固邦宁。”[3]民为“本”，善政在“养民”。陆游将“农功”比作“六艺”，视为根本、正业。“周家七百年，王业本农耕。”（《病中作》二首其二）陆游爱民、忧民，“万钟一品不足论，时来出手苏元元。”（《五更读书示子》）“自怜余一念，犹欲济元元。”（《老叹》）他请好友朱熹赈灾，并为灾民减轻赋税。[4]
陆游自少即读《诗经》，“少学《诗三百》，《邠风》最力行”（《邠风》）。他对《豳风》中《七月》《东山》尤为重视，“《东山》《七月》篇，万古真文章”（《夜坐示桑甥十韵》）。“《东山》《七月》犹关念，未忍沉浮酒盏中。”（《溪上作》二首其二）“君看八百年基业，尽在《东山》《七月》篇。”（《杂兴》六首其一）“我读《豳风》《七月》篇，圣贤事事在陈编。岂惟王业方兴日，要是淳风未散前。”（《读豳诗》）他将《诗经》当作儒家经典而不是文学作品来读。“为农自当力，不为学《豳诗》。”（《后死》）“《豳诗》有《七月》，字字要躬行。”（《春晚书村落闲事》）“吾诗不足征，请读《七月》篇。”（《闻吴中米价甚贵二十韵》）“周公有遗训，请视《七月》什。”（《农家》）“最亲切处今相付，熟读周公《七月》诗。”（《示儿子》）“我作《时鸟》篇，用继《豳人》诗。”（《时鸟》）“秋虫却是生无憾，名在豳人《七月》诗。”（《闻蛩》）《诗大序》认为《七月》为周公所作，铺陈农事以歌咏周朝兴起之艰辛和淳美风俗由来，用以教化成王，蕴含周公养民治国之心，陆游尊信《诗大序》。[5]
陆游明显接受《春秋》经学思想影响，一是得自家传，祖父陆佃著有《春秋后传》二十卷，父亲陆宰著有《春秋后传补遗》一卷，一是得自师承，老师曾几传承胡安国《春秋》学，胡安国著有《春秋传》，陆游又私淑吕本中，吕本中著有《春秋集解》三十卷。《春秋》“大义”，严华夷之防，尊王崇道，攘夷复仇。陆游始终坚持华夏正宗立场，一心收复中原，统一河山。[6]他常读《春秋》：“朱颜已去鬓丝稠，知复人间几岁留。正可床头着《周易》，安能车上说《春秋》。”（《子聿以刚日读〈易〉柔日读〈春秋〉，常至夜分，每听之，辄欣然忘百忧，作长句示之》）
陆家世代敦厚，重礼法，他继承守礼家风，告诫子孙要遵守礼法。他重视孝道：“《孝经》一生行不尽，况有‘六籍’陈吾前。”（《寓叹》）《记东村父老言》云：“勉读《庶人章》，淳风可还古。”《示邻里》云：“从今相勉躬行处，《士》《庶人》章数十言。”《孝经》中《士》章是说士之孝，《庶人》章是说民之孝，陆游自觉躬行孝道，并号召邻里遵守孝道。“明时恩大无由报，欲为乡邻讲《孝经》。”（《自咏绝句》）“客归我起何所作，《孝经》《论语》教儿童。”（《农事稍间有作》）“《孝经》章里观初学，麦饭香中喜太平。”（《野步至近村》）[7]
黄雅琦指出，《大学》提出“三纲领”即明德、亲民、止于至善，“八条目”即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价值体系的浸润涵化，构筑了陆游欲由“内圣”而“外王”的生命基因，但生不逢时的困窘，注定了其生命难解的困结。[8]陆游一生都在追求“修齐治平”，以天下为己任，拯民济世。陆游尊儒，以儒家思想为正宗，为大中至正之道。其思想核心是儒家的积极进取，建功立业，立德、立言，追求精神不朽。他强调践行儒家仁义学说比做诗人重要，以儒学经典指导自己思想和行为。
“唐虞”，唐尧与虞舜并称，指尧舜时代，古人以为“太平盛世”。《论语·泰伯》曰：“唐虞之际，于斯为盛。”[9]陆游崇尚“虞舜盛世”，“唐虞元在眼，生世未为迟”（《老学庵笔记》）。“少从师友讲唐虞，白首襟怀不少舒。”（《读书》）“唐虞乃可让天下，光被万世常如新。”（《感寓》）“唐虞千载仰巍巍，太息儒生每背驰。”（《即事》）“唐虞已远三千岁，每诵遗书涕泗潸。”（《病足昼卧梦中谵谆乃诵尚书也既觉口占绝句》）“唐虞虽已远，至道岂无传？”（《新秋以窗里人将老门前树欲秋为韵作小诗》）“唐虞虽远《典》《谟》在，病卧蓬窗时嗫嚅。”（《病足昼卧梦中谵谆乃诵尚书也既觉口占绝句》）《论语·八佾》：“子曰：周监于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10]礼乐文化在西周以前即诞生，孔子特别推崇周礼，认为周礼兼具夏、殷之礼，歌颂周公，美化西周。陆游崇古、信古，“托古”表达现实关怀，“孰能抚以德，坐还三代醇”（《两獐》）。“周孔之学”最重要，陆游所处南宋时，“孔孟之学”刚刚兴起，价值及地位远不及“周孔之学”。陆游敬仰周公、孔子，“稽首周公万世师，小儒命薄不同时”（《闻蛩》）。“暮年尚欲师周孔，未遽长斋绣佛前。”（《江上》）还将“周孔”与“唐虞”并提，“梦里明明周孔，胸中历历唐虞”（《六言杂兴》）。“唐虞未远如亲见，周孔犹存岂我欺？”（《后书感》）
