诤言精简机构 难挡特务谗言

身在重庆核心领导层，翁文灏对于国民党及其国民政府高层的贪腐、拉帮结派、机关林立、行政效率低下等状况深恶痛绝。1941年12月10日，他上书蒋介石，就各机关冗员情况提出限制与裁减办法。他抨击“各机关工作效率有减无增……骈枝过多，冗员太众”。他指出，国民政府自迁重庆以后，各机关“职责不明，决断不易，势不能不屡次会议，且因之意见庞杂，朝令暮更，方案既不能继续坚持，即效力亦不易彰明昭著。凡此纷纭颓废之风，实成今日通行之象”。

对此，他提出改革办法两项。

第一，重复机关，应即裁并。他建议将国防最高委员会对敌经济封锁委员会归并于经济部，行政院之农产促进委员会归辖于农林部，行政院中央气象局归并于中央研究院之气象研究所。他批评中央和地方经济机构之叠床架屋现象：“关于各地方之经济工作，中央及地方组织，皆已各有专司，各战区经济委员会皆甚感联系进行之不易。又有统一职权便于执行，而不宜多立机关，致增冗滥者”。他举例说：“例如滇缅公路运输，有副主任办公室、监理委员会、中缅运输局、西南运输处等诸多组织，首长既同为一人，机关又何必纷立，徒增文书转移之繁，有失积极促进之旨”。他一针见血地指出：“新立各部皆欲在各省设立直辖组织，相率成风，使省政府主席颇感无事可为。而揆之实际，则各省距中央交通不易，情状各殊，凡百政务并非中央专管部会所尽能遥悉径办，徒以养成隔阂紊乱之情，增糜重复纷繁之款，良为可惜。”

第二，政府机构人浮于事，应裁汰冗员。他指出，人才分配之方法以及专才之位置如果“各适其宜，则人尽其才，亦即国受其益；如果援用数量大过实际，则良莠不齐，往往贤能被抑，即或用达所长，滥竽充数，亦必使良材坐失，信用颓丧”。他毫不客气地批评中央机构膨胀现状：“以目前任用职员情形言之。行政院直辖十部、四会、一署，每一院辖单位所用职员平均以三千人计（连直属机关之职员得列在内），即共需四万五千人……而事实上中央职员殆共逾三十万人。其中一无所长、浮冒坐食者，何可胜数。”他强调：“如再不分贤愚，浮增名额，或复出重叠、滥设机关，则人员愈多，即品质愈杂；或浮言空议，以自鸣其才；或尸位素餐，而不治其事；甚且因私人权利关系，互相攻讦，淆乱观听。其贻害于行政效率者，实至深且巨”。他警告蒋介石：“当此生活高涨之时，官吏月薪足以赡家，日益不易。如果用人不避冗滥，而待遇不为增加，则生活为难，因而舞弊者势必加多……告诫虽殷，亦难收效，自不免使政界风气，日见堕落。”他认为，只有将政府“员数过多者，定期裁减，并调整位置，量才任用，使政府款不虚靡，而官吏皆才有专长”。而省下来的钱可“酌增俸给，使服务者不患饥寒，而得安心，为国效力。如此则官无衣食之忧，而国得忠贞干练之士”。

这些批评和建议切中要害，但蒋介石居然不敢相信问题如此严重。他于1942年1月4日专门致电翁文灏，询问“原呈所称中央职员共逾三十万人之数，系何所根据而得，有何证明？”翁文灏复电称：“查前呈所举数目，系估计概数。按之实际，恐尚有过而无不及。”翁文灏指出，在农林、水利未划分以前，经济部辖水利机关职员约五千数百人；农林及农本局职员约三千数百人；各处工矿厂职员约九千人；商品检验及商标职员约一千人；管制及平价职员约一千人。“合并计算，当达二万人”。而财政、交通二部“职员数目，自必过此”。他指出：“交通部所辖路、航、邮电各项职员，估计总数当不下数万人。依此数例以推其余，前呈所提数字似未失之夸张”。

他进一步向蒋介石建议，限制冗滥之法，可分二途。

第一为人数之限制。各机关“以后对于正式职员，务须一律规定数额，不准逾越”。而各机关享受专员、编译等待遇丰厚人员总数，最多不得超过正式员俸总数之一定成分。这样可以避免各机关之间的“靡款拉人”，杜绝职员“分心钻谋”。

第二为工作之考核。“为提高行政效率起见，各机关处理公文之程序及速率，宜规定章程，按月检察”。他指出：“各机关现仅记载收发文之事由，而未有藉此稽核之办法。兹宜更加规定，指定专任人员，切实查明收而未发者若干件；迟延不办者若干件；各职员无事可办者若干人；办理错误者若干事。”“可据实纪录，按月积存，每隔三个月或六个月汇总考核，作为一般职员黜陟赏罚之根据”。这样“可破各机关因循颓废之风，免各职员尸位素餐之弊，而滥用冗员之陋习，亦因以有所祛避”。