陆游有强烈的“功名”意识，努力做出一番事业。《自述》云：“吾年虽日逝，犹冀有新功。”耻于功名未立，身后无名，“丈夫五十功未立，提刀独立顾八荒”（《金错刀行》）。《论语·里仁》云：“子曰：朝闻道，夕死可矣。”[11]《孟子·尽心上》曰：“夭寿不贰，修身以俟之，所以立命也。”[12]寿命长短并不重要，重要的是“闻道”，是精神生命的长久。陆游有明确的“朝闻夕死”观念，他说：“朝闻夕死固当勉，幼学壮行嗟已迟。”（《九月十日夜独坐》）“正令朝夕死，犹足遂吾高。”（《雨欲作步至浦口》）以追求精神生命的长存不朽，来超越肉体生命的短促有限。陆游以儒学经典为行为准则。他服膺并自觉遵循儒家诗学精神，其诗是儒家诗学的积极影响的典型例证。[13]
陆游强调：“然尊信孔孟者，实学者之本务也。”（《题尊信斋并序说》）他常读《论语》《孟子》，以儒学经典指导自己思想和行为。他爱民、忧民，将“冻复饿”的农民与受百官朝贺的九重天子对比，“明朝雪恶冻复饿，儿啼颊皴翁噤卧。九重巍巍那得知，阖门催班百官贺”（《癸丑十一月下旬温燠如春晦日忽大风作雪》）。立场站在农民一边，是孟子“民贵君轻”思想的体现。孔子主张“杀身成仁”，孟子主张“舍生取义”“兼济天下”，陆游《言怀》：“捐躯诚有地，贾勇先三军。不然赍恨死，犹冀扬清芬。”“战死士所有，耻复守妻孥。”（《夜读兵书》）为收复大业，视死如归。他至死也不忘恢复故土，绝笔《示儿》：“王师北定中原日，家祭无忘告乃翁。”爱国胜过自己生命。[14]《孟子·告子下》：“曹交问曰：人皆可以为尧舜，有诸？孟子曰：然。”[15]孟子植根于“性善”论，鼓励人人向善，人人皆可有所作为。皆可为尧舜。陆游承继孟子思想，说：“人生堂堂七尺身，本与圣哲均称人。”（《感寓》）“忿欲俱生一念中，圣贤本亦与人同。”（《自规》）
陆游诗中多化用《孟子》典故，他推崇、赞美孟子，深受孟子仁政、民本思想和人格修养影响。《孟子》曰：“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16]陆游表示“位卑未敢忘忧国，事定犹须待阖棺。”（《病起书怀》）孟子曰：“我善养吾浩然之气。”[17]陆游说：“孟轲浩然正应尔，岂比区区养梨枣。”（《寄陈伯予主簿》）[18]《孟子·梁惠王下》曰：“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乐以天下，忧以天下。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19]范仲淹《岳阳楼记》名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陆游也有与民同乐同忧思想，“衰迟更觉岁时速，疏贱空先天下忧”（《闲中戏书》）。“戆愚酷信纸上语，老病犹先天下忧。”（《溪上作》二首其一）“天下可忧非一事，书生无地效孤忠。”（《溪上作》二首其二）陆游暮年仍然忧心国事，不改初衷。“丈夫老忧国，百虑蟠胸中。”（《予出蜀日尝遣僧则华乞签于射洪陆使君祠使君以老杜诗为签予得遣兴诗五首》）“小儒虽微陋，一饭亦忧国。”（《凄凄行》）
陆游诗中多次说到“儒冠误”，如“属櫜缚裤毋多恨，久矣儒冠误此身”（《成都大阅》），“少年已叹儒冠误，暮境更知行路难”（《视陂至崇仁村落》）“误着儒冠不更论，白头且喜卧江村”（《江村》），不过多是壮志难酬的牢骚语，或者视为他特定时刻的思想。
二 融合佛道
陆游思想融合佛、道。宋代儒、释、道思想杂糅，是时代风气。从高祖陆轸起，世代皆与僧人有交往，尊崇佛学，可谓佛学传家。陆游自少即受佛教熏陶，平生崇佛，《不睡》云：“虚窗忽报东方白，且复翻经绣佛前。”他与僧人妙湛、僧琏、慧升禅师等结为方外交，常以诗相赠。多寺庙记，为禅师写序文、赞和塔铭，赞颂僧禅修行造诣。他信佛，主要是精神所需。佛家讲因果报应，陆游更强调“人事”因素，事在人为。《法云寺观音殿记》认为“事物废兴，数固不可逃，而人谋常参焉”。《灵秘院营造记》云：“虽曰有天数，然人事常参焉。人事不尽，而诿之数，呜呼，其可哉！”《抚州广寿禅院经藏记》写僧守璞主持建造“轮藏”，无为而治，借高僧道德高风来抨击当时士大夫软弱和衰敝世风，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建宁府尊胜院佛殿记》深刻洞察士大夫举事不成。《法云寺观音殿记》《灵秘院营造记》表现不废天命，更重人事的天命观，士大夫尸位素餐与僧之成事，褒贬分明。《建宁府尊胜院佛殿记》分析士大夫举事难成，而佛家无权无势，却举事易成，借佛家诚心毅力以讽谕当权者。《黄龙山崇恩禅院三门记》由佛寺兴废，看天下治乱。陆游赞禅文11篇，是对禅者爱国精神的颂扬及修行造诣的赞美，也是陆游对自己建功立业的期许与价值定位，如《大洪禅师赞》赞洪禅师以天下苍生为念，慈悲为怀；《广慧法师赞》赞广慧法师为理想而坚持不懈，对佛理道谛有深刻领悟。《高僧猷公塔铭》说高僧子猷：“虽浮屠其衣，百家之书，无所不读。闻名儒贤士，虽在千里之远，必往交焉。”佛理与儒家学说互参融合。
陆游家藏不少佛教典籍，如《释氏通经》《普灯录》《佛照禅师语录》等，他对佛理多有研究，常读《楞伽经》《维摩经》《法华经》《肇论》等。赞文中、诗中用大量佛教典故，如早年作《和陈鲁山十诗》引用《景德传灯录》三次、《一切经音义》《维摩诘所说经》《金刚般若波罗蜜经》《大乘义章》各一次。“莫问明朝事，忘家即出家。”（《春晚杂兴》六首其五）充满佛禅气息。《梅花》：“相逢只怪影亦好，归去始惊身染香。”《大佛顶如来密因修证了义诸菩萨万行首楞严经》：“如染香人，身有香气。”在佛理中求了悟、解脱。《寓天庆观有林使君年八十七方烧丹》：“世路崎岖久已忘，道腴禅悦度年光。”禅悦是为渡过失意岁月。《出都》：“西厢屋了吾真足，高枕看云一事无。”《野寺》：“去来元自在，宾主两相忘。”皆富有禅意、禅趣。[20]
陆游相信佛家“来生缘”，诗中常提到“他生”“来生”“来世”，“要结他生物外因”（《自咏》），“且结来生一笑缘”（《壁老求笑庵诗》二首其二），陆游爱读书，“寓世已为当世客，爱书更付未来生”（《春夜读书》），“老死爱书心不厌，来生恐堕蠹鱼中”（《寒夜读书》），晚年淡泊世事，超然物外，追求枯淡空寂境界，“钝似窗间十月蝇，淡如世外一孤僧”（《自咏》），“门巷冷如冰，生涯淡似僧”（《雨夜四鼓起坐至明》）。陆游接受佛教义理，用佛禅的独特观照方式观照世界，诗论也受佛禅影响，强调“参”“悟”。他还亲身体验修习过程，《庵中夜兴》：“示疾维摩无侍者，夜阑自掩草庵门。”《维摩诘经》为禅宗宗经，要如维摩诘心无挂碍。[21]陆游晚年“身似头陀不出家”（《病中杂咏》），更加信仰佛教，《白发》曰：“清坐了无书可读，残年赖有佛堪依。”陆游常有“人生如梦”的消极感叹，“浮生一梦耳，何者可庆吊”（《将赴官夔府书怀》），“三十三年真一梦，茅檐寒雨夜萧萧”（《感旧》）。比较而言，苏轼比陆游更消极。
陆游受道家、道教思想影响极深，主要是源于宋代崇尚道教风气。徽宗尤推崇道教，自封为“教主道君皇帝”，士大夫阶层以论仙道为风尚。[22]老师曾几研习仙道，有《陆务观读道书名其斋曰玉笈》诗赠陆游，鼓励其钻研道书。陆游家世代崇奉道家、道教，高祖陆轸晚年归隐学仙修道，号朝隐子，有《修心鉴》，为修心悟道之言，炼导引吐纳之术。祖父陆佃从王安石学老、庄，喜读道书，并为《鹖冠子》作注，陆游祖母有遇仙经历，父陆宰也喜道教。陆游《岁晚幽兴》：“全家共保一忍字，累世相传三住铭。”《道室试笔》六首其四：“吾家学道今四世，世佩施真三住铭。”藏书中多道家、道教著作，自述玉笈斋藏道书2000卷。陆游承袭家风，年少时就对道教感兴趣，“少年慕黄老，雅志在山林”（《古风》），“少时妄意学金丹”（《溪上夜钓》）。他主管过台州崇道观、武夷冲佑观等，游览过青城山、青羊宫等道教名胜，结交青城道人、景道人等道教徒，并作诗相赠，探讨学道心得。晚年退居故里，修道室，书斋悬挂王子乔、梅子真等得道诸仙像，常焚香对之，日常穿道衣、戴道帽，俨然道士。陆游别号“渔隐子”“笠泽渔隐”等，有斋名“渔隐堂”，寄托隐逸逍遥志趣。他喜抄写道教经典，校雠家藏《造化权舆》，又考校《饵松菊法》，写作不少道书题跋，如《跋坐忘论》《跋天隐子》等，有关涉道教赞文6篇、诗100余首，多用道教典故，《入蜀记》《老学庵笔记》中多有道教记载。他常读道书，作《读隐逸传》《读仙书作》《晨读道书》等。常读道家经典《老子》和《庄子》，诗中多处咏及，多“老庄”并提，“自从病后辜风月，未免愁中读老庄”（《村居》），“门无客至惟风月，案有书存但老庄”（《闲中》），“手自扫除松菊径，身常枕藉老庄书”（《自笑》），“素壁图嵩华，明窗读老庄”（《筑舍》），“有时闲暇时，颇复诵老庄”（《山泽》），“精心穷《易》《老》，余力及《庄》《骚》”（《雨欲作步至浦口》）。
陆游接受老子思想，开禧元年（1205），《东篱记》曰：“昔老子著书，末章自小国寡民，至甘其食，美其服，安其居，乐其俗，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其意深矣。使老子而得一邑一聚，盖真足以致此。呜呼！吾之东篱，又小国寡民之细者欤？”陆游时已八十一岁高龄，过着安闲平淡的晚年生活，在“东篱”闻香赏花，研玩歌咏，自得其乐，有如老子“小国寡民”境界，宁静简朴，悠闲自在，返璞归真，找到精神上的归宿。