他以张居正“省议论”、“振纲纪”、“重诏令”、“核名实”、“固邦本”、“饬武备”诸义相激励，主张“躬行实效”、“一归公道”、“杜绝浮议”、“违者查参”、“慎重名器”、“严禁风俗侈靡”、“捐无用不急之费，以抚养战斗之士”等。铮铮铁骨、敢言直谏的风格溢于言表。

不过，当时重庆政治环境险恶，高级官员贪腐、投机风气盛行。尤其是政治对手的告密诬陷和戴笠为首的军统特务的横行，常使翁文灏面临困扰而处境尴尬、心力交瘁。

在玉门油矿相关工作中，编者发现甘肃油矿局一个叫金慎的人经常给国民政府和军统局打报告，主要针对油矿开发中的一些自然或人为事故。1941年11月17日，金慎报告了甘肃油矿局第八号油井于10月21日发生井喷的情况：“凿至四四一公尺后，即发现一大油层。继钻至四四九公尺时，尚未钻穿透油层。彼时因油气过大，无法再凿，即试拔钻杆，遂于当夜九时半开始大量喷油。油水泵开关此时被油气冲毁，原油遂顺井口直喷而出，高达数十丈。经积极施救，始将开关修好。至二十二日晨四时，以井内沥青胶着钻孔，始告停喷。计喷油六小时，约重十万加仑。”然而，报告批评发生井喷的原因在于“该井负责人于事前未作准备（油管不敷应用，原土质油池制造不善，及水泵开关不良），致损失约四万加仑；喷入油池及洒于地上尚能取用者约六万加仑”。报告还指责油矿局“购运之井架，运时不从底座运起，而从尖头运起，以致非俟整个井架到齐后不能装设。倘至 [自] 底座运起，则随到随装，在工作效率上不致浪费”; “由美订购之发电机，不先自锅炉、磨电机运起，而先自零件运起，以致材料运来，仍搁置不能用，殊不经济”。报告人对于石油勘探十分专业，情报的来源显然不是普通工人。

1942年1月25日，金慎从兰州呈报“甘肃玉门油矿三年来出产原油数量及最近工作情形”，指出该矿1939—1941年三年的原油产量分别为126851吨、413285吨和2962348吨。而1941年的炼油情况为：“第一炼油厂每日可炼出汽油一千余加仑；第二炼油厂每日可炼出汽油二千余加仑。”金认为玉门油矿“自第八井喷油后，因设备不良及储油问题无法解决，加以太平洋大战爆发后由美所购机器无法内运，致陷停顿。且对汽车队管理无方，纪律太坏，致使由渝或外国启运之新机件运抵矿厂后，则变为半旧，甚至因缺一二零件无法装置”。

同年3月5日，金慎再从兰州呈报，称“玉门油矿第十井凿至四百余公尺时，突然大量喷油，状如瀑布。自元月十九日上午十一时起至下午四时止，计喷油五十余万加仑。四时停止后，时喷时停，至廿三日始将井口用土石填塞，意欲防止喷涌。而井口被堵塞后，则油气不能外射，致将地皮迸裂，自井口起成一公尺宽、二百余公尺之长裂口，井内之油即顺裂口而出，横流成河。据事后统计，可收用之油约三〇〇万加仑，其损失数目约六〇〇万加仑。现井口下陷约廿余公尺，井架斜歪，岌岌欲倒，故目前第八、第十两井均不能用，以致前功尽弃”。该报告还对甘肃矿局总经理孙越崎大加批评，称该矿第一炼厂与第二炼厂原拟于1942年1月开工，并计划当年“炼成汽油一百八十万加仑、柴油一百万加仑、煤油一百万加仑”，但因孙越崎“事忙，矿事无人督促，致扩充部分迄今尚未完工”。报告还指责矿局职工指导委员会自成立后“迄今半载，毫无成绩”，负责委员张剑白“又不常在矿”。该职工指导委员会1942年经费预算为84万余元，“经费如此之多，而实际之工作则甚少表现”。报告还揭发“该矿局于卅年春季在甘州向驻甘八二军之一百师师长韩起功订购大小木料七万余根，付国币十万元，限去年（卅年）十一月底全部运至盐池。因无人催促，迄今尚未起运”。令人感到不解的是，该报告有两个版本，分别由侍从室第一处主任贺耀组、军统局副局长戴笠与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具名，于3月10日同时呈报给蒋介石。

蒋介石为此多次致电翁文灏，要求对这些问题进行调查、报告。翁文灏均不得不下令调查，并报告蒋介石处理结果。