《老子·第十九章》：“故令有所属，见素抱朴，少私寡欲。”[23]认为真、朴是道的本性，人保持本有的纯真，不为外物所诱惑，不泯自性，不染外境，返璞归真，回归本心。陆游自称“遗物以贵吾身，弃智以全吾真”（《放翁自赞》）。诗中反复咏及“全吾真”“养吾真”，“我生寓诗酒，本以全吾真”（《诗酒》），“久泛烟波不问津，腾腾且复养吾真”（《示客》）。反思自己有时“丧吾真”，“少日狂疏触怒嗔，每缘忧患丧吾真”（《杂咏》），“闭门高卧养吾真，说著生涯笑倒人”（《秋来苦贫戏作》）。《老子·第十章》：“专气致柔，能婴儿？”[24]《老子·第二十章》：“我魄未兆，若婴儿未孩。”[25]《老子·第二十八章》：“常德不离，复归于婴儿。”[26]认为婴儿时是人最纯真的状态，简单质朴，纯真自然，无虚无伪，无欲无邪，没有机心，“婴儿”是老子最为推崇的理想生命境界。《上清黄庭内景经·百谷章》曰：“那从反老得还婴。”[27]陆游一向崇尚道家和道教，晚年斋名叫“还婴室”。嘉泰四年（1204）春，《道室述怀》曰：“养心功用在还婴，肯使秋毫有妄情？”开禧元年秋，《读王摩诘诗爱其散发晚未簪道书行尚把之句因以为韵赋古风十首亦皆物外事也》其八曰：“隐书有三景，字字当力行……即今修行地，千古名还婴。”诗下自注：“予道室以还婴名之。”嘉定元年（1208），《园居》曰：“身寄江湖久，心知富贵轻。还婴吾所证，手自写庵名。”自注曰：“近名小室曰还婴。”“还婴”即返老还童，即《老子》的“复归于婴儿”。陆游深谙此理，晚年保持童心，人老心不老。“老翁垂七十，其实似童儿。”（《书适》）“老翁七十如童儿，置书不观事游嬉。”（《秋晴每至园中辄抵暮戏示儿子》）“八十可怜心尚孩，看山看水不知回。”（《初归杂咏》）[28]
《老子·第四十四章》：“知足不辱，知止不殆，可以长久。”[29]《老子·第四十六章》：“罪莫大于可欲，祸莫大于不知足，咎莫大于欲得。故知足之足，常足。”[30]《礼记·大学》：“知止而后有定，定而后能静，静而后能安，安而后能虑，虑而后能得。”[31]陆游懂得“知足”“知止”之道，“掀髯一笑吾真足，不为无锥更叹贫。”（《夏日》）“西厢屋了吾真足，高枕看云一事无。”《出都》）“不饥不寒万事足，有山有水一生闲。”（《书怀》）“人生得饱万事足，舍牛相齐何足言。”（《饮牛歌》）“老农无他求，一饱万事足。”（《后杂兴》）“种枳为篱草结庐，人间知足更谁如？”（《贫中自戏》）“知止乃不殆，此语良非虚。古人造道处，正自无绝殊。”（《二爱》其一）“雅意元知止，遄归喜遂初。”（《幽居杂题》）“揣分元知止，求官实抱虚。”（《书叹》）
《老子》主张“绝圣弃智”[32]，《庄子·齐物论》说“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非”[33]。陆游遭遇挫折或老病时，常流露出相对、虚无思想。“死后是非谁管得，满村听说蔡中郎”。（《小舟游近村舍舟步归》）“寿夭穷通，是非荣辱，此事由来都在天。”（《大圣乐》）他自叹人生虚无，是非荣辱皆由天定。
陆游接受庄子思想，“退居消日月，大半付庄周”（《书室独夜》），“奇文窥楚屈，妙理玩蒙庄”（《新凉》），“晚知古佛中边语，正合蒙庄内外篇”（《累日倦甚不能觞客睡起戏作》）。《庄子·齐物论》说“莫寿于殇子，而彭祖为夭”[34]。《庄子·大宗师》曰：“彼以生为附赘县疣，以死为决
溃痈。”[35]泯灭生死界限，坦然面对死亡。《列子·杨朱》曰：“十年亦死，百年亦死。仁圣亦死，凶愚亦死。生则尧、舜，死则腐骨；生则桀、纣，死则腐骨。腐骨一矣，孰知其异？”[36]陆游说：“仕困风波归可乐，生如疣赘死何悲？”（《杂咏》）“经未尽亡君更考，古无不死我何悲？”（《即事》四首其二）“尧舜桀纣皆腐骨，王侯蝼蚁同邱墟。”（《杂兴》“愚智极知均腐骨，利名何啻一秋毫。”（《暑夜泛舟》二首其二）一切都无意义。他常把生死看得很淡，“死生元是开阖眼，祸福正如翻覆手”（《长歌行》），“古今共有死，长短无百年。方其欲暝时，如困得熟眠。世以生时心，妄度死者情。疑其不忍去，一笑可绝缨。区区计生死，不如持一觞”（《对酒》）。如庄子旷达乐观。陆游视死如归，从容自若，“达士共知生是赘，古人尝谓死为归”（《寓叹》二首其一）。《庄子·齐物论》认为万物浑然一体，不断向其对立面转化，因而没有什么差别，也没有是非、美丑、善恶、贵贱之分。庄子齐彼此，彼出于此，此出于彼，是亦彼，彼亦是，二者各以对方的存在而存在，不互相对立；齐是非，二者互相依存，对立而统一；齐物我，不分物我；齐生死，死生和天地一样自然，生死是自然旅程，庄子甚至将死当作“至乐”。陆游接受庄子“齐物”思想，“却惭未解真齐物，犹拣山村静处藏”（《村居》），“已向人间齐物我，不教惊起白鸥群”（《书意》）。[37]
陆游如庄子“逍遥游”，“一篇说尽逍遥理，始信蒙庄是达生”（《杂兴》），“濡首固非吾辈事，达生犹得昔人心”（《独酌》）。他学庄子“养生主”，“细读养生主，长歌归去来”（《书适》），“座铭漆园养生主，屏列柴桑归去来”（《春晚用对酒韵》），“漆园傲吏养生主，栗里高人归去来”（《登东山》），“解牛悟养生，牧羊知治民，通一万事毕，我每思古人”（《书意》），“智若禹行水，道如丁解牛”（《题酒家壁》其一），“锻链无遗力，渊源有自来。平生解牛手，余刃独恢恢”（《读宛陵先生诗》），“未免解牛逢肯綮，岂能相马造精微”（《倚筇》）。陆游感叹人生，如“庄周梦蝶”，“听尽啼莺春欲去，惊回梦蝶醉初醒”（《遣兴》），“浇书满挹浮蛆瓮，摊饭横眠梦蝶床”（《春晚村居杂赋绝句》），“小阁帘栊频梦蝶，平湖烟水已盟鸥”（《雨夜怀唐安》），“蝴蝶与蒙庄，颓然寓一床”（《昼睡起偶赋》）。
《庄子·天下》曰：
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譬如耳目鼻口，皆有所明，不能相通。犹百家众技也，皆有所长，时有所用。虽然，不该不遍，一曲之士也。判天地之美，析万物之理，察古人之全，寡能备于天地之美，称神明之容。是故内圣外王之道，暗而不明，郁而不发，天下之人各为其所欲焉以自为方。悲夫，百家往而不反，必不合矣！后世之学者，不幸不见天地之纯、古人之大体，道术将为天下裂。[38]
感叹各种学术从浑然一体的大“道”中分裂开来，由合而分，最早反思“道术裂”。陆游承继庄子思想，屡屡感叹“道丧”，反思“道术裂”。“委命已悲吾道丧，垂名真负此心初。”（《叹老》）“生虽后三代，意尚卑两汉。世衰道术裂，年往朋友散。”（《读书示子遹》）“千年道术裂，谁复见全浑？”（《书意》）陆游有时又完全站在儒学立场，将“道术裂”理解为“儒术裂”，“儒术今方裂，吾家学本孤”（《示儿》），“唐虞虽远愈巍巍，孔氏如天孰得违？大道岂容私学裂，专门常怪世儒非”（《唐虞》），“世儒凿户牖，道术将瓜分。孤陋守一说，百氏殆可焚”（《感怀》），“洙泗日已远，儒术日已丧。学者称孔墨，为国杂伯王”（《杂感十首以野旷沙岸净天高秋月明为韵》其二）。他批评俗学，“清心始信幽栖乐，穷理方知俗学非”（《斋中杂兴》），“俗学方哗世，遗经浸已微。斯文未云丧，吾道岂其非。拔本宁余力，迷途幸识归”（《书感》）。
陆游思想有《列子》影响，陆游字务观，可能源于《孟子·尽心上》：“故观于海者难为水，游于圣人之门者难为言。”[39]查慎行《得树楼杂钞》卷六认为：“陆放翁名游，字务观，其义出于《列子·仲尼篇》‘务外游，不知务内观。外游者，取足于物；内观者，取足于身’。”[40]陆游字务观，也可能本于《列子》。淳熙九年（1182），陆游故里镜湖旁有下鸥亭，“下鸥”，又写作“下沤”，即鸥鸟停下栖止之意。鸥鸟为一种水鸟，《列子·黄帝篇》曰：“海上之人有好沤（按：沤，通鸥）鸟者，每旦之海上，从沤鸟游，沤鸟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闻沤鸟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明日之海上，沤鸟舞而不下也。”[41]意指人无机巧之心，异类可以亲近。后以鸥或鸥鹭指隐退闲逸、自由自在的生活和志趣。陆游罢官奉祠闲居，以“下鸥”名亭，以寄托其志趣。[42]
陆游常读《黄庭经》，淳熙四年十月，成都任上，《晚起》其二曰：“学道逍遥心太平，幽窗鼻息撼床声。”陆游有斋名“心太平庵”，有《心太平庵》诗，题下自注：“余取《黄庭》语名所寓室。”又《独学》曰：“少年妄起功名念，岂信身闲心太平。”诗下自注：“《黄庭经》‘闲暇无事心太平’。”“心太平”是遭遇挫折时精神上的超脱。陆游《跋彩选》表明神仙可学，“丹成，长生不死直余事耳”。他学道炼丹，《跋司马子徽饵松菊法》自述：“乾道初，予见异人于豫章西山。”幻想长生不老，到晚年还服食金丹。陆游信任内丹，修道坚持不懈，珍爱生命，重视养生，“学道先养气，吾闻三住章”（《养气》）。他运用道家导引、按摩、吐纳之法，说：“美睡宜人胜按摩。”（《书室明暖终日婆娑其间倦则扶杖至小园戏作长句》）“吾读黄、老书，掩卷每三叹。正使未长生，去死亦差缓。”（《读道书》）他享年八十六岁，得益于长久坚持道教养生之法。养生，更重视养心，心理自我调节。他创作不少游仙诗，又多游仙词。陆游性格豪放不羁，与道家追求精神自由、人格独立相合。他常在儒、道间徘徊，浸润于道教，为失意提供精神安顿，不应轻易视为消极迷信，“仙道”不离“人道”，他并没有忘记恢复大业。[43]
三 尚武论兵
陆游吸收先秦兵家思想，尚武论兵，受时代所赐，正与儒家积极入世思想相合。他首先是英雄，不仅仅是伟大的诗人。他有尚武精神、“烈士”情结，积极主战、反对议和，立志抗金复土。他受家庭影响，练剑术，习武功，读兵书，谈兵法，二十岁时即立下宏愿：“上马击狂胡，下马草军书。”（《观大散关图有感》）诗中屡屡咏及苦读兵书情景，“孤灯耿霜夕，穷山读兵书。平生万里心，执戈王前驱”（《夜读兵书》），“八月风雨夕，千载孙吴书。老病虽惫甚，壮气颇有余。长缨果可请，上马不踌躇。岂惟鏖皋兰，直欲封狼居”（《夜读兵书》），“安西九千里，孙武十三篇。裘叹苏秦弊，鞭忧祖逖先”（《忆昔》）。
陆游有南郑前线从军经历，把自己当成武将，“起倾斗酒歌出塞，弹压胸中十万兵”（《弋阳道中遇大雪》），高唱“从军乐事世间无”（《独酌有怀南郑》）。他写有大量军旅诗。梁启超《读陆放翁集》曰：“诗界千年靡靡风，兵魂销尽国魂空。集中什九从军乐，亘古男儿一放翁。”高度赞扬陆游“从军乐”的英雄精神。
陆游力主伐金，恢复中原，坚决反对议和，但慎重对待战争，并不是好战者，《书贾充传后》云：“人知兵之利，不知其害。”“要之，战，危事也。”认为不到万不得已，不能轻易开战。陆游积极主战，认为正义一方必然取胜，也能以少胜多，以弱胜强。“呜呼！楚虽三户能亡秦，岂有堂堂中国空无人。”（《金错刀行》）强调战争胜负，人的因素起决定作用，仅仅地势险要靠不住，《剑门关》云：“剑门天设险，北乡控函秦。客主固殊势，存亡终在人。”只要朝野上下决心抗战，同仇敌忾，最终一定会战胜强敌。
陆游强调要有坚持抗战的决心、有必胜信念，《上殿札子》曰：“天下万事，皆当以气为主。”他将“气”视为战胜敌人的决定性因素。他重视战争中名将的作用：“堂堂韩、岳两骁将，驾驭可使复中原。庙谋尚出王导下，顾用金陵为北门。”（《感事》四首其二）认为只要有韩世忠、岳飞那样智勇双全的名将，即可完成恢复中原大业。“公卿有党排宗泽，帷幄无人用岳飞。”（《夜读范至能揽辔录言中原父老见使者多挥涕感其事作绝句》）惋惜名将遭排斥而得不到重用，“西酹吴玠墓，南招宗泽魂”（《村饮示邻曲》）。呼唤名将出现。陆游写诗歌颂古今名将，实际上是舆论造势。在蜀期间，他谒武侯祠，称赞诸葛亮出师北伐壮举；过白帝城，歌颂“力战死社稷”的公孙述；高度评价率师北伐、克复故土的将军桓温、刘裕；歌颂名将刘琦，有《刘太尉挽辞》二首，认为抗金名将刘琦身赴国难，虽败犹荣，实是呼唤英雄的出现。他重视军事人才的选拔任用，《论选用西北士大夫札子》向孝宗建议选用西北士大夫，更从战略高度思考问题，不仅仅选拔军事人才，更重要的可维系北方人心，促进恢复大业，这一建议被孝宗采纳实施。
南郑（今陕西汉中）从军事地理上看，地位非常重要，堪称咽喉锁钥，宋室南渡后，南郑更成为西北国防前沿阵地。陆游《山南行》：“国家四纪失中原，师出江淮未易吞。会看金鼓从天下，却用关中作本根。”他根据亲身观察，认为应以南部一带为根据地经略中原。《中兴圣政草》（即《高宗圣政草》）中，陆游建议孝宗重视当时各郡邑“武备寝阙”现状，应屯兵诸郡，以警备“盗贼”，防患于未然。
陆游有战略眼光，绍兴三十一年（1161），他时任枢密院编修官，代史浩写《代乞分兵取山东札子》，认为不应该盲目乐观，轻举妄动，孤注一掷，建议以主力大部固守江淮，再分兵奇袭山东，待奇袭成功，正面受敌减少，再发动总攻。如此进可攻，退可守，方为万全之策。重视战术问题，强调“以奇制胜”，奇正相济，正面进攻与侧面奇袭相结合，掌握主动权。[44]
陆游喜读兵书，其军事思想既是从书本中得来，吸收古代兵家智慧，又从现实生活中得来，宋金对抗，是“战时”状态，他志在收复故土，一直思考军事问题。他不是躲在书斋中“纸上谈兵”，而是有军事实践的军事理论家，其军事思想随形势变化而不断调整。他有惊人的洞察力，分析问题能抓住要害，多言之有据，言之有理，有许多符合实际情况的真知灼见。但他毕竟是诗人，从事实际军事实践不多，其军事思想多带有诗人式的夸张想象，有仅凭热情和意气的幼稚成分，与现实存在一定距离。[45]
四 余论
陆游崇经尊儒，融合佛、道，尚武论兵，思想自成体系。他对经学和儒、佛、道思想兼容并蓄，融会贯通，批判性接受，继承中发展。他随生活际遇变化有所选择，顺达时，尊奉经学和儒家思想；遇到挫折，则信奉佛、道思想，其思想是矛盾的统一。陆游善于独立思考，有怀疑精神和批判精神：“昔虽学养生，所遇少硕师。金丹既茫昧，鸾鹤安可期？”（《养生》）“《阴符》伪书实荒唐，稚川金丹空有方。”（《读〈老子〉》）不相信《阴符经》和葛洪炼丹术。他不愿意做空头理论家，更强调实践的重要性，仅仅“立言”是不够的。他强调学与行、知与行关系，反复说“躬行”“力行”，“纸上得来终觉浅，绝知此事要躬行”（《冬夜读书示子聿》其三）。提醒自己，“善言铭座要躬行”（《自诒》），“人人本性初何欠，字字微言要力行”（《睡觉闻儿子读书》），“授时《尧典》先精读，陈业《豳诗》更力行”（《视东皋归小酌》）。他重视“书外工夫”“诗外工夫”，即向生活学习，“莫道终身作鱼蠹，尔来书外有工夫”（《解嘲》）。教育儿子，“汝果欲学诗，工夫在诗外”（《示子遹》）。他重视现实关怀，不忘“匡时”“救世”，不忘复国大业。他有一种科学精神，重实验，不盲从，不迷信书本和“常言”。《老学庵笔记》卷二中对习见的“鸡寒上树，鸭寒下水”谚语亲自观察验证，发现所言并不符合事实，他不耻下问，请教有生活经验的老媪，弄明白原来是音近而误写。淳熙九年（1182）九月三日，《书巢记》文末议论道：“天下之事，闻者不如见者知之为详，见者不如居者知之为尽。”
最优秀的文人都是哲学家、思想家。陆游自我身份认同，更愿意做能臣、学者和哲人，并不甘心仅仅做一位诗人。他言行合一、知行合一、学行合一，理论与实践统一，坐而论道，更起而行之。他坚守正统观念，其思想具有时代性，注重现实关怀，有功利性，又有超越性，其生命哲学、人生哲学注重道德关怀和终极关怀。其思想是功利之学，又是心性之学。向外开拓，建功立业，积极入世，治国、平天下，如同大乘佛普度众生；又注重向内修炼，修身养性，如同小乘佛。古代四种学术路径，即义理之学、考据之学、辞章之学、经济之学，陆游皆重视。其思想有时代的共性和普遍性，又有个性和特殊性。
经者，常道也，具有不朽价值，独尊地位。尊经崇儒是陆游“一以贯之”的主导思想，佛和道只是陆游人生中某些阶段的思想。许多学者将经学等同于儒学，是不科学的，儒学是以继承经学为主，但实际上，经学是后世诸子的共同思想资源。应注重“还原”研究，重视“历史语境”和“原生态”研究，置于传统学术体系中分析和评价陆游学术思想，而不是局限于以现代西方式的独立学科如哲学、伦理学、政治学、教育学等“肢解”陆游思想。应注重传统话语体系的表达，纠正“误读”，纠正以今衡古的错误。陆游充分尊重古人智慧，吸收先贤思想，特别是先秦经学和诸子思想，又有家学和师承，渊源有自，传统学术思想、家学、师承、时代、个性综合因素而成陆游思想。其思想不都是个人独创，是继承基础上有创新。笔者强调继承的重要性，创新是有限度的。陆游思想是时代和个人生活遭际所“激”、所“寄”，不同时期和情境不断变化，是动态的，不应静止看待。应注重于陆游诗文中提炼出其思想，注重日常生活中体现的思想。思想表达的媒介，散文可以表达，韵文也可以表达，学界的古代思想史研究多忽视韵文材料，亟须纠正。
另外，陆游读《韩非子》《说苑》等子书，重视法家法律思想。他有系统的医学思想，懂医术，重视养生，强调养气可却病健体，固本培元。他是优秀史学家，其史学思想注重总结历史规律和经验教训，经世致用。他的文学思想、艺术思想系统而深刻。限于篇幅，待另撰文论述。
[1] 参见欧明俊《宋代文学四大家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98—205页。
[2] 蔡沈注：《书经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第12页。
[3] 蔡沈注：《书经集传》，上海古籍出版社1987年影印本，第39页。
[4] 参见邱鸣皋《陆游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178—179、260—265页。
[5] 参见何映涵《陆游的“躬耕报时”意识及其对田园诗传统的开拓》，《绍兴文理学院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6期。
[6] 参见朱东润《陆游的思想基础》，《光明日报》1957年7月19日；李庆龙《〈春秋〉学对陆游爱国主义思想的影响》，《钦州学院学报》2013年第9期。
[7] 参见欧明俊《宋代文学四大家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83—186页。
[8] 黄雅琦：《从〈大学〉八目论陆游的生命困结》，《中国韵文学刊》2008年第3期。
[9]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84页。
[10]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28页。
[11] 杨伯峻：《论语译注》，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37页。
[12] 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01页。
[13] 参见莫砺锋《论陆游对儒家诗学精神的实践》，《学术月刊》2015年第8期。
[14] 参见邱鸣皋《陆游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0—281页；莫砺锋《陆游诗中的生命意识》，《江海学刊》2003年第5期。
[15] 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276页。
[16] 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04页。
[17] 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62页。
[18] 参见孟文晴《陆游诗歌中的孟子因素探析》，《云梦学刊》2018年第5期。
[19] 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3页。
[20] 参见伍联群《论陆游的佛教思想》，《船山学刊》2007年第2期。
[21] 参见刘艳芳《佛禅对陆游诗歌创作的影响》，硕士学位论文，福建师范大学，2018年。
[22] 参见于北山《评陆游的道家思想》，于北山《陆游年谱》，上海古籍出版社2017年版，第572—575页。
[23] 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5—76页。
[24] 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9页。
[25] 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80—81页。
[26] 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12页。
[27] 《上清黄庭内景经》，张君房编：《云笈七签》，中华书局2003年版，第265页。
[28] 参见欧明俊《陆游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41页。
[29] 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80页。
[30] 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186—188页。
[31] （汉）郑玄注，（唐）孔颖达疏，龚抗云整理，王文锦审定：《礼记正义》，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1592页。
[32] 朱谦之：《老子校释》，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74页。
[33] （清）郭庆藩著，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71页。
[34] （清）郭庆藩著，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85页。
[35] （清）郭庆藩著，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273页。
[36] 严北溟、严捷：《列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177页。
[37] 参见邱鸣皋《陆游评传》，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第265—280页；欧明俊《陆游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280—291页。
[38] （清）郭庆藩著，王孝鱼点校：《庄子集释》，中华书局2012年版，第1064页。
[39] 杨伯峻：《孟子译注》，中华书局1960年版，第311页。
[40] （清）查慎行：《得树楼杂钞》卷六，民国三年（1914）刊本。
[41] 严北溟、严捷：《列子译注》，上海古籍出版社1986年版，第39页。
[42] 参见欧明俊《陆游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6—37页。
[43] 参见欧明俊《宋代文学四大家研究》，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88—193页。
[44] 参见孙小吕《从陆游的爱国诗文看他的军事思想》，《江西教育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1994年第1期；史美珩《陆游的战略思想》，《浙江师大学报》1996年第1期；高利华《论陆游蜀中诗的尚武精神》，《绍兴文理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7年第1期；高利华《放歌尚武 情结川陕——陆游蜀中诗谈》，《古典文学知识》1998年第2期。
[45] 参见欧明俊《陆游研究》，上海三联书店2007年版，第305—32